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他在那里提到关于他自己的三件事实。他不是国王的枢密院成员；他是一名议员，有一段时间辞掉了其他职务。也许可以更概括地说，无论在政治问题还是在宗教问题上，他一定对于博士这位公认的代言人的观点表示同情；他是个学者，博览群籍的造诣使他能够按照他那种方式提出论据，其中多处涉及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

    根据兴趣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似乎最有可能大约在这个时期写出这样一篇论文的人是约翰·黑尔斯，我们在前面谈到他的时候认为他也许就是“对话”中的爵士的原型。他的生平事迹似乎表明，他的情况可以符合序言中列举的一切条件。他是一名议员，在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届议会中代表兰开斯特郡的普雷斯顿港出席会议 [39] ；他并不是1553年议会的议员，在他于1562年代表兰开斯特议员选区出席议会以前也没有进入其他任何一届的议会 [40] ；另一方面，他看来没有在国王的枢密院任职 [41] 。他的“答辩”指出 [42] ，1549年夏季他在英国，但另一项有关他的线索表明，他曾一度离开英国，可能是由于圈地问题委员会引起的风潮。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黑尔斯也不了解他的行踪，因为前者在1550年5月24日写信给格尔特的时候还请他万一前往苏黎世时务必代为向他的哥哥问候 [43] ；1552年，约翰·黑尔斯肯定是在施特拉斯堡 [44] ；在女王玛丽统治的时期，他住在国外；我们在法兰克福的英国流亡者中间听到有关他的情况 [45] 。我们可以说，他在大陆的时期是会摆脱其他事务，抓紧时间根据他在1549年的亲身经历，撰写这篇关于英国状况的论文的；这也有助于说明所提到的较晚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对布匹大量增税的措施。

    也许有过一次实际的谈话至少给“对话”提供一点启发，正如托马斯·莫尔在考文垂发表的谈话一样，而登场人物也许是从一些知名人士的原型得到启发的。凡是表明爵士可能从黑尔斯脱化而来的迹象也足以显示出，黑尔斯所具有的专门知识使他适合于成为“对话”的作者；有一两句话使人想起他的“指控”；但想要全部用文学笔调加以表达的企图，可能已经产生那种在描写和比喻上特别明显的偶然意义含混的弊病。当时爱好文学的兴趣在把人物冠以虚假名字的其他对话中也有表现 [46] ，这种兴趣很可能使一个作家过分倾向于忽视明确的关联，使人物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例如他写道，“我曾经在一届议会中……”（本书第78页），而那时他却是在谈到上一届会期的事情。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偶然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文学笔调的联想，它作为谈话的内容显得文采飞扬，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的笔下缺乏事实根据。

    就总的情况而论，黑尔斯当然可以说是他的同情和关切的情感贯串了“对话”中所谈论的一切问题，他那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把问题写下来，另外他还有机会清楚地了解当时考文垂及其附近地区的状况。也许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如果说他是作者，那么为什么像威廉·兰巴德这样的同时代人不了解所谈到的事实呢？可是，黑尔斯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虽然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得到器重，但由于他发表了有关王位继承问题的意见，不久就失宠了。他可能不愿承认或发表一篇反映亨利八世和爱德华手下枢密顾问的智慧的对话（本书第110页），他关于教会问题的观点似乎比博士发表的见解先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对话”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印刷出版，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有这种分量很重的内在证据足以证明约翰·黑尔斯是“对话”的作者，但根据威廉·兰巴德的另一种意见，也有几分可能认为“对话”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作品。按写作日期推算，他那时是大臣和枢密顾问，但他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并不是议会议员。他受聘担任大臣，于1548年出任驻布鲁塞尔大使。他似乎曾经潜心研究教会问题，但他好像同圈地问题委员会无关，当圈地运动引起人们密切注意时，他不在英国；此外，没有听说他同考文垂城有任何关系，他在1549年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自己的业务。他很关心有关铸币的问题，但他的观点似乎同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斯特赖普这样描述道：“当头像银币（在亨利八世时期曾大量铸造）和其他劣质硬币最近经过磋商要加以纠正时，史密斯也在这方面受人利用，写了一封信给护国公，谈到造币厂在铸造这类货币时所产生的利益，从而使人比较清楚地了解这本即将出版的著作。” [47] 但是，这样概括地说明的观点看来显然是在“对话”中受到谴责的（本书第49、96页）。斯特赖普遗憾地说，当他写书的时候，这篇文章连同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其他文件都遗失了。现在看来，这篇遗失的文章在内容上可能同题为《使英国本土臻于繁荣富裕之境的政策》的手稿相一致。这篇文章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它写于1549年，其中不乏堪与“对话”媲美的饶有趣味的论点。那部手稿现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保存。

