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自唐以降，取士皆以科举。学校之制，大抵具文，不足语于教育也。然有宋诸儒，恒思兴起国学，其州郡之学，亦至宋始盛，是亦有足称者。书院之名起于唐，至五代而有讲学之书院。宋、元间儒者多于书院讲学，其风殆盛于国庠及州郡之学，迄明、清犹然。故欲知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之变迁，不可不知书院之原起及其规制也。兹先略述宋、元学校制度，而次及书院。

    唐末，学校颓废，五季区区，莫之能振。经用不足，则命官吏及监生输钱，名为光学。

    《文献通考》：“咸通中，刘允章为礼部侍郎，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梁开平三年，国子监奏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后唐天成五年，国子监奏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千。及第后，光学钱一千。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后，多不于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及不纳光学钱。”

    其窘迫之状可想矣。宋室初兴，增修学舍，而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为之，劝学之风，殆亦未盛。

    《文献通考》：“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余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

    虽有胡瑗、孙觉等，树立师道，稍复古风，而学校规模，犹在汉、唐之下。

    《文献通考》：“皇祐末，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句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治其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人士，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然在列者不喜，谤议蜂起，瑗不顾，强力不倦，卒以有立。”“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令雅乐歌诗，乙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琴瑟之声彻于外。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熙宁、元丰厉行新法，太学三舍规制始宏。

    《宋史纪事本末》：“熙宁四年十月，立太学生三舍法……厘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为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以次升舍，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于中书，除官。其后增置八十斋，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岁一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

    《文献通考》：“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

    《宋史·职官志》：“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贰。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复试。视其校定之数，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唯国子生不预考选。”“祭酒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司业为之贰，丞参领监事。”“博士十人[1]，掌分经讲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者。”“正、录各五人，掌举行学规，凡诸生之戾规矩者，待以五等之罚。”“职事学录五人，掌与正、录通掌学规。学谕二十人，掌以所授经传谕诸生，直学四人，掌诸生之籍，及几察出入。凡八十斋，斋置长、谕各一人，掌表率斋生。凡戾规矩者，纠以斋规五等之罚，仍月考斋生行艺，著于籍。”

    崇宁中，罢科举，取士一出于学，而太学生至三千八百人。

    《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请兴学贡士。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中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京又请建外学，乃诏即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圆内方，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三年九月，罢科举法。时虽设辟雍、太学，以待士之升贡者，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蔡京以为言，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凡试礼部法皆罢。……四年五月，行三舍法于天下。”[2]

    虽其法出于新党，论者多不谓然。

    《学校贡举私议》（朱熹）：“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学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意。”

    《论学校》（叶適）曰：“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国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

    然陈东等请诛六贼，用李纲。

    《宋史·陈东传》：“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隽声……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事，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明年，金人迫京师，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主战，邦彦因少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请用纲，斥邦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众莫肯去，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于是亟召纲入，复令行营，遣使抚谕，乃稍引去。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潜善激怒高宗杀之。”

    与汉之太学生救鲍宣、褒李膺者，后先相映，亦不可谓非养士之效也。

    《汉书·鲍宣传》：“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宋代太学之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

    《文献通考》：“律学，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举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需用古今刑书，许于所属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算学，崇宁三年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书学篆、隶、草三体，《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仍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三舍试补升降，略同算学法，推恩差降一等。”“画学，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而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制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三学生愿预者听。仿三学之制立三舍法，为三科，以教诸生。有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

    又有武学，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

    《宋史·职官志·武学》：“庆历三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罢武学，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故也。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元丰官制行，改教授为博士。绍兴十六年，诏修建武学，武博、武谕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

    而庆历以后，州郡无不有学。

    《宋史·职官志》：“景祐四年，诏藩镇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

    宋儒文集，多有州郡建学碑记，可见一代风气。王昶《金石萃编》载“永兴军牒”及“中书札子”。

    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范雍奏：国家剽甲敦儒，宅中开绪云云，臣伏见本府城中，见有系官隙地，欲立学舍五十间。乞于国子监请经典史籍一监，仍拨系官庄田一十顷，以供其费。访经明行修者为之师范，召笃学不倦者补以诸生。候敕旨牒。奉敕：依奏，许建立府学，仍勘会于系官荒闲土地内，量拨伍顷，充府学支用。及令国子监赐与《九经》书籍，不得假借出外，及有损污散失，仍令本军常切选差官一员管句。

