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译书与游学

    译书之事，盛于明季，清初译者渐少。穆尼阁之《天步真原》，蒋友仁之《地球图说》，无大影响于学者也。

    《畴人传》（阮元）：“穆尼阁，顺治中寄寓江宁，喜与人谈算术而不招人入会，在彼教中，号为笃实君子。青州薛凤祚尝从之游，所译新西法曰《天步真原》。”“穆尼阁新西法，与汤、罗诸人所说互异。当时既未行用，而薛凤祚所译，又言之不详，以故知其术者绝少。”“钱大昕官赞善时，适西洋人蒋友仁以所著之《地球图说》进。奉旨翻译，并诏大昕与阁学何国宗同润色。”

    道光中，海疆事棘，学者欲通知四裔之事，始竞编译地志，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朔方备乘》等书，皆杂采诸书为之，非专译也。

    《海国图志序》（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之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原刻仅五十卷，嗣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为百卷，重刻于扬州，仍其原叙，不复追改。）

    《山西通志·徐继畬传》：“继畬官福建巡抚，入觐，宣宗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爰命采辑为书，书成曰《瀛环志略》。”

    《何秋涛传》（张星鉴）：“尝考东北边疆之要，成书百卷，尚书某公为进呈，赐名《朔方备乘》。”

    咸丰中，海宁李善兰客上海，与英人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游，译述重学、几何、微积等书，于是译事复兴。

    《畴人传》：“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海宁人。咸丰初，客上海，识英吉利文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人，从译诸书。”“《几何原本》后九卷续译序云：泰西欧几里得（Euclid）撰《几何原本》十三卷，后人续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译，其前六卷也，未译者九卷。”“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道光壬寅，国家许息兵，与泰西各国定约，此后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算法者听，闻之心窃喜。岁壬子，来上海，与西士伟烈君亚力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伟烈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遂以六月朔为始，日译一题，中间因应试避兵诸役，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是书泰西各国皆有译本，顾第十卷阐理幽玄，非深思力索，不能骤解，西士通之者亦鲜。故各国俗本，掣去七八九十四卷，六卷后即继以十一卷，又有前六卷单行本，俱与足本并行。各国言语文字不同，传录译述，既难免参错，又以读全书者少，翻刻讹夺，是正无人。故夏五三豕，层见叠出，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伟烈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重学》二十卷附《曲线说》三卷序云：艾君约瑟语余曰：西国言重学者，其书充栋，而以胡君威立所著者为最善，约而该也。先生亦有意译之乎？余曰诺。于是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业。”“《代微积拾级》十八卷序云：罗君密士，合众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数、微分、积分三术，合为一书。分类设题，较若列眉，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伟烈君亚力闻而善之，亟购求其书，请余共事，译行中国。译既竣，即名之曰《代微积拾级》，时《几何原本》刊行之后一年也。”“《谈天》十八卷序云：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圜立说。”“又京卿所译西书，尚有《植物》一种，凡八卷。”“论曰：李京卿邃于数理，专门名家，用算学为郎，王公交辟，居译署者几二十年。”

    同治初，总理衙门设同文馆，并设印书处，以印译籍。吴人冯桂芬倡议，上海、广东均应仿设。其《显志堂稿·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云：

    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宋聋郑昭，固已相形见绌。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上海通事，人数甚多，获利甚厚，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广州、宁波人居多，其人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凡市井中游闲跅弛、不齿乡里、无复转移执事之路者，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为义学生徒，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督之，市儿村竖，流品甚杂，不特易于湔染洋泾习气，且多传习天主教，更出无业商贾之下。此两种人者，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借洋人之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又其人质性中下，识见浅陋，叩其所能，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银数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政治张弛之故，瞢焉无知，即间有小事交涉，一言一字，轻重缓亟，展转传述，往往影响附会，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前见总理衙门文，新设同文馆，招八旗学生，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是。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闻见较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务其博采周资，集思广益，则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仍兼聘品学兼优之举贡生监，兼课经史文艺，不碍其上进之路。三年为期，学习有成，调京考试，量予录用。遇中外交涉事件，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即从前通事无所施其伎俩，而洋务之大害去矣。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

    苏抚李鸿章从其议，遂就上海敬业书院地址，建广方言馆，教西语西学，以译书为学者毕业之证。

    《墨余录》：“同治建元，岁次壬戌，苏抚李鸿章题准就上邑设立广方言馆。时新移敬业书院于学宫旧址，乃即院西隙地，起造房廊，制极宏敞。官绅冯桂芬等拟定章程十二条，禀准颁行。”“肄业生额设四十名，延英士中之有学问者二人，为西教习；以近郡品学兼优绅士一人，为总教习；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教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诸生于三年期满后，有能一手翻译西书全帙，而文理亦斐然成章者，由中西教习移道，咨送通商衙门考验，照奏定章程关会学政，作为附生。以后通商各衙门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督抚即可遴选承充，不愿就者听，其能翻译而非全帙者，作佾生，一体出馆。”

    后又移并于制造局，

    《瀛壖杂志》：“广方言馆向设于旧学宫之西偏，同治己巳，应敏斋方伯于南门外制造局，大拓基地，以建书院。庚午春间，广方言馆移附于此。”