    六、 手稿和版本

    Ⅰ. 威廉·兰巴德先生收藏的手稿，如今仍由其后裔保存，内容颇饶兴趣。它是小四开本，所用的墨水异常精美，用精制羔羊皮纸装订成册。它写于1565年，因此是在约翰·黑尔斯先生生前的时候。

    尼科尔斯在《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中提到这本手稿。装订是原始的；因为纸边比较粗糙，每行末一个字母纤细的向上一勾往往写到下一页边上，这些都足以证明，纸张似乎不可能在写上字以后重新经过装订。手稿是用十七世纪的书写体署名的：“手稿……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W.史密斯著……1565年。”有关这项说明的重要意义，将于下文加以讨论。

    这个文本没有标题，没有目录，但正文是完整的，除了在若干地方有些片语或句子由于抄写人的疏忽而漏掉了；还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足证抄写人的学识很差，工作做得马虎。有少数地方，在兰巴德的手里作了改正；有几行正文由他誊抄，他还在页边和册子的衬页上写了一些注释；但似乎没有想要系统地仔细检查文书的工作。

    Ⅱ. 另一手稿在各方面有很大差别。似乎无法追溯它早期的来历；它属于泽西伯爵，并被说成是《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份报告》。它如今收藏在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从装订上看，它甚至是在1565年以前写成的；其笔迹完全同我们对其早期时间的推算相符。它包含目录和自始至终的边注；虽然它在第三次对话的末尾省略了几句，这份手稿的正文与兰巴德抄本的正文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另一方面，博德利图书馆的抄本却令人惊奇地避免了任何种类的誊抄错误；在新的一行开始的地方，有一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但句子的段落和标点是通篇被仔细地注意到的。这个册子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每一处的边注看来是由文书在抄的时候顺手写上的，虽然边注的语调与正文的语调截然不同。在手稿的较前一部分，出现第二个人的若干改正。这个手稿每页留有用线画出的廓边，很少有收缩字体的痕迹。

    虽然正文没有重大差别，但有许多较小的不同。发言人的名字出现在页边，也出现在正文中；爵士的发言开头有“我说”这样的短语，或者在几句话之后或在每一发言的开头有“于是博士说道”的字样。只有一两处地方这种由谁发言的交代文字并不在正文出现。此外，博德利图书馆手稿的文笔在几处小的地方优于兰巴德手稿的文笔；前者所用的英语要流畅得多，文中一再应用定冠词，使谈话更为精确。

    这种种事实似乎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博德利图书馆手稿文本同兰巴德手稿文本相比，是一种经过修改的、改进的文本。我们当然可以把目录表和边注看作说明各个发言人的文字，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增加的部分；就前者而言，它们有时用得相当拙劣。现在看来，抄写人很可能并不单纯是文书，而是个考虑周到、学识渊博的人，他抄写时肯动脑筋，毫无顾忌地边抄边对原文作一些小小的改进。

    Ⅲ. 版本。有以下这些：

    1581年 T.马什印刷。

    1751年 查尔斯·马什重印。

    1808年 收入《哈利杂录》，第九卷。

    1813年 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

    1876年 新莎士比亚学会丛书，第六辑，第三号。

    就版本而论，第二版和以后几版都是根据W.S.发行的1581年版本重印的。他的《献辞》含蓄地声称他曾写了那篇“对话”，但是在他指出正文中一些改动之处的特征以前，最好不要急于讨论他的资格如何。然而，要评价其工作的特征，多少是有些困难的，虽则两份手稿的一致性使人容易发现他蓄意改动的地方。主要的改动是代之以一长段关于物价上涨的语句，这种物价上涨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恢复重铸硬币之后就继续出现了。这个难题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探讨的；它把物价的继续上涨归因于贵金属从新世界的流入。人们通常认为法国的博丹是最早把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归诸于改铸硬币的作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于1574年 [48] ；如果说W.S.并非不受别人的影响，那他至少是听从了博丹的意见，并用英语加以传播的。

