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板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

    唐之藩镇之祸，自安、史始。

    《新唐书·藩镇传》：“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论者谓由于节度使之制不善。

    《廿二史劄记》（赵翼）：“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威，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盛，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然立国之道，初非一端。或困于法，或劫于势，或歉于德，或缘于才，其为因果，盖也多矣。大抵秦、汉以来，辖地太广，民治既湮，惟恃中央一政府，其力实有所不及。故非君主有枭雄过人之才，其所属之地，必易于分裂。无论唐法之蔽，酿成五代之乱。

    《廿二史劄记》：“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郭延鲁传》谓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薛史《安重荣传》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蒸民。诚有慨乎其言之也。”

    即宋之改制，亦仅能救一时之弊，而于经营全国之法，初未能尽善。

    《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帝即位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诏设通判于诸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员。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三年三月初，置诸路转运使。自唐天宝以来，藩镇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镇益强，率领部曲，主场务，厚敛以入己，而输贡有数。帝素知其弊。赵普乞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八月，选诸道兵入补禁卫。先是帝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至是命诸州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复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佚。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故对内则财权、兵权悉操自上，而对外则力多不竞。辽、夏迭兴，无以制之。其中因果得失，盖难言矣。

    唐室中叶，汉族势力日衰，沙陀、契丹、党项诸族并兴。

    《中国民族志》（刘师培）：“沙陀为突阙别种，居天山东北，服属吐蕃。后东徙代边，款关内附，为唐平乱，立功中原。据汾、晋之疆，拥甲兵以自固，而沙陀势力日盛。”“契丹处潢河附近，残食邻封，其属土包满洲、蒙古。唐末率众南侵，营、平之州既沦，榆关之险遂失，而契丹势力日盛。”“党项处西川边徼，服属唐廷。以苦吐蕃之侵，徙届灵、夏，部族渐蕃。其酋长拓跋思恭助唐讨乱，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称靖难节度使，而党项势力日盛。”

    五代之君，既多西戎族种。

    《新五代史·唐本纪》：“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明宗本夷狄，无姓氏。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晋本纪》：“高祖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汉本纪》：“高祖姓刘氏，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

    契丹、女真之南侵，摧残中国之文化，尤甚于刘、石之乱华。

    《通鉴》：“开运二年，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三年，契丹主大举入寇，至洛阳，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祸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又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宝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

    《辽史·太宗纪》：“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

    《宋史·钦宗纪》：“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

    《南烬纪闻》（黄冀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城陷，北兵入城。十二月初五日，遣兵搬运书籍及国子监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户口图籍赋役及宗室玉牒。初九日，又运车辂、卤簿、太常乐器及钟鼓刻漏，因是朝廷仪注法物，取之无遗。”

    而汉族之混乱迁流，亦为从前所未有。

    《中国民族志》：“辽金南下以来，其影响及汉族者有三：一曰汉族之北徙也。自契丹南征，朔方沦陷，汉民陷虏，实繁有徒。或归于虏廷[1]，或见俘于异域[2]，而契丹民族遂向华风[3]。及金人南伐，汉民罹祸尤深[4]，此实汉族迁徙之一大关键也。加以汉族不振，浸染夷风，祖国山川，弃之如遗。甚至偷息苟生，右虏下汉[5]。影响及汉族者，此其一；二曰异族之杂处也。金皇统五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民，皆自本部徙中土，计户受田，与民杂处，号明安穆昆[6]，凡数万人[7]。驱游牧之蛮民，适中华之乐土，是直以中国为牧场矣。《金史》天会六年，禁民汉服，令民削发，汉族之礼俗，无一不变于夷矣。影响及汉族者，此其二。”[8]

    义儿养子，胡汉杂糅，

    《五代史·义儿传》：“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李嗣昭，本姓韩氏，汾州大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弟克柔养之为子。……嗣本，本姓张氏，雁门人也。世为铜冶镇将，嗣本少事太祖，太祖爱之，赐以姓名，养为子。……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赐姓名以为子。……存信，本姓张氏，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骑射，能四夷语，通六蕃书，从太祖起代北，遂赐姓名以为子。……存进，振武人也。本姓孙，名重进。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存贤，许州人也。本姓王，名贤。少为军卒，太祖击黄巢于陈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

    巨室世家，没为奴隶。

    《容斋三笔》（洪迈）云：“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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