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度。虽无外患，亦不足以自保。盖高宗习于汰侈，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野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借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然当时政治之腐败，不尽由于满人，大小官吏，贪墨狼藉，十九皆汉人也。要亦以劫于满人之威势，其明知其不可，而不得不为之者，观当时诸人之言论可见。

    《圣武记》（魏源）：“国朝军需，固皆发帑，无加赋，而州县吏私派之弊，实不能免，边省尤其。乾隆征缅之役，调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朝廷轸念民艰，每站夫马倍给雇价，然多供有司侵润，未必宽差徭以实惠也。其见于赵氏翼《檐曝杂记》者曰：镇安府应兵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每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因藩库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及差毕而给否莫敢过问矣。至黔苗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无，甚有军需告竣，而已加之赋，吏不肯减，遂沿为成例者。”

    此仅指边地言也，实则其时州县侵蚀贪冒，所在皆是。洪亮吉《征邪教疏》言之：

    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湖北之宜昌，四川之达州，虽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恋妻子，不敢犯法也。州县官既不能消弭化导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臣请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变与否，与起衅之由，而分别惩治之。或以为事当从缓，然此辈实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创惩，既可舒万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盖今日州县，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府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达，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

    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言之：

    近年以来，内患莫甚于蒙蔽，外患莫大于教匪，事虽二致，理实相因。……贼扬言官逼民反，九重既知之矣。夫由官逼民反观之，则吏治一日不清，逆贼一日得借口以惑众也。以良民胁从推之，则吏治之坏，恐亦有类于胁从者也。盖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下之患，莫患于知其不可，而群趋于不得不然之势，今之州县是也。……夫贼之反，以官逼为辞，而吏治之坏，又有不得不然之说。则吏治与寇患，相为呼吸，必当切究其故而急去之，斯非一切庶事可以从容待次第者比也。州县仓库空虚，缓急俱不可恃，此根本之说也。州县典守皆不可信，一切留存预备之项，多提贮于司库，此救弊而不揣其本者也。此犹未见寇患相与呼吸，其最与寇患相呼吸者，情知亏空为患，而上下相与讲求弥补，谓之设法。天下未有盈千百万已亏之项，只此有无出纳之数，而可为弥补之法者也。设法者，巧取于民之别名耳。……盖既讲设法，上下不能不讲通融。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韦布书生，初膺民社，趋谒大吏，首请指挥，即令肩承前官累万盈千亏项，责以分卯限年，设法弥补。强者欲矫名节而无从，弱者欲退初服而无路。惟有俯就羁勒，驰驱于习俗之中，久且心与之化，而不肖者之因以为利，又无论矣。……侧闻所设之法，有通扣养廉，而不问有无亏项者矣。有因一州县所亏之大，而分累数州县者矣。有人地本属相宜，特因不善设法，上司委员代署，而勒本员闲坐县城，或令代摄佐贰者矣。有贪劣有据，勒令缴出赃金，而掩复其事者矣。有声名向属狼藉，幸未破案，而丁故回籍，或升调别省，勒令罚金若干，免其查究者矣。有膴腴之缺，不问人地宜否，但能担任弥补，许买升调者矣。……种种意料难测，笔墨难罄之弊，皆由设法而生。

    而洪以直言被罪，章言之亦不见听。

    《清先正事略》（李元度）：“洪稚存先生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先生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又先生上书成亲王暨当事大僚言事，成亲王以闻，即日落职，交刑部治罪。奏上，免死，戍伊犁。”

    盖清自和珅用事以来，上下相蒙，公私交困，非一日也。

    《上执政言事务书》：“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二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则今之盈千百万所以干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县向以狼藉著者，询于旧治可知。而奸胥巨魁，如东南户漕、西北兵驿，盈千累万，助虐肥家，亦必可知。督抚两司，向以贪墨闻者，询于廷臣可知。圣主神明洞鉴，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辈蠹国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酿；今之亏空，皆其所开。其罪浮于川陕教匪，骈诛未足蔽辜。”

