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石弘）幼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慕容儁）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祖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耶！’欣而许之……坚性至孝，博学多才艺。”“（苻丕）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姚襄）少有高名，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与舍人梁善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慕容宝）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秃发傉檀）与尚书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叹曰：‘命世大才，不必华宗夏士也。’”“（慕容德）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魏书》：“（明元帝）好览史传……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景穆帝）好读经史，皆通大义。”[11]

    （二）则诸酋立国，亦多仿中国之教学也。

    《晋书·载记》：“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石勒，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复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称赵王后，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官，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咸和六年，造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虎，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又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皝，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学徒甚盛，至千余人。”“慕容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苻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为国子祭酒……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姚苌，令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冯跋，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三）则诸国政事，亦多仿中国之法意也。

    《晋书·载记》：“石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路有颂声。”“苻坚僭称大秦天王……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所在以闻。……是秋，大旱，坚减膳撤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绮，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坚起明堂，缮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籍田，其妻荀氏亲蚕于近郊。……以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寮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12]

    惟其所以同化之故，亦有三因：（一）则杂居既久，习于中国之政教也。（二）则中国政教，根柢深固，虽经三国、两晋之扰乱，其为扶世翼俗之本，固天下所公认也[13]。（三）则诸酋割据，仍多用汉人为政也[14]。唐史臣称石勒“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殆未知所以造成此时之豪杰之原因，徒美其人之姿禀耳。

    诸族之兴，亦非仅同化于中夏也，其输入印度文化，亦有力焉。汉季佛教东来，初未普及。三国时，孙权、孙皓皆致疑于佛教，崇信未深。

    《高僧传》：“康僧会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建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仙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舍誓期三七，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期集观，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乃及佛寺。并欲毁坏。”

    《释氏稽古略》：“皓有疾，请会说法悔罪。会为开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顷，疾愈。由是奉会为师，崇饰寺塔。”

    至石勒、石虎、苻坚、姚兴等，始敬礼佛图澄、鸠摩罗什，

    《晋书·艺术传·佛图澄传》：“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大将军郭黑略，称澄智术非常，勒召澄试以道术……信之。勒死，季龙僭位，倾心事澄，有重于勒。……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又《鸠摩罗什传》：“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广说诸经。……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破龟兹，乃获罗什。……还至凉州，闻坚已为姚苌所害，于是窃号河右。……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

    而译学始兴，演说亦盛。

    《晋书·鸠摩罗什传》：“兴使罗什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及三百余卷。”又《姚兴传》：“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

    州郡化之，事佛者遂十室而九。

    《晋书·姚兴传》：“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释道安之传佛教于南方，亦与澄、什相表里。

    《魏书·释老志》：“沙门常山卫道安……覃思构精，神悟妙赜。……曾至邺，候浮图澄。澄见而异之。澄卒后，中国纷乱。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道安后入苻坚……坚宗以师礼。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道安思与讲释，每劝坚致罗什，什亦承安令问，谓之东方圣人。”

    盖异族之信宗教，视夏人为易。故晋世诸族迭兴，一方为吾国儒教所濡染，一方又为印度思想之媒介，不独混合各方之种族，并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是亦吾国自有历史以来一特别之现象也。

    * * *

    [1]　汉献建安元年，曹操迁帝于许，已为曹氏之时代。惟自魏文受禅至晋武灭吴计之，凡六十年。

    [2]　晋惠帝太安二年，李特已建元。

    [3]　自永安元年至北魏灭北凉。

    [4]　自世祖太平真君元年，至孝武永熙二年。

    [5]　据此，是汉以后之鲜卑，为匈奴与鲜卑混合之种族矣。

    [6]　据此，是晋时所谓氐，亦非纯粹氐人，中间颇有汉族。

    [7]　据此，是胡羯多高鼻多须，与汉人形貌不同。

    [8]　据此，是鲜卑等族之语，入居中国后，仍沿用之。

    [9]　史谓诘汾遇天女生力微，实傅会之说。盖其初无谱谍，莫可稽考耳。

    [10]　时晋穆帝永和五年，距永嘉五年仅三十九年。

    [11]　孝文事详后。

    [12]　当时诸国法制，大抵依仿汉、晋，其不然者，史辄著之。如《李雄传》称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对，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此其所以失也”。以此知他国之有秩序者，多仿中国之制矣。

    [13]　三国之时，公私学校虽逊于两汉，然亦未尽废绝。魏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吴孙休永安元年，诏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蜀亦有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官。据《蜀志》：“谯周为劝学从事，徙典学从事。”《晋书·文立传》：“立在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是周尝教于蜀之太学也。西晋时，太学置博士十九人，太学生三千人。泰始中，太学生至七千余人。盖统一之后，学校且渐盛矣。东晋元帝置博士八人，而不立学校。成帝始立国学，孝武增之，其房屋仅百五十间，而品课无章，世多讥之。此则学校教育，因丧乱而衰替，而亦未始废绝之证也。

    [14]　如石勒之张宾，苻坚之王猛等皆是。《晋书·载记》备列其传，而《慕容廆传》言之尤详。廆所用之裴嶷，既有传，《廆传》又称曰：“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军、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望，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可见鲜卑之同化，首由诸汉人矣。汉人之仕异族，不足为训，而于异族不为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