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最近之文化，当以学校教育为主。清自同、光以来，既由科举而渐倾向于学校，至光绪三十年，诏废科举，民志益定。十余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虽对于教育，有提倡与摧残之二方面，而社会之心理，殆皆公认学校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虽有私塾与其他讲学之团体，其盛衰固悬别也。民国初年，迭制教育统计，观其数字，固可以见其进步之梗概。

    全国学校概况表（教育部总计表）

    以《新教育》杂志调查表观之，尤可以见各地文化之优劣焉。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全国各等学校学生数表（民国十一年）

    清季教育，多取法于日本。张之洞所定学堂章程，最注重于读经，以其为中国文化之根本也。民国以来之教育，多取法于欧、美，而中小学校之读经，首先废止，高等大学之经学科目，亦以次改革。急进之士，尤以反对孔子之学说、提倡后进、改造解放之声，震于一时。于是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以排斥旧道德、改革旧文学、创造新民族、建设新国家为目的。其他之主张革新而较为平和者，则以提倡职业教育，施行选科制度，采取欧、美最新之教学法，如设计教学及道尔敦制等，今方日进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运动，始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历史，亦吾书所不可不述也。《时事新报》载《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详，兹节其要于下：

    光绪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请立大学于京师。二十四年，始由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拟具《大学章程》八十余条，呈请开办。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即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基址，置仕学院，令进士、举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学习。庚子拳匪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闭，大学停办者二年。二十七年，张百熙被命为管学大臣，延吴汝纶为总教习。汝纶病卒，副总教习张鹤龄继主教务。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学堂章程。十一月，开学招生，甄拔各省绩学之士，风气骤变。二十九年，张之洞奏上学堂章程，以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别设大学总监督。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学大臣印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印，至是大学始成独立机关。三十三年，刘廷琛为总监督，宣统元年十一月，始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预科及译学馆毕业学生升入。武昌起义，各科学生多有散归者。民国成立，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严复任校长时，学生增至818人。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长，全校学生增至942人。四年，增至1 333人。五年，增至1 503人。六年，胡仁源辞职，赴美调查工业。蔡元培任大学校长，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停办工、农各科，专办文、理、法三科。至六年暑假，全校学生增至2 000人，校中又创设各会，如进德会、哲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雄辩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体育会、技击会、静坐会、成美学会及阅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消费公社等。

    北京大学之倡新文化，当民国七八年间，其时欧战既平，巴黎和议将以青岛付之日本，北京学生愤之，乃于八年五月四日，大举示威运动，以驱除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帜，迭经军警干涉，而学生之气不稍挫。于是五四运动之名词，赫然为教育界之一大事。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学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会议定将青岛让与日本，非常愤激，于本日聚集数千人，排队出行，为一种示威运动。并四处分送传单，手白布旗，书力争山东问题、排除卖国汉奸及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先至东交民巷各国公使署，递意见书。途经曹汝霖住宅，群拥入质问，适回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众攒殴，受伤甚重。寻曹宅火发，学生整队散去，警察及步军游击队捕去学生数十人，未几即经保释。事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均呈请辞职，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辞职出京。”

    后以政府财政困难，恒欠学校经费，国立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恒受社会之反对，其焰稍稍衰焉。

    吾国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论者谓文字之艰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汉字之议，倡始于王照之官话字母及劳乃宣之简字。

    《统一国语问题》（陈懋治）：“五十年来国语问题及其改进之历史，分为四期：第一期，用罗马字母拼音代汉字。此期起源远在明季，其时基督旧教始来我国，欧西人士入我内地者，辄用罗马字写其地之方音，以便学习华语。有清一代，新旧两教教徒来者益多，于是此罗马字拼中国音之法，传播益广。此类之书，今教会中新旧都有出售。”“第二期，白话书报初起，各地拼音文字之发生。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绪甲午年以后，教育普及之说，萌芽是时，故白话书报往往出版于各大都会，而浙江之《杭州白话报》、北京之《京话日报》，其最著者也。又因基督教所设学校，其教科书颇用白话，于是亦有仿为之者，是即今日学校用语体文之滥觞矣。至各地之造拼音文字者，首有广东王炳燿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广者，为直隶王照氏之官话字母。因官厅之提倡，北京、天津、东三省、山西传习者甚众，其后浙江劳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简字，奏设学堂于江宁，大江南北习之者亦不少。”

