导言

    一

    现今发表的这篇“对话”在其较早的形式方面有过一段稀奇的经历。它最初印刷于1581年，当时的原作者据称是W.S.；但现在看来，不管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同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毫不相干。他删去了一些段落，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大部分来说，他满足于修改暴露内情的语句，没有花什么工夫把工作做得合乎现代的要求。可是，虽然关于W.S.的姓名和身份已经产生了许多争论，人们对他有权自称为作者这一点却似乎并无重大的疑义。一位有胆量的出版商在1751年大胆地把这篇“对话”说成是威（廉）·莎（士比亚）写的；虽然这种突兀的意见使它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接受，但人们认为可以相信这本小册子是描述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国状况的作品。事实上，人们已经大体上承认它是描写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的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主要的权威著作，尽管它同哈里森笔下的内容有明显差别。然而，肯特郡的文物收藏家威廉·兰巴德在他那份“对话”上所写的按语却有效地排除了W.S.提出的自称为作者的理由，证明这本书早在它出版的那个日期以前就写成了。“请注意这本书是在1581年由一位W.S.用《略论英国政策》这一书名印刷出版的；另一方面，它早就出诸于圣托马斯·史密斯（像有人所说的）或约翰·黑尔斯先生（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的笔下，其年份在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六世当政的时代。我早就拥有的这份原稿，据我判断是在1565年写成的。” [1] 这个资料从一种新的角度显示出了与“对话”有关的一切问题。这个新版本目的在于按照已知的最早形式提供这篇论文，并显示出W.S.在他于1581年付印前所作的修改和变动。我们不能再把作者是谁的问题看做单纯讨论W.S.的身份的问题，而是必须借助于论文的最早形式所提供的内在的证据来重新加以考察。如果我们认为“对话”的主旨在于记录一次实际的谈话，并审查它所提供的可能发生这次谈话的日期和地点的明确迹象，那么，可以用来推测的范围就很狭窄了；当我们确定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范围时，我们就能够考查证据，以辨明参加那次辩论的人物的真实姓名，特别是辨明那位叙述整个问题的爵士究竟是谁。因此，书面报道“对话”的日期问题应当被认为与发生谈话的日期问题截然不同。这种种要点经过仔细的探讨，就会接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对话”所涉及的事项和当时环境的性质，即使人们认为作者选定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段而已。

    二、 “对话”的日期

    在我们找到一条线索，了解到谈话的日期应如何确定以前，我们大可不必深入地仔细阅读“对话”的内容。第一句谈到英王陛下有关圈地问题的委任。关于这项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的重大委任，发生在早于1565年的1548年。在那一年的6月，任命了6位委员 [2] 去调查英国中部一些郡的情况，因为那里把公地圈为牧场以饲养绵羊的做法已进行到极大的规模。这项任命的提出，是为了减轻民众已在康沃尔郡暴动中形成的不满情绪。然而，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委员们在某些郡的行动似乎已经给反抗提供了借口 [3] ，在下一个夏季，人民“一部分为了圈地，一部分为了宗教，在英国多数的郡里爆发成为一场可怕的公开叛乱” [4] 。“对话”有几处提到社会骚动的情况，一位发言人说那些骚动是由于圈地，另一位认为它们起因于有关宗教问题的争端。如果说那次谈话确实发生过，那它一定发生在1548年发表任命圈地委员之后。

