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雕板印书之盛兴

、建宁王八郎书铺、建安慎独斋及建安刘叔刚宅，皆有书传于今，为研究宋板者所称。而建安余氏自唐已设书肆，至宋益盛，有勤有堂、双桂堂、三峰书舍、广勤堂、万卷堂、勤德书堂等名，盖刻书、售书之世家也。建安书肆，皆聚于麻沙、崇化二坊，其板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惟校勘不精，故世称书板之恶劣者曰麻沙板。

    《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仪礼图》，是刊序后刻‘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按宋板《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余氏世业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称建安余氏本也。”“孙毓修曰：按余氏勤有堂之外，别有双桂堂、三峰书舍、广勤堂、万卷堂、勤德世堂等名。《平津馆鉴藏记》《千家集注分类杜工部集》及《分类李太白集》，皆有‘建安勤有堂刊’篆书木记。”

    《福建省志·物产门》：“书籍出建阳麻沙、崇化二坊，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

    《老学庵笔记》（陆游）：“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印售之书既多，藏书者亦因之而多。考宋初崇文院著录及宣和馆阁《嘉定书目》，其数虽不迨隋、唐，

    《文献通考》（马端临）：“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升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景祐三年，诏购求逸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骙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后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读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

    《宋史·艺文志》：“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乃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而士大夫家以藏书名者，所在多有。其逾万卷者，如荣王宗绰，《史略》（高似孙）称濮安懿王之子荣王宗绰，聚书七万卷。王钦臣，《宋史新编》（柯维骐）称王洙，字原叔。泛览传记，无所不通。子钦臣，字仲至。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徐度《却扫编》称王仲至家书目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册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宋敏求，《宋史新编》称宋敏求，字次道，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李淑，《郡斋读书志》（晁公武）称李淑撰《邯郸图书志》，载其家所藏图书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卷。田伟，《郡斋读书志》称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荆州府志》亦称宋田伟，燕人。为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三万七千卷。苏颂，《嘉定镇江志》（罗宪）称苏丞相颂，家藏书万卷。李常，《宋史·李常传》称李常，字公择。少读书庐山僧舍，留所抄书七千卷，名曰李氏山房。《齐东野语》（周密）称李氏山房藏书之富二万卷。晁公武，《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称《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称“吾家旧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蔡致君，《夷门蔡氏藏书目序》（苏过）称蔡致君喜收古今之书，手校而积藏之。凡五十年，今二万卷矣。叶梦得，《挥麈录》（王明清）称叶少蕴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郑寅，《澹生堂藏书训》（郁承璞）称莆田郑子敬，藏书卷帙，不减李献臣[4]。陈振孙，《齐东野语》（周密）称陈直斋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周密，《杭州府志》：周密，字公谨。官义乌令，著有《齐东野语》。书中谓“吾家三世积累，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皆以藏书为世所称。其最富者，至逾十万卷，盖超过于宋之馆阁矣。得书易，则读书者不甚爱惜。其学力转不逮印刷未兴之先，宋人之文多有论之者。

    《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文献通考》：“叶梦得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难，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

    然宋时博闻强记之士甚多，皆由刻书藏书者之众所致。未可以“束书不观”及“诵读灭裂”概全体之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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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永乐十八年。

    [2]　明正统三年。

    [3]　明景泰三年。

    [4]　李淑，字献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