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周之礼制

    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其著于典籍者，虽经秦火，所存犹夥。《汉书·艺文志》具存其目：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周官经》六篇。

    后世以十七篇之《经》为《仪礼》，六篇之《周官》为《周礼》。

    《汉纪》（荀悦）：“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

    《经典释文序录》（陆德明）：“刘歆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晋书·荀崧传》：“崧上疏，请置郑《仪礼》博士一人。”[1]

    其《古经》五十六卷，自十七篇外，谓之《逸礼》。

    《礼记正义》（孔颖达）：“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2]，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3]，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壶礼》亦此类也。”

    而《周官》复亡一篇。

    《经典释文序录》：“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治周史者得《周官》五篇、《礼经》十七篇及汉世大小戴所传之《逸经古记》，可以推见有周礼制，讨论其国家社会组织之法，与掇拾夏、商典制，仅能仿象于万一者，迥乎不同矣。虽然，此诸书者，自汉代流传至于今日，固为至可宝贵之史料，而其书为何时何人之作，则异说殊多。或谓《礼经》《周官》皆周公所作。

    《仪礼疏序》（贾公彦）：“《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

    《序周礼废兴》：“《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惟歆独识，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

    或谓《仪礼》为孔子所作。

    《三礼通论》（皮锡瑞）：“《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

    或谓《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及六国阴谋之书。

    《序周礼废兴》（贾公彦）：“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

    故近人以《仪礼》为儒家所创，谓之为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而《周礼》之为伪书，更不措意。按礼非制于孔子，章炳麟驳皮氏书具言之。

    《孔子制礼驳议》：“《礼》五十六篇，皆周公旧制。《记》言‘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者，谓旧礼崩坏，自此复著竹帛。故言书，不言作。《丧服》礼兼上下，又非士丧之篇，文不相涉。《礼记·檀弓》曰：‘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三年之丧，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当云三年之丧，创法自我，不可以责未闻者，何乃言久不行耶？《檀弓》又曰：‘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然则自斩衰三升，下至缌麻十五升抽其半，其为精粗异度，繁碎亦甚矣。独有制礼自上，民胥效法，故织纴之家，素备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纵令遍行鲁国，自适士以至府史，胤族犹当万数，仓卒制之，何由得布？若不自置邸店，亲课女红，布缕既不中程，则衰无以当物，唐为文具，将安设施？此则自卫反鲁，五年之中，专为缝人贾贩，犹惧不给，固无删述《六经》之暇矣。又若制礼昉于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犹多，哀公不以问孔子，独问士丧，孔子又本不作《士丧礼》，待哀公问然后发之，君则失偏，臣则失缺，其违于事情远矣。即若是者，《礼记·曾子问》篇，孔子自说从老聃受《礼》，宁知今之《礼经》非老聃制之耶？墨子《节葬》《非儒》，以是专责儒者，此由丧礼废缺，独儒者犹依其法，故名实专归之。古者刑书本无短丧之罚，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汉世晁错、翟进为三公，遭丧犹不去官，若以周公时未有丧制，故晚周无三年服，汉世士礼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见晚周无持斋斩者，即云丧礼自孔子制，见汉世无持斋斩者，复可云丧礼自二戴制之邪？”

    其仪文度数之中所寓之精义，则《戴记》《冠》《婚》《丧》《祭》诸义发挥最为透辟。其坊民淑世，非若希腊教偷、罗马斗兽之野蛮也。今世纵不能行其法，不当文致为儒家之过而诋毁之。观韩愈之论则知所折衷矣。

    《读仪礼》（韩愈）：“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

    《周礼》之制度多与他书不同，故攻击者尤众。然前人之攻击之者，亦多认为周制。

    《周礼问》（毛奇龄）：“《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只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

    《礼经通论》（皮锡瑞）：“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不必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征。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三《礼》所载，皆周礼也。《礼经》十七篇为孔子所定，其余盖出孔子之后，学者各记所闻。而亦必当时实有此制度，非能凭空撰造。”

    以其非有来历断不能冥思臆造，创为此等宏纲细目之书也。周、秦、西汉著书者多矣，孔、孟、管、墨、商君、荀卿以及董仲舒、刘歆辈，皆有意于创立法制。今其书之存者，或第言立法之意，或粗举治国之方，无一书能包举天下万事万物，一一为之区分条理，而又贯串联络秩然不紊如《周官》者。后世之《六典》《会典》等，以有《周官》为之模范，故易于着手，然犹不能及其精微。学者试思为《周官》者，当具何等经验、思想、学力，而后能成此书乎？古今中外政治家、哲学家著书立说，大都徒托空言，不能见之于实行。然学者称举其说，犹许其代表一时代之文化。故《周官》之说即令未尝实行，仅属于一个人之理想，然此一个人之理想产生于此时代，已足令人惊诧，矧其官守法意，降至春秋、战国，犹多遗迹可寻乎！汪中作《周官征文》，以《逸周书》穆王作《职方》为证：

    《述学·周官征文》：“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职方》何也？曰：赋诗之义，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犹是也。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诗，则述古亦谓之作。详《职方》《大司乐》二条，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载其一，以为官法。故每职之下，皆系曰掌。而太宰建之，以为《六典》，则合为一书。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诫，俾举其职尔。”

