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谭巴》《说题辞》也。”

    后汉学者，大抵皆攻此学。

    《后汉书·李通传》：“通好星历谶记。”《苏竟传》：“善图律，能通百家之言。”《翟酺传》：“尤善图谶。”《刘瑜传》：“善图谶。”《魏朗传》：“学《春秋图纬》。”《薛汉传》：“善说灾异谶纬。”《廖扶传》：“尤明天文谶纬。”《韩说传》：“尤善图纬之学。”

    或以《汉书》不载纬书疑之，然自史传外，当代碑版，称述尤甚。

    《说纬》（朱彝尊）：“纬谶之书，相传始于西汉哀、平之际。而《小黄门谯敏碑》称其先故国师谯赣深明典奥谶录图纬，能精征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则是纬谶远本于谯氏、京氏也。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其见于范史者无论。谢承《后汉书》称姚浚尤明图纬秘奥，又称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载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则云考览《六经》，探综图纬。于太傅胡广，则云探孔子之房奥。于琅邪王傅蔡朗，则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秘。于中郎周勰，则云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于大鸿胪李休，则云既综七籍，又精群纬。于国三老袁良，则云亲执经纬，隐括在手。于太尉杨震，则云明《河》《洛》纬度，穷神知变。于山阳太守祝睦，则云七典并立，又云该洞七典，探赜穷神。于成阳令唐扶，则云综纬《河》《洛》，咀嚼《七经》。于酸枣令刘熊，则云效《五经》之纬图，兼核其妙，七业勃然而兴。于高阳令杨著，则云穷七道之奥。于郃阳令曹全，则云甄极毖纬，靡文不综。于藁长蔡湛，则云少耽七典。于从事武梁，则云兼通《河》《洛》。于冀州从事张表，则云该览群纬，靡不究穷。于广汉属国都尉丁鲂，则云兼究秘纬。于广汉属国侯李翊，则云通经综纬。盖当时之论，咸以内学为重。”

    俞氏谓“纬在太史，不在秘书”，说颇有理。

    《癸巳类稿·纬书论》（俞正燮）：“《汉书·艺文志》不载者，以纬在太史，不在秘书也。后汉，纬始入秘府。《隋书·经籍志》有纬八十一种，《唐六典·秘书郎·甲部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注云：‘《河图》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东汉至唐皆在秘书，更魏、隋焚纬，但书民间传本，廷臣议礼，师儒说经，犹检纬，则《汉志》不载纬，无可疑也。”

    欲知汉代学者之家法，不可不知纬学也。

    汉人之学，兼通天人。故定儒者之名义，以通天地人为标准。

    《杨子·法言》：“通天地人为儒。”

    《汉志》所载天文、历谱、五行诸书，其学皆本于太古，而其书多出于汉。

    《汉书·艺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汉之史官，又有世传天文之书，不在《艺文志》引诸书之内。太史公著《天官书》，史家之专门学也。

    《史记索隐》：“案《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经》文，而志又兼载石氏……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

    《后汉书·天文志》：“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苌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石申夫，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民之后，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

    元、成之时，刘向专说灾异，撰《洪范五行传》，其说多穿凿附会。东汉诸儒，精于天文星算者尤众。如：

    “杨厚受天文推步之术于父统”，“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蓟瑜善天文历算之学”，“任文孙晓天官风星秘要”，“廖扶尤明天文推步”等[24]。

    而张衡之制作，尤为汉代一大事。

    《后汉书·张衡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筭罔论》，言甚详明。……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如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时崔瑗称之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盖汉人之学，皆重实验，积往古之学说，因当时之风气，遂有发明制造之专家，恶得以其器之不传，遂谓汉学无足称哉！

    吾国医药之学，其源甚远，而《本草》《素问》等书，皆至汉始显。（“本草”之名，见于《汉书·平帝纪》，又《楼护传》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之语。）

    《玉海》六十三引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云：“撰用《素问》。”

    《汉志》详载医经、经方等书，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太史公作《扁鹊仓公传》，胪举其方术，知汉人极重医学矣。秦不焚医药之书，故古书至汉俱在。

