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学校教育

，以高下其廪饩。然使者窃忧之，虑其应上者之鲜实心，而操之无具，故奇才异能之士未尝数数睹也。……使者先已置二十一史诸书于院中，学者尚未及读，至是复取架上十三经及周秦以来之书若干部，各用图书印记，注之简册，贮之书院，掌之学官，传之永久。又将招致四方之善读书而能好古者，以充学舍，厚其廪饩，而以时亲课读之。……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穀》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阙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伎等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律历、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要，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大要也。……读《左传》，以《史记》副之；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余则分日记览。……如借书院为纳交声气之地，觞酒酬酢，庆贺往还，游荡门外，招摇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贻羞书院，耻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恶，毋过吾门也。”

    其后如阮元之创诂经精舍及学海堂，

    《阮文达公传》（刘毓崧）：“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者皆奉为矩矱。”

    《先正事略》：“阮元为浙江巡抚时，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述庵、孙渊如主讲席，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诂经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调两广总督，立学海堂，以经古学课士，如在浙江时。”

    黄体芳之建南菁书院，

    《黄先生以周墓志铭》（缪荃孙）：“黄漱兰侍郎视学江苏，建南菁讲舍，延先生主讲。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宗湘文观察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先生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

    以及俞樾、刘熙载、朱一新等之掌教各书院，

    《俞先生樾行状》（缪荃孙）：“先生历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等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至三十一年，为历来所未有。其课诸生，一禀阮文达公成法，王侍郎昶、孙观察星衍两先生之绪，至先生复起而振之。两浙知名之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材者，不可胜数。”

    《刘融斋中允别传》（萧穆）：“其主讲龙门书院，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尝午夜周览诸生寝室，其严密如是。”

    《朱君一新别传》（金武祥）：“粤督张香涛尚书，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复延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广雅规模宏大，张公所新建者，储书甚富，山长专课诸生以经训性理及史事词章有用之学，两广东西高才生咸请业。”

    皆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与专试时文之书院固不同，亦与讲求理学之书院异趣焉。

    书院之外，有社学、义学等，则为教育幼童及孤贫者而设。

    《清通考》：“康熙九年，令各直省置社学社师，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考充社师，免其徭役，给饩廪优膳，学政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考察。”“五十四年，谕直隶巡抚赵宏燮，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于穷乡僻乡皆立义学，延师教读，以勉厉孝弟，可望成人矣。”

    《清会典》：“京师暨各省府、州、县，俱设义学。京师由顺天府尹慎选文行兼优之士，延为馆师。诸生中贫乏无力者，酌给薪水。各生由府、州、县董理，酌给膏火。每年仍将师生姓名，册报学政。直省、府、州、县、大乡、巨堡，各置社学，择学优行端之生员为师，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给廪饩，仍报学政查核。”

    其教课不过童蒙识字之书，间授以珠算，取足谋生而已。通常士商之子弟，则多学于家塾，或就师塾聚读。敏异者则授以经书及史鉴之类，愚钝者则学尺牍，习珠算，至年十四五，为商贾之徒弟焉。塾师之教，最重记诵。

    《蒿庵闲话》（张尔岐）：“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已无不烂熟矣。又拟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然亦有注重启发者，观王筠教童子法，虽专为学生作文应试计，而其用心，未尝不与今之教育家言相近焉。

    《教童子法》（王筠）：“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文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仪礼》《公》《穀》摘抄读之。才高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全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以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呼，其果无罪耶！……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刑原[3]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4]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与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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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顺治四年，定直省儒学，视人文多寡优绌，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直省各学廪膳生、增广生，府学各四十名，州学各三十名，县学各二十名，卫学各十名。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县四五名。

    [2]　时高宗初即位。

    [3]　名映轸。

    [4]　名其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