    则此书实成、康、昭、穆以来王官世守之旧典，以之言西周之文化，固非托古改制之比也。

    《仪礼》十七篇所言者为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八目。《周官》则经纬万端。兹择其要者，以次列举于后。

    第一节　国土之区画

    国土之区画，分以下四种：

    （一）九州。九州之区画，自古已然。而周之区画，兼研究其民物之事利，其调查统计盖较《禹贡》为详。

    《周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洛，其浸波、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庐、维，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扬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呼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

    《禹贡》专言贡物，犹专为王侯立法，《职方》注重民利，则周代重民之证也。

    （二）畿服。畿服之制亦沿于古，惟商时犹仅五服[4]，至周而斥大之，为九畿，亦曰九服。

    《周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其地之广袤参考刘师培《古代要服建国考》[5]，章炳麟《封建考》，可得其概。

    （三）封国。周之封国，为说经家聚讼之要点。然其国境，大者不过后世之一府，小者乃等于州县，无足异也。

    《周官·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小大相维。”

    （四）王畿之区画。王畿方千里，四面各五百里，节次分之，其名甚多。

    《周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郑《注》：“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贾《疏》：“自百里以至邦国，分为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县，五百里曰都，畿外邦国。”

    郊有六乡，甸有六遂，其制详后。

    《周官》一书，虽不过官制、官规之性质，然六官之开端，皆以治地为言。

    《周官·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按《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皆同。）贾《疏》：“六官皆有此叙者，欲见六官所主虽异，以为民极是同故也。”

    故观《周官》，可知其时所最重者，实惟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事。右列之区画，散见于诸官者，似徒为此繁复之名数，而无益于政治。然观其对于版图、测量、土壤、民物一一经画研究，则知周之治地，非徒注意于名数而已也。周之版图，大别有三：

    （一）总图。其图盖具全国之形势，兼注明其民族物产者，虽其文未言图中符号比例若何，然其有比例符号殆无可疑。如：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财。”

    其图有广轮之数，且有九谷、六畜之数，则不但有比例，兼似附有物产统计表矣。周之官吏据此等图表，以经画天下，其非空言可知。

    （二）分图。其图殆如今之一县一乡之图，可据以决狱讼，且可以定各地之形体，视总图尤有实用。如：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县鄙形体，据图以造，则其规画非徒理想，而必按照各地毗连之形势审慎出之，又可知矣。

    （三）专图。其图各以一事一地为之，不涉他地他事。如：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据此，知周代官府地图之多，地治之精密，实基于此。然徒观地图，无以知地之方位气象，则测量尤绘图之先之所重矣。周之诸官掌测量者，如：

    《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其法可与《考工记》参观，

    《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朝夕测日，夜则测星，既辨方位，兼审土宜。其建邦国都鄙之慎重若此，于地事似已尽心为之矣。然司徒犹有土会、土宜、土均之法，正不止土圭一法也。

    《周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6]，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

    分析土壤，剖辨物种，而民生国政于是乎定。盖人民犹建筑物，土地则其基址，基址未能辨别，建筑物无从着手。周之施政，注重地治，其条理精密若此，此固前古所无，抑亦汉、唐迄今所未能逮也。世人谓吾国研究地学，始于裴秀、贾耽等人，然观晋、唐诸史之言，其于《周官》之制殆不过万分之一。故吾图文明，在周实已达最高之度，嗣又渐降而渐进，至今，则古制澌灭殆尽，而后群诧域外之文明。试即周代治地诸法思之，得谓其时无此事实，而一人撰造伪书，乃能穿穴诸官，使一一相应若此耶？

    第二节　官吏之职掌

    国家社会未达无治主义之时代，行政官吏在所必设。设之，则必有阶级等差，此天下万国所同也。吾国历代官制虽时有变迁，而其源大都出于《周官》，故周之设官分职，亦为治史者所必措意。周之官吏，分朝命及辟除二途。

    《周官·大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大抵自一命为正吏，至六命赐官，为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六命之上则诸侯之等级，其辟除或给徭役者，曰府、曰史、曰胥、曰徒。

    《周官·小宰》：“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天官》郑《注》：“府，治藏；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胥、徒皆民给徭役者。胥有才知，为什长。”

    官制之大纲分为六属。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职，以服邦国，以正万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职，以诘邦国，以纠万民，以除盗贼。六曰事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

    其官数凡五六万人。

    《通典》（杜佑）：“周内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内六万一千三十二人。”

    《周官·禄田考》（沈彤）：“六官凡五万九千三百余人。”

    其治之咸以典法。

    《周官·太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

    典法施于太宰，而掌之者复有诸官。

    《周官·太宰》称正月之吉，乃施典于邦国，施则于都鄙，施法于官府。《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太史》：“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大行人》：“十有一岁修法则。”

    据此，则《周官》所载特其大纲，而所谓典法者，必更有详密之条文，正者存于太宰，贰者散在诸官。其有不信，则考诸太史，非一二人所能以意为出入高下也。诸法之中，不可殚举，第就官联一法观之，即可知其立法之精密。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联事，二曰宾客之联事，三曰丧荒之联事，四曰军旅之联事，五曰田役之联事，六曰敛弛之联事。凡小事皆有联。”

