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管子·五行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士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

    诸书所言，虽未尽可据，大抵羲、黄官简，而少皞、颛顼以来乃渐多。政治之进化，盖缘土地渐辟，人事渐繁而然也。

    古之帝皇，虽有统一各部而为共主之势，然其居处无定，等于行国，非若后世中央政府，有确定之都城也。

    《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

    《帝王世纪》：“庖羲氏称大昊，都陈。”“神农都于陈，又徙于鲁。”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礼·五帝德篇》：“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以黄帝、颛顼之迁徙往来，即可证伏羲、神农之徙都，亦由于本无确定之都邑，第视兵力所至，形势利便，即屯其众于是。比其老死，即葬身于所死之地，亦不必反其故居[1]。而其子孙分居各地，亦无定处。沿及夏、商，其风犹然[2]。盖由古代地旷人稀，而宫室服御，亦甚简陋，虽至农稼社会，犹存游猎社会之风。治史者正不可徒执一二古迹，谓某帝某皇曾都于是，因以求其文化之发展途辙，或强分为南北东西之部族也。

    由部落酋长而发生帝皇官吏之政治，其势实由下而上。故古代虽有君主政体，其君民之别，初不甚严。君者，群也。

    《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君者，善群者。”

    《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白虎通》：“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

    必得其群之欢心，然后为众所推戴。神农、黄帝皆有明堂，盖合部民议事之所，后世承之，因有衢室街庭等制。

    《淮南子·主术训》：“神农之治天下也，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

    《管子·桓公问篇》：“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故谓君主政治即为专制政治者，实误解古代之事迹也。近人以《书》有“黎民百姓”之语，遂谓古代区分民与百姓为二阶级。百姓者，王公之子孙；民者，冥也。言未见人道，故“民”字专为九黎、有苗而设[3]。

    按《史记》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世本·诸侯篇》云：“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是古之无姓者夥矣。以百姓为贵族，民为黎苗之称，则黄帝之子之无姓者皆黎苗乎？孔子称黄帝、高辛时事，数数言“民”。使上古视民为贱族，则《大戴记》及《史记》所书之“民”字，均应改为百姓矣。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抚万民，度四方[4]。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5]“颛顼治气以教民。”[6]“帝喾知民之隐[7]，抚致万民而利诲之。”[8]

    * * *

    [1]　如神农死葬长沙，黄帝死葬桥山之类，后来尧、舜、禹亦然。

    [2]　史称成汤至契八迁，周之后稷，公刘亦常迁徙。

    [3]　夏曾佑《中国历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皆言之。

    [4]　《史记·五帝本纪》同此文。

    [5]　《史记》无此文。

    [6]　《史记》作“治气以教化”。

    [7]　《史记》作“知民之意”。

    [8]　《史记》作“抚教万民而利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