    其他一些修改绝不是属于同样的性质；由于把明确的引喻变为意思模糊的措辞，这种修改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马虎。关于圈地问题委员会的开头那一句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另一处谈到铸造劣币的一段保留下来了，但那是作为一种假设而不是作为事实来论述的。W.S.致力于改动显然是不适当的语句。对往事总是谈得很含糊————谈到二三十年以前的事；W.S.并不试图介绍晚近的事件；当他认真下笔的时候，他并不简明而恰当地描述他那个时代的性质；并且他容许自己反映人们对一些问题的不满意见，而那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改进。关于各大学的问题，肯定也是如此，因为从爱德华六世的时代起，各大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复兴；关于圈地运动，也许只有部分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在1592年似乎不再是个严重的弊害了。关于W.S.，不妨说他是个能力很强的作者，但是，虽然他已决定要把那本书当作他自己的作品，却没有花很多精力担负起改写的工作。

    W.S.的身份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十八世纪的印刷商猜想那是威廉·莎士比亚，这一点是不值得讨论的；“对话”不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在1581年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安东尼·伍德认为那是威廉·斯塔福德，这种说法附和的人很多，但也并不令人满意。弗尼瓦尔博士在其撰写的1876年版的导言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上述的说法是没有价值的。

    很有可能的自然是约翰·黑尔斯本人在他逝世以前修改了手稿。我们已经知道，他曾蒙受了耻辱，“献辞”的措辞不会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恢复铸币的短暂时间内，黑尔斯似乎也不可能注意到那种措施的效果或意外的失效，并解释得那么清楚。另一方面，一位作者似乎也不可能像W.S.那样漫不经心地修改他自己的著作；也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黑尔斯要采用W.S.这两个姓名的开头字母。

    从“献辞”的措辞来看，W.S.似乎在政治上是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有可能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找到他的名字。只有找到1581年以前的几年中被提到的W.S.，才可能辨认出他究竟是谁，而唯一的这个人就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侄子威廉·史密斯。他在爱尔兰丢过脸，因为他曾在阿德斯岛经管过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新拓居地，难以顺利地确立他的所有权。1580年底他被伯父从爱尔兰北部召回，力图为他的伯父获得那里的产权但没有成功。除了墓志铭上的记载而外，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据墓志铭声称，他在1589年与布里奇特结婚，丈人为托马斯·弗利特伍德，世居白金汉郡，一度担任造币厂厂长。他可能就是这个威廉·史密斯，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把这位颇受尊敬的郡中乡绅和文学骗子等同起来。兰巴德那份手稿背后的签署虽写明W.史密斯是作者，但那也可能是一位图书管理员的手笔，他不过是错误地概述了兰巴德在衬页上写下的注释所提供的资料罢了。

    出版目前这个版本的宗旨，是要把已知的最早形式的“对话”提供给读者。文本的来源已如前述，兹不多赘。它包含兰巴德手稿的正文，但由于其中有许多疏漏和错误，必须根据其他抄本详加校订。还需要添加标点，因为无论哪一种抄本都没有遵守应有的标点方法。

    * * *

    [1] 这个注释复制在插页图四上面。尼科尔斯在其关于兰巴德原稿的目录中（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肯特郡〕，第512页）提到它，但他把注释读作“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约翰·耶茨”。只要比较仔细地审查一下字迹，就可着出这是一个错误；H的写法很特别，甚至兰巴德自己也不常用；但他偶尔采用这个形式，例如他在1585年7月29日一封信的最后一行所写的Hallyng一字中的H那样（不列颠博物馆科顿·朱利叶斯普通本第25页），在注明日期为1584年12月2日的一封信中也有这同一个字（不列颠博物馆兰斯多恩43，第44页，第21号）。

