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革命

会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压倒性的方式，是资产者阶级“代表们”（小学教师，在他们旁边有督学、神父、教士等等）的阶级斗争。

    要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只要看看各大报纸就够了：强硬的学生家长团体为“支援”遭到侮辱的反动教授和陷于绝境的中学校长而对学校本身的“强行侵入”，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上流社会要对学生造反的“丑闻”，对他们自己孩子的造反行为进行报复。这场将要来临的报复，以及这次造反，清楚地表明：在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意识形态造反之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代表们在这些机器中进行的阶级斗争，曾在学校机器和家庭机器中以压倒性的方式占上风。它以如此压倒性的方式占上风，以至于人们以前甚至都没有想到，在各院系和中学[31]“安宁”的沉默和秩序背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确乎是很特殊的，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形式。

    家长、教授，很快还有小学老师们，会得到安慰，尤其如果他们是“政教分离”的战士的话。因为并非只有他们最终要在各自的机器中公开尝试阶级斗争，同样的现象也在教会发生：不仅在信徒和教士之间“丑陋的”“纠纷”中，不仅在低级教士和高级教士某些成员之间，甚至在某些主教（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主教）和梵蒂冈之间（甚至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发生，而且（真可怕！）在那些神学院自身中发生。教会的政治领袖们（他们进行过长期的传播实践）通过教会的严守秘密（它适用于一切与神圣的事物和圣事有关的事），掩盖了这些现象。在神学院里也发生了“该死的”[32]、本身不可逆转的历史。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在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出现了逆转（或这种逆转至少出现在这个机器的某个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最不危险的部分：因为初级学校，它生死攸关的部分————说生死攸关是因为这个部分培养工人————还没有被这场造反运动所感染），而这个机器尤其担负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任务（说尤其，是因为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征兆。

    什么征兆呢？正如列宁所说，是革命提上议事日程的征兆，虽然它并不意味着————这是首要的细微差别————局势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离此还远）。

    七、为什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领先于”其他的阶级斗争？

    现在，让我们从这些与自己非常切近的事件中稍稍后撤一步，以便能真正对它们作出评估。让我们这样后撤一步，以便注意到如下事实。

    并非偶然的是，在所有那些我们足够深入细节地详细认识了的重大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之前，都有漫长的阶级斗争不但围绕已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就在这些意识形态机器内部展开。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区分，阶级斗争既包括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又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

    只要想想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俄国，想想1949年革命之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就够了。

    我们观察到，1789年和1917年革命之前，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斗争：首先是围绕教会甚至在教会中展开的斗争，然后还有围绕政治的机器并在政治的机器中展开的斗争，然后是在出版和传播领域展开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相互掺杂、相互纠结、相互支援着，并模模糊糊地对准一个大多数参战人员自己都不明了的最终目标：打碎那些保障着现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在它的保护下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通过新的国家机器保障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经济的斗争总是停留在暗处，这是它的宿命，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斗争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它集结起一切力量来保障自己最终战斗（即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战斗）的方向：这是它的宿命，因为这就是它的功能。意识形态的（上述意识形态的）斗争，即在传播和出版机器中展开的阶级斗争（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以及自由出版和传播进步的革命观念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领先于政治斗争的公开形式，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它们。

    希望大家想想法国大革命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希望大家确实能记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在它成为前革命的之前完全是进步的），在当时（正如在任何时候一样），只有根据统治阶级在那些相同领域中的斗争来判断，才有意义。希望大家想想由封建制度及其国家机器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难以置信的激烈程度。在那些国家机器中，为首的是教会：随它而来的不但有各种禁令和对各种主张的发誓弃绝，还有拷问、折磨和火刑。想想伽利略和乔尔丹诺·布鲁诺，只列举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够了，还不算无数在宗教战争（在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行的、异教徒反对正统教徒的尖锐阶级斗争）中牺牲的人、大量“魔鬼附了身的”人、“中了巫术的”人，以及大量被施以肉刑或被关进巨型疯人院的“疯子”。在法国，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个有勇气提出一种关于“疯子”的思想的人。[33]希望大家想想斯宾诺莎死前所遭受的全方位的排斥（被他的教会排斥，被哲学排斥，他是必须被烧死或活埋的魔鬼：而因为无法再烧死他，人们就只好把他“埋葬”）。以上只是三个世纪内发生的事。

    必须把资产阶级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可怖历史描绘出来，以便让启蒙的18世纪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它诚然是辉煌的，但绝谈不上英勇。在当时，人们可以通过法国或外国出版的、私下里传播的署名或不署名的著作，甚至通过某个有“知识”[34]的部长的共谋，不但在书籍和报刊中，而且在剧场和歌剧院，展开对教会和专制主义的公开斗争，哪怕是“开明的”专制主义（绝对君主制的专制主义有许多右派的反对者————孟德斯鸠是典型；很少有左派的反对者————梅利耶或卢梭是典型；还有众多的捍卫者，其中有些是真信，有些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比如狄德罗）。