    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统一国语问题》：“民国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颁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二年二月十五日开会，三阅月而会毕，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审定字音六千五百余。”“会员七十九人，会议选用字母时，颇多争执。结果，议决用固有之汉字，择笔画最简单者，取其双声以为声母，取其叠韵以为韵母，其写法，则凡与楷书易混者，皆改用篆体。”“民国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于是小学校之读本，改国文为国语，师范学校亦以国语与国文并教。然其始冀以省笔之字母，代繁笔之汉文者，后则变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而读音虽号统一，又有京音及国音之别，各成风气，不相为谋，统一之期，盖有待也。与改造汉字并时而兴者，有中国打字机，而其原，则本于汉字之不可废。

    《创制中国打字机图说》（王汝鼎）：“日本山本宪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与西文相较，其便与利之点，悉属中文；而不便与不利者，都系西文。因知中文为现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种文字，西文之勃兴，徒以随其国势而然耳。故其断案曰：中国文字，不独现今流行于东亚各国，他日必遍布于宇内。倡汉文废止论者，妄也；倡汉文节减论者，亦妄也。”

    初，美、日两国均思创造中文打字机，均未完善。有无锡周厚坤者，创造一机，能配置中文六千字。

    《创制中国打字机图说》：“一美国教士之寓北京者曰翕腓而特，于1899年，创一打字机，形为一直径四尺之大平圆板，上置四千整形之中国字模印，附以其他成印之机件，惜尚未完全制成。”“又有一日本工程师，其机方在实验中。”“周君厚坤，1910年，留学美国意里那大学，习铁路工程科。明年，转学于波士顿麻省理工大学，改习机械、造船两科。1914年同时毕业，得机械、造船两学士位。 1912年，创造中国打字机。”“其机内部有同式之圆筒四，每简直径三英寸，长十英寸。于其周围，约可配一千五百字，字之大小，为一英方寸四分之一。四筒共可配置六千字，此数可随意增减。一十字机架，支于两端之机干上，负此四筒，如太阳之环以行星焉。”[1]

    周仍思实验而再求改良，此可以见汉字之不适于用之说，未可尽信也。

    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于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次则诵述吾国老、庄、鲍生之说，期反于原人社会，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时势使然也。然因此现象，复生二种思潮：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欲昌明吾国之真文化，又以欧、美人之自讼其短，有取法于吾国先哲之思。

    《申报·德国通信》：“德国近半世纪以来，因物质文明发达之故，一般人多趋重物质主义，而丧失精神生活。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约逃出物质，反于自然。于是所谓游鸟及自由德意志青年等等团体发生。此等团员，大率衣履务尚俭朴，行动极求自由，其出版物中，曾有一文曰《庄子解说中之道教》，文中极推崇老子，并谓老子堪作彼辈唯一无二之大师云。现在德国智识阶级中，几无一人不知老子。除老派外，又有所谓孔派，凡属国际青年团之人，几无一人不知孔子。该团每次开会，往往先读《论语》一节，颇似耶稣教徒之念《圣经》。至于演说，更屡次提及孔子，对于孔子文化所陶养之中国人，尤引为唯一无二之良友。”

    而吾国人以昌明东方文化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以生。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篇》（陈嘉异）：“东方文化一语，其内涵之意义，决非仅如所谓国故之陈腐干枯。精密言之，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之义蕴。所谓吾人之大任一语，乃对吾民族而言，非对一二先哲为言；抑非仅对吾民族而言，实对世界人类而言。以故吾人今日所以振兴东方文化之道，不在存古，乃在存中国。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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