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地而治。帝王直辖之地不过方千里，其势殆等于今日一省之督军、省长。然以其为天下共主，故其政教必足以为各国之模范，而后可以统治诸侯。吾辈治古代历史者，当知其时帝王政教，具有二义：（一）施之于其直辖之地，兼以为各国之模范者；（二）统治各国之法。以此二义，故凡事皆取自近及远之术。

    《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皋陶谟》：“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

    其所设施，大都指畿甸而言，不能胥诸侯万国，一一如其措注。后世儒者，盛称其时之政教，则误认为道一风同。今人就各方面研究，见其多有出入，又痛诋古书为不可信，要皆未喻此义也。

    唐、虞之时，以天然地理画分九州：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中间尝分为十二州。说者谓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以青州越海，分置营州；又分燕以北为幽州。至禹即位，复为九州。然其文无征，不能定其界域。惟知其时确尝分为十二区域耳。

    《尧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

    又即九州分为五服。

    《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史记·夏本纪》谓：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以地形证之，四方相距，未必能平均如其里数。惟可知其治地约分此五种界限，甸服直接于天子，侯、绥服为诸侯治地，要、荒服皆蛮夷，其文化相悬甚远耳。

    当时诸侯号为万邦，亦非确数。其阶级盖分五等。

    《尧典》：“辑五瑞。”马融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

    其长曰牧，曰岳，曰伯。

    《尧典》：“觐四岳群牧。”“咨十有二牧。”

    《左传》宣公三年：“贡金九牧。”

    《尚书大传·虞夏传》：“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八伯咸进稽首。”

    其国中制度不可考。以书观之，岳、牧之在中央政府颇有大权。如尧、舜举人命官，皆咨询岳、牧。而中央政府亦可黜陟之。

    《尚书大传·唐传》：“《书》曰：三岁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其训曰：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其赏有功也，诸侯赐弓矢者，得专征；赐钺者，得专杀；赐圭瓒者，得为鬯以祭。不得专征者，以兵属于得专征之国；不得专杀者，以狱属于得专杀之国；不得专赐圭瓒者，资鬯于天子之国，然后祭。”《虞夏传》：“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天子命与诸侯辅助为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大国举三人，次国举二人，小国举一人。一适谓之攸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车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命诸侯得专征者，邻国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虽勿请于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归其地于天子。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者，天子绌之。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敖，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天子绌之，一绌，少绌以爵；再绌，少绌以地；三绌，而爵地毕。”（按《大传》之言，未必即为唐、虞之定制，然足证当时诸侯可以黜陟。）

    中央政府与各州诸侯之关系，以巡狩述职为最重之事。

    《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尚书大传·唐传》：“五年，亲自巡狩。巡，犹循也；狩，犹守也。循行守视之辞，亦不可国至人见为烦扰。故至四岳，知四方之政而已。”《虞传》：“九共以诸侯来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恶，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

    观《尚书》之文，当时帝者巡狩之要义有三：（一）致祭。如岁二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二）壹法。如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三）修礼。如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是。三者之中，以第二义为最切于民生日用，并可以推见当时诸侯之国，往往各用其相传之正朔，各用其律度量衡，不必与中央政府之定制相同。故虞帝定制，越五年一往考察，务使之齐同均一。此即统一中国之大纲也。《尚书大传》述古巡狩之事项较《虞书》为详，疑其以后世之法傅之，未必即为唐、虞之制。然其意亦可参考也。

    《尚书大传·唐传》：“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衣服制度为畔，畔者君讨。有功者赏之。《尚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古无印绶符节之制，其执以为信者，曰瑞，曰圭。有颁敛留复之法，犹后世之摘印、接印也。

    《尧典》：“辑五瑞。”“班瑞于群后。”马融曰：“尧将禅舜，使群牧敛之，使舜亲往班之。”

    《尚书大传·唐传》：“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复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瑞也者，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所谓诸侯之朝于天子也，义则见属，不义则不见属。”

    禹会涂山，诸侯执玉，即沿唐、虞之制。

    《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

    非徒以之行礼，且以之行赏罚焉。中央有黜陟之权，而后藩镇有戒慎之意。若徒事宽大，任诸侯之跋扈，而莫可如何，岂所以为政哉！

    唐、虞之时，中央政府之财政与各国之财政，亦截然划分。冀州甸服，有赋无贡，而人民之粟米直接输纳于帝廷之官府。此外八州四服，则民赋各输于其国，而国君各市其地之物以为贡。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孙星衍曰：“《诗·甫田》疏引郑志云：凡所贡篚之物，皆以税物市之，随时物价，以当邦赋。《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疏云：诸侯国内，得民税，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所贡者，市取当国所出美物，则《禹贡》所云‘厥篚厥贡’之类是也。据此，知余州虽有厥贡之文，不入谷，准其赋之额，买土物以贡。冀州不言厥贡，以帝都所需，令有司市买，不烦诸侯贡篚，故入谷不贡也。”

    其时矿产发达，货币之用渐兴。

    《禹贡》：“扬州贡金三品。”“荆州贡金三品。”“梁州贡璆、铁、银、镂。”

    《山海经》：“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五十，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为三品。”

    以禹以九牧贡金铸鼎之事推之，疑当时各国所用货币，其鼓铸及发行之权，皆属于中央，故曰“六府孔修，厎慎财赋”也。

    吾观于唐、虞帝者之抚侯国，可谓疏节阔目矣。然黜陟大权，操之自上，不使有外重内轻之虞。分画财赋，各有权限，俨然有国家地方之别。是古代固以法治，非徒以人治也。法立令行，内外井井，而中央政府之政务，自亦简易而无须多人。伪古文《周官》篇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虽未必可信，然《尧典》《皋陶谟》称其时之官吏，不过曰百工、百揆、百僚，是官吏之大数不过百也。更稽其职掌，则有：

    历官，羲和及四子司历象。司空，禹作司空，宅百揆。稷官，弃居稷官，播百谷。司徒，契为司徒，敷五谷。理官，皋陶作士，司五刑。（《说苑·修文篇》：“皋陶为大理。”）工官，垂为共工。虞，益作虞，司上下草木鸟兽。礼官，伯夷作秩宗，典三礼。教官，夔典乐，教胄子。纳言，龙作纳言，出纳帝命。

    荦荦数大端，中央政府之政务已赅括无余。其异于后世者，独无外交官及海陆军耳。

    唐、虞帝国之官，司教育者有二职，盖一司普通教育，一司专门教育也。普通教育专重伦理。

    《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孟子·滕文公》：“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施教之法不可考。专门教育则有学校，其学校曰庠，亦曰米廪。

    《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虞庠在国之四郊。”《明堂位》：“米廪，有虞氏之庠也。”

    以《王制》之言推之，有虞氏国都内外，当有学校六所[2]。夔之所司，未知属何学校，或夔专司上庠，而下庠及四郊之庠，则属于司徒欤？

    有虞之学校有二事：一曰养老，

    《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

    据说《礼》者之言，则学校所养之老，凡四种：

    皇侃曰：“人君养老有四种，一是养三老五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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