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二）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三）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时海上之交通焉。

    海上交通，为东西两方之共业，而其性质又分为君主与群众之两动机。当元世祖时，专务远略，已屡遣使招谕海外诸番。

    《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十六年，遣广东招讨司达噜噶齐、杨庭璧招俱蓝。”“二十三年，海外诸番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阑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曰苏木都剌。”[1]

    马哥孛罗奉库噶丁公主至印度，遂经黑海，赴君士但丁，而返威尼斯。

    《马哥孛罗游记》卷首：“大可汗遣库噶丁（Kogatin）公主嫁印度藩王阿尔贡（Arghun），派马哥父子等三人为驾驶使，造楼船十四艘，贮二年之粮，行三阅月，至爪哇。又经十八月之久，始抵阿尔贡王之境。尼古罗等闻大可汗薨逝，从此绝东返之念，先至达拉布松（Trebizond）[2]，由此再赴君士但丁，经希腊而至威尼斯，时1295年也。”[3]

    其时航海虽未能直至欧洲，然航行之利，已为时人所公认矣。

    《马哥孛罗游记》卷首：“印使偕公主入面大可汗，备陈舟行之利，费用既省，历时尤迅。”

    明初恒遣使海外，

    《明史·外国传》：“洪武二年，遣官谕占城。”“三年，遣使臣郭徵等谕真腊。”“吕宗俊等谕暹罗。”“行人赵述谕三佛齐。”“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使渤泥。”“永乐元年，中官尹庆谕古里及柯枝。”

    郑和奉使，尤传为盛事。

    《明史·宦官传》：“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成祖）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4]、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5]、柯枝[6]、大葛兰、小葛兰[7]、西洋琐里、琐里[8]、加异勒、阿拨、把丹[9]、南巫里[10]、甘把里[11]、锡兰山、喃勃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12]、比剌、溜山、孙剌[13]、木骨都束[14]、麻林[15]、剌撒[16]、祖法儿[17]、沙里湾泥[18]、竹步[19]、榜葛剌[20]、天方、黎伐那孤儿[21]，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东南海岛，几无在无明人之足迹焉。

    宋代置市舶司于广、杭、明、泉诸州，

    《宋史·食货志》：“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尼、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而禁人民私与蕃人贸易。

    《宋史·食货志》：“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元丰中，禁人私贩，然不能绝。”

    元、明因之，官置市舶，

    《元史·食货志》：“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孟古岱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司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明史·食货志》：“太祖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之。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中虽数有废置，要皆官营商业也。而闽、广各省，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以海洋为谋生之所，

    《论南洋事宜书》（清蓝鼎元）：“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蕃境，皆同珍贝。”

    时时有冒禁下海者。

    《东西洋考》：“万历二十一年，倭寇朝鲜，闽以震邻，禁止通贩。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

    良者则为海商，黠者则为海寇。

    《东西洋考》：“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纵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向导以入。”

    《明史》所载林道乾、梁道明、陈祖义、张琏等，皆国人之富于冒险性、为群众开拓海上航业商业者也（林、梁等事迹见《明史·外国传》）。使其时西人不垂涎东亚，相继远航，吾华民族亦必日趋于海上生活，而与欧人接触。适会是时，西人忽起寻觅新地之欲，而东西之接触，乃若电气之相引矣。

    欧人之至中国行踪可考者，当首推马哥孛罗家三人。

    《马哥孛罗游记序》：“当达达尔诸王之治亚细亚内地也，各君其土，而受节制于蒙古大帝。故威令行而道路不梗，商旅称便。欧洲客商，联袂而往，或谋什百之利，或图仕禄于诸王之朝。意大利威尼斯人马非倭（Maffeo）、尼古罗（Nicolo）兄弟，因购珍宝，渡黑海，达巴尔喀（Barka），朝之都。居一载，获利甚厚，展转至布哈尔（Bokhara），适巴尔喀之从兄弟呼拉古（Hulagu）遣使赴忽必烈，道经布哈尔，与马非倭兄弟遇，与之谈甚欢，约共朝忽必烈。历一年而达帝都，可汗廷见马非倭兄弟，命偕蒙古大员一人，往使罗马，见教皇。马非倭等于是西行，比抵威尼斯，则尼古罗之妻已亡，遗一子名马哥（Marco）。马非倭遂偕弟及侄赴阿克尔（Acre），阿克尔之教皇格里各烈十世（Gregoryx）授之敕书，馈赠蒙古帝以珍物。马非倭等既取道东北，经由大亚米尼阿、波斯属之伊拉克、库拉桑、巴尔克、巴达克商等处，入唐古特境。经沙州、肃州而至于山西之太原，马非倭等见蒙古帝，呈教皇敕书。帝甚嘉其忠信，见尼古罗旁侍一少年，问知为尼古罗之子，命留侍左右，派为皇室职员。马哥自居宫禁以后，习学东方礼节语文，更得帝之优遇，常遣之查办事件。一日江南道副使出缺，帝即命马哥署理。在任凡三载，马哥之父及叔，亦同邀恩遇。初到时，尼古罗等建议，能造战时利器，便于射远。蒙帝试之而佳，即命监工制造。后此蒙兵攻克襄阳城，即利用此火器也。孛罗氏父子兄弟至中国十七年，方请于帝，护送公主归国。”

    然其来也，遵陆而行，仅归时由海道至印度、波斯耳。欧、亚之直接通航，始于葡萄牙人华斯哥德噶马；东西之周回通航，始于葡萄牙人马基伦。自此两航路开辟，而亚洲若重造一新天地焉。

    有明初年，葡萄牙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富于野心，奖励航海术，

    《东邦近世史》：“1415年[22]，葡萄牙王子亨利攻回教徒于摩洛哥北岸，时俘囚中有通阿非利加之地理，盛说印度之殷富者。王子闻之，雄心勃起，乃毅然欲探险阿非利加之地。遂设商船学校，建测候所，刻意研究星学数学，以全力奖励航海术。1460年[23]，亨利死时，综计新发见之海岸，共一千八百哩。旧传亨利在当时有‘舟子’之号，信不诬也……葡王约翰二世，绍舟子亨利之遗志，派遣远征队。1486年[24]，巴沙洛矛地阿治（Bartholomew Diaz）遂至阿非利加南端，名其地曰荒崎（Cada Tormen-toso）。约翰二世嫌其名不雅驯，改曰喜望峰（Cado Dabod Eaperany）。无几，哥伦布复发见西方新世界，欧洲诸国咸属耳目焉。及约翰二世殂，马诺耶尔（Manoel）继之，华斯哥德噶马（Vasco da Gama）遂发见印度航路。”

    而南欧之人，以商业之关系，尤热心于开辟新航路。

    《东邦近世史》：“西1453年[25]，回教信徒土耳其人种攻陷东罗马首府君士但丁堡，黑海地方之东洋贸易顿至萎靡不振。其欲发见达于东亚之航路，实南欧有志者之一大宗旨也。”

    弘治十一年[26]，华斯哥德噶马至印度之加尔各答，葡人因之殖民于印度，以卧亚为根据地。

    《西力东渐史》：“华斯哥德噶马于1497年7月8日，发国都利斯本，巡航非洲南端，至1498年5月20日，达印度马拉巴海岸之加尔各答，是实东西洋海路交通之始，东西交通史中当大书特书者也。哥伦布之发见美洲，前乎此者仅六年，故西大陆之发见，东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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