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  《癸辛杂识》痛诋当时学者：

    三学之横，盛于淳祐、景定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竭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实有题名之石，磨去以为败群之罚。自此之后，恣横益甚。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

    然太学诸生，能直攻宰相、台谏而使之去，其权至与人主抗衡，则正宋室养士之效。以贾似道之奸，而不敢得罪学生，仅思以术笼络，其贤过于今之政府多矣。

    元代京师有国子学，及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盖其文字不专用一国也。蒙古国子学以教蒙文。

    《续文献通考》：“世祖至元八年正月，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命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集赛台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并令好学者兼习算学，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学习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十四年，又立蒙古国子监。至成宗大德十年二月，增生员廪膳为六十员。”“仁宗延祐二年，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

    回回国子学以教回文。

    《续文献通考》：“至元二十六年八月，置回回国子学。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鲁鼎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遂置回回学。”“泰定二年闰正月，以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廪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于吾国之文化无大关系。其国子学之教汉文者，则沿宋代之制，建孔子庙，分斋舍，行积分法。

    《贾侯修庙学颂序》（吴澄）：“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设国子学，命立孔子庙。暨顺德忠献王哈喇哈孙相仁宗，始克继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贾侯董其役。庙在东北纬涂之南，北东经涂之东。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寻，东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广亦如之。衡达于两庑，两庑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门崇九仞有四尺，修半之，广十有一步。门东、门西之庑各广五十有二步，外门左右，为斋宿之室，以间计，各十有五。神厨、神库、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间计各七。殿而庑，庑而门，外至于外门，内至于厨、库，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谟于大德三年之春，讫功于大德十年之秋，于是设官教国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乃营国学于庙之西。中之堂为监，前以公聚，后以燕处。旁有东西夹，夹之东西各一堂以居博士。东堂之东，西堂之西，有室；东室之东，西室之西，有库。库之前为六馆，东西向，以居弟子员。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以属于门，屋四周通百间，逾年而成。”《元史·选举志》：“仁宗延祐二年，用集贤学士赵孟、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更定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学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者，许令充试；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每月初二日蚤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终通考。三曰黜罚科条。应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者，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之。应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者，初犯殿试一年，再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亦从本监议罚之。应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岁者，并行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并不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校，应在学生员，除蒙古、色目别议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出学。”

    要亦科举之变相，不足以言教育。其府州县学校，则见于史籍者，为数颇多。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之数，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二十八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

    盖合社学而言，或沿宋、金之制。惟云南创建学校，于推广文化，有可纪焉。

    《续通考》：“至元十九年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祀先圣。”“云南俗无礼义，子弟不能读书，且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师。至元三年，赛音谔德齐沙木斯鼎为云南行省平章，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十五年，张立道为忠庆路总管，亦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至是复有是命。二十九年四月，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书院之名，昉于唐而盛于宋、元。

    《唐六典》：“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宋初有四大书院：曰白鹿洞，曰岳麓，曰应天，曰嵩阳，其建置实先于各州之学。（《文献通考》称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未建州学也。）王应麟《玉海》述四书院之历史甚详。今节录之：

    白鹿洞书院。

    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洞国庠。宋太平兴国三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请赐《九经》书肄习之。诏从之。皇祐五年，孙琛即故址为学馆十间，榜曰白鹿洞之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淳熙六年，南康守朱熹重建。八年，赐国子监经书。

    岳麓书院。

    开宝九年，潭州守朱洞，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咸平二年，潭守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下国子监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从之。祥符五年，山长周式请于太守刘师道，广其居[4]。八年，拜式为国子主簿，仍增给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

    应天府书院。

    祥符二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聚徒百余人。于是诚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舜宾主之，故有是命。景祐二年，以书院为府学，给田十顷。

    嵩阳书院。

    至道二年七月甲辰，赐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祥符三年，赐太室书院《九经》。景祐二年，西京重修太室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5]。

    此外则衡州石鼓书院，建置亦甚久。《文献通考》称石鼓书院，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故言宋初四大书院者，或举石鼓而不及嵩阳，盖嵩阳后来无闻，而石鼓则南宋时犹存也。北宋诸儒，多讲学于私家。南宋诸儒，多讲学于书院，故南宋时书院最盛。

    《续通考》：“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宁宗开禧中，则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才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中，则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尤夥，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衢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稽山书院，黄州有河东书院，丹徒有淮海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兴化有涵江书院，桂州有宣成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度宗朝，则淳安有石峡书院，衢州有清献书院。其他名贤戾止、士大夫讲学之所自为建置者，不与焉。”

