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自汉献帝建安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三百九十三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视两汉之统一，历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窃之氏号别之，则其中有魏、蜀、吴三国之六十年[1]，西晋统一之二十二年[2]，东晋偏安之百有三年，华夷杂糅之僭窃与晋对峙之百三十五年[3]。而南北朝截然画分，南朝之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二年。北朝之魏统一九十四年[4]，其后为西魏二十三年，东魏十六年，又为北齐二十八年，北周二十四年，而南北始归于一。治史者以此时期为最繁难，实则政治主权者转移与分裂，虽为若干界限，而民族地方之发展，不必拘拘于此界限。欲考其时民族之强弱变化，正当汇而观其通耳。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之文化，冠绝东方，且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之地，后皆化于华夏，武力虽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固吾国历史特著之现象也。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盖夏族自太古至汉，经历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骁雄劲悍之种性，渐被吾之文教，转有新兴之势。新陈代谢，相磨相镞而成两晋、南北朝之局。其变化迁嬗之迹，固可按史策而推知也。

    两晋、南北朝勃兴之种族有五，世谓之五胡，其实氐、羌之类，不得谓之胡也。史称诸族之由来，多出于古代之圣哲。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晋书·载记》：“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又：“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

    《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其为附会，无足深论。两汉之世，诸族颇多杂乱。

    《后汉书·鲜卑传》：“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5]

    《晋书·载记》：“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也。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6]其后迁徙内地，益与汉族杂居。《晋书·匈奴传》：“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为帅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后汉书·西羌传》：“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十一年夏，先零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晋书·载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秦并天下……谓之賨人焉。……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

    虽异族多仍故俗，犹以部落为别，

    《晋书·匈奴传》：“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

    且语言形貌，亦与华夏不同。

    《晋书·载记》：“石闵诛胡羯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7]

    《隋书·经籍志》：“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8]

    然向慕华风，交通婚媾，冒姓养子，谱谍不明者甚多。

    《晋书·载记》：“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又：“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

    《魏书·序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家无舅家。”[9]

    故谓诸族皆出于夏族者固非，谓其纯粹为异族而排斥之，亦不尽然也。

    两汉之世，华戎杂居，所以徕远示恩，彰其归化之盛也。至魏武时，反倚羌胡实边助国，其势渐成为反客为主，故至晋而益不可制。观郭钦、江统诸人之论可见。

    《通鉴》卷八十一：“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以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众，户口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朝廷不能用。”

    近人论史者，专归咎于汉人之失策，盖仅知其远因，而不见近因也。

    《中国历史》（夏曾佑）：“西北诸游牧族，本与中国杂居。至战国之末，诸侯力政，诸戎乃为中国所灭。余类奔迸，逸出塞外。其后族类稍繁，又复出为中国患。两汉之世，竭天下之力，历百战之苦，仅乃克之。而后乌桓、鲜卑、匈奴、氐羌、西域之众，悉稽首汉廷称臣仆，汉之势可谓盛矣。然汉人之所以处置之者，其法甚异，往往于异族请降之后，即迁之内地。宣帝时纳呼韩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赵充国击西羌，徙之于金城郡。光武时亦以南庭数万众，徙入西河，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而煎当之乱，马援迁之三辅。在汉人之意，以为迁地之后即不复为患，不知其后之患转甚于未灭时。董卓之乱，汾、晋萧然，已显大乱之象，故其时深识之士，类能知之。”

    异族之祸，以永嘉末年为最甚。石勒、刘曜等所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人，其被驱掠转徙者尚不可胜计。

    《通鉴》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汉主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始安王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丁酉，王弥、呼延晏克宣阳门，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士民死者三万余人。遂发掘诸陵，焚宫庙，官府皆尽。曜纳惠帝羊皇后，迁帝及六玺于平阳。”

    其后冉闵之杀胡羯，数亦相等。

    《晋书·载记》：石鉴僭位，以石闵为大将军。龙骧孙伏都等，结羯士三千，欲诛闵等。闵攻斩伏都，“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10]

    四十年间，胡汉相杀，若循环然，事亦惨矣。而石虎、苻生等杀人尤极残酷，无复人理。自晋以降之史策，殆血史耳。然自文化一方观之，则诸族之布在中夏，亦多同化于中国之文教。就其大者言之，约有数端。

    （一）则诸侯酋豪，多躬染中国之文学也。

    《晋书·载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传》《郑氏易》。”“（刘宣）……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美于前矣！’”“（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石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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