    《周礼订义》（宋王与之）：“王昭禹曰：古者军将皆命卿，而师、旅、卒、长之属，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军旅以旗致万民，治其徒庶之政命。……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而亦帅其众庶。乡师、大军旅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大司马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此类皆军旅之联事。……太宰掌九贡、九赋，而大府、司会、司书之类亦掌之，所谓敛也。乡大夫国中贵者之类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亦掌之，所谓弛也。凡此类皆敛弛之联事。……非祭祀、宾客、丧荒、军旅、田役、敛弛六者之大事，余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亨人、内外饔之类，通职联事，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皆小事也。”

    于组织之中寓互助之意，既以泯其畛域，且使互相监视，不使一机关独断一事，而遂其营私舞弊之谋。此研究法治者所最宜留意者也。

    周之官府最重会计。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买卖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月终，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赞冢宰，受岁会。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告而诛之。”《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职内》：“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入之数，以逆邦国之赋用。凡受财者，受其贰令而书之。及会，以逆职岁，与官府财用之出，而叙其财，以待邦之移用。”《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凡上之赐予，以叙与职币授之。及会，以式法赞逆会。”

    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三岁又有大计。

    《周官·司书》：“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

    其出入皆有式法，四国之治无不周知。故官吏皆知尚廉而畏法，非若今之武人、外吏横揽财权，中央莫敢谁何，一任其贪黩恣肆，而惟恃借债以填其欲壑也。

    第三节　乡遂之自治

    《周官》之精义，莫邃于乡遂之制。乡遂者，直隶于天子而行自治之制之区域也。王城为中央政府，王城之外郊甸之地，即自治之地方。此外则为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又其外则诸侯之国。故周代政治为诸侯之模范者，惟乡遂二区。以乡遂例天下，则天下之大，咸可以乡遂之法施之。乡遂之组织，法同而名异。

    《周官·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周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其官多由民举，而受天子之命，其职等于王官，而为地方自治之领袖。

    《周官·司徒》：“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比长，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上士一人。酂长，每酂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邻长，五家则一人。”

    总计其数，六乡万五千比，则为比长者万五千人。六遂万五千邻，则为邻长者万五千人。推而上之，闾、胥、里、宰各三千人，族师、鄙长各七百五十人，党正、鄙师各百五十人，州长、县正各三十人，合乡、遂大夫十二人及乡老三人，凡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人。以方四百里之地、十五万家之民，设三万七千八百有奇之自治职，此民治之极轨也。

    周代乡遂之官各有专职。然《周官》之文有详此略彼，而可互相证者如：

    《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

    遂大夫不言受法施教之事，似乡大夫掌教育，而遂大夫不掌教育者，实则遂、乡相等，乡官之职所载者，遂官亦行之；遂官之职所载者，乡官亦行之。特文有详略，以避重复，故似职务不同。读《周礼》者当知其互文见义也。

    乡、遂之官所掌之事，可分六项：

    （一）曰校比。周有邦比之法，犹今所谓调查也。六乡六遂人畜、车辇、旗鼓、兵革以及田野、稼器，无一不需调查，故有邦比之法，登载多寡高下焉。

    《周官·闾胥》：“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族师》：“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酂长》：“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以治其丧纪祭祀之事。……若岁时简器，与有司数之。”《党正》：“以岁时莅校比。”《鄙师》：“以岁时数其众庶，察其媺恶而诛赏。”《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以岁时入其书。”《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州长》：“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7]

    盖常时之比，闾胥、里宰掌之。四时之比，族师、酂长掌之，党正莅之，乡大夫、遂大夫登其数于书，而入于司徒。至三年大比，则州长、县长、县正掌之，而乡、遂大夫兴其贤能焉。

    《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遂大夫》：“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

    观此，则知乡遂之官，于其所治之地，无一事一物不调查清晰，登录详明。而凡百政治均由此而兴矣。

    （二）曰法治。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法之中，故时时教民读法。全国之法，岁首悬于象魏，纵民观览十日。

    《周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万民观治象，浃日而敛之。”

    而乡、遂诸官，则时时教民读法。

    《周官·闾胥》：“凡春秋之祭祀、役征、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春秋祭酺亦如之。”《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

    大抵州长属民读法，党正以下率民读之；党正属民读法，族师以下率民读之。虽非各自为政，要其一岁中读法之时，殆不下十五六次。六遂之官不言读法，以乡官例之，当亦与乡无异。乡、遂之民，无人不熟读法令，自无干犯法纪之事。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

    （三）曰教育。司徒为教官，所掌自治地外，即以教育为专职。其教育之目，凡十有二。

    《周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盖无一事不含有教育之性质，不专恃学校教育也。然以乡官所有学校推之，其学校之数之多，亦非后书所及。乡官所属党州皆有序。

    《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

    六乡百五十党，则百五十序，三十州则三十序，总计学校已百八十，合六遂而计之，则三百六十矣。其乡之学，虽不见于《周官》，以《仪礼》“行乡饮酒之礼于庠”证之，则州党之外别有乡庠也。乡学之教，曰乡三物。

    《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遂大夫复兼教稼。

    《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以教稼穑。”

