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中国。抑且进而存人类所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亦尚非保存国粹之说所得而自阈者也。”[2]

    又进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有其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觳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侪认儒家解答本问题，正以此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为合理。”“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其思想之冲突而相成，实一最奇幻之事也。

    文化非一端可罄，学术亦非一事可概。近人提倡孔、老哲学者，既由旧理想一变而为新理想，而研究考据之学者，又因交通之关系、物质之发展，亦阴受其赐，而有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之风。如殷虚之古甲骨，如汉、晋之木简，如敦煌石室之古写本，既自清季发见，而中外学者闻声相应，研寻考索所得，于古史事大有发明。故论者谓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

    《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3]（抗父氏）：“（一）殷商文字。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洹水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为福山王懿荣所得。庚子秋，王殉难，所藏悉归丹徒刘铁云鹗。而洹水之虚，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亦归刘氏。光、宣间所出，则大半归于上虞罗叔言振玉。王氏所藏凡千余片，刘氏藏三千余片，罗氏藏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当以万计。而驻彰德之某国牧师[4]，所藏亦近万片。其拓墨影印成书者，有刘氏之《铁云藏龟》十册，罗氏之《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后英人哈同复得刘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伐征行幸田猎之事，其文字较比彝器尤古，且所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二）汉晋木简。实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之所发掘。博士于光绪壬寅、癸卯间，曾游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发掘古寺废址，得唐以前遗物甚夥。复于尼雅河之下流，获魏、晋间人所书木简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阗之故迹》（Ancient Khotan）中，曾揭其影本，法国沙畹教授（Ed．Chavannes）为之笺释。又于丁未、戊申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后汉人所书木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后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仅于吐鲁番近侧，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简，沙畹教授复为之考释，影印成书。罗君复与海宁王静安氏国维重加考订，于甲寅之春，印以行世，为《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二卷。（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石室之开，盖在光绪己亥、庚子之际，然至光绪季年尚未大显。至戊申岁，斯坦因博士与法国伯希和（P. Pelliot）先后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古国文字无算，始为我国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万卷。后取归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前后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亦数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其四部书为我国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经天宝改字之古文《尚书孔氏传》及陆氏《尚书释文》、麋信《春秋穀梁传解释》、郑氏《论语注》、陆法言《切韵》；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时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经》；集部则有《玄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皆宋、元以后所未见也。罗氏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行其影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又十一年，癸丑，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又五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又四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影本寄罗君，石印以行世。”

    又自民国初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集中外地质学者，调查吾国之地史。而吾国未有史籍以前之器物，古始以来地层构造变化之状，亦渐可说明其系统，而治斯学者，且出所得与万国地质学者聚会而讨论焉。是亦前此讲学者之所未见，而实有所不迨者也。

    自清嘉庆中，英人玛礼逊来华传教，为耶稣教[5]传入中国之嚆矢。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日本山口升）：“对于支那人最初宣传新教之教义者，有英国浸礼教会之玛尔斯门（Joshua Marshman）氏。其人生于澳门，为一美人之助手，尝费十六年之功，以汉文译《新约圣经》。然通常之说，则以1807年9月1日到广东之伦敦会之玛礼逊（Robert Morrisson）氏（1782——1834），为对支那宣传新教之嚆矢。”

    至道光中，五口通商，教士之来华者渐多，设立医院及学校，从事布教事业，其势渐轶于旧日天主教士之上。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1843年，开第一回宣教师大会于香港，出席宣教师之数，仅15人。经二十年，至1865年，组织支那内地会，益进而宣传于内地。其时宣教师之数，达112名，教会正会员[6]至3 132名。1890年，开第三回宣教师大会于上海，其时宣教师之数，达1 296名，教会正会员共37 287名。”

    庚子义和团起，教会之进行虽似少挫，然辛丑议和之后，国人惩于前事，无敢非议耶教，甚且以入教求学，得受欧、美之文化为荣。而教会之势，乃炎炎日上。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团匪事变，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蒙尘。处排外官吏以严罚，偿以巨额之赔款，使支那人感觉吸收泰西新文化之必要，大促识者之觉醒。从来向低级之支那人试行布教之宣教师，于兹一变方针，乃为满足此等支那人之希望，爰以各教会之合同及各科学会之力，着手于支那之高等教育。1907年，于上海开新教百年纪念。据其报告，1905年，宣教师有3 445人，教会正会员有178 254人。”

    民国成立以来，教会之学者，渐进而居于政治教育之要地，其势益盛。据1918年之调查，其进步之速率及事业之广被，至可惊诧。

    《欧美人于中国之文化事业》：“1918年之新教大势如下：（一）布教关系。计外国宣教师5 961人，华人宣教师23 345人。外人驻在地944处，教会正会员312 970人，信徒654 658人。日曜学校4 301所，日曜学生210 397人，华人捐款846 787元。（二）学校关系。计大学校18所，大学学生772人；中学校228所，中学学生11 892人；初等小学校5 329所，初等小学生138 943人；高等小学校573所，高等小学生20 832人。师范学校119所，师范学生3 125人；神学校30所，神学生610人；实业学校32所，实业学生1 375人；幼稚园755所，幼稚园生3 497人；孤儿院38所，孤儿院生1 158人。外国男教师405人，外国女教师592人；中国男教师7 635人，中国女教师2 998人。（三）医疗关系。计外国男医士270人，外国女医士81人，外国看护妇162人，病院320所，注册诊病者3 285 067人。医学校21所，医学生男389人，女63人，华人捐款860 286元。”

    民国十一年，各地学生有非宗教同盟之举。

    《东方杂志·时事日志》：“民国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本年四月一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开第一次大会，同时上海方面，发生非宗教学生同盟大运动，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学生。”

    而论者谓信仰基督教，视信仰近日各地新兴之社院等，犹为彼善于此。

    《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现在弥漫中国的下等宗教，什么同善社、悟善社、五教道院等，其实狠猖獗。其势力大于基督教不知几十倍，其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我们全国多数人在此等信仰状态之下，实在没有颜面和基督教徒争是非。”

    盖国事不宁，社会紊乱，国外之宗教，既挟其国力与其文化，乘我之隙而得我之民心。而迷信中国旧日之神教者，亦窃其法，欲假宗教之力，以弭人心之不安，是皆时势之所造成也。

    * * *

    [1]　《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十号。

    [2]　《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一号。

    [3]　《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三号。

    [4]　本志编者按：即英人明义士（J．M．Menzies）君。

    [5]　即新教。

    [6]　受洗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