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景瀚条呈谓八旗官兵不可恃，其军纪废弛，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嘉庆四年，尝诏征黑龙江之兵，往返数千里，供应浩繁，水土不服，不熟贼情。计调一黑龙江之兵，可以募数十乡勇，且可卫身家、免虏掠，当使嗣后乡勇有功者，如八旗官兵保奏议恤，以收敌忾同仇之效。可知清廷意在节省经费，募集乡勇，行德楞泰之策。自嘉庆元年至二年，四川一省乡勇之数已越三十万人。”“总之，无论为坚壁清野，或募集乡勇，皆可证明满洲常备军不足以保障国家、维持社会也。”

    道光末年，各地土匪蜂起。而洪秀全所部，复明制，蓄发以示敌清，清人谓之“发逆”。洪起兵四年，遂都江宁，建号太平天国。至同治三年六月，清兵克江宁，其事竟败。

    《克复江宁折》（曾国藩）：“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者十二年，其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

    而其后复有捻军。

    《湘军记》（王定安）：“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乡民行傩逐疫，裹纸然膏，为龙戏，谓之捻。其后报仇吓财，掠人勒赎，浸淫为寇盗。或数人为一捻，或数十百人为一捻，白昼行劫，名曰定钉。山东之兖、沂、曹，河南之南、汝、光、归，江苏之徐、淮，直隶之大名，安徽之庐、凤、颍、寿，承平时在在有之。”“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踞金陵，遣党徇临淮、凤阳，出归德以扰河朔，于是皖、豫捻患益炽。”

    又越数年，始平。捻为流寇，无宗旨，与太平军殊。然其为清室政治不良造成祸乱之现象，则一也。

    太平军之起，以推翻清室、倡行耶教为宗旨。

    《湘军记》：“洪秀全者，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敢为大言，粗知书，卖卜为活。闻妖人朱九涛倡上帝会，与同邑冯云山往师之，以其术游广西。桂平曾玉珩延为塾师，武宣萧朝贵与贵县石达开、秦日纲，皆师事秀全。秀全诈死七日，复苏，谬众云，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则免。遂托泰西人所称耶稣教者，造真言宝诰，谓天曰耶和华，耶稣为长子，秀全次子。其咒辞赞美上帝，以诳众敛钱，男妇多信事之。”

    《清朝全史》：“洪秀全以嘉庆十八年生于广东花县，彼族实由嘉应州移来之客民也。身干长大，有雄姿，略识文字。其父名国游，母早死，颇信基督教。其后得香港美国宣教师罗把兹之教训，然尚未受洗礼。未几，彼忽组织上帝会，其党与为冯云山与洪仁玕。彼主张神圣之三位一体，即第一位为天父，第二位为基督，即天兄，而己则为天弟。”“咸丰元年正月，在大黄江自号太平王。闰八月，陷永安州，在此建立太平天国之国号，自称天王。”

    世多称其制度，

    《清朝全史》：“太平军之军制，其初甚为完备。洪王右手握剑，左手捧耶稣教之信条，专鼓吹全军之勇气。”“在1858年之末期，置籍太平军者，有五十万乃至六十万之男子，其女子在五十万以上。兵之训练，就定营规条观之，阵营中之教训；并不懈怠。恪遵天命，熟读天条赞美，男女两营有别，禁吸阿片饮酒，约法极严。”“太平军初颁之规条如左：（一）恪遵天令。（二）熟识天条赞美，早晚礼拜，以感谢颁布之规矩及诏谕。（三）因欲练成好心肠，不得吸烟饮酒；宜公正和平，毋得弄弊徇情，顺下逆上。（四）同心合力，各遵有司，不得隐藏兵数及收匿金银器饰。（五）男营与女营有别，不得授受相亲。（六）宜熟谙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之号令。（七）无事勿得过他营行别军，以荒误公事。（八）宜学习为官之称呼问答礼制。（九）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错军机将令。”

    且谓其能行共产主义，

    《清朝全史》：“统治军政，天京分设男馆女馆，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分八军，军有女军师一人，下有女百长数十。此馆之创置，一面预防逃亡，一面便于布教。咸丰三、四年，收容此馆者共计二十四五万人。对于城南之一般住民，行门牌制，凡男子自十六岁至五十岁者，为牌面，其余曰牌尾，以便户口稽查。而土地分给之制，则彼等所创造者也。癸丑三年[2]颁行之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每田一亩，以早晚二季出千二百斤者为上上田，出千一百斤者为上中田，以下递减，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上上田一亩，当下下田三亩，照人口分给。受田之标准，男妇一人，每十六岁以上，受田；十五岁以下，给其半。若一家六人，三人受好田，三人受劣田，以一年为定。关于此制之精神，确有所在。彼云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之。此处不足，迁移彼处；彼处不足，迁移此处。又曰，凡天下之田，丰荒相通，此处若荒，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若荒，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之天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使地无不均匀，使人无不饱暖。此等理想之下，土地田亩不为私有，金钱不许私藏，故贮藏银十两、金一两者为私藏犯法，须处罚云。”