    则文化教育而兼职业教育矣。

    （四）曰联合。周代人民虽无社会之名，而有联合之法。观《族师》《比长》诸职之文，知其人民之互相扶助，决非独居孑立，各不相谋者之比。

    《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伍为联；四闾为族，八族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比长》：“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邻长》：“掌相纠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赞。”

    受职待令既须联合，奇邪相及则并行为容状，皆使一律而无所歧异，而人民徒知束身自爱者，亦必知劝戒他人以共勉其群德。此尤自治之精神所在，非如此不能去社会之害而扶植善类也。

    （五）曰作民。周代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均须负担，其期日掌于均人。

    《周官·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

    其年龄定于乡大夫。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

    而征集之事，则乡、遂诸官任之。凡有征集，名曰作民。

    《周官·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党正》：“凡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师》：“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县正》：“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鄙师》：“凡作民则掌其戒令。”《酂长》：“若作其民而用之，则以旗鼓兵革帅而至。”

    师田行役，各归部伍，盖州、党、酂、鄙之长，最为亲民。平时服其教训，有事听其指挥，使之作而帅之，自无隐匿、逃亡、诈欺、违犯之弊。古代无养兵之款，无工程之费，一切皆取于民。人民各甘尽其义务，初无推诿怨叛者，以乡、遂之制至精且密也。故不行地方自治之制，不能征兵，不能加赋，不能举行地方一切工程，可以周制断之矣。周之人民不但各有义务，复有对于国家之权利。其时虽无所谓议院，然国有大事必咨询之。

    《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是人民对于国事胥有发言之权矣。州长职文仅称作民帅致，不及大询之事，而乡大夫之职有之。

    《乡大夫》：“有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

    乡民得备咨询，遂民宜亦同之。乡、遂之民，家出一人，即十五万人，势不可悉致于朝。其曰“帅其乡之众寡”，殆先征求其意见，而致其欲发言者于朝，故众寡之数不定也。

    （六）曰征敛。周制，乡师掌六乡之赋贡，遂师掌六遂之赋贡，皆王朝之官也。然闾里之官亦自掌征敛之事。如：

    《里宰》：“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是即遂官掌征敛之证。里宰职等闾胥，里宰既征敛财赋，闾胥当亦同此例也。《乡师》郑《注》，备言比、闾、族、党所共之器。

    《周官·乡师》：“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郑《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长主集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属，闾胥主集为之。丧祭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轴之属，族师主集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属，党正主集为之。宾器者，尊、俎、笙、瑟之属，州长主集为之。吉器，若闾祭器。凶器，若族丧器。礼乐之器，若州、党宾射之器。乡大夫备集此四者，为州、党、族、闾有故而不共也。”

    据此，知州、闾、族、党凡有公共之事，则为师长者，征集其器用于所辖之民家，以近事为比，则其所谓器用，即后世之自治经费也。后世万事非钱不行，故未事而先筹经费。周代虽行钱币，而乡党公事，第征器而不征钱，故无所谓经费。学者能知此意，则知古代人民担负自治经费故亦甚重。而为之领袖者，皆须任征集措置之劳。后世惟地保、图董等为县官征租，而一切公益之事皆不之顾。浮慕西法者，则谓西人能自治，而中国则否。解经者又不通此意，岂非厚诬古人哉！

    六者之外，尚有祭祀、丧祀、昏冠、饮酒诸事，乡官详言之，而遂官不言，以乡比遂，殆亦同也。又如：

    《乡大夫》：“岁终则令六乡之吏，皆会政致事。”《州长》：“岁终则会其州之政令。”《党正》：“岁终则会其党政，帅其吏而致事。”《族师》：“岁终则会政致事。”

    而六遂复不详言，惟《遂大夫》《鄙师》及之。

    《遂大夫》：“令为邑者，岁终则会政致事。”《鄙师》：“岁终则会其鄙之政而致事。”

    盖皆详略互见也。人民之事既多，乡、遂诸官所掌，自必繁琐而易于淆杂。一岁既终，使之层递稽核，以备考绩，则其人自不敢旷职而有所欺隐。今之提倡自治者，但知组织人民，监督官吏，而人民集合之团体，其侵污欺隐，亦无以异于官吏，而立法者初不为之防制。使如周之会政致事，事事以清白昭示于众，亦何至使人民借口于自治之不如官治哉！

    第四节　授田之制（附兵制）

    周之田制凡三种。一画地为井而无公田者，一画地为井而以其中百亩为公田者，一不画井而但制沟洫者。

    （一）画地为井而无公田者。

    《周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注》：“郑司农云：井牧者，《春秋传》所谓‘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郑玄谓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当一，是之谓井牧。”

    按两郑《注》均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掩书土田之法，以释《周礼》。掩之法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正义》引贾逵说曰：“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九辨而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偃潴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沃衍之地，亩百为夫，九夫为井。”据此，知古之井田第施于沃衍之地，其余分为八等，各以井田为标准，非谓遍地皆井田也。《周官》明云“井牧”，郑氏明云“通率二而当一”，是其标准依井牧而定。而凡山林薮泽之类，初不尽区为井也。又按：《周官》此文仅云“九夫为井”，未尝言其中一百亩为公田。