    户部侍郎知河阳军范雍奏：臣昨知永兴军，体量得前资寄任官员颇多，子弟辈不预肯构，唯恣嘲谑轻薄，斗谍词讼。自来累有条约，与诸处不同，有过犯情理重者，并奏听敕裁，然终难悛革。盖由别无学校励业之所，是致轻悍成风。臣到任后，奏乞建置府学，兼赐得《九经》书，差官主掌，每日讲授。据本府分析，即今见有本府及诸州修业进士一百三十人在学，关中风俗稍变，颇益文理。见是权节度掌书记陈谕管句，欲乞特降敕命指挥下本府管句官员，令常切遵守所立规绳，不得隳废，候敕旨。右奉圣旨：依奏，札付永兴军准此者。

    知宋初各地立学，尚须特奏。关中为自古都会，而学校久废，待范雍而后兴，则自北宋中叶以降，无论路府州军，皆立学校教授，不得谓非文化之巨典也。虽然，宋代学校，究不迨科举之盛。宋之君主，多注重取士，临轩试士，待之极渥。

    《文献通考》：“太祖开宝八年，亲试举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按殿前试士，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始。”“然是年虽别试，而共为一榜，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至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而糊名考校、解衣阅视之令又极严，

    《文献通考》：“淳化三年，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景德四年，令礼部糊名考校。”“大中祥符五年，上闻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令贡院录诸州发解试题以闻，以将廷试，虑或重复，自是用以为例。”

    其举也限以年，

    《文献通考》：“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于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间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

    其取也判以甲，

    《文献通考》：“太平兴国八年，试进士始分三甲。第一甲并知县。”

    定其解额，先以秋试。

    《文献通考》：“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

    于是天下学者，悉萃精力于考试，反视学校进身不如科举之捷。虽以王安石之提倡经术，

    《宋史·选举志》：“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3]，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蔡京之主废科举，其弊卒不能革。盖利禄之途既开，奔竞之心日甚，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南宋学制，亦沿三舍之法，太学初仅养士七百人。

    《宋史·选举志》：“绍兴八年，叶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

    庆元、嘉定中，增外舍生至千四百员，申严积分之法。

    《续文献通考》：“庆元、嘉定中，增外舍生至千四百员。内舍校定，不系上舍，试年分以八分为优等，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乞理为三优，朝命不许。遂申严学法，今后及八分者，方许岁校三名。如八分者止有一人，而援次优三优之例者，亦须止少二三厘，方可陈乞特放。”

    其学规，有关暇、迁斋、夏楚屏斥诸目。

    《续文献通考》：“学规五等：轻者关暇几月，不许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则前廊关暇，监中所行也。又重则迁斋，或其人果不肖，则所迁之斋亦不受，又迁别斋，必须委曲人情方可。直须本斋同舍力告公堂，方许放还本斋，此则比之徒罪。又重则下自讼斋，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又重则夏楚屏斥，比之死罪，自此不与士齿矣。”

    吴自牧《梦粱录》详载临安学校规制，观之可以见南宋国学及府县学校之概：

    太学有二十斋，扁曰服膺、禔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节性、率履、明善、经德、循理、时中、笃信、果行、务本、贯道、观化、立礼。十七斋扁，俱米友仁书。余节性、经德、立礼斋扁，张孝祥书。各斋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厅之左右为东西序，对列，位后为炉亭，又有亭宇，揭以嘉名甚夥。绍兴年间，太学生员额三百人，后增置一千员，今为额一千七百一十有六员。以上舍额三十人，内舍额二百单六人，外舍额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员八十人。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给学廪，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宗学在睦亲坊，按国朝宗子分为六宅，宅各有学，学各有训导之官。中兴后，惟睦亲一宅，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专以训迪南班子弟。嘉定岁，始改宫学为宗学，凡有籍之宗子，以三岁一试，补入为生员，如太学法。置教授、博士、宗谕，立讲课，隶宗正寺掌之。学立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斋舍有六，扁曰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杭州府学在凌家桥西，士夫嫌其湫隘，故帅臣累增辟规模，广其斋舍，总为十斋，扁曰进德、兴能、登俊、宾贤、持正、崇礼、致道、尚志、率性、养心。又有小学斋舍，在登俊后，以东西二教掌其教训之职，次有前廊录正等生员，各斋有长谕。月书季考，供膳亦厚，学廪不下数千，出纳、学正领其职。仁和、钱塘二县学，在县左，建庙学养士。仁和学有斋舍四，扁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钱塘学斋舍六，扁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诸县学亦如之。各县有学官，次有学职。生员日供饮膳，月修课考，悉如州县学。各州县学廪，不下数百，以为养士之供。医学在通江桥北，又名太医局。建殿扁曰神应，奉医师神应王，以岐伯、善济公配祀。讲堂扁曰正纪。朝家以御诊长听充判局职，本学以医官充教授四员，领斋生二百五十人。月季教课，出入冠带如上学礼，学廪饮膳丰厚不苟，大约视学校规式严肃。局有斋舍者八，扁曰守一、全冲、精微、立本、慈和、致用、深明、稽疾。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