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兴

《诗》者如：

    《诗·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皆可见其人立身处事，处处敬慎之状。周公之性质，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无在不含有戒慎恐惧之意。合观《诗》《书》诸文，其原因盖有三端：

    一则唐、虞以来相传之道德，皆以敬慎为主。如《皋陶谟》称“慎厥身修，兢兢业业”，《商颂》称“温恭朝夕，圣敬日跻”之类，皆从收敛抑制立论。似吾国国民性，自来以此为尚，与西人之崇尚自由发展者正相反对。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国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则历史事迹多可鉴戒，陈古刺今，时时危悚。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诗·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类，皆以前人之不德，为后人之鉴戒。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即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纵肆之反感也。

    一则自古以来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惧为事天引年之法。如《商颂》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之类，是商人之心理也。文王、周公承受此说，益以天命不常为惧。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后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说，皆本于此。周之《书》《诗》言天、言上帝者，指不胜屈，其渊源甚远，并非后世儒者假称天命以恐吓帝王，盖自古相承之说。君相之贤者，时时以此自励自戒也。综观《诗》《书》之文，虽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为勉励道德之用，非以天为惑世愚民之用，亦与宗教有别。

    文王、周公之学，以《易》之卦爻为最邃。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周易正义》：“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

    盖伏羲画卦之后，累世相传，有占卜之书。至文王时，乃演其辞，而名为《易》。

    《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7]《周礼》：“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8]

    易，一名而含三义。

    郑玄《易赞》：“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有圣人之道四，不专为卜筮之用。

    《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故为吾国哲学书之首。夫以哲学家主持国政，是实吾国之特色也。

    《中国哲学史》（谢无量）：“希腊柏拉图著《新共和国》，谓当以哲学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盖仅出于想望，非谓必可见诸实事也。独吾国自羲、农以来以至尧、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故在中国历史中，为治化最隆之世，后世靡得而几焉。”（按伏羲仅画卦象，无文字。尧、舜仅修道德，亦无著作。以哲学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周公自称多材多艺。

    《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

    《尚书大传·康诰》称其“制礼作乐”。

    《尚书大传》：“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

    其于《诗》，有《七月》《鸱鸮》《常棣》《时迈》诸篇。

    《诗·小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国语·周语》：“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据此，是《常棣》《时迈》二诗，为周公之作，以《时迈》为周文公之颂。度《周颂》诸篇多出于周公，特无质言之者耳。

    他若《春秋》凡例，

    《春秋左传序》（杜预）：“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正义》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

    《尔雅·释诂》，

    《西京杂记》（刘歆）：“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

    《进广雅表》（张揖）：“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

    《释文》（陆德明）：“《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

    其著作之多，前此所未有也。

    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盖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其礼乐制度具详后篇。兹先述尚文之意。周之伐商，既大用武力，

    《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商郊……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逸周书·克殷篇》：“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又伐诸国，征四方。

    《逸周书·世俘篇》称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命伐卫，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百韦命伐厉。又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周非不尚武也，比天下大定，始以觌文匿武为大政方针。

    《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生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兹大。’”“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

    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乐记》述其命意，略可推见当时之政术：

    《乐记》：“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夫“倒载干戈”，“衅藏车甲”，似乎弭兵止戈矣，然“散军郊射”、“冕而总干”，仍以武事寓于文事之中。盖明示人以右文，而阴教人以习武，即所谓觌文而匿武也。周公教成王立政，以“诘尔戎兵”为言：

    《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而巡守告祭之《颂》，则称“戢干戈，櫜弓矢”。

    《诗·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小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其心盖深知武备国防之不可废。而开国之初，提倡尚武主义，则强藩列辟，日日称戈，其祸将不可止。不得已而为折衷之法，务以文化戢天下人之野心，其旨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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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2]　合《商颂》故曰三百五篇。

    [3]　据此，知豳之庐馆、宫室多近于土穴。

    [4]　胡注：“此《孟子》《淮南子·道应训》《庄子·让王》《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诗·大雅·绵·毛传》文。”

    [5]　《史记正义》引此文作：“率导诸子，至于成童，靡有过失。”

    [6]　刘向治《鲁诗》。

    [7]　此可见从前不名“易”。

    [8]　是周之书名为《易》，以前之《连山》《归藏》不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