    《史记·扁鹊仓公传》：“意受阳庆禁方，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

    俞跗解剖之术，至汉末犹有能之者。

    《史记·扁鹊仓公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

    《后汉书·华佗传》：“佗精于方药……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盖古人精于全体之学，劀杀剖割，初非异事，与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狱囚解剖，亦此意也。

    《汉书·王莽传》：“捕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世称《难经》出于黄帝，历传至华佗，以及黄公、曹元。

    《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王勃）：“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25]，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元。”

    而汉史谓佗临死烧其书，

    《后汉书·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岂所烧者止破腹断肠之法，而《难经》则先已传于人欤？后世医家独祖张机，于一切病惟恃诊脉处方之术，是汉代实古今医法变迁之枢。张机之名，不见于史，疑汉时其名并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讫今独有甚验者。知汉人之于医术，实积古代千万年之经验，而有专门之师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库书目》：“《金匮要略》，汉张机撰。机字仲景，南阳人。尝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此书……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问》《难经》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

    汉时小学，兼重书算。

    《汉书·律历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盖仍周代保氏教“六书九数”之法。故汉人多通算学。郑玄通《九章算术》，著于史传。

    《后汉书·郑玄传》：“通《九章算术》。”注：“《九章算术》，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广》四，《均输》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钩股》九。”

    而《艺文志》不载《九章》，其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但载讲授文字之书。盖《九章算术》，职在太史，非秘书所掌，故向、歆校书，不存其目。后世不知汉代官学之系统，仅据《汉志》，目文字为小学，此学术名义所当改正者也。

    汉代文字，随时增益。其初教小学之书，仅三千余字，后以次增至九千余字。

    《说文序》：“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段玉裁注：“《仓颉》以下十四篇，谓自《仓颉》至于《训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数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数也。《艺文志》曰：‘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谓汉初《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此谓三家所作，惟《凡将》之字有出《仓颉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扬雄作《训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怀瓘《书断》云：‘《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备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许全书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盖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贾鲂、许慎等所增之字，或出采辑，或出创造，未可断定。然四百年间，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十有奇，文化之进步可想矣。汉人小学文字之书，盖有二体。一取便于记诵，《凡将》《训纂》之类是也；一取详于解说，许慎《说文解字》是也。后世童蒙读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为句，皆源于汉。而研究许书者，独标汉学之名，且自诩为专门，亦未得汉人教学之全也。

    段玉裁曰：“自《仓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许引‘幼子承诏’，郭注《尔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将》七言，如《蜀都赋》注引‘黄润纤美宜制襌’，《艺文类聚》引‘钟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后多七言。”

    秦人刻石颂始皇功德，汉代不师其制，武帝立石泰山，无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鲁孝王“五凤石刻”为西汉石刻之始。

    《语石》：“欧阳公《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赵明诚仅收建元二年郑三益阙一种，可知其鲜矣。然刘聪、苻坚皆以建元纪年，未必为汉石也。鲁孝王五凤石刻，金明昌二年得于太子钓鱼池侧，今尚存曲阜孔庙。此外赵二十二年，群臣上寿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凤中广陵王中题字，出甘泉。皆欧、赵所未见也。至居摄、坟坛二刻，及莱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汉后矣。”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则在汉武帝时，

    《东方杂志》十四卷第一号载谭镳《上朱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云：“台山商人黄夔石，于广州城东里许东山庙前，购得官产龟冈地一段，建筑楼房，掘土丈余，发见一南越贵人遗冢。”“冢堂铺地各木端，搜索得汉初隶书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为‘铺’之古字，其字画方整，间有参差，不作俯仰姿势，纯为西汉隶法。其‘五、七、九’字，尚沿篆体。‘甫’字亦有沿篆体作山头者，异于东汉诸碑。”“冢中所得古钱，据工人言，合以《钱谱》，秦大半两，约数十枚，汉吕后八铢之半两，百余，汉文帝四铢之小半两，千余，而汉武帝之五铢不过数十。此外更无别式之钱。以此推想其营葬时代，必秦半两钱未停废，而汉五铢钱已流布；其为汉武未灭南越时，越之贵人遗冢已无疑义。镳意此冢当为南越文王胡冢。”