    其法亦有仿三舍制者。

    《续通考》：“理宗淳祐六年，敕湖广善化县别建湘西书院。”“潭州故有岳麓书院，至是御书其额赐之，复于湘水西别建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谓为三学生。”

    按宋时书院性质，殆有官立、私立两种。官立者如白鹿、岳麓等是，私立者如泰山书院、浮沚书院等是。

    《泰山书院记》（石介）曰：“泰山先生[6]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居之。”

    《宋元学案》：“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大观中，筑浮沚书院以讲学。”

    其由私立改为官立者，如戚同文讲学之所，复改为应天书院是。

    《宋元学案》：“戚同文字同文，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

    《答张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全祖望）：“戚同文讲学睢阳，生徒即其居为肄业之地。祥符三年，赐额，晏元献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续通考》所未载者，尚有传贻书院、

    《宋元学案》：“辅广，字汉卿，崇德人。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传贻先生。”

    石坡书院、

    《宋元学案》：“桂万荣，字梦协，慈溪人，尝筑石坡书院讲学。”

    杜洲书院、

    《宋元学案》：“童居易，字行简，慈溪人。累世讲学，其孙金筑杜洲书院。”

    同人书院、

    《宋元学案》：“高定，字瞻叔，知夹江县，作同人书院。”

    石洞书院、

    《宋元学案》：“饶鲁，字伯舆，余干人。于家作石洞书院，前有两峰，因号双峰。”

    象山书院等。

    《宋元学案·彭世昌传》：“陆象山奉祠归家，世昌登应天山，乐之，因为建一精舍，以居象山，即所谓象山书院也。”

    其规模大小也不等，如白鹿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

    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小帖子》：“所立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

    杜洲书院则有礼殿讲堂等。

    全祖望《杜洲书院记》：“有先圣碑亭，有礼殿，有讲堂，有六斋，曰志道、曰尚德、曰复礼、曰守约、曰慎独、曰养浩。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毕备。”

    学生膏火，有取之田租者，

    全祖望《杜洲书院记》：“有田租以资学者。”

    有取之官费者。

    朱熹《措置潭州岳麓书院牒》：“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其排备斋舍几案床榻之属，并帖钱粮官于本州赡学料次钱及书院学粮内，通融支给。”

    讲学之法，或官吏延师，或主者自教，或别请大儒，

    《宋元学案》：“陆象山至白鹿洞书院，朱子率僚友请其讲义，以警学者。象山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或代以高等弟子，

    《宋元学案》：“陆象山在应天山精舍，学者坐以齿，傅子云居末席。象山令设一席于旁，时令代讲，或疑之，象山曰：‘子云天下英才也。’及出荆门，尽以书院事付之。”

    盖亦无一定之规则也。

    元代书院视宋尤盛。书院山长，亦为定员。

    《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

    书院之著者，不下百数。

    《续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有慈湖书院，宁波有鄮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观其书院之多，足知元虽以蒙古入主中国，而教育之权，仍操之吾族儒者之手。而宋儒讲学之风，虽易代不衰，亦可见矣。

    宋、元之世，自有国学及府县之学，而此外又有书院者，盖学校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餍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别辟一种讲学机关。其官立者，虽有按年积分之制，而私家所设，或地方官吏自以其意延师讲授者，初无此等拘束，故淡于荣利，志在讲求修身治人之法者，多乐趋于书院。此实当时学校与书院之大区别也。宋时州县学校，皆有田产，以赡学者。然以属于官吏，亦可为强权所夺。

    《续通考》：“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时江南行省理财方急，卖所在学田，以价输官，利用监彻尔奉使至，见之，谓曰：‘学有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还朝以闻，帝嘉纳焉。至二十九年正月，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廪给师生及士之无告者。贡士庄田，则令核数入官。”

    若书院之创自私人者，其田产当然属于书院，不至为政府没收。第须规制完善，经理得人，其事反视官立学校为可恃。故当时定令，各地虽皆有学校，而士大夫仍于学校之外，增设书院，不以并行为病，是亦书院与学校异趣者也。呜呼，讲学自由，经济独立，非今日学者所渴望者乎？稽之史策，固有前规，凡今人之所虞，何莫非昔人所见及者乎！

    * * *

    [1]　旧系国子监直讲，元丰三年，诏改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

    [2]　按《宋史·选举志》：“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盖科举之罢，为时未久也。”

    [3]　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4]　山长之名始此。

    [5]　按《续通考》：“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下，五代时建。”

    [6]　即孙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