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而昔之标举门第，崇尚族望之风，由兹而隳。南北文化，亦以迥殊焉。

    《中国民族志》：“江淮大河以北，古称膏腴之区，文物之国者，何今北省诸地，人才湮没，文化陵夷，等于未开化之壤耶？则以与蛮族同化之故也。”[9]

    自唐以降，汉族不振，固有各种原因，而妇女之缠足，亦其一也。按俞正燮《癸巳类稿》、赵翼《陔余丛考》，皆以弓足盛于五代及宋元之时。

    《癸巳类稿·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俞正燮）：“刘昫等作志，时言妇人贵贱履舄及靴，略本《开元礼序例》下及《唐六典》内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袜舄，加金饰，开元初或着丈夫靴。”“迨后妇人足弓，于南唐渐成风俗。”“南唐裹足，亦仅闻窅娘，《道山新闻》言之最详。”“弓足之事，宋以后则实有可征。《鹤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徐积《睢阳蔡张氏诗》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尘泥。何暇裹两足，但知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为异。《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错到底’。元时亦有之。张翥《多丽》词云‘一尖生色合欢鞋’是也。”“《辍耕录》云：‘元丰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此南宋时事。而《岭外代答》云：‘安南国妇人足加鞋袜，游于衢路，与吾人无异。’所谓‘吾人’，今广西人，是宋时岭外皆不弓足。《辍耕录》云‘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时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枫窗小牍》云：汴京闺阁，宣和以后，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虏中闺饰复尔。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是金循旧俗，而元时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不缠足。’盖言其族女子不肯随流俗缠足也。《野获编》则云：‘明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是反以裹足为贵，今徽州宁国小户亦然，积习所以难反。”

    《陔余丛考》（赵翼）：“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尺减四分，尚未纤小，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滇、黔、瑶、苗、僰、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足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

    女子缠足，则身体孱弱，所生子女，必不强壮。此正汉族不及他族之弱点，而后世反以此为中国特别之风俗，取其与他族妇女有别，或且严禁而不能实行，斯则事之至可怪者也。

    《陔余丛考》：“康熙三年，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子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其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10]。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11]

    中国古人，皆席地而坐，其坐或与跪相近。

    《陔余丛考》：“朱子《跪坐拜说》谓古者跪与坐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蹠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与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足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

    虽战国时已有高坐者，然尚未为普通之俗。唐、宋以来，始有绳床、椅子、杌子、墩子诸物，是亦俗尚之大异于古者也。

    《陔余丛考》：“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具，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敩登榻坐，敩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铚《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坐。’张端义《贵耳集》：‘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子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

    古人行路多乘车，以马牛曳之。自晋以来，始有肩舆。

    《晋书·王羲之传》：“子敬乘平肩舆入顾氏园。”

    《梁书·萧渊藻传》：“在益州乘平肩舆，巡行贼垒。”

    唐宋大臣年老或有疾者，始乘肩舆，余多乘马。

    《唐书·崔祐甫传》：“被病，诏肩舆至中书。”

    《宋史·舆服志》：“神宗优待宗室，老病不能骑者，听肩舆出入。”

    宋室南渡，仕宦皆乘舆，无复骑马者。

    《癸巳类稿》引丁特起《靖康纪闻》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马与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驴乘轿，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马，搜括无遗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权贵女子于金，搜求肩舆赁轿之家，悉取无遗。”

    张端义《贵耳集》云：“渡江以前，无今之簥。”

    《却扫编》云：“汴京皆乘马。建炎初，驻跸扬州，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东南纪闻》云：“思陵在扬州传旨百官，许乘肩舆。”

    《朝野杂记》云：“故事百官乘马，建炎初，以维扬砖滑，诏特许乘轿。”

    《演繁露》云：“寓京乘轿自扬州始，其后不复乘马。”

    居处行动，皆求安适，人之文弱，盖缘于此矣。

    * * *

    [1]　许元宗《奉使行程录》言幽民苦刘守光暴虐，逃入契丹，契丹建滦州而处之，其证也。

    [2]　金《地理志》言辽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县，以所俘安喜民置迁安县，以所俘定州民置昌黎县，皆汉族为契丹所俘之证。又宋人《儒林公议》云太宗征契丹后，河朔之民数被其毒，驱掠善民入国中，分诸部落，鞭笞凌辱，酷不忍闻。亦汉族见俘之证。

    [3]　契丹用汉族之民，为汉族所化。观金人以契丹人为汉人，而以宋人为南人，可以知汉族多与契丹族相合矣。

    [4]　《大金国志》言卢益奉使时，言国主自入燕以后，所虏中原士大夫家子姝姬凡二三千北归。

    [5]　《儒林公议》云：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国，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关南，功不克就，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便习不怪，居常右虏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常愤然，无可奈何。

    [6]　自燕南至淮陇以北，皆有之。

    [7]　金曹望之《论便宜疏》云：山东河北，明安穆昆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此明安穆昆害民之证。

    [8]　第三段汉族排外思想，略之。

    [9]　按《陔余丛考》：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又李心传《朝野杂记》：渡江后将帅，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军人。吴玠、吴璘、郭浩，德顺军人。张俊、刘琦、王燮，秦州人。杨惟忠、李显忠，环州人。王渊，阶州人。马广，熙州人。杨政，泾州人。皆西北人也。刘光世，保大军人。杨存忠，代州人。赵密，太原人。苗传，隆德人。岳飞，相州人。王彦，怀州人。皆北人也。据此，知宋室南渡，不惟文人学者从之而南，即将帅武人之生长西北者，亦多居于南方。举各地优秀之人，皆居江、淮以南，宜江淮以北之民族，遂渐退化也。

    [10]　事见《蚓庵琐语》。

    [11]　事见《池北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