    则西汉之特色，当以刻木为首矣。东汉石刻极夥，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

    《语石》：“东汉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然以欧、赵诸家校郦道元《水经注》所引，仅十存四五而已；以兰泉、渊如诸家校欧、赵著录，及洪文惠《隶释》《隶续》，十仅存二三而已。古刻沦胥，良可慨叹。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刹幽宫，耕犁发掘，往往为前贤所未见。”

    其书有篆有隶[26]，而隶体为多，或纵横宕逸，或谨严流丽，后之碑版，靡得而逾焉。惟其作文及书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钱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阴，记其职掌及出钱多少。可以见其时风气，尚公而重义矣。

    汉之文章，初承战国之习，有纵横之余风。文、景以后，提倡经术，其文多尔雅深厚。

    《汉书·儒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而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创为《史记》，立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目，遂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治文学者师其义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27]

    修史策者袭其体裁，

    《史通》（刘知幾）：“《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是汉之史官所续，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业著《科录》，李延寿《南北史》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是亦汉代之特色也。其后，褚少孙、扬雄、刘歆等多踵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继为《汉书》，遂为断代史之祖。

    《史通》：“《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惟《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吾国立国数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风俗文物胥有可考，实赖历朝史书之记载。其专崇君主，则时代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当时之作者也。

    汉人所著子书，多沿周、秦以来之学说，不能出其范围。如《淮南子》杂出众手，既不足成一家之书，《论衡》专事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

    《汉书·淮南王传》：“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

    《后汉书·王充传》注：“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其颂述老、墨，问刺孔、孟，涂虽不同，沿袭一也。惟汉人之诗文辞赋，则多创为新体。枚乘、苏武为五言诗，武帝及诸臣为七言诗，而乐府之三言、四言诗体，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降及后汉，诗人益多，而《孔雀东南飞》一篇，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实为叙事诗之绝唱，虽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见汉之诗人，实多开创，无所谓定格成法也。诗之外，创制之体，如《答客难》《封禅书》《七发》之类，亦多新格。而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盖人类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以两周之经籍、子家衡两汉，诚觉汉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独至者观之，则前人仅构其萌芽，至汉而始发荣滋长者，亦未易偻数。故论史者贵观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见也。

    * * *

    [1]　《三国志·王朗传》注称西京学官博士七千余人，盖指西汉末年博士弟子也。

    [2]　见《汉书·艺文志》。

    [3]　观此，可知汉时各地学者受业博士者，须自出费。蜀中学生，由官选派，故文翁以官款买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4]　今此碑尚在溧水县学。

    [5]　卫宏定《古文尚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6]　韩愈《毛颖传》以毛笔为蒙恬所造，是亦文明利器之一。然恬传未载，不若纸之始于蔡伦，明见史传也。

    [7]　治今学者，只许据此表书，不得杂古学。

    [8]　《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聘礼》《祭统》《主言》《哀公问》《礼三本》《丧服四制》。

    [9]　皆今存本。

    [10]　治古学者，只许据此表书，不得杂今学。

    [11]　皆今存本。

    [12]　据《汉书·艺文志》。

    [13]　见《曹参传》。

    [14]　《司马迁传》注：“景帝时人也。”《儒林传》谓之黄生。

    [15]　本传。

    [16]　《耿弇传》。

    [17]　本传。

    [18]　本传。

    [19]　本传。

    [20]　此纯为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汉之方士，则出于阴阳家，与道家不同。后汉张陵及子衡、孙鲁等，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则后世道家之祖，亦非秦以前道家之学，是宜分别考之。

    [21]　本传。

    [22]　本传。

    [23]　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中，号黄车使者，其说以《周书》为本。

    [24]　均见《后汉书》本传。

    [25]　宋《崇文总目》即称《难经》为秦越人撰。

    [26]　《三公山》《开母庙石阙》等皆篆书。

    [27]　此“义法”二字，本指春秋书法，后世治古文者，借以为文章组织之目，故有“义法”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