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周、秦之学术思想，至两汉而结局。凡汉人之所从事，大抵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创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递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为新制，而国基大定，疆域辽廓，又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袭鄙之也。又凡汉人之著作，与其所研究者，不尽传于后，观《汉书·艺文志》及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书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论，殊为未安。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是可知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非如后之言汉学者，第以经义训诂为一朝之学也。

    世多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盖汉初犹存挟书之律，惠帝虽除之，

    《汉书·惠帝纪》：“四年，除挟书律。”

    其民间之收藏隐秘，犹未尽敢公布。至孝武而后，诸子传说与六艺之文，始并充于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

    《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又《汉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百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汉以经书立学官，亦沿古者官学之法，如《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非汉人之创制也。至平帝时，广征学者。

    《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复不限于经生。足知西汉末年，人之为学，广出诸途，不第专以经学教授也。汉初已有博士，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

    武帝时，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时，凡十四家。

    《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续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于保举，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然后策试，盖重其选也。

    《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

    学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后以次增至数千人。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1]

    后汉国学尤盛，顺帝以降，太学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疏。”“顺帝……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按东汉太学，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盖从古未有之大学校也。以三万余学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后汉书》考之，其时太学生所居之室，盖甚宽大。如《仇览传》称：“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守之何固！’览不与言。融以告郭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是学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宾客，夜可留宾止宿，必大于今日学校寄宿舍矣。又其时讲舍与宿舍异处，如《朱祐传》：“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是其学生宿舍，与讲舍不连之证。宿舍中有客至，而学生升舍听讲，不与宾相劳苦，殆讲授有定时，不敢缺席之故欤？学生之势力，至于左右朝政，则兴学之效也。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2]。自文翁在蜀立学堂，

    《汉书·循吏传》：“文翁，卢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3]颜师古曰：“文翁学堂，在今益州城内。”《水经注》：“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城南。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

    《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

    《后汉书·光武本纪》：“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邓禹传》：“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耿纯传》：“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景丹传》：“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卓茂传》：“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东观汉记》：“光武受《尚书》于中大夫卢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以《后汉书》诸传证之，北至武威，

    《后汉书·任延传》：“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习业。”

    南至桂阳，

    《后汉书·卫飒传》：“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仪。”

    僻壤蛮陬，并有学校。

    《后汉书·李忠传》：“为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

    《金石萃编》（王昶）：“《溧阳长潘乾校官碑》云：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官，宗懿招德。”[4]

    信其语为不诬矣。

    西汉大师，弟子之多，不过千余人。

    《汉书·儒林传》：“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

    东汉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亦过于西汉之经师。

    《后汉书·牟长传》：“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传》：“教授数千人。”《杜抚传》：“弟子千余人。”《丁恭传》：“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楼望传》：“诸生著录九千余人。”《谢该传》：“门徒数百千人。”《蔡玄传》：“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师各有录，载其门徒。

    《后汉书·李膺传》：“膺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门徒之多，不能遍教，则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

    《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

    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师而成学也。

    《汉书·儒林传》：“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5]“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

    《后汉书·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后汉时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

    《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

    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佣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其时书籍，尚多用简帛。

    《汉书补注》（沈钦韩）：“刘向上《晏子》《列子》奏，并云以杀青书可缮写。然则其录奏者，并先杀青书简也。《御览》六百六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后汉书·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后汉时，始有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是实吾国文化之一大利器也[6]。顾传写虽便，而经籍未有定本亦难免于讹误，于是有石经之刻。

    《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名。”

    其议倡于蔡邕，而成于李巡等。

    《金石萃编》：“《蔡邕传》称：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而《公羊传》后别有谏议大夫赵、议郎刘宏、郎中张文、苏陵、傅桢；《论语》后别有博士左立、郎中孙表。疑当时同与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载也。考《卢植传》，植由庐江太守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传记，是杨彪、卢植亦尝同校《五经》。又《吕强传》称：汝阳李巡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则刻经之议，虽创于邕，而其得蒙诏许，实由李巡之功。”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毕。其工之艰巨，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阅千七百余年，而是经之残字犹存于世，是岂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编》：“汉石经残字，共十二段。翁方纲汇摹其文，刻于南昌官舍，石经残字存者止此。而读其遗文，犹可以见鸿都之旧。”

    两汉同重经学，而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罕治古文；东汉则今古文并立。前汉今文说，专尚微言大义，后汉治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此两汉经学之别也。

    《经学历史》（皮锡瑞）：“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近人以孟、荀、墨、韩、吴子及司马法诸书，多与今文家说合，并引为今学。

    《今古学考·今学书目表》[7]（廖平）：《王制》《穀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记》《戴记》今学各篇[8]、《孟子》《荀子》《墨子》《司马法》《韩非子》《吴子》《易纬》《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公羊何氏解诂》[9]。又《古学书目表》[10]：《周礼》《左氏春秋》《仪礼经》《戴记》古学各篇、《逸周书》《国语》《说文》[11]。

    则今古文之范围，兼当包括诸子矣。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

    《后汉书·周防传》：“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伏恭传》：“为《齐诗章句》二十万言。”《景鸾传》：“著述凡五十余万言。”

    是亦学术进步之证。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遍注群经，凡百余万言。黄巾军皆知其名，不犯其境。东汉人之知重学者，亦一最美之风气也。

    《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谛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万余言。”“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汉人之学，不专治经也。周、秦诸子之学，汉时实能综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载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12]。至魏、晋以降，始次第沦佚，故有功于诸子者，莫若汉也。以两《汉书》诸传考之，有专治一家之学者，有以一家之学教授后生者，其风气盖与经学家无殊。如盖公善治黄、老，曹参请之言治[13]；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14]；杨王孙学黄老之术[15]；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16]；淳于恭善说《老子》[17]；范升习《老子》，教授后生[18]；矫慎少学黄老[19]；是皆道家之学，不独窦太后好黄、老，楚王英喜黄、老也[20]。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21]；阳球好申、韩之学[22]；是申、商、韩非之学，实绵延于两汉，而汉世以法律名者尤夥，虽不尽传诸子之说，要当属于法家。（西汉以法学著者，如路温舒学律令，杜延年明法律，郑昌、郑弘皆通法律，于定国少学法于父，郑崇父宾明法律，丙吉治律令，及文翁遣小吏诣京师学律令，皆见于《汉书》诸传。东汉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侯霸从钟宁君受律，钟皓善刑律，以律教授，皆见于《后汉书》。）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著书二十八篇，与蒯通、徐乐、严安、聊苍等所著之书，皆著于《艺文志》，是皆汉之纵横家也。田蚡学《盘盂》书，为杂家；而淮南王、东方朔之书，亦著于志。其农家之董安国、尹都尉、氾胜之等，皆汉人也。小说家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张衡《西京赋》至谓小说本自虞初[23]，则其盛可想。通计汉之学术，逊于战国者，惟名家及墨家。然汉人所见名家、墨家之书犹夥，非若今之抱残守缺，徒摭拾一二语，以断定某家性质之比也。

    汉之经师，多通阴阳之学，如董仲舒以《春秋》灾异推阴阳所以错行，高相专说阴阳灾异，京房长于灾变，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皆西汉之经学大师也。其后则由阴阳家而变为谶纬。据《后汉书·樊英传》，则谶纬之学，与《京氏易》同出于一原。

    《后汉书·方术传》：“樊英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注：“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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