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

r />     一则互相猜忌，争为巨子。

    《庄子·天下篇》：“南方之墨者……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吕氏春秋·去宥篇》：“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一则骛外徇名，易为世夺。

    《吕氏春秋·上德篇》：“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25]。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此皆其骤盛于一时，而卒不能不同化于他派之故，不可专病异己者之排击也。墨学衰而法家、纵横家大盛。商君之威严，殆有过于今之督军。

    《史记·商君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苏秦之智术，亦几为当时天下之泰斗。

    《史记·苏秦传》：“苏秦死，苏代复重于燕。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三晋之士，人人攘臂言纵横矣。

    《史记·张仪传赞》：“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同时与法家、纵横家颉颃者，则有阴阳家。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乎齐、梁同乎哉！”

    迄汉代，其学尤盛，而儒、道二家，初未尝得权凭势而有所为，与世枘凿，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孟子荀卿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老庄列传》：“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则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讲学著书皆无与于当时之风气，而其及于后世之影响，乃转过于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时之盛衰计也。

    诸子之学，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之学，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说，而攻之甚力者。如杨朱、列御寇之学，皆出于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则进于老子；墨翟学说，既与杨、列相反。（墨子攻击儒家最甚，攻杨子者颇少，惟《兼爱》下篇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云云，正是指斥杨家之言。）又专攻孔子，而以先圣之学，别立一宗。孟子承孔子之学，言性言政，皆进于孔子，而力辟杨、墨二家之说。然其痛恨当世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同。宋钘、尹文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似与墨同矣，而其以心为主与墨异，

    《庄子·天下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是宋钘、尹文之主张，专以人心之不乐战斗为主，不似墨之归本于“天志”也。

    以利为言与孟异。

    《孟子·告子》：“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庄子之学，又进于杨朱、列御寇，亦称述孔、墨，而以《齐物论》为归，然与慎到等之齐万物者又不同。（按慎到等齐万物以为首，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庄子斥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盖庄子之齐物，自有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万物平等之观，而于原始之道未有所见也。）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恶，与孟子相反。其治名学，又进于孔、孟而与墨同源焉。故诸子之学，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综合而观之，适可为学术演进之证。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

    诸子之书，家别人异。欲究其全，当别为专书。近人喜言诸子之学，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傅会西人之说。（如清季学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学，则盛称墨子之格术。如刘岳云《墨子格术解》曰：“日光具红、黄、绿、紫、橙黄、靛、蓝七色，试以三棱透镜即见。若物尽受全日之光，则为白色；若灭其入质之光线，则为黑色。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为阴阳向背之别，而数千年前之墨子已发其理。”[26]近人习于西人逻辑之学，则又标举墨子及惠施、公孙龙等之名学，如梁启超《墨学微》曰：“墨子所谓名，即论理学所谓名辞；墨子所谓辞，即论理学所谓名题；墨子所谓说，即论理学所谓前提等。”）

    而于牖民觉世之大义，或反弃之不讲。如孟子之辩义利，（孟子时功利主义极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以社会进化历史变迁之理观之，固亦可成一说。然专以强利为目的，其流极必至于不顾人道群德；易言之，则可曰：苟可以强国，不顾公理；苟可以利民，不问人格[27]。今世强国侵略主义，即此耳。孟子生其时，力持正义，如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也。”又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皆极端与功利论相反。当时虽不见从，而后世服习其说，凡士大夫之所主张，皆以重义轻利为立国根本。）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战，（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义，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战者，孟子则一律斥之，此其异也。《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其言痛切极矣。后世人君，虽多有以武功立国者，而凡儒者之言论，史家之记载，文人之歌咏，恒斥其非，而专以尚德恤民为美。此亦可证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来矣[28]。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见及之。其《非攻篇》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为攻国不义，则不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又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可为知义与不知义之辨乎？”盖墨子以国家与个人无别，悉当以义为断，其理至明；而当时谓攻国为义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国家学者之说，歧国家道德与人民道德为二也。吾国兵祸之烈，极于战国，而其时之学者，即大倡反对之论，此亦可见吾民觉悟之早，与其爱好和平之性之独优矣[29]。）子思、孟子之论性，（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示人以性善也。性如不善，则率之不得为道矣。孟子畅言性善之旨，其原实出于子思。然当举世大乱之时，不因人类之残贼凶恶，而怀憎恶厌弃之意，且极力推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尤有功于教育。盖人心之观念，每因环境而变，见环境之多善人，则以人性为善；见环境之多恶人，则以人性为不善。惟究极性道之原者，能不为环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现状及结果而论，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绝去其自暴自弃之萌，其为功于人类何如哉！荀子言性恶，已为当世恶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愤激，而欲以礼义教化矫之。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盖荀子之时，争夺残贼淫乱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时。荀子疾其所为，因谓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说已大悖于教育原理。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辞让合理之德，虽有师法，何能动之？郝兰皋等解“伪”字作“为”字，以为荀子辩护；不知“为”字亦是强勉矫饰，非出于自然也。）列子、荀子之论学，（《列子》书中，教人为学之法最多。如壶丘子示季咸以未始出吾宗，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又学于老商九年，然后心凝形释，既自以其为学诏人。又如《汤问篇》所述师文学琴，薛谭学讴，纪昌学射，造父学御等，皆示人以专心壹志学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虚无诞妄之说也。荀子言性虽异于孟子，以其注重于人为，故力言积学之益。如《劝学篇》曰“真积力久则入”，《儒效篇》“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强国篇》云“能积微者速成”。自《劝学篇》以下，反复譬喻，一本此旨。积则一好，一好则通类，故曰：“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修身篇》亦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神一好。”《劝学篇》又曰：“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儒效篇》又曰：“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黑白，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类统而应之，无所儗。”为学之法，殆莫有外此者也。）列子、庄子之言宇宙原理，（列、庄之学，皆推极于无始以前，如《天瑞篇》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30]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盖原始之道，不生不化，非一非多，降而至于生化，则人之所见，阴阳四时，有推迁变化之迹矣。然从往复疑独推之，仍自不可终，不可穷，世人徒以物质求之，终无是处也。《齐物论》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其言原始，既极之于未始有夫有无之时，然初非示人以无有无无也，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又曰：“其有真君存焉。”[31]亦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盖确见天地之根本，在有无胥泯之时，而仍有情有信，惟陷溺于世俗知识者，不可见耳。列、庄皆从此用功得力，故俯视一切，而自信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知其道者，则目之为消极，为社会学术进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极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而积极于精神之稠适上遂[32]。则人类之进步，何可限量？惟役役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自命进步，实则毫无进步可言，乃真庄、列之所悲耳。自魏、晋以来，崇拜庄、列之说者，似亦专宗其消极主义，然真能得其道者，和光同尘，泯然于言说迹象，世亦无从知之。姑就浅近立论，则列、庄之说，即无大功效，亦足使人开拓心胸，消除执滞。佛学未入中国之先，吾国有此等先觉，洵异事也。）皆大有功于人类，弃周鼎而宝康瓠，未足为善言学也。

