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军械。每门拨兵一千守之。城之中央，有钟楼一所。每晚钟鸣，至第三次，则街上禁止行人。其因延医或接产婆必须外出者，必须提灯，否则仍以犯夜论罪。城外商店居民更多，市场远出三四英里以外。以户口论，城外尚多于城内也。商店居民之外，尚有旅馆多处。各路商客，咸有专门旅馆，例如回民有回民之旅馆，蛮子有蛮子之旅馆也。城内外之乐户，约计有妓二万五千人，公家设专官取缔之。”

    盖郑氏所讥者，蒙古草昧之风；而欧人所睹者，元代极盛之世。当时汉族文教制度远轶鞑靼，故深恶其野蛮；欧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国，故大惊其宏伟。参两者而观之，则蒙古之由游牧民族，席辽、金及宋之遗产，而成城郭之国之规模，其进步之速亦可称矣。

    元代统驭东亚，鞭笞万里，典章制作，必有远轶前代者。顾其传世诸书，若《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皆只述战胜攻取之事。

    《成吉思汗实录序论》（那珂通世）：“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元太祖时撰。《续集》，太宗十二年撰。”“《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明洪武十五年译。”“《元朝秘史》十五卷，《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所收，钱大昕抄出本，张穆连筠簃刻本，李文田注刻本。”又：“修正《纽察脱卜赤颜》[10]，《圣武开天记》[11]，《圣武亲征记》[12]，《皇元圣武亲征录》[13]。”《经世大典》，则仅存序录。《补三史艺文志》（倪灿）：“《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天历二年，命赵世延、虞集等撰，悉取诸有司掌故修之。”《元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三，载《经世大典序录》。

    《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并散佚无存。

    《补三史艺文志》：“《风宪宏纲》，赵世延撰，世延所较定律令。”“《至元新格》，何荣祖撰。”

    《元史纪事本末》：“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损益之，凡为条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

    《元典章跋》（沈家本）：“元代掌故之编，如《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并亡失不可复。”

    今可考见元代制度者，自《元史》纪、志外，仅《元典章》及《典章新集》二书。

    《元典章跋》（钱大昕）：“此书题云《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诏令，次圣政，次朝纲，次台纲，次六部。书成于至治之初，故称英宗为今上皇帝也。其后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条例三百余页，仍冠以《大元圣政典章》之名。”

    汇集案牍，俚俗无文。

    《元典章跋》：“此书乃汇集之书，而非修纂之书，故所录皆条画原文，未加删润，颇似今日官署通行之案牍，大都备录全文，以资参考。”“《总目》议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可以资考证。”

    盖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虽省部、台院，参用南人，多无实权。

    赵翼《廿二史劄记》：“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14]。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15]，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其时亦称宰执。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邪？’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16]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其各路达噜噶齐，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复旧制。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故其经国之法，亦鲜可称。据郑介夫之言，则当时法令杂乱，家自为政，实极无法之弊。

    《元史纪事本末》：“（成宗大德四年）郑介夫上言：……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撤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内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为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勒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漫、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之适从。普天率土，皆为王民，岂可家自为政，人自为国？今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遂至于强凌弱，众暴寡，贵抑贱，无法之弊，莫此为甚。”

    然详观元代史事，则民治与封建，实为元之立国之根本。民治之法，详见《元典章·户部·立社门》。

    《元典章·户部·立社门》：“劝农立社事理十五款。”“至元二十八年，尚书省奏，奉圣旨，节该将行司农司、劝农司衙门罢了，劝课农桑事理，并入按察司。除遵依外，照得中书省先于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过事内一件，奏立大司农司的圣旨：奏呵，与者么道圣旨有来，又仲谦那的每行来的条画，在先他省官人每的印信文字行来，如今条画根底省家文字里交行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圣旨定到条画开坐前去，仰依上劝课行。”

    《元史·食货志》约举其法，诩为用心周悉；

    《元史·食货志》：“农桑之制十四条[17]，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属，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芡、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寻其法意，盖举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劝惩一寓于立社之中，此实汉族先哲研求民治培植国本之法，而蒙古游牧之族，入主中国，乃能施行此制，是亦一奇事也。按北宋关中《吕氏乡约》，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而于劝农兴学之事，未之及也。

    《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吕大钧，字和叔，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朱熹《社仓事目》有社首保正副等名，亦止及积谷一事。

    《朱子集》卷十五《社仓事目》：“每十人结为一保，递相保委。”“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簿重行编排。”“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长队长，编排到都内人口数下项。”

    元之社长，职务綦繁，所立规程，亦极周密。盖承两宋地方制度，而又加以研究，此必非蒙古人所能为。然汉族贤者为立此制[18]，而彼族能用之，则元之能承中国国统，亦匪无故矣。

    封建之制，殊无定法，惟拥立大汗，必由诸王宗室集会推举，则封建之关系，有可称者。

    《蒙兀儿史记·斡歌歹可汗本纪》（屠寄）：“岁丁亥秋七月，成吉思汗殂于灵州。会葬礼毕，汗与诸皇子诸王各还本封。蒙兀俗，大位继承，必经忽里勒塔之定策。忽里勒塔者，华言大会议也。汗虽有成吉思前命，大位犹未定，故戊子年拖雷监国，其秋，拖雷即遣使召集左右手诸王驸马万户千户官人，期以明年夏会议立君。”