    由嘉庆至道光，迭经内外祸乱，而其弊依然不改，且加甚焉。刘蓉致某官书曾痛言之：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国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记诵词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艺之实；其职之也，以科条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爱之施；其课之也，以钱谷刑名，而不必有抚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杂以捐纳之途，是驱之使责偿于民，而肆其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条例之烦，是借之使挟以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责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敛怨于下，而快其溪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尽其所欲为，而不顾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听猾胥之所欲为，而因以便其私计。……又有甚者，府史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无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者也。……民之黠者，既巧为规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献纳鬻免，虽罹禁网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于愚鲁贫民；而豪猾者流，日寝馈于法禁之中，而常逍遥于文网之外。于是法律之施，不惟不足以整齐夫风俗，又且驱天下之风俗而益败坏之。……今天下僻远之邑，绿林深密之地，盗贼群聚而据焉。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造栅置寨，屠狗椎牛，昼则群饮于市肆，赌博叫嚣，夜则劫掠于乡村，纵横骚扰。而乡里莫之敢发，州县莫之敢问，隶卒莫之敢撄者，诚畏其势而无可如何也。夫国家治盗之法亦严矣，然而令行而禁不止，此其弊有二：一则纵贼以为利，一则讳盗以为功。今穿窬小贼，每流乡里，惟强有力者，乃能自捕而解之县。县得民之资，而后系之，旋纳盗之贿，而又出之。是故盗以囹圄为逆旅，而吏视盗贼犹客商，此所谓纵贼以为利之弊也。至其大者，则又修好于乡里之民，以固其巢穴；缔交于豪强之吏，以广其羽翼。而势焰既张，有司者熟视而莫敢发，苟发而不能捕，捕而不能获，则参罚且随其后。今一讳之，苟不至于劫财害命，则固可以幸旦夕之安，而不病于考成之法，此所谓讳盗以为功者也。……往岁洋烟之禁初下，诏旨严切。有犯者，大则诛辟，小则流配，不三数日，而决遣已定。盖国家立法之严，大吏奉法之亟，未有捷于此者。然当时吏旨胥役之徒，边远偏僻之邑，肆然犯禁，莫敢过而问焉。不数日而法禁渐弛，纠察渐惰，则城市都会间，盖已有之。半年之后，上下相忘，而价值日廉于旧，若不知此之为禁者。则夫国家政令之不行，与其他良法美意之不克施于下，亦可见矣。……今时弊之积于下者，不必尽闻于上。其闻于上者，又必再四详慎，不甚关于忌讳，然后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审处，不甚戾于成法，然后勉而行焉。则夫弊所及除之端，盖无几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则是天下之弊，终无厘革之日也。[1]

    故白莲教、太平军、捻军之迭起为果，而官吏贪墨舞弊实为之因，此清室中叶以降之真相也。

    白莲教者，《清朝全史》（稻叶君山）中谓：

    白莲教非始于清朝，元有乐城韩山童者，以其祖父所创之白莲教，煽惑人民，焚香诱众，倡言弥勒佛降生，白莲教之名自此始。……明天启五年，白莲会又蔓延于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清之白莲教教义，以祷告及念咒可以治病号召党徒，与前明不异。……白莲教之是否邪教，殊未易言。支那民间信仰颇杂，必非出于儒、释、道三教之一途，指人民之信仰即以为邪教，未得为当。究其真意，谓此种信仰稍带有政治意味，未始不可。然事多出于变动之结果，不能归罪于人民信仰，而在上者反卸其责而不问也。

    肇端起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九年而事平，

    《圣武记》：“乾隆四十年，安徽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教传徒，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嘉庆元年，湖北、四川教匪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乘新政之宵旰，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

    后又举事于清宫。

    《清朝全史》：“嘉庆十八年，有极大胆之阴谋，破裂于北京宫廷。阴谋作于天理教徒，其时因政府对于白莲教之法律过严，此乃其变名，实则仍为白莲教也。”

    是亦可见其时人民仇满之思想。而满清之兵力亦由此而显其不足恃，汉人之团练因之勃兴，是则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实在嘉庆初年矣。

    《清朝全史》：“嘉庆二年，德楞泰条呈坚壁清野之法。”“又有著名之合州知州龚景瀚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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