    （二）画田为井而以其中百亩为公田者。公田之制，《周官》未言。惟《诗·大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据以为周有公田之证，又申言其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考工记注》郑玄曰：“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孙诒让曰：“郑以《孟子》证邦国有公田，说未确。周之邦国亦税夫，不制公田，与畿内同。公田虽为助之正法，而据《夏小正》，则夏时或已有此制，盖其由来甚久。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袭旧制而未能尽改者。先王以俗教安，不必强更其区畛，故《周诗》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康叔封卫，启以商政之类，非周邦国必制公田也。”

    （三）不画井而但制沟洫者。

    《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按此制与《考工记》不同。《考工记》：“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八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郑注：“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

    《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曰：“按《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后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朱子亦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然尝考之，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于九，八居四旁之私，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者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后贡法可行也。盖自遂达于沟，自沟达于洫，自洫达于浍，自浍达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私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寡，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间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言浍必曰八尺、曰二寻。盖以平原广野之地，画九夫之地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间所谓沟、遂、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于妨田，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川、浍，亦不言尺寸。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论周制者，必先知周代之田有此三种区别，而后知周制有因袭前代者，有因地制宜者，并非举全国方万里之地，限以一种法制，务令整齐画一，不得稍有异同也。迂儒论古，第知有所谓井田，并不细心读书，漫以为周代普天之下皆为井田。好为新奇之说者，又据古书一二异点，傅以臆见，直谓古者初未尝有井田，此皆一偏之论也。《周官》本文不但田制有二种，即授田亦有二法。

    （一）《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二）《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孙诒让曰：“《大司徒》上、中、下三等田制，与《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谓易，即彼所谓莱。但彼上地犹有莱五十亩，非全不易者，与此小异耳。”

    按其制，则自一家受田百亩至三百亩，凡四等。无论何国，上地极少，必限以八家皆受百亩，则必天下之田皆为上地而后可，否则必有三家而居一井者矣。

    周之授田，计口而食，以人之多少，就地之上下。

    《周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郑《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孙诒让曰：“三等授地，自是较略之制，其细别差率随宜损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马数篇》云：‘上地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吕氏春秋·上农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据《吕览》说，是十人与九人数虽有益，而田不逾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约而无不赅矣。”

    民年三十有室者，授一夫之地。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有室者为余夫，授二十五亩之地。皆至六十而归田于官。

    《周礼正义载师疏》（孙诒让）：“受田之年，《经》无明文。贾据郑《内则》注义谓三十受田。陈奂云：古者二十受余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归田于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归田，子必受田矣。按陈说足证郑义。盖夫家之名，起于一夫一妇，则受田者无论正夫、余夫，年二十、三十必已取室，而后谓之夫。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则受余夫之田；至三十，而丁众成家，别自为户，则为正夫，受田百亩。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则从父兄而耕，不得为余夫。其已授室受田之余夫，虽年过三十，或尚从父兄，不自为户，则仍为余夫。古正夫、余夫受田之法，盖约略如是。”《遂人》疏引王鸣盛云：“余夫授田，上地田二十五亩，莱十二亩半；中地田二十五亩，莱田二十五亩；下地田二十五亩，莱五十亩。”

    工商之家亦授田而杀于农夫。

    《汉书·食货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按此文未质言周制，惟《周官·载师》有贾田。江永引《汉志》以证之，并谓在民间为工者，亦予以田，如贾人之例。）

    其地税，则以远近为差，而大致不过什一。

    《周官·载师》：“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俞樾曰：“周税漆林独重，故《经》文用‘唯其’二字，见此不在常科之内。若至国宅，自甸稍县都通率之，适合十一之数，何也？园廛二十，近郊十，远郊二十，稍县都十，其数六十。园廛税一，近郊税一，远郊税三，甸稍县都税二，其数七。是为六十而税七，稍浮于十一。然去国宅一分无税，则适是十而税一矣。”孙诒让曰：“《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以年之上下为赋法轻重之差也。而《载师》任地，则四郊甸稍县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远近为轻重之差矣。周之彻法，盖当兼此二者。彻之云者，通乎地之远近、年之上下，以为敛取之法。”

    其民之游惰者则有罚。

    《周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孙诒让曰：“宅不毛，田不耕者，盖兼惰民受田宅而芜废不治，及富贵家之广占田宅以为游燕者言之。凡惰民之不事事者，则令出征赋以示罚。”

    按周代畿内之地依郑玄之说积百同九百万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余六百万夫，又以田不易、一易上、中、下地相通，定受田者三百万家[8]，则天子兆民分受此三百万夫之地，自无不足之虑。六乡六遂仅十五万夫，尤不难于均给。故即《周官》论之，无论乡、遂、都、鄙田之井与不井者，皆为王官之所有，而均布于其民，其法实无不通，惟土地有限，人口日增，不能永久不变。后之人不能因其意而消息之，或徒徇私意而隳其制，或深慕前规而泥其迹，则皆后人之失，非当时立法者之过也（周代授田之法，可参考庄存与《周官记载师任地谱》）。

    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贫富，一以通兵制，所谓寓兵于农也。乡遂十五万家，家出一人，各以七万五千家为六军。