    [2]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47页。

    [3] 同上书，第二卷，第149、268页。

    [4] 斯特赖普：《约翰·切克爵士》，第40页。

    [5] 第二和第三版，第六卷，第36章，第8、9节。《下议院议事录》，1548——1549年2月14日。

    [6]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11页。

    [7] 同上书，第一卷，第11页。

    [8] 同上书，第一卷，第12页，1549年11月20日。

    [9] 同上书，第一卷，第13页。

    [10] 《上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381页。

    [11]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270页。

    [12] 《公告汇编》，页码66。〔不列颠博物馆C.12.b.17〕

    [13] 《赖奥思利编年史》（卡姆登学会），第二卷，第21页。

    [14] 同上书，第 42页。禁止幕间穿插演出的禁令要求普遍执行；但有关摔跤比赛的条文仅涉及伦敦，它似乎表明，禁令仅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看来有必要获得当地的资料以证实这个结论。

    [15] 同上书，第54页。

    [16] 《公告汇编》，页码30b。

    [17] 同上，页码32b。

    [18] 《公告汇编》，页码31。

    [19] 请参照《减少国币发行量等等的政策》。“如果他想把金币贮存下来，那么，他本来一部分按6先令8便士计值了三十年的安琪儿即将值10先令或接近这个数额。”第8页。

    [20] 请参照1551年10月爱德华日记中的记载。“委任铸造5先令、半个5先令、格罗特、6便士、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事项随即作出决定，并签署文件。”《遗稿》，第346页。

    [21] 《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46页。如果所说的1479年瘟疫夺去了该城3000人的生命或者该城及其管辖地区4550人的生命，这一报道并非虚构，上述关于人口的估计似乎不算是言过其实。

    [22]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84页。

    [23] 斯特赖普：《宗教编年史》，第二卷，第350页。

    [24] 同上书，第二卷，第210页。

    [25]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1549年3月1日。

    [26]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80页。请参照本书第51页。

    [27] 同上书，第一卷，第146页。有关这个问题的法令，已于1549年1月12日在下议院提出。《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6页。

    [28] 一件新的特许状最后同意给予额外的特权，见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46页。

    [29] 同上书，第一卷，第186页。

    [30] 请参照他的传记作者吉尔平和德莫斯对他的性格和观点的概述。

    [31] 指十五、十六世纪对于在英国传播的宗教改革学说和原文《圣经》进行研究的一派。————译者

    [32] 吉尔平：《拉蒂默传》，第46、59页。

    [33] 达格代尔：《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054页。

    [34] 贝肯：《著作集》，第二卷，第426页。

    [35] 拉蒂默：《讲道稿》，第154页。

    [36] 参照拉蒂默的《讲道稿》，“我对你们讲的话很不客气，但我用的是拉丁语而不是英语，是对教士而不是对教外人士讲的，”第46页；“我曾在你们这个边远地区讲道，就像我在公爵大人面前讲道一样，是个实足的傻瓜，”第135页。

    [37]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国》（E.E.T.协会），第33页。

    [38] 雷金纳德·波尔（1500——1558），英国红衣主教，罗马天主教最后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

    [39]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6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375页。

    [40]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8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404页。

    [41] 但请参阅本书 。

    [42] 《枢密院法令》有几处地方提到付款给他的事情，他显然是在1547和1548年以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秘书的身份领取那些款项的：最后一次是在1549年2月25日。在以后几卷没有出现黑尔斯的名字，但我们掌握两封信件，一封是写给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主计员波尔的（1551年12月26日），一封是写给收纳处的（1552年12月29日）。

    [43] 《原文信件》（帕克学会），第99、100号，第188、189页。

    [44] 克兰默：《著作集》（帕克学会），第435页。《苏黎世信札》（帕克学会）中可以看到他的签名，由此推断也许能在苏黎世找到有关他在“对话”中讨论的问题的文件。承蒙萨斯普沃思教授仔细查找，但毫无结果。

    [45]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三卷，第404页。

    [46] 如在莫尔的《乌托邦》、威尔逊的《高利贷》或贝肯的《珠宝》中。

    [47] 斯特赖普：《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传》，第36页。

    [48] 博丹也许是《论物价极端高昂的原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