    但还是让我们搁下这些历史上的例子，回到我们的论点吧。这个论点似乎即便不能让我们理解，但至少能让我们更好地“整理”一切社会革命的“预兆”现象————尽管是用一种完全暂时的形式来整理（因为我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人）。

    我们可以说，这些现象集中了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每种机器固有的方式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正是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或正常来说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头号对象。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漫长的阶级斗争会围绕教会和教会所捍卫的阵地而展开：这是一场持久战，伴随着大规模的屠杀、暴力手段、恐怖、镇压、不可想象的敲诈和恫吓，它为1789年到1793年针对封建国家及其机器的最后一击，即政治上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资产阶级通过攻击专门负责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那些机器，而从内部动摇了国家机器中最脆弱的部分（最脆弱，不但是因为它们是多样化的，还因为它们与人民群众有日常的直接联系）。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动摇了，剩下的就是攻克国家最后的堡垒：由最后的军队即皇家卫队保卫着的国家政权。

    在我看来，相对而言，对1917年的革命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而对1949年的中国革命，则要考虑到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因为在中国没有教会，至少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就应该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以便不但理解上层建筑的功能和它的运行，而且掌握一些让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历史中对革命看得更清楚一点的概念（以最终建立关于革命史的科学，因为目前的革命史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更接近于编年史），包括完成了的革命和有待完成的革命；以便在有待实现的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向国家及所有国家机器消亡的过渡作切实的准备，而不是在多多少少由“被审查过的”称呼所掩盖了的“矛盾”中裹足不前————当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太多这样的例子。

    八、注意！下层建筑的优先性

    本章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说明，同时也是一个警告。我们刚才提出的绝不是一篇关于革命实践的、可以表达为以下几条规则的小论文：

    1. 首先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激起阶级斗争，同时务必使斗争的“矛头”对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天就是学校）；

    2. 把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一切阶级斗争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动摇这些机器，直到它们无法再发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然后，

    3. 以在革命的政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人民的全部力量，即革命阶级的全部力量，对国家政权发起猛攻，粉碎它最后的机器：它的镇压性机器（警察、共和国保安部队等等，还有军队）。

    这样将既荒谬又幼稚，因为这是唯意志论的、冒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我们不能这样来操纵事件。而如果我们偶然能这样操纵它们，那么正该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刚才所描绘过的一切：我们要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关系到的只是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而不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下层建筑。因此，上层建筑中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取决于在下层建筑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的（或没发生的）事情：那里才是阶级斗争的植根所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懂得，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了使它变得可见的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有人说，上层建筑对下层建筑有“反作用”，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说得太简单。我们尝试着对这个“反作用”作了一点点阐明。就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反作用，因为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再生产了下层建筑的运行条件。可能应该根据这个概念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后果，来重新研究由“反作用”这个描述性的词语所指的各种情况。

    但这完全没有给我们提供理解在下层建筑自身中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没有提供理解在下层建筑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发生的、能够激起并发动阶级斗争的事情的关键。而在上层建筑中，阶级斗争以攻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进而向镇压性国家机器进攻，最终由革命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所幸的是，关于在决定性的下层建筑中发生的事情如何在上层建筑中启动革命的阶级斗争并获得胜利，我们可以在《资本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找到某些线索。但必须指出，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完成。严肃地说，我们不能指望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适合或不适合这类描述性的、同义反复的概念来得出这个理论。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因此，在这个明确的点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一定要争取有朝一日给它个答案。

    * * *

    [1]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一直采用的是再生产一般的观点。我撇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再生产总是扩大再生产。后面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我们将在第二卷中探讨它。

    [2]“层级”原文为“instances”，详见第126页译注。————译注

    [3]“功能的发挥”原文为“fonctionnement”，在其他地方也译为“运行”“发挥功能”。————译注

    [4]阿尔都塞的引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sont les siens”（“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原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lui correspondent”（“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参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前引，第8页：“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译注

    [5]“函数”原文为“fonction”，在本书中更多地译为“功能”。这里的意思是交换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译注

    [6]由于这种叙述的一些局限，我在这里要撇开生产力的再生产不谈。不排除历史上有某些社会形态，因一些“意外事件”————它们使得连生产力的简单再生产都变得不可能，或使得那些在当时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的再生产变得不可能————而消失了（当然要非常仔细地去进行研究，因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意外事件”）。这个假设或许可以解释被某些历史意识形态家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消失，感谢瓦莱里（Valéry），我们知道了这些“文明”是“必死的”……因为它们已经死了。

