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王养死者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养庶人之老。”

    有虞所谓国老，殆即前三者，而庶老则第四种也。以燕礼养老，未知专指国老，抑兼养庶老，其礼亦不可考。说者以《周礼》释之，大致当亦不远。

    《王制》疏：“有虞氏以燕礼者，虞氏云：燕礼，脱屦升堂。崔氏云：燕者，肴烝于俎，行一献之礼，坐而饮酒，以至于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养老以燕礼。”

    吾意虞学名庠，庠者，养也。其养之之法，必不止于帝者来庠之时，一举燕礼而已。凡在庠之老者，必有常年之膳食，如近世各国之有养老金者然。而老者在庠无所事事，则又等于素餐，故必各就所长及其多年之经验，聚少年学子而教之。于是耆老之所居，转成最高之学府。而帝者以其为宿学之所萃，亦时时临莅，以聆其名言至论，取以为修身治国之准绳。少年学子见一国之元首，亦隆礼在庠之师儒，则服教说学之心因之益挚。此古代以学校养老之用意也。

    一曰教乐，其所教为诗歌声律。

    《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即近世所谓声音学、言语学、文学、音乐诸科也。此诸科者，似不切于实用。然观当时之风气，则诗乐实与宗教、政治有大关系。

    《尧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皋陶谟》曰：“戛击鸣球，抟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是宗教之关系也）“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是政治之关系也）

    《尚书大传·虞夏传》：“乐正定乐名，元祀代泰山，贡两伯之乐焉。阳伯之乐，舞《株离》，其歌声比余谣，名曰《晳阳》。仪伯之乐，舞鼚哉，其歌声比大谣，名曰《南阳》。中祀大交霍山，贡两伯之乐焉。夏伯之乐，舞谩彧，其歌声比中谣，名曰《初虑》。羲伯之乐，舞将阳，其歌声比大谣，名曰《朱于》。秋祀柳谷华山，贡两伯之乐焉。秋伯之乐，舞蔡俶，其歌声比小谣，名曰《苓落》。和伯之乐，舞玄鹤，其歌声比中谣，名曰《归来》。幽都弘山祀，贡两伯之乐焉。冬伯之乐，舞齐落，歌曰《缦缦》，垂为冬伯，舞丹凤，一曰《齐落》，歌曰《齐落》，一曰《缦缦》。”

    是天子巡狩之时，八伯皆须贡乐，亦与政治、宗教有关系也。诵诗可以知政，作乐可以降神，则文化教育，亦即其时之实用教育也。观舜以音乐察治忽。

    《皋陶谟》：“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

    盖古人以声音之道与政通，故恒注重于声乐。而学生以此为教科，则一以淑学者之性情，一以裕学者之知识，储材化俗之意兼而有之焉。

    唐、虞之官吏，殆多由大臣举用。

    《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其用人虽多出于贵族，然必以其言论及事功参稽而用之。

    《尧典》：“询事考言。”“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皋陶谟》：“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

    且惩戒之法甚严，失职不免鞭挞，甚且著之刑书。

    《尧典》：“鞭作官刑。”《皋陶谟》：“挞以记之，书用识哉。”

    其考绩必以三年者，取其官久而事习，然后可以定其优劣也。

    《尧典》：“三载考绩。”（后世官吏有任期，实本此制）

    官法虽严，而君臣之分际，初不若后世之悬隔。相与对语，率以“尔”、“汝”之称。如：

    《皋陶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皋陶曰：俞！师汝昌言。”“禹曰：安汝止。”[3]

    且设四邻，以为人主之监督。

    《尚书大传·虞夏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举无过事。故《书》曰‘钦四邻’，此之谓也。”“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

    故君主无由专制，而政事无不公开也。

    唐、虞地方之制不可考，以《大传》及《史记》相参，则其时有邑、里、都、师等区画。

    《尚书大传·召诰》：“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其民殆多聚族而居。

    《书序》：“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4]

    无姓者则赐之以姓。

    《禹贡》：“锡土姓。”[5]

    人民之职业甚多，

    《淮南子·齐俗训》：“尧之治天下，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禹贡》详载各州贡品，知其时畜牧、田渔、漆桑、纺织、商矿诸业皆备）

    《考工记》：“有虞氏上陶。”

    大要以农业为本，有甽田之制。

    《汉书·食货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

    其民大率春夏皆处于野，秋冬则邑居。

    《尧典》：“春厥民析[6]，夏厥民因[7]，秋厥民夷，冬厥民燠。”

    按《汉书·食货志》述古制：“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可与《尧典》相证[8]。

    后世传其时垦田甚多，而人口甚少，虽多出于臆测，然以地域及史事观之，计亦约略相等。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禹平洪水时，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

    按皇甫谧不知据何书而能言唐、虞时田土人口之数凿凿如此，似不可信。然九州之地，垦辟不足一千万顷，似亦非过言。以《尚书大传》一州四十三万二千家计之，九州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家，平均一家五口，亦不过一千九百四十四万人。况九州之都邑，未必一一皆如其数。则其时之人口，自不过一千数百万。观舜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则舜未居其地之前，皆空旷之地，无都邑也。土旷人稀，而生计进步，此尤其时号称郅治之大原。吾辈读史，不可徒研究其政教，而不就当时土地人民之数，一究其因果也。

    唐、虞政教之梗概，及其社会之状况，具如上述。其尤重要者，则敬天爱民之义为后世立国根本。虽有专制之君、暴虐之主、刚愎自用之大臣，间亦违反此信条，而自恣其意，然大多数之人诵习典谟，认为立国惟一要义，反复引申，以制暴君污吏之毒焰。于是柄政者，贤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惩。即异族入主中国，亦不能不本斯义，以临吾民。故制度可变，方法可变，而此立国之根本不可变。如：

    《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钦哉，惟时亮天功。”《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等等诸语，以天与民合为一事，欲知天意，但顺民心。凡人君之立政施教，不过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阐发而推行之，直无所用其一人之主张。此尤治史者所当深考者也。

    * * *

    [1]　杜《注》：诸侯执玉，附庸执帛。

    [2]　上下庠各一，四郊之庠四。

    [3]　《史记》作安尔汝。

    [4]　刘师培曰：别生，犹言别姓，所以辨别其氏姓耳。

    [5]　刘师培曰：古人从母得姓，自禹锡土姓，其所谓姓，始不从母而从父。

    [6]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曰：“高诱注《吕览·仲春纪》引《书》此文，说之云：散布于野。《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如淳云：析，分也。言使民分散耕种。”

    [7]　孙曰：《尔雅·释诂》：儴，因也。《说文》云：汉令解衣耕谓之襄，盖谓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事。

    [8]　《豳风》述后稷、公刘，当是虞、夏时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