    提到这个问题的其他几处地方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定具体的日期。博士抱怨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国内制造的一切布匹“已按最后一次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每英镑征收12便士的税则”课税。这项异乎寻常的实验曾于爱德华六世在位的第三年试行过。1549年通过了一项“在三年期间减少谷物、绵羊和衣服等商品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的法案” [5] 。然而，在这项法案实施以后，政府又逐步加以取消。1549年11月16日，“德文郡的若干服装商提出了恢复救济成衣业法案”的议案 [6] 。同月18日，《下议院议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下议院议长先生应会同下院的国王枢密顾问和下院的十二名其他议员成为恳求人，通过陛下的枢密院以了解陛下的旨意，如果根据他们微末的恳求，他们可以在下午四时讨论最后一次救济成衣业和饲羊业的问题的话。” [7] 这项请求得到了允准 [8] ，11月11日一项新的“豁免最后救济法案中规定的饲羊业和成衣业部分负担的议案，以及另一项准予再实施一年的救济谷物种植业的议案”，在下院初次宣读。 [9] 它很快就通过了几个阶段，于1550年1月17日在上议院第三次宣读。 [10] 因此，1549年夏是对国王支付特别津贴的仅有的一个夏季，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就是博士在对话中提到的那个夏季。

    这篇论文还特别提到同一夏季的另一事件。在由商人之口发表的第一批谈话的一段中，他抱怨说，虽然引起开支浩繁的一些因素已被抑制，经济繁荣却并未增长。他所列举的开支增多的原因是“舞台表演、幕间穿插、五朔节游戏、通宵宴会、纵酒狂饮、狩猎赌博、摔跤比赛等等”。1549年8月6日发布了一项公告 [11] ，“禁止赌博”。“国王陛下……命令其一切臣民……从目前8月9日起至下一次万圣节到来时为止，不得有任何人公开地或秘密地用英语表演任何种类的幕间话剧、对话或其他以戏剧等形式演出的题材。” [12] 关于摔跤，在《赖奥思利编年史》的1549年部分记载着这样的事项：“摘要：郡长们的一所法院规定，由于诺福克郡和我国其他地方发生骚动，今年应当制止和停止摔跤比赛。” [13] 翌年，准许举行摔跤比赛 [14] ，1551年准许举行“摔跤和射击比赛” [15] 。

    此外，论文中关于铸币状况的述评同1549年的事态十分吻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博士说明，当硬币的价格上升时，商人们立即搜罗旧币，把它运出国外。1549年4月11日发布了一项公告，指出有些人已经如何把金币特别是旧币运到国外去，声明要禁止这种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16] 同一份公告还宣布，“海外有关方面的一些人企图秘密地大量伪造头像银币、先令、格罗特以及国王陛下铸造的其他银币，把它们运进我国”，因此责成海关对那些伪币勤加搜查。 [17] 从国外运入的伪币在论文中也被提到了。“我国的旧币安琪儿以前不过值20格罗特，现在却值30格罗特了，其他的一切旧币不是也按这样的比例涨价了吗？可是我想，纵然银币的价格涨得很多，从原来的20格罗特涨到30格罗特，银币还是不可多得”（本书第89页）。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之初，安琪儿值8先令，在上文引证的公告（1549年4月11日）中，它涨到9先令8便士 [18] ；1551年，每个安琪儿值10先令。这最后一项乍看起来似乎就是作者所提到的“值30格罗特的安琪儿”，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价值为10先令的安琪儿发行以前，人们对格罗特估定的价值已有两次下降，合9先令8便士的安琪儿在通常交易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当作至少值30个劣质格罗特的货币使用。 [19] 1551年7月，格罗特从4便士降到3便士，同年8月又从3便士降到2便士，在第二年的10月格罗特被回收，在那个月份铸造的新币（10先令的安琪儿占其中一部分）中，没有发行格罗特，至少没有发行4便士、3便士或2便士的格罗特，而当时格罗特这个名称指的是12便士一枚的货币。 [20] 按“30格罗特”计值的安琪儿很可能是在1549年出现的。

    这里指出的各点十分清楚和确切地证明，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在描述他在1549年秋季所了解的英国的状况。