    然其理想单简，务破坏中国从来一切制度，而未能得他国完美之法以为之导，故其法制可称者止此。其后据地广袤，日事兵争，救死不暇，亦无复建设之力矣。

    因太平军之反动，而满洲之势力益衰。湘军崛起，以书生农夫，奋死与洪、杨角逐，而后满洲之兵权几完全归于汉人之手。

    《湘军记》：“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呰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歧出，各分畛域，迄不得一兵之用。于是诸路将帅，颇厌征调劳费，稍事招募。潮勇川勇，萌蘖渐起。然其人多游民剧盗，剽悍绎骚，民尤患苦之。江忠源初创楚军，刘长佑助之，挈其乡人子弟，慷慨赴敌。始讲节制，禁骚扰，义声日起。其时草昧缔构，实为湘军滥觞。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鑫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摈斥不用。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官，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迨左宗棠、刘锦棠平秦、陇，率师出关，所部百数十营。虽号老湘营，间用他省人，错杂其间。然其营制薪粮，犹遵循未改也。”

    淮军继之，参以西法，遂开近数十年军阀之统系焉。

    《淮军平捻记》（周世澄）：“淮军之始也，于同治元年，其营制一准楚勇。”“淮军之精于炮火也，以李公之雇募英、法弁兵教练洋枪队始。李公初至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并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

    《清朝全史》：“当时上海富商，组织一爱国会，各出军资，使欧人助之，以防太平军。美国人华尔及白齐文，受爱国会之嘱托，于1860年6月募集欧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攻击松江。”“华尔转战浙江慈溪阵亡，白齐文后以不服从清吏而解职，英国陆军少将戈登代之，统率常胜军。”

    世谓湘军之精神，在维持名教，

    《清朝全史》：“咸丰四年，曾国藩颁布讨粤匪檄……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以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湘中主将，皆系书生，只知中国固有之学问名教。曾之檄文，实湘军之精神。彼指摘洪军焚郴州之学宫、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两庑等，谓孔子、孟子当痛哭于九泉，此语最为紧要。后日洪军之政策，亦许读孔孟书，以冀人心之和缓矣……湘军非勤王主义，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军可称为一种宗教军。”

    观彭玉麟之宗旨，固可以见湘军之动机。

    《清朝全史》：“彭玉麟为长江水师之指挥者，三十余年之久。当从军之初，立二誓约：其一曰不私财，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咸丰十一年，授安徽巡抚，彼辞不受。同治三年，克复南京，赏一等轻车都尉世爵，加太子少保衔，续任为漕运总督，朝赏频至，彼亦不受。彼上痛切之辞表曰：‘臣本寒儒，佣书养母，咸丰三年母物故，曾国藩谬用虚名，强之入营。初次臣见国藩，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职，国藩见臣语诚实，许之。顾十余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尝一日居其任。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银两，从未领纳丝毫，诚以朝恩实受，官犹虚也。’又曰：‘臣素无室家之乐、安逸之志，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诚以亲丧未终，出从戎旅也。既难免不孝之罪，又岂敢为一己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之出处进退，关于风俗之盛衰，臣既从军，志在灭贼，贼既灭而不归，近于贪位。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中兴大业，宜扶树名教，振起人心’云。……彼扩张长江水师，使至一万余人。一切兵饷，以盐税及长江厘金税充之，不烦户部。乱平后，尚余六十余万，报告两江总督，寄托于盐道之手，取其利息，加水师公费。彼曰：‘予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也。’观以上之事实，湘军组织之动机，非对于朝廷之义务，又不为赏爵所激动，全由自卫之必要而起。然则洪军之平定，枢纽于湘军，与朝廷无涉，而朝廷之设施，直隔靴搔痒而已。”

    然亦足征吾国人之能力，虽以满清之压制，亦能崛起而大有为。惜乎，后来之淮军，无此风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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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曾纪泽注：此盖作于道光辛丑、壬寅年间。

    [2]　西18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