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历代史书，所志艺文、经籍，大抵兼举前代及当时所有之书籍，惟《明史》不志前代之书，第述有明一代之著作。

    《明史·艺文志》：“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其数为十万零五千九百七十四卷。观其一朝之人著作之富，则其当时之文化，可以推想。史称北京文渊阁贮书近百万卷，

    《明史·艺文志》：“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盖宋、辽、金、元之书，悉萃其中，故卷数之富，为历代馆阁所未有也。秘阁之外，行人司藏书亦富，

    《识小录》（王夫之）：“翰林名读中秘书而实无一书之可读，惟行人司每一员出使，则先索书目以行，购书目中所无者，多至数册，少亦必一册，纳之司署，专设司吏一人，收贮简晒，故行人司藏书最富。”

    盖古者太史采风陈诗之遗也。其他贵族缙绅儒流士庶藏书之家，尤指不胜屈。若朱睦、

    《明史诸王传》：“镇国中尉睦字灌甫，镇平王诸孙，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万卷堂书目跋》（睦）：“余宅西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储书环列其中。仿唐人法，分经、史、子、集，用各色牙签识别。经类凡十一：《易》《诗》《书》《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小学，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类凡十二：正史、编年、杂史、制书、传记、职官、仪注、刑法、谱牒、目录、地志、杂志，凡九百三十部，一万八千卷；子类凡十：儒、道、释、农、兵、医、卜、艺、小说、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类凡三：楚词、别集、总集，凡一千五百部，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卷。编为四部。”

    叶盛、

    《乾隆苏州府志》（习嶲）：“昆山叶文庄公盛宅，在东城桥西。公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

    《静志居诗话》（朱彝尊）：“文庄储藏之目为卷止二万余，然奇秘者多，亚于册府。”

    杨循吉、

    《澹生堂藏书训》（祁承）：“杨仪部君谦[1]，性最嗜书，家本素封，以购书故，晚岁赤贫，所藏十余万卷。”

    何良俊、

    《列朝诗传》：“何良俊字元朗，少而笃学。……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

    王世贞、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王长公[2]，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

    胡应麟、

    《澹生堂藏书训》：“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书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黄虞稷、

    《黄氏千顷斋藏书记》（钱谦益）：“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官，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3]

    徐、

    《红雨楼家藏书目序》（徐）：“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储，可盈五万三千余卷。”

    毛晋、

    《同治苏州府志》：“毛晋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少为诸生，性嗜卷轴。湖州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

    谢兆申等，

    《笔精》（徐）：“邵武谢兆申好书，尽罄家资而买坟籍，藏蓄几盈五六万卷。”

    皆收藏至二三万卷以上。其范氏之天一阁，

    《茶余客话》（阮葵生）：“范钦号东明，喜购旧本，两浙藏书以天一阁为第一。”

    钱氏之绛云楼，

    《绛云楼书目题词》（曹溶）：“虞山宗伯所积，几埒内府，视叶文庄、吴文定及西亭王孙或过之。……晚岁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

    尤为目录家所艳称。士大夫咸以嗜书殖学为务，故能上绍唐、宋，而下开有清之文治焉。

    官书之风，以明为盛。

    《书隐丛说》（袁恬）：“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孙毓修曰：明时官司衙署刊本，周弘祖《古今书刻》略载之。明祖分封诸王，各赐宋板书帖，诸王亦能于养尊处优之余，校刊古籍，模印精审，至今见称。如沈、唐、潞、晋、徽、益诸藩，皆有传刻。”

    南北两监，藏板至夥，历代正史，一再雕印。

    《南雍志》（黄佐）：“梓刻本末《金陵新志》所载集庆路儒学史书梓数，正与今同。则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4]。自后四方多以书板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板既丛乱，旋补旋亡。成化初，祭酒王懙会计亡数，已逾二万篇。弘治初，始作库供储藏。嘉靖七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刊史书，礼部议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学博才裕，使将原板刊补。其广东原刻《宋史》差取付监，《辽》《金》二史原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后邦奇、汝璧迁去，祭酒林文俊、司业张星继之，方克进呈。”

    《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丙）：“北监二十一史，奉敕重修者，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也。自万历二十四年开雕，阅十有一载，至三十四年竣事，皆从南监本缮写刊刻。”

    书坊之多，以燕京、江、浙为盛。

    《经籍会通》（胡应麟）：“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辇下所雕者，每一当浙中三，纸贵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当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册类书，咸会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和坊，皆四达衢也。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率其地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宋本称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工匠刻书，价值亦廉。

    《茶香室续钞》（俞樾）：“明刘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与刻字工银每字一百，时价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静处刻，勿令人见，每百字加银五厘，约工银三钱四分。今算妖书八百余字，与工银费相同。按此知明时刻书价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然如《永乐大典》之巨书，当国家财力全盛之时，亦未能付诸雕板，是亦至可惜之事也。