    三、 “对话”的地点

    “对话”开头谈到1548年圈地委员会的那一段不仅指出谈话的日期，而且指出谈话的地点：它发生在委员们所到地区范围之内的一个城市。这些圈地委员的巡视活动都有记载，所到地区包括牛津郡、伯克郡、沃里克郡、莱斯特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敦郡，而这些郡的仅有的几个城市是牛津、考文垂和彼得博罗。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似乎就是举行“对话”的场所；其中两个可以立即排除在外，不值得考虑。在都铎王朝时代，牛津和彼得博罗都不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对话”所在的城市却与它们不同；彼得博罗也没有衰落，因为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企图复兴凋敝城市的法令中并未提到彼得博罗；商人和制帽商关于所居城市昔富今贫的怨言似乎并非针对那两个城市而发（本书第33、 34页）。就考文垂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那里已经建立起了若干生产毛织品的工业，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前该城是个繁荣和兴旺的城市。该城的修道院以及其他宗教机构的遭受破坏使其面目全非。达格代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久以后变得一蹶不振，因为在不幸的经济崩溃以前常常大批聚集到那里去的人不见了，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不得不放弃那个城市。那时颇有名望的约翰·黑尔斯（他对历史的回忆现仍脍炙人口）曾向当时担任护国公的萨默塞特公爵指出，那时的居民不超过3000，而根据他的回忆，原来的居民却有15000人之多。” [21]

    所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将同我们对考文垂了解的情况相符合。商人谈起的那所慈善收养院很可能就是设在考文垂的福特慈善收养院，该院由于它那雕刻精美的木结构山墙而足以证明从前一位市长威廉·福特的乐善好施的可贵精神。他是经营主要商品的商人，设立那所慈善收养院的目的在于救济5个男人和1个妇女，他每星期给他们发一次生活费用。 [22] 该院建筑在方济各会修道士教堂的附近，所以按那时考文垂的边界来说是在“城市的尽头”。

    有些地方谈到考文垂的贸易，他们纵然不是想要使人了解当地的特殊情况，也至少表明他们是非常关心该城的福利的；它的衰微据说与丧失一项主要的行业、即蓝纱线制造业有关（本书第136页）。此外，仅仅选择一个制帽商来为手艺人说明问题这一点是同我们对考文垂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合拍的，而那样的说明如果应用于英国的其他各地，就不会合适；制帽业在都铎王朝时代似乎就已经散布很广，但在英国的许多地方，还没有顺理成章地把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确定为具有代表性的工匠；莎士比亚时代的工匠是没有一个从事这种行业的。然而在考文垂，一个制帽商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富裕的工匠，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制帽业是个规模很大的重要行业；在1525和1533年，一位制帽商曾当选为市长，到了1549年，这个职位由威廉·桑德斯充任，他也是个制帽商。1525年，当制帽商尼古拉斯·海恩斯担任市长时，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圈地的活动（《旺利收藏品》，不列颠博物馆，哈利手稿，6388）。制帽商在“对话”中对庄稼人的重大疾苦表示的同情（本书第63页）在实际生活中有发人深省的类似之处。

    四、 “对话”中的人物

    Ⅰ. “对话”的意图是要由参加谈话的爵士把内容报道出来。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这篇论文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手稿中到处可见，而“我说”这一短语在爵士的发言中是经常出现的。爵士这个人物在开头的句子中也有所表明，因为他谈到他自己曾亲自参加有关圈地问题的委员会，并安排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本书第29页）。按照委任条款 [23] ，治安官也应出席，但那句子似乎是说爵士曾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这无论如何是同人们认为这个人物就是约翰·黑尔斯这一推测相符合的，因为他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惯常在活动开始时给人安排任务。他于1548年8月以及再次于1549年8月在考文垂忙于处理这项工作；在那中间的开会时期，他曾积极参与争取议会通过他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的三项议案的活动；斯特赖普对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经过已经加以论述。 [24]