    [7]中括号中的“以及”（et），是原编者的补充。————译注

    [8]“进行革命”一词原文为“révolutionner”，系“革命”（révolution）的动词形式。————译注

    [9]指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译注

    [10]“橡皮图章式的机关”原文为“chambre d'enregistrement”，直译为“进行登记的房间”。————译注

    [11]“终极理由”原文为“ultima ratio”，系拉丁文，其中“ratio”有计算、事务、理由、方式等多种含义。————译注

    [12]这句话出自1933——1966年的“法国军纪通则”（Le règlement de discipline générale des armées）：“La discipline fait la force principale des armées”（纪律构成军队的主要力量）。————译注

    [13]但这些兄弟国家的军队并非总是可靠的，比如1918年法国干预舰队中的“黑海的反叛者”：安德烈·马蒂、夏尔·狄戎和其他数百人。［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1886——1956），法国政治家，曾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35——1943年间曾任共产国际书记。1918年被派往黑海参与干预俄国革命的战争，1919年领导水兵起义，被称为“黑海的反叛者”；夏尔·狄戎（Charles Tillon，1897——1993），法国政治家，曾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参与领导黑海水兵起义。————译注］

    [14]1901年，饶勒斯还出版了《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一书，作为向议会提出的一项改革军队的法案的论据，这项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为基础。————译注

    [15]“入伍新兵”一词原文都为“《contingent»”，这个词还有“偶然的”的意思。————译注

    [16]“17团的勇敢战士”（Braves soldats du 17 ème）一词来自法国著名歌曲“荣耀归于17团”（Gloire au 17ème），该歌曲歌颂的是，1907年6月被调去镇压南方葡萄种植区农民和农业工人“抗税罢工”的贝济埃第十七步兵团举行起义，拒绝向罢工者开火。后来这首歌也象征着“入伍新兵”的造反。————译注

    [17]“前进”原文为“marcher”，这个词既有“行走”“前进”的意思，也有“（机器）运转”的意思。“意识形态”使主体自己“运转起来”中的“运转”一词原文也是“marcher”。————译注

    [18]我们将在第二卷中看到，阶级斗争大大超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边界。必须留心注意这个经典论点的精神实质，以便充分理解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限度————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3页：“……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译注

    [20]不合格也是一定程度的合格。.

    [21]这里的“P”代表“professionnels”（职业的、专业的），“P1、P2、P3”分别指工人“专业水平等级”的“一级、二级、三级”，等级越高，专业水平越高。————译注

    [22]“乐队指挥”的比喻来自马克思，详见第97页译注。————译注

    [23]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前引，第229-230页：“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译注

    [24]“主题”原文为“objet”（对象、客体），应为“sujet”（主题、主体）之误。————译注

    [25]参见第305页译注。————译注

    [26]18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在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走得相当远，他们早已领会到，在他们所谓的“舆论”和“风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实践关系。他们甚至隐约地感觉到，“风俗”比“舆论”更重要，因为“风俗”抵制着“舆论”。他们甚至发现，没有得到“风俗”“赞同”的“法律”，往往是无力的。必须成为右翼的反对派（孟德斯鸠）或左翼的反对派（卢梭），才会注意到这些现实。（注释中的“舆论”原文为“opinions”，即“观点”（opinion）的复数形式。阿尔都塞对18世纪政治哲学家关于“风俗”“法律”等论述的分析，可详见他早年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讲稿《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以及他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这两本著作均已经收入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另参见第240页译注。————译注）

    [27]注意，本书中被译为“良知”和“意识”的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conscience”。————译注

    [28]这里的“大家”和上文中的“所有的人”原文都是“tout le monde”（直译为“整个世界”）。————译注

    [29]“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原文为“CNPF”，系“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译为“法国雇主联合会”）的缩写，成立于1936年。————译注

    [30]“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原文为“les formations socialistes capitalistes”（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态），其中“socialistes”（社会主义的）应为“sociale”（社会的）之误。————译注

    [31]我敢补充说，还有家庭。

    [32]“该死的”原文为“《sacrées»”（神圣的），阿尔都塞在这里采用了双关手法。————译注

    [33]《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布隆出版社（Plon）。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对一样东西保持沉默，我们认为，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我们有权把它叫作“医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值得对它做单独的研究。在这方面，福柯的杰出著作尽管被我们的医学权威所瞧不起（还好，他们再也不能烧死他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要素的谱系。因为“疯癫”的历史即压迫的历史，虽然因皮内尔（Pinel）的人道主义和德莱（Delay）的药理学而变得温和了，但仍在继续。疯癫大大超出了许多医生出于自己的方便而称之为“疯癫”的东西。

    [34]这里的“有‘知识’的”原文为“ayant 《des Lumières»”，其中“lumière”意为“光”，其复数形式“lumières”意为“知识”，作为专有名词也译为“启蒙”。————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