    明代儒臣奉敕编辑之书至夥，而卷册最富者，无过于《永乐大典》。

    《明史·艺文志·类书类》：“《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原注：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既竣，帝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复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

    其书以韵为纲，而以古书字句排列于下，以便检寻。而体例不一，至有举全部大书悉纳于一韵之一字中者，与前此类书割裂原文以事相次者有别。故元以前佚文秘典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复见于世。

    《四库全书总目》：“《明实录》载成祖谕解缙等：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云云。故此书以《洪武正韵》为纲，全如《韵府》之体。其每字之下，详列各种书体，亦用颜真卿《韵海镜原》之例。惟其书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于世。”

    当明之世，南北二京，仅有写本三部。

    《四库全书总目》：“《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明永乐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进，赐名《文献大成》。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缙同监修。与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于永乐五年十一月奏进，改赐名曰《永乐大典》[5]。并命复写一部，锓诸梓，以永乐七年十月讫工[6]。后以工费浩繁而罢[7]。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8]。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9]。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10]。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11]。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顾炎武《日知录》以为全部皆佚，盖传闻不确之说。书及目录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与原序原表并合。《明实录》作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艺文志》作二万二千九百卷，亦字画之误也。”

    议者虽请镌印，颁发国学，讫未实行。

    《野获编》（沈德符）：“甲午春，南祭酒陆可教有刻书一疏，谓文皇帝所修《永乐大典》，人间未见，宜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刊汇成，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闻颁发也。按此书至二万余卷，即大内止写本一部。至世宗重录，以备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劳诸臣，俱叙功优升，若付梨枣，更岂易言。”

    至清仅存残本一部，修《四库全书》时，曾就其中辑录古书数百种。

    《四库全书总目》：“今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然其可采者尚多，翰林之嗜古者，往往从而抄辑。至光绪庚子之乱，毁于兵燹，今只存六十四册。

    《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永乐大典》六十册[12]，明解缙等撰，嘉靖重录正本，存二支、九真、十八阳、十九庚、二十尤、六姥、四霁、五御、一屋、二质等韵。”“此书尚有四册，留教育部。”

    尚有零册散入外国，颇为外人珍视，美之图书馆曾以珂罗版影印一册焉。

    京师图书馆藏有美国图书馆长勃特兰博士所赠珂罗版印《永乐大典》一册，自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卷至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卷，仅一服字韵中，绘衣服图甚多。

    明代取士，专重科举，试以制义，至清犹沿其法，此世所诟病也。

    《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曰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廷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主考，乡、会试俱二人，同考，乡试四人，会试八人。提调一人，在内京官，在外布政司官。会试，礼部官监试二人，在内御史，在外按察司官。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举子，则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支。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及不许自序门地。弥缝编号，作三合字。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

    然明初立法，实非专尚时文。

    《日知录》（顾炎武）：“《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13]，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此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其后展转流变，士益不务实学，至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之叹。

    《日知录》：“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丘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而卜周之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交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欤！”

    盖人心嗜利苟得，有可以简陋而得虚荣者，则相率从之，而目务实用者为迂远。虽有善法，不时时为之改良，其归宿亦犹是耳。

    明初最重学校，以学校为科举之本；而出身学校者，可不必由科举。

    《明史·选举志》：“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观明初国学之制及国子生之盛，殆远轶于唐、宋。

    《明史·选举志》：“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馆诸生：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米月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惟朔望给假，余日升堂会馔，乃会讲、复讲、背书、轮课以为常。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工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夜必宿监，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以白祭酒。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书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其学规条目，屡次更定，宽严得其中。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例。司教之官，必选耆宿。”

    各地土官，及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

    《明史·选举志》：“直省诸士子云集辇下。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至成化、正德时，琉球生犹有至者。”《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洪武三年，高丽遣其国金涛等四人来学，次年涛成进士归。自是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朝廷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云南、四川等土官时遣子弟民生入监者甚众，给赐与日本诸国同，监前别造房百间居之。”

    《长安客话》（蒋一葵）曰：“国初高丽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盖成祖设北监以来，所以处交趾官生者。”

    其学生最盛之时，几及万人。

    《南雍志·储养考》（黄佐）：“永乐十八年，监生九千五百五十二人。”“十九年，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二十年，九千九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九千八百六十一人。”“二十二年，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而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皆命监生为之。