    表明爵士这位人物的第二个迹象出现在本书第78页，他在那里谈到，当一项抵制外国便帽输入的保护性议案被提出时他在议会的一段经历。这一问题几个朝代都曾有议员在议会提出；外国制造的便帽在1512年被禁止输入；1529年撤销了禁令，并对外国制造的便帽规定了价格；这种安排似乎在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变动，并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又重新得到肯定。然而，在1548——1549年的会议期间，“关于礼帽和便帽的法案”被提了出来；它在1月5日和24日由下议院进行讨论，但以后似乎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亨利八世曾同法国达成协议，新近又签订了一项条约来巩固两国的关系，因此，维持同法国的协议无疑是很重要的；实施含有敌意的关税势必会给两国的关系蒙上阴影；它还可能产生同其他国家的矛盾。

    爵士表示关切的另一点来自同一届会期议会的讨论（本书第130页）。在以三年为期放弃城市和城镇的世袭地的法令中，采用了一项特殊的条款，规定世袭地的地租仍应征收，其款项专门用于修葺城墙和桥梁，并使衰落的城市和城镇中的贫民有工可做。这个法令似乎是由黑尔斯负责处理的。 [25]

    黑尔斯同考文垂的关系是密切的和重要的。他曾得到亨利八世赐给的圣约翰医院，连同修道院解散后拨给的大批房地产 [26] ，并且他忙于奔走，把考文垂的衰颓情况向护国公详加陈述 [27] ，希望另外获得一些特权 [28] 。总起来说，他似乎很可能就是“对话”中爵士的原型人物。

    有三种反对意见不妨在这里提一下。约翰·黑尔斯看来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而爵士讲起话来却仿佛他是对军事有经验似的（本书第37、94页）。黑尔斯跛足 [29] ，以具有畸形脚的黑尔斯著称。此外，黑尔斯并非爵士；他担任过与财政部有关的宝贵职位，因为他是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秘书，但他看来从未得到任何高于乡绅的地位。还有，爵士谈到他的儿子（本书第34页）；但黑尔斯没有结过婚，他的产业传给了他的侄子。

    Ⅱ. 没有具体地提到一些线索，能够使我们认出“对话”中博士的原型；但是有许多笼统的考虑使我们至少能够认定这个人物是从曾经担任伍斯特主教的休·拉蒂默那里汲取的。在其著名的布道中，拉蒂默谈到了博士所论述的许多题目————圈地、降低成色的铸币、高级教士的玩忽职守和各大学的衰败————他关于这些论题表示出来的观点非常类似出诸博士之口的见解。除了博士发表的言论以外，如果我们再注意他闭口不谈的问题，那种可能性或许就更加明显了。拉蒂默是个改革者，但他相比之下不大关心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的教义问题 [30] ，关于这些论题博士谈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及。而且，谈话中间没有谴责修道院，也没有对这些机构脱离教会管辖这一点表示热情；同时我们也许记得，在“新学派” [31] 的主教中只有拉蒂默竭力主张在每个主教管区保存两所修道院作为研究新学问的中心。博士担心研究学问的气氛遭受挫折（本书第37、45页），这似乎是同拉蒂默对此问题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剑桥大学期间，拉蒂默曾经热心主张用英语翻译和传播《圣经》，本书作者对此也许是赞成的（本书第37、143页）。然而，博士关于在尚未成熟的条件下竭力主张运用个人评判的权利这种观点（本书第144页），使人想起拉蒂默出席评判委员会以判定肯特郡的琼氏有罪的情景。拉蒂默要求实行的其他改革主要是关于包括勒索捐献在内的教会积弊。作为一名教区牧师，以后又作为一名主教，他曾坚决认为一位常驻的牧师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改革教会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改革教义。由于他对所需要的主要改革的性质抱有这种看法，他发现追随他的人为数较少；但这种看法显然是博士所坚持的（本书第137页）。

