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殷商传世年数，说者不同。

    《史记·三代世表》：“从汤至纣二十九世。”《史记·殷本纪·集解》：“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要其自夏至周，实经五六百年。政教风尚，均大有改革。其传于今之文字，较夏为多。《书》之存者七篇：

    《汤誓》、《盘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其佚而犹知其所为作者，凡三十余篇。

    《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汤归自夏，至于大，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伊尹作《太甲》三篇。”“咎单训伊尹事，作《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耿，作《祖乙》。”“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之傅岩，作《说命》三篇。”“祖己作《高宗之训》。”

    《诗》之名颂十二篇，今之存者五篇。

    《诗谱》（郑玄）：“宋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诗小序》载：《那》，祀成汤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鸟》，祀高宗也。《长发》，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其钟鼎之文传世至夥。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载商钟三，鼎二十三，尊十七，彝二十七，卣十三，壶六，爵三十三，觚四，觯十四，角七，敦六，甗二，鬲四，盉二，匜二，盘二，戈三，句兵二。阮录以文字有甲子等字者为商器，故著录最夥。《愙斋集古录》（吴大澂）第七册则以甲乙等字为祭器之数，多不标商器，然亦以商器文简为言。如亚形母癸敦未标商器，其跋语则谓“商器文简，多象形文字”。若以吴录所载敦鼎诸器分标商字，其数当更多于阮录也。

    而近世发见之龟甲古文，学者咸称为殷商文字。

    《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振玉）：“光绪己亥，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翌年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其地为武乙之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故考殷之文化，较愈于夏之无征焉。

    商之异于夏者，教尚敬（见前），尚质，

    《礼含文嘉》：“质以天德，文以地德，殷援天而王，周据地而王。”

    《说苑·修文篇》：“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

    色尚白，

    《礼记·檀弓》：“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以十二月为正月，

    《尚书大传》：“殷以季冬月为正。”

    岁曰祀，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其授田人七十亩，其工尚梓，

    《考工记》：“殷人尚梓。”

    其庙制为重屋，

    《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二尺，四阿重屋。”

    其封爵以三等。

    《白虎通》：“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

    而其尤异者，有三事：一曰迁国，二曰田猎，三曰祭祀。夏都安邑，未尝迁居[1]。而商则自契至汤八迁：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

    《通鉴外纪注》（刘恕）：“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汤居亳，四迁事见《经》《传》，而不见余四迁。”《补注》（胡克家）：“契始封商，昭明再迁砥石，三迁商，相土四迁商丘，帝芒时五迁殷，帝孔甲时六迁商丘，汤七迁南亳，八迁西亳。”[2]

    汤所居之亳三：

    《中国历史教科书》：“汤既胜夏，立景亳[3]于河南，建为帝都。建东亳于商丘，西亳于商州[4]，皆曰商邑。”

    其后诸王复不常厥居。

    《史记·殷本纪》：“帝仲丁迁于隞[5]。河亶甲居相[6]。祖乙迁于邢[7]。……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书古微》（魏源）：“盘庚自邢迁亳，殷武丁又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8]。武丁既没，其孙武乙又去亳而迁于河北之朝歌。”

    《殷商贞卜文字考》：“《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言：《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更不迁都。然考盘庚以后，尚迁都者再。《史记·殷本纪》：‘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今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沬。’此盘庚以后再迁之明证也。但《史记》及《竹书》均言武乙徙河北，而未明指其地。今者龟甲兽骨，实出于安阳县城西五里之小屯，当洹水之阳。证以古籍，知其地为殷墟，武乙所徙，盖在此也。”

    其迁居之原因多不可考。惟盘庚之迁殷，略述其故。

    《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居，于今五邦。”《盘庚中》：“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下》：“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

    视利而迁，且适于山。山之利，殆即田猎之利。仲丁迁隞，其地多兽[9]。武乙好猎，至为雷震。

    《史记·殷本纪》：“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殷之多迁都，实含古代游牧行国之性质。其谓诸帝因水患而徙者，未足为据也。

    《书序》郑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徙。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水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号曰殷。”

    殷之王室迁徙无常，其侯国亦遂效之。如周《诗》所载太王迁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皆殷事也。吾读诸诗，想见其时旷土甚多，丰草长林，初无居人，待新迁国者经营开辟。

    《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乃疆乃理，乃宣乃亩。”“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兑。”

    则殷王室之迁徙，亦可由此而推知矣。

    殷人之尚田猎，见于新出土之龟甲卜辞。

    《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中所贞之事，祀与田猎几居其半。”“戊午，王卜贞田盂，往来无。”“戊子，王卜贞田，往来无。”“壬申，卜贞王田奚，往来无。”“壬辰，王卜贞田玫，往来无。”“丁卯，卜贞王田大，往来无。”“癸未，卜王曰贞，有马在行，其左射获。”“己未，卜以贞逐豕获。”“逐鹿获。”“贞其射鹿获。”（卜辞甚多，此仅摘录数条。）

    其后世如纣之为沙丘苑台，广聚鸟兽，殆亦本其国之习俗而加甚耳。

    《史记·殷本纪》：“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周公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又戒成王毋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由以殷为鉴，而动此反感也（均见《书·无逸》）。然《诗》之《灵台》，尚夸鸟兽。

    《诗·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

    而《逸周书》载武王猎兽，其数之多，至可骇异。

    《逸周书·世俘篇》：“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麇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是皆夏、商之际所未有也。

    殷之尚猎，盖缘尚武之风。自汤以来，极重武力。

    《史记·殷本纪》：“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诗·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故囿制始于汤。

    《淮南子·泰族训》：“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犞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

    其后武丁复张殷武，

    《商颂·殷武》：“挞彼殷武。”

    伐鬼方，

    《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服章多用翟羽。

    《通鉴外纪》：“武丁时编发来朝者六国，自是服章多用翟羽。”[10]

    至于武乙，且仰而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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