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

    春秋之后，是为战国。太史公作《六国表》，始于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实则《春秋左传》终于元王八年，当自贞王元年始入战国[1]，而秦始皇二十七年后，即秦统一之时，亦未可附于战国。要战国之始末，自周贞王迄秦灭齐，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战国”者，亦以《国策》记其时事，刘向定其名为《战国策》，故缘书而名其时也。此期史事，颇多阙轶，顾亭林尝论之：

    《日知录》：“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以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国表》只本《秦记》，未见周室史记。

    《史记·六国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阙轶，当以此为最大关系，又当孟子时，诸侯已去周籍。

    《孟子·万章》：“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则秦虽不烧诸侯史记，而周家典章制度之变迁，亦未必可考。晋之亡也，其太史抱图法归周。

    《吕氏春秋·先识篇》：“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见秦伯。

    《史记·周本纪》：“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转徙，图籍随之湮沦，则诸侯虽不去之，亦未必完全无缺也。仅就秦史所记，及其他残缺不完之书，推论当时状况，已难得其实际，而论者又多从退化方面着眼，如刘向《战国策序》有曰：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绝矣。

    益使人觉此期之史事无足道。然就其变迁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进化者，亦不可执一而概其余也。

    古代疆域之广袤，颇难质言。以春秋、战国两期较之，则战国时拓地之广，过于春秋远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为楚、越所辟。

    《史记·越世家》：“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正义》：“楚之四邑，庞、长沙、竟陵泽也。庞、长沙出粟之地，竟陵泽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越若窥兵西通无假之关，则四邑不得北上贡于楚之郢都矣。战国时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虔、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

    越则南及闽中，

    《史记·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楚则西及巴、蜀、滇、黔，

    《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秦伐楚、蜀，其地益广，

    《史记·秦本纪》：“惠文君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2]。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西攻义渠，遂置陇西北地诸郡。

    《汉书·匈奴传》：“魏有西河、上郡，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

    燕、赵二国开拓北边，所置之郡，亦不下于秦。

    《汉书·匈奴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三垂之辟，皆由国大力强所致，非封建诸侯尽并而为此四五国者，未能挥斥裔夷若此之广也。

    春秋以来，井田之制渐隳。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为政，使田有封洫，郑人诵之曰：‘取我田畴为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3]

    战国之初，犹有存者，故李悝作尽地力之教，犹以提封万顷为言，

    《汉书·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4]

    然自文侯至孟子时，不过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国已皆呈经界不正之象，则其变迁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商鞅与孟子同时，独尸开阡陌之名，

    《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开阡陌辨》（朱子）：“《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者同。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铲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民生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

    度他国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国考》（明董说）引《水利拾遗》云：“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未知其说所本。若依此说，则魏之废沟洫，必废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田制既变，人民之生计，遂至贫富相悬甚远。

    《汉书·食货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又引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国有之地变为民有，其害在生计不均，其利则在以竞争而促进人之智力。经济之发展，当以此期为最大之关键矣。

    春秋之时，惟《管子》有黄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语，他书未有言金粟交易之价值者。盖人皆有田，不须购粟，故亦无市价可言。至计然为越王勾践谋国，始以谷价高下相较。

    《史记·货殖列传》：“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5]

    粟石仅值二三十钱，较之今日，似为极廉。然以家有余粟之人，至于日日购米而食，亦可谓之巨变矣。史称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币。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实则战国之时，已专用黄金，或以镒计，

    《孟子·公孙丑》：“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

    《战国策》：“苏秦为赵相，白璧万双，黄金万镒。”

    或以斤计，

    《战国策》：“姚贾出使四国，资车百乘，金千斤。”“孟尝君予冯谖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梁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

    或不言斤镒，而但称金若干。

    《战国策》：“温囿之礼，岁八十金。”“唐睢载音乐，予之五十金。”[6]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虽有金币，未闻用金如是之多。战国之时，号为乱世，而各国用金，动辄千百斤镒者，又经济之大变也。吾意春秋百数十国，至战国时仅余数十国，各国之府藏储蓄，悉数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农夫变而为商贾，治生之术日精，货币与实物交易之量骤增，二因也；僻远之地，以次开辟，矿产必多发见，三因也。史称：周显王六年，天雨金于秦之栎阳，四月至八月，秦自以为得金瑞，作畦畤于栎阳，祀白帝。世无雨金之事，此必矿产之溢出于外者，为风雨鼓荡，而飞于空，故以为雨金耳。又称：蜀王与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遗之。又作石牛五，朝写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使人请石牛，秦许之，乃遣五丁开道迎石牛，所谓“金牛道”也。此事虽近于小说，然亦可见其时秦国金多矣。世道离衰，物力进步，虽谓战国为黄金时代，非溢词也。

    春秋之时，列国交兵，其数之多，不过数万，至多亦不过十万耳。至战国而竞以众胜，靡国不然，苏、张之徒，盛称其数。

    《史记·苏秦传》：“说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说赵肃侯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说韩宣王曰：韩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齐宣王：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说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7]《史记·张仪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8]“又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其言虽夸，然实数必去所言不远。观《史表》载秦斩首之数，尤可互证。

    《史记·六国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武王四年，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五万。”“十四年，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斩首十三万，沉其卒二万人于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斩杀之多如是，所将之兵之多可知。即曰秦尚首功，或多虚报，然以十为一计之，其多者亦有数万。如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以二万四千计之，亦春秋时二军之数矣。秦并六国，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万。

    《史记·王翦传》：“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

    若合两方计之，则秦、楚之战，其兵不下百余万矣。吾人读史，不可徒讥其残暴，当知其平时养兵之费，教兵之法，驭兵之方，以及战时指挥调度之才若何，而后可以胜之，非惟大将著名者如起、翦、颇、牧之类，非春秋时卿士将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将校，度亦必有过人之能，而后可与于战事。观韩信论汉高将兵之才不过十万，则战国时人才之多为何如乎？

    春秋之时，多世卿执政，其由布衣崛起，骤至卿相者，不数数见也。至战国而风气一变。窭人下士，扺掌游说，往往取贵族世臣之权而代之，而阶级之制遂以渐泯。盖当战国之初，篡位夺国者皆强宗世族，其人虽甘冒不韪，恒惧他人之师其故智。

    《孟子·万章》：“齐宣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此即可以见当时国君之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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