    无论如何，拉蒂默在考文垂那一带也颇负盛名。沃里克郡的一部分曾包括在他的主教管辖区之内，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他在巴克斯特利居住的时间很长 [33] ，贝肯以极大的兴趣回顾了亨利八世在位的后期同他在该郡晤见的情形 [34]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根据“对话”来推测，博士占有牧师的地位（本书第136页），并且也许是一位主教（本书第139、140页），但他在谈话中并未表现出他实际占据高位和负有重大责任的迹象。他发表的议论肯定同拉蒂默在谈起自己时只讲过去的情况这一习惯的态度相一致 [35] 。

    这些巧合至少是奇怪的；我们不应当希望在“对话”的语言中找到与教堂布道坛上使用的语言相同。拉蒂默的布道态度是十分激烈的，他的席间闲谈无疑地在格调上大异其趣。博士唯恐自己的话讲得太随便（本书第58、118页），这同拉蒂默在激烈的发言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时有所保留的态度不谋而合 [36] 。然而，在1550年拉蒂默关于大斋期的布道和“对话”之间，有两点巧合得相当奇怪。有关滕特登尖塔和桑威奇港的故事终于在布道中讲了出来，而博士在“对话”中则对此作了不正确的比喻（本书第107页）。在同一次讲道中，威廉·沙林顿爵士被举出来当作要求恢复原状的事例；对于他的行为的这种非常宽宏大量的看法，不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议会的心意。在“对话”中，一位名叫奈特的造币厂官员被列为具有同样美德的例子。使得这种无独有偶地间接引证事例的做法显得更加奇特的是，讲道是在1550年才开始的，而“对话”则似乎可以说是在1549年秋季举行的。如果它们并非单纯是巧合，它们很可能是作者依稀地回想起拉蒂默在谈话中所用的例证的结果，后来拉蒂默又在讲道时采用那些例证的。

    在一处地方，博士的见解并不确切地同拉蒂默在关于同一论题的讲道中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在讲道中，他只是谴责了贪婪和贪欲；在“对话”中，博士所采取的方针为承认追求私利是一种可以由贤明的政治家指挥的巨大力量。这种关于个人私利的注重实际的原则，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显然盛行一时，但它在作者撰写“对话”的时候却并不常见。它在黑尔斯的《指控》、拉蒂默的《传道讲稿》或斯塔基的《对话》中没有地位。斯塔基曾谈到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有可能并行不悖的理论 [37] ；他说波尔 [38] 认为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互不发生矛盾的状况是可以达到的，其办法是教导人们了解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归根结蒂包含在国家的利益之中，如果他们促进国家的利益，他们最后也就会在实际上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博士提出的控制和指导个人私利的意见却比较切实可行。拉蒂默很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但认为没有必要在布道坛上强调这个问题。

    Ⅲ. 我们似乎没有希望能够辨认出“对话”中三个比较次要的人物即庄稼人、制帽商以及商人或布商中的任何一个。仅在一处有个线索足以表明，任何具体的个人都是经过考虑的。本书第34页上布商谈到了他的岳父，这位岳父不久以前已经恢复了该城旧有的税则，希望这个当时有些凋敝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救。在考文垂的文件堆中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查找，也许最后可以弄清这位关心平民疾苦的人的身份，并使我们能够发现此人的女婿是谁。我们已经作过努力，企图解释恢复该城旧有税则的经过；如果这一点得到确定，那么威廉·威奇斯顿似乎就是那位经营布匹的商人，他那时也许还活着，但在1549年他一定是很老了。关于制帽商和庄稼人（他又是牧场主，见本书第69页），根本无法推测他们是谁，除非把他们当作手艺人或庄稼人的典型而外，似乎不可能又作别论。此外，制帽商威廉·桑德斯在1549年担任考文垂的市长，作为牧场主或屠夫的R.尼克林于1550年继任此职，可以说是一件奇怪的巧合。当时一些不同职业的著名公民可能很容易跟拉蒂默和黑尔斯欢聚一堂。

    五、 原作者

    关于作者身份的仅有的一些迹象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因为他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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