    诸子之学，既各有功于世，而其文之精美，又进于春秋之世，而各成为后世文章之宗，是亦战国之特色也。综观诸子之文，约分为五：一曰纪事，二曰笺释[33]，三曰论辩，四曰寓言，五曰韵文。战国以前之文，虽有此五体，而发挥光大，至是始盛；其尤盛者，则后之三体也。孟、墨论辩，最工设喻，已近寓言；而杜撰事实，庄、列为多。如称晏婴与管仲同时，

    《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以意为之，羌无故实；甚至古代本无此人，随意造一名字，如鸿蒙、云将、副墨、雒诵之类，尤前此之所无也。后世赋家假设主客，小说家幻托人事，皆原于此。此则庄、列以前，文多纪实；庄、列以后，文字直分纪实与寓言为两宗矣。《老子》《管子》已有韵文，而未别名一体；《荀子·成相篇》既为长短句之祖，赋云、赋蚕，又就诗之六艺，抽取其一而名篇。宋玉之徒，踵兴于楚，赋乃代诗而兴，是亦文章进化之关键也。《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已著录于儒家，而《诗赋类》又列《孙卿子》十篇，明赋之始于孙卿也。观其序意与屈原并重。

    《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北荀南屈，相望于列强黩武之时；而文章光焰，腾焯千古。故知个人之力，不必为当世权势所屈矣。

    * * *

    [1]　此称其书之篇名。

    [2]　此称其书名。

    [3]　此皆称其著书。

    [4]　此即以诸子为诸书之称，实即当日诸子之书。

    [5]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6]　后世所加。

    [7]　从王念孙说改。

    [8]　史鰌，春秋时人，荀子斥其言之成理，欺惑愚众，当是战国时有为史之学之说者耳。

    [9]　陈骈即田骈。

    [10]　阳生即杨朱。

    [11]　《艺文志·兵家》有《兒良》一篇。

    [12]　《史记》称慎到、田骈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则亦出道家。

    [13]　《索隐》：《别录》作“芋子”。

    [14]　沈钦韩疑为鲁人。

    [15]　叶德辉说为陈人，梁玉绳说为齐人。

    [16]　它嚣、桓团、陈仲子等，不知有无著述者尚不在内。

    [17]　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

    [18]　见前引《淮南子·要略》。

    [19]　见前《孔门弟子》篇。

    [20]　据胡元仪《荀卿别传》则五十当作十五。

    [21]　《左传正义》引。

    [22]　吴起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即周安王二十一年，在苏秦说六国合纵之先约四十八年。

    [23]　此可见苏秦未劝六国合从之时，已有衡人日夜游说。

    [24]　按《史记》作“楚有尸子”。《艺文志》称为鲁人，其言可通。春秋以降，鲁地渐入于越，后又入于楚，故《志》称为鲁人，而《史》称为楚人。若以鲁为晋之讹，则晋、楚相去远矣。

    [25]　此等见解，极卑陋可笑，皆骛外徇名之见也。

    [26]　指《墨经》远近临正鉴貌能黑白言。

    [27]　《商子·靳令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举孝悌、诚信、贞廉、仁义诸德，一概抹杀，是即极端功利论所必至也。

    [28]　近年有倡为尚武之说者，谓吾国之弱，实文人不提倡尚武之精神，此亦持之有故。然西洋史家盛称亚力山大、凯撒、拿破仑诸人，而吾国人于秦始皇、汉武帝、苻坚、隋炀、金亮之类，皆致不满，盖中西人思想大相径庭之处也。究之，立国尚武功，抑尚道德，读史者可自下断语。

    [29]　吾国之昌言兵祸者，不独道家及儒、墨二家然也。即兵家之大师，亦以此义为前提。如孙子曰：“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又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皆深以穷兵黩武为戒者也。

    [30]　此当从杨仁山说：“一尚不立，何有对待。”

    [31]　皆《齐物论》语。

    [32]　《庄子·天下篇》：“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稠，即充实不可已之谓；适，即与天地精神往来之谓；上遂，即上与造物者游之谓。

    [33]　如《墨子·经说》《韩非子·解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