    而制造局的翻译馆，尤专以译述为事。

    《江南制造局记》：“翻译馆，同治六年设，翻译格致、化学、制造各书。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

    《瀛壖杂志》：“广方言馆，后为翻译馆，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徐雪村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

    《清稗类钞》：“无锡徐雪村寿，精理化学，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我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曾文正公深韪其言，于是聘订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复集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诸人以研究之，阅数年，书成数百种。”

    西人之来华传教行医，亦恒以图书为鼓吹之具，虽其译笔不佳，要亦可以新当时之耳目，然论者恒病之。

    《西学书目表序例》：“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要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会教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气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盖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

    《论译书之弊》（叶瀚）：“自中外通商以来，译事始起。京师有同文馆，江南有制造局，广州有医士所译各书，登州有文会馆所译学堂使用各书，上海益智书会又译印各种图说，总税务司赫德译有西学启蒙十六种，傅兰雅译有格致汇编、格致须知各种。馆译之书，政学为多，制局所译，初以算学、地学、化学、医学为优，兵学、法学皆非专家，不得纲领；书会税司各学馆之书，皆师弟专习，口说明畅，条理秩然；讲学之书，断推善本，然综论其弊，皆未合也。（一）曰不合师授次第。统观所译各书，大多类编专门，无次第，无层级，无全具文学卷帙，无译印次第章程，一也。（一）曰不合政学纲要。其总纲则有天然理数测验要法，师授先造通才，后讲专家。我国译书，不明授学次第，余则或只零种，为报章摘录之作，为教门傅翼之书，读者不能观厥会通，且罔识其门径。政学则以史志为据，法律为纲，条约章程案据为具，而尤以哲学理法为本。我国尤不达其大本所在，随用逐名，实有名而无用，二也。（一）曰文义难精。泰西无论政学，有新造之字，有沿古之字，非专门不能通习。又西文切音，可由意拼造，孳乳日多；汉字尚形，不能改造，仅能借用。切音则字多诘屈，阅者生厌；译义则见功各异，心志难齐，此字法之难也。泰西文法，如古词例，语有定法，法各不同，皆是创造不如我国古文骈文之虚抚砌用，故照常行文法，必至扞格不通。倘仿子史文法，于西文例固相合，又恐初学难解，此文法之难也，三也。（一）曰书既不纯，读法难定。我国所译，有成法可遵者，有新理琐事可取者，有专门深纯著作前尚有数层功夫，越级而进、万难心解者。取材一书，则嫌不备；合观各书，又病难通。起例发凡，盖甚难焉，四也。坐此四弊，则用少而功费，读之甚难；欲读之而标明大要，以便未读之人，又难之难也。”

    马建忠尝议设翻译书院，其言亦未能实行。

    （一）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入院者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性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功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资绝人者二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为其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一）请一兼通汉文之人，为书院监理，并充洋文教习。（一）请长于古文词者四五人，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并充汉文教习。（一）应译之书，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外洋各国内治之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如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其原文皆有专报，此须随到随译，按旬印报。书院初设，即应举办者也。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需者也，为书甚繁，今姑举其尤当译者数种，如《罗玛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山林渔泽之政，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具载。其为卷甚富，译成约可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经权之学，国债消长，银行体用。《方舆集成》，凡五洲险要皆有详图，为图三千余幅，乃舆图中最为详备之书。罗玛总王贵撒尔（Julius Caesar）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此两王者，西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之将材，所载攻守之法，至为详备。他书应译者，不可胜记。

    甲午以后，学者多学日语，以译日本所译著之书，其浅劣殆更甚于官局及教会之译籍焉。

    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译，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一）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畸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耶！

    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穆勒约翰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思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达、雅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土，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然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此则近世翻译事业之远逊前人者也。严复之外，若林纾之译《拿破仑本纪》《布匿第二次战纪》[1]特史部之简本，虽文笔雅洁，实不足与复相比。故舌人口授，纾笔述之，法颇近古，又其属文甚速，所出小说不下数百种，亦能使华人知西方文学家之思想结构焉。

    与译事并兴者，为印刷术。铅印石印之类，皆兴于同、光间。

    《瀛壖杂志》：“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西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之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按两国印书之器，有大小二种，大以牛运，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过百金可得一具云。”

    《淞南梦影录》：“石印书籍，用西国石版，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2]。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馆，与之鼎足而立。”

    中国旧籍，亦资以广为传播，又进而有铜版、玻璃版之类，影印书画，不下真迹，实为文化之利器焉。又其借印刷之速而日出不穷者，有新闻纸及杂志。

    《瀛壖杂志》：“西人于近事，日必刊刻，传播遐迩，谓之新闻纸，有似京师按日颁行之邸报。特此官办，彼则民自为之耳。沪上设有专局，非止一家，亦聚铅字成版，皆系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馆始设《华文日报》，嗣后继起者，一曰《申报》，倡于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曰《汇报》，倡于同治十三年，美人葛理主之。皆笔墨雅饬，识议宏通，而字林遂废。”

    《沪游杂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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