    《周官·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小司徒》：“会万民之卒伍……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其田与追胥，则壮丁皆出。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贾《疏》：“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者，谓起民役徒作之，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田谓田猎，追为逐寇，胥为同捕盗贼，非唯正卒一人，羡卒尽行，以其田与追胥之人多故也。”

    盖民居以五为起数，夫田以十为起数，军旅亦以五为起数，三者皆一贯，故无烦临时编制也。乡、遂之外，丘甸皆井牧之地，其数不同，则别有编制。

    《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假定《司马法》为周之制，则丘甸十家出一人，视乡、遂之家出一人者迥殊，盖一以远近区其多寡也。

    按周制以师旅卒伍为正，《周官》之外，证佐甚多。孔广森曰：“古者车战，故赋舆之法，以乘为主。而《周礼》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不言其军数。以《诗》考之，军盖五百乘，乘盖二十五人，天子六军。而《采芑》曰‘其车三千’。鲁僖公时二军。而《閟宫》曰‘公车千乘’。五百乘为军，是其明证。周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之言辆也。二十五人而车一辆。百乘成师，则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军，则万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乡制军之数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赋，所谓甸出长毂一乘者，与此不同。”孙诒让曰：“《司马法》丘甸出车徒之法，虽与乡、遂不同，而出车则亦以二十五人为一乘，与乡、遂无异。六乡之士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六遂之士卒出于遂邑，车马牛亦出于官，所谓出兵而不出车也。若都鄙则车徒马牛及将重车者，并出于丘甸，所谓出车而兼出兵也。盖都鄙军籍虽不豫定，至有事征调及之，则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车，其不能易伍两之制可知矣。”

    《汉书·刑法志》称：“殷、周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盖就丘甸言之，未析言乡、遂之六军与丘甸殊法。此亦犹今之学者误认周之田制皆为井田，不知其有井有不井也。然兵制之起于田制，则乡、遂丘甸之性质固有相同之点，国养民而不养兵，民为兵而不病国，此尤古制至要之义也。

    第五节　市肆门关之政

    周人生计惟恃农田，贾人亦授贾田，则分业尚未甚严，农商可兼治也。然《周礼·地官》于市政亦设专官，货贿之出入门关者，各有治禁。则其商业虽不若后世之繁盛，殆必盛于唐、虞、夏、商，且其教条规制，多为后世所本，则言吾国之商政者，不可不首稽《周官》也。周之掌市肆门关者有：司市、质人、廛人、泉府、司门、司关、掌节诸官。其市官所自辟除者有：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胥、肆长诸职。而立市则掌于内宰。

    《周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

    其市在王宫之北。

    《考工记》：“匠人营国，面朝后市。”

    盖古人讳言财利，故置之在宫朝之后，以其近于后宫，故使内宰掌之，而君后贵官且禁不得游观。

    《周官·司市》：“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郑《注》：“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为说，国君则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妇则使之出罚，异尊卑也。”

    皆所以示重农抑商也。

    周制市分为三，中曰大市，东曰朝市，西曰夕市，各占一夫之地。

    《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考工记·匠人》：“市朝一夫。”孙诒让曰：“三市为地，南北百步，东西三百步，共一里。”

    市官所居曰思次，曰介次。

    《周官》郑《注》：“思次，若今市亭；介次，市亭所属。”

    交易之时，则悬旌于思次，市官莅而治之。

    《周官·司市》：“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

    其货之陈列有法。

    《周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而平正之。”

    贾值有恒。

    《周官·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

    利害有别。

    《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伪饰有禁。

    《司市》：“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罚之。”

    成贾以度量。

    《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儥。”《质人》：“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9]。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执鞭度而巡其前。”

    结信以质剂。

    《司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郑《注》：“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

    交易以泉布。

    《司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郑《注》：“布，谓泉也。”

    其税敛，有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诸目。

    《周官·廛人》：“掌敛市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肆长》：“敛其总布。”江永曰：“絘布者，市之屋税；总布者，货贿之正税；廛布者，市之地税也。”郑《注》：“质布者，质人所罚，犯质剂者之泉也。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

    其握经济之枢者，有泉府。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金榜云：“农民受田，计所收者纳税。贾人贷泉，计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货物，轻重皆视田税为差，是谓以国服为之息。郑云：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贾《疏》云：万泉出息五百，计当二十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万泉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泉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泉期出息二千。郑直云园廛者，略举以言之也。”

    其货之出入门关者有节。

    《周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郑《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按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参相联，以检猾商。”

    市肆门关，刑罚綦重。

    《司市》：“以刑罚禁虣而去盗。……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其附于刑者，归于土。”《司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

    综观周代治商之政，足知其时王朝及各国商货交通，四方珍异，多萃于京师。而诈伪、饰行、漏税、犯禁者，亦往往而有。设官之多，为法之严，皆由于此。故虽农商未必尽分，而商贾阜通货贿，亦列于太宰九职。当时之商业，故未可遽目为幼稚矣。又当时商贾之事，虽专掌于《地官》，而《秋官》复有关于商贾之法。

    《周官·朝士》：“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郑众《注》：“同货财者，谓合钱共贾者也。”