    《南雍志》：“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鱼鳞图册成。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苏松富民畏避徭役，以土产诡寄亲邻佃仆，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随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量其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丈尺四至，编类为册。绘状若鱼鳞然，故名。至是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册成进呈，上喜，赐淳等钞锭有差。”“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初令监生往后湖清查黄册。”“户部所贮天下黄册，俱送后湖收架，委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埋没差错等项，造册径奏。其官员监生合用饮馔器皿等项并膳夫，俱于国子监取用。如不敷，于都税司并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拨。其后奏准本监惟供给监生，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过湖晒晾。”“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给道里费而行。”

    或缮写书籍，或学习翻译，

    《南雍志》：“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上以其未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简能书监生缮写。”“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以四夷字学，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令成业。”

    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从行。

    《南雍志》：“永乐元年四月，颁敕二万道，令监生马宗诚等赍之，赐道里费。”“二年正月丁未，遣监生刘源等三十三人分行郡县，访求高皇帝御制诗文。”“七年二月壬午，巡狩北京，车驾发京师，择吏部历事监生四十人，译写四夷文字监生十三人以从。”

    而分部历事，

    《南雍志》：“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壬寅，初令监生年长者分拨诸司，历练政事……建文二年十月，定监生历事考核法。历事各衙门者，一年为满，从本衙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选用，中等、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材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

    随时任官，尤为重视。

    《续通考》：“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尝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至是乃尽擢刘政、龙铎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14]。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时虽复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盖明之国学，第为储才之地，并无毕业之期。以师儒督其学，以世务练其才，随时选任，不拘资限，斯实从古以来惟一重用学校人才之时代。世徒以明祖定八股试士之制，遂谓其欲使天下英雄腐心于无用之空文，岂知当时事实，并不如是。第其后偏重科举，而学校又有纳粟之例，流品日杂，学生始不为天下所重耳。

    《续通考》：“宣宗以后，进士日益重，荐举浸废，举贡日益轻，迨开纳粟之例，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

    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

    《续通考》：“成祖永乐元年二月，设北京国子监。……在城东北隅，即元国学遗址。明初为北京府学，至是改焉。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之分矣。”

    此外府、州、县、卫无不有学，教养之法甚备。

    《明史·选举志》：“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学有额田，

    《续通考》：“洪武十五年四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初制，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至是命凡府、州、县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俾供祭祀及师生廪膳。仍定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学生月给廪膳米一石。”

    教有规定，

    《续通考》：“洪武二十五年，定礼、射、书、数之法。（一）颁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生员皆须熟读精通，以备科贡考试。（一）朔望习射。于学校外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莅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鹄饮二爵。（一）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数学，务精通《九章》之法。”

    《颜氏学记》（戴望）：“祁州学碑刻洪武八年颁学校格式，六艺以律易御，礼、律、书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乐、射、算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守令每月考试，三月学不进，训导罚俸半月。监察御史、按察司巡历考试，府生员十二名，州八名，县六名。学不进者，守令、教授、训导罚俸有差，甚多则教官革职，守令笞四十。三代后无此学政，亦无此严法，谁实坏之？……王源曰：三代以后，开创帝王可与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

    学生名额，复迭有增加。

    《明史·选举志》：“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士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

    惜其后学生仅务考试，而埋首于时文，明初善制，以渐而废。提学者亦只分诸生等第，不复问六艺之科目耳。

    《明史·选举志》：“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

    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

    《续通考》：“洪武八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诏曰：‘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于是乡社皆置学，令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二十年，令社学子弟读诰律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英宗正统元年，诏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法。”

    官吏之留心民事者，恒以兴举社学为务。

    《王文成全书·兴举社学牌》：“看得赣州社学乡馆教读，贤否尚多淆杂，是以诗礼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见兴起。为此牌仰岭北道督同府县官吏，即将各馆教读，通行访择，务使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乃与兹选。官府仍籍记姓名，量行支给薪米，以资勤苦；优其礼待，以示崇劝。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饬行戒，务在隆师重道，教训子弟。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

    社会教读，且与有地方风化之责。

    《王文成全书·颁行社学教条》：“先该本院据岭北道选送教读刘伯颂等，颇已得人。但多系客寓，日给为难，今欲望以开导训诲，亦须量资勤苦，已经案仰该道通加礼貌优待，给以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

    观王文成《训蒙大意》，亦可见当时教读督责幼儿之法，及儒者研究教育之学说焉。

    《王文成年谱·训蒙大意》（钱德洪）示教读刘伯颂等曰：“今教童子者，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颂以宣其志也。若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求其为善也得乎？”

    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

    《续通考》：“初太祖因元之旧，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宪宗成化十二年，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孝宗弘治元年，以吏部郎中周本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武宗正德元年，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宝奏修德化县濂溪书院，其时各省皆有书院，弗禁也。”

    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王阳明讲学之所，若龙岗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三年在龙场……夷人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以居之。”

    若贵阳书院，

    《王文成年谱》：“正德四年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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