    又其统辖诸国，全恃驿站之交通。诸书称元之所以强盛，多纪其制。

    《元史兵志》：“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可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阙乏逃亡，则可以时佥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马哥孛罗游记》云：“汗巴路为大可汗之所居，故皆有大道，以通各省及诸藩属。大道之上，每隔二十五英里，或三十英里，必设驿站一所，以便官员或公差在此歇宿，此等驿站，名之曰雅伯木站。屋极宽大，每站必有修洁之屋数间，陈设极其华丽，虽王公贵人之尊，亦不以为简陋也。其中饮馔一切，均自左近大城中购置，尚有数站，为贵人所常至，此其供应，均由内廷发给。每站蓄良马四百匹，以便外国使臣或官府往来之用。盖长途陆行，马易困乏，故一至前站，则以疲马委之站员，而易马以行，沿途无濡滞之患。即高山大漠之中，去城绝远，四无居人，而驿站仍续续不断，饮馔马匹，供应周全。大可汗每以内地无业之民，遣送荒僻之地，充站役，赐之耕种之地，不数年间其左近自成村落矣。因有此项制度，故各国贡使，以及大可汗派赴各国各省之专使，长途均无缺乏之苦，可谓周之极矣。驿站之间，每隔三英里，必有一小村落，约有居民四五十家，此亦公家所设。其居户大都均为邮卒，其人腰际缚鞓，上系以铃，疾行道上，声闻甚远。每遇投递公文，甲站之人，负之疾行三英里，以之交付乙站，乙站之人，再以交付丙站，故人不疲而递信极速。其所以腰际系铃者，使前站之人，预知将有公文递至，有所准备，以期不误时间也。大可汗所辖版图绵亘，非如此不足以寄号令于边远。往往边界有警，不数日即可达于大可汗。有时大可汗居上都，汗巴路早间摘佳果，令邮卒递呈大可汗，至明日午后，已达上都。若寻常旅行，自汗巴路至上都，须十日之程也。每村之中，设书记一员，专记某件公文何日何时到站发出。尚有巡查各站之官，每月稽查站吏邮卒之勤惰一次，记其功过。邮卒除不纳丁税外，每月尚可支领工食。驿站马匹，均由左近城市人民供其喂养之费，每年由各城官吏调查户口一次，计其岁入之多寡，责令每人纳费若干，以供驿站经费。此项捐纳仍并入地丁钱粮，一同赴柜交纳。官吏但于钱粮解京之时，扣留若干，以充驿站经费。前言每站有马四百匹，其实常川在厩者，仅二百匹耳。盖马居厩中，时常应差，则易消瘦，故分马四百匹为两班，甲班供应时，则乙班放牧，每班一月一轮，故马亦得休息之时。途中遇有河流阻梗，则近处城镇或村落，必须时备渡船数艘，待于河岸。设遇沙漠之地，中无人居者，其最近城镇，亦有供应马匹、粮食、饮水之义务，惟此等城镇每年仍受俸给，以补偿其所失耳。……如遇重要军情，须加紧递送者，则每日必行二百或二百五十英里，背插飞鹰标识，以示紧急之意。此等重要军情，往往必以二人递送，人各急装，缠布于首，策快马，同时并行。至第二站，必有二骏马鞍辔以待于此，并不休息，立即换马遄行。如是者逢站更马，一日之中，可行二百五十英里。如系最要公文，即夜间，亦加班递送。如遇月在上下弦，黑夜不便夜行，则站吏供给人役，令执炬前导。惟夜行时，不似白昼之迅耳。”

    盖元之疆域，亘古无匹。使非有特殊制度，以便利交通，则其国家必不能抟结为一。诸书所言，较之前代驿传，实有缓急之殊。故欲考元代所以能合亚洲全境及欧洲东北部为一大国者，不可不注意于此也。然此特其制度之一端，他事殊未能称此。定宗薨后，诸王已有意见（详《元史译文证补·定宗宪宗本纪补异》），世祖立而海都抗命，诸王叛者相属（详《元史译文证补·海都补传》）。故当极盛之时，已有分裂之兆。其后元室沦亡，而蒙古支裔，犹绵延历世，论者谓为封建之效。

    《新元史·宗室世表序》：“太祖分封子弟，填服荒远，其后乃颜海都虽有阋墙之衅，然昭宗北走和林，不失旧物，历二三百年。成吉思汗之族，雄长北边，至今日犹为中国之藩服，然后知先王封建之制，为不可易也。”

    然使其族能精研法制，无使涣散，其势岂止于是哉！

    * * *

    [1]　钦察汗国，东自吉利吉思荒原，西至欧洲匈牙利国境，及高加索以北地。察合台汗国，据锡尔河东天山附近一带之地。伊儿汗国，据阿母河外西亚一带之地。窝阔台汗国，据阿尔泰山附近一带之地，后窝阔台嗣为大汗。

    [2]　皆见各本传。

    [3]　见《元史》。

    [4]　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

    [5]　教士之称。

    [6]　天方教戒酒，故特记受辱之事。

    [7]　详见第三编。

    [8]　上都今日已毁圮，其故址在科尔沁旗。

    [9]　此城内始为宫殿。

    [10]　《元史·察罕传》称“脱必赤颜”，《虞集传》称“脱卜赤颜”。

    [11]　仁宗时察罕译《脱必赤颜》以成。

    [12]　邵远平《元史类编》所引。

    [13]　两淮盐政采进本，《四库全书提要存目》。

    [14]　《元史·百官志序》。

    [15]　元制尚右。

    [16]　《钜夫传》。

    [17]　当是十五条。

    [18]　按《元史·食货志》：“世祖中统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则立社之法，殆即陈邃、张文谦等所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