    同货财之法，《经》未详言，疑当别有专条，盖商法之权舆也。

    周代关市之财赋，用途有二。一则供王之膳服；

    《周官·太府》：“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

    一则养死政之老孤。

    《周官·司门》：“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

    而泉府之共国用者，尚不与焉。《司门》所言，专指死政者之老孤。案《遗人》之职则泛称老孤。

    《周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

    古者养老必于学校。门关之财既以养老，度即当时学校之经费。惟其详不可考耳。

    周之泉布，《经》亦不详其制。自泉府外，司市与外府皆掌之。

    《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郑《注》：“布，泉也。其藏曰泉，行曰布。”

    按《汉书·食货志》则周有九府圜法，

    《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今世犹多有周之钱布，布即钱之本名，非专指布匹也。《诗》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足证当时市易之通用布矣。

    第六节　王朝之教育

    周代教育分乡、遂与王朝为二途，犹今地方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别也。王朝掌教育之官曰师氏、保氏，乐师则掌小学教育者也。

    《周官·师氏》：“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掌养国子以道。”《乐师》：“掌国学之政。”

    曰大司乐、大胥、小胥、诸子，则掌大学教育者也。

    《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

    师氏之教曰三德、三行。

    《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保氏之教曰六艺、六仪。

    《保氏》：“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大司乐之教曰乐德、乐语、乐舞。

    《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乐师之教曰小舞。

    《乐师》：“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观其所教，与乡、遂之教三物相近，而加详焉。盖乡、遂多平民，国学皆贵族，其时之阶级固有区别，而德行、道艺、科目仍一贯也。

    《周官》经无大学、小学之明文，盖古代别有学礼，详载学校教育之法。《周官》仅言官制，故其文不具。清代说经家博考诸书，证明周之小学、大学所在及学者之区别，均可补经文之阙。大抵周之小学，在王宫南大门之左。

    《周礼正义》（孙诒让）：“师氏教国子于小学，在王宫南之左，而汉以来多以虎门为小学所在。如《蔡邕集·明堂月令论》谓《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守王门，保氏守王闱。《魏书·刘芳传》引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与《月令论》说同。《诗·大雅·灵台》孔《疏》引袁准《正论》云：‘周置师保之官，居虎门之侧。’然则学宫非一处也。《大戴礼记·保傅篇》卢《注》云：‘小学，谓虎门师保之学也。’《玉海·学校》引《三礼义宗》云：‘《内则》云，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谓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门之左，师氏之旁而筑宫焉。’《广韵·二十三魂》引《周礼》云：‘公卿大夫之子，入王端门之左，教以六艺，谓之门子。’盖诸说并因师氏朝位居虎门左，与《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方位隅同，遂谓小学即在于彼。金鹗云：‘天子、诸侯小学皆在宫南大门内之左。中门以内，路门之外，则有宗庙，不得为学也。师氏掌小学之教，保氏副之。师氏又以媺诏王，故居虎门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门外也。或据此文遂谓天子小学在虎门之左，不知经文但言师氏居虎门之左，未尝谓小学在虎门左也。’案金说是也，王国小学自当如《王制》说，在王宫南之左，即皋门内之左也。师保教小学，其宫虽不及大学之广，然王太子、王子及诸侯、卿大夫之子咸在，其人数甚众，则亦必不甚隘。路门之左，既有宗庙，必无更容小学之地。蔡、卢诸说殆不可通。”

    大学有五，在国之南郊。

    《周礼正义》（孙诒让）：“周大学之名，见此经者，唯成均。见于《礼记》者，则又有辟雍、上庠、东序、瞽宗。东序亦曰东胶，与成均为五学，皆大学也。其制度及所在之地，诸家之说纷异殊甚。今通校诸经涉学之制文，知周制国中为小学，在王宫之左。南郊为五学，是为大学。至五学方位，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古无异说。唯成均、辟雍众说不同。郑锷云：周五学，中日辟雍，环之以水。水南为成均，水北为上庠，水东为东序，水西为瞽宗。其义最确。”

    《礼书通故》（黄以周）：“陆佃、郑锷说天子立四学，并其中学而五，直于一处并建。周人辟雍，则辟雍最居中。其南为成均，其北为上庠，其东为东序，其西为瞽宗。以周按辟雍之制，中曰大学，其外四学环之。大学四达于四学。《诗》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志其制也。其外四学，兼用四代之制。东学曰东胶，取夏学之制，谓之东序。西学曰西雍（《周颂》谓其在辟雍之西也），取殷学之制，谓之瞽宗。其北学，则取有虞上庠之制也。其南学，则周制谓之成均，无他名焉。”

    其学者，则自天子，

    《大戴记·保傅篇》：“《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违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

    太子，

    《易传·太初篇》：“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夕入北学。”

    公卿、大夫之子弟，

    《周官·师氏》郑《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大司乐》注：“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诸子》注：“国子，为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孙诒让曰：“《周礼》有国子，有门子，二者不同。国子者，即国之贵游子弟，此通乎適庶而言者也。《小宗伯》云：其正室谓之门子，则专指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言之，此不兼庶子者也。古多世官，故入学者以適子为尤重。实则官族支庶子弟，亦无不入学者，故此经通言国子弟。”

    乡、遂所兴之贤能，及侯国之贡士，皆与焉。

    孙诒让曰：“周制大学所教有三：一为国子，即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学而升者也。二为乡、遂大夫所兴贤者能者，司徒论其秀者入大学是也。三为侯国所贡士。此三者，皆大司乐教之。经唯云合国子弟者，举其贵者言之，文不具也。”

    国子等入学之年，《周官》无明文，而诸书所言亦不同，大抵自八岁至二十岁。初入小学而后入大学，其年之迟早，则视资禀之敏鲁而定。

    孙诒让曰：“《师氏》之国子，为年十三以上者。《大司乐》之国子，为年二十以上者，长幼不同。国子入学之年，《礼》经无文，《内则》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舞《大夏》。郑《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大戴礼记·保傅篇》则谓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卢《注》云：束发，谓成童。《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者，谓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案依卢说，则《保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为王太子之礼。《内则》书传说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为诸侯、世子及卿大夫、士嫡子之礼。其或迟三年十五入小学，或早二年十八入大学，为世子以下晚成早成之别制。今考《保傅》上文，自据王太子言之，固当如卢说。然《白虎通义·辟雍》篇、《汉书·食货志》说并与彼同，而不云有贵贱之异。《公羊》僖十年何《注》则云：《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学。是诸侯子入学之年又与王太子同，至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据《御览》引《书传》自通王太子以下言之。《王制》孔《疏》引《书传略说》又云：余子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则卢说皆非伏、王之旨。《贾子·容经》又谓古者年九岁入小学，视《保傅》《内则》复迟早各较一年，众说乖异，未能明定。要王侯之子，始就傅即入小学，自宜较早。公卿以下之子，必先教于家塾，而后入小学，自宜较迟。此则揆之理而可信者耳。”

    其教科，则异地异时，各有所重。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祭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

    《礼书通故》（黄以周）：“天子祀先圣先师出师受成，是谓承师问道之中学，又谓之大学，又谓之辟雍，此五学中之尊，学者不得居焉。天子养国老于学，是谓上亲贵仁之东学，谓之东胶，又谓之东序，学干戈羽籥者居之。天子祀先贤于学，是谓上贤贵德之西学，谓之西学，又谓之瞽宗，学礼者居之。天子视学，太子入学以齿，是谓上齿贵信之南学，谓之成均，大司乐教乐德、乐语、乐舞者居之。天子上贵尊爵，其所入者北学，谓之上庠，典书诏书者居之。”

    其大学毕业，年限约九年。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按《学记》所言，虽未必即指周之大学，然《内则》谓二十而冠，始学礼，舞《大夏》，博学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则古者男子二十至三十，实皆在大学时代，故约计其毕业为九年。《周官·大胥》郑《注》：汉《大乐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与古用卿大夫子同义。是古之卿大夫子弟，隶大乐正之学籍者，大抵自年二十到三十，其敏者九年毕业，甫二十八岁；鲁者或迟一二年，亦不过三十，至年满三十，则不隶于学籍矣。此则研究《周官》者所当参考者也。

    第七节　城郭道路宫室之制

    周制邦国都鄙皆有封疆。

    《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掌固》：“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

    其都邑则有城郭。

    《量人》：“掌营国城郭。”《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设其饰器……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

    惟城郭之制未详。《考工记》略言城制：

    《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郑《注》：“雉长三丈，高一丈。”

    解《周官》者，即据以为说。

    《司门》疏（贾公彦）：“知王城有十二门者，案《匠人》云：‘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四面各三门，是有十二门。”《司关》疏：“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关，则亦十二关。”

    道路之制，其别有五。

    《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郑《注》：“五沟，遂、沟、洫、浍、川也。五涂，径、畛、涂、道、路也。”

    据郑《注》则广狭有定数。

    《遂人》郑《注》：“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贾《疏》：“郑知径容牛马之等义如此者，此从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涂，川上之路，则容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轨者广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车一轨。轨广八尺，自然径不容车轨，而容牛马及人之步径。”

    而国都涂制，则见于《考工记》。

    《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郑《注》：“轨凡八尺。”

    合而言之，则其时道路广狭之差，凡有八等，而达之、比之、书之各有专官。

    《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10]《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11]《野庐氏》：“掌达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12]《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13]

    路必有树，

    《国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14]

    以时修除，

    《周官·野庐氏》：“凡国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邦之大师，则令扫道路。”

    禁令甚严。

    《司险》：“国之五沟、五涂……皆有守禁。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野庐氏》：“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柝之，有相翔者诛之。凡道路之舟车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节者及有爵者至，则为之辟。禁野之横行径逾者……掌凡道禁……且以几禁行作不时者、不物者。”《司寤氏》：“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食宿有所。

    《遗人》：“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其路政详备如此，此今之言筑国道者所当知也。

    宫室之制，经亦无明文，惟称王有六宫六寝。

    《周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15]《内宰》：“以阴礼教六宫。”[16]

    盖《冬官》既亡，其文不具也。以《考工记》观之，略可推见周代建筑之法。

    《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囷窌仓城，逆墙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窦，其崇三尺，墙厚三尺，崇三之。”

    研究周代礼制者，必先知周之宫室制度，然后知其行礼之方位。自来说经者考据甚多，吾辈欲知吾国宫室沿革，亦不可不于此究心。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述西周宫室之制，撷群书之要领，颇得周制之梗概。今录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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