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总论

    有元得国，不过百年耳。也里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盖元起朔漠，先据有中央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 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详《廿二史劄记》） ，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蔓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间） 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之传播又盛。大德间江南诸路道教所讼，谓“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乃有也里可温招收民户，将法箓先生诱化”，则当时状况，可想而知。而晦隐七八百年，其历史至无人能道。清道光间，阮元门下士刘文淇校至顺《镇江志》，始少发其端，谓《元史》之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光绪中叶，驻俄使臣洪钧，又据多桑书证明也里可温为蒙古人效阿剌比语之称天主教。以今所考，则也里可温，又不专指一流。科学家之研究，愈进愈密，考古之事，亦犹是也。所奇者《元史》成于仓卒，号称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编纂之任，对于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温在元之真相，竟赖是以传，则吾人之受赐，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诸《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试观《续宋元通鉴》及《元史类编》（邵远平） 、《元史新编》（魏源） 与乎官纂《续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数家，“也里可温”诸条，存者有几？（《续通考》等据《〈元史〉国语解》间改为咿噜勒昆） 可慨已！《元典章》本当代官书，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户、礼、兵、刑、工各门，以类编次，足补《元史》所未备。乃纪昀则讥其兼杂方言俗语，体例瞀乱，屏而不录；魏源则讥其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不知正为其不经馆阁，备录原文，然后保全者大。《经世大典》即馆阁编纂之书，其《礼典》只列僧、道二门，并不另著也里可温教；而《元典章·礼部》则于释教、道教之外，另辟“也里可温教”一门。所谓“体例瞀乱”者，即此类耶？《经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钞本传世，钱大昕、邵远平辈，均据以考史。光绪末，武进董氏得此书于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见《寄簃文存》） ，越一年京师法律馆始以付梓，而也里可温之历史遂尔大明。《通制条格》三十五卷（《四库存目》有《至正条格》二十三卷，门类与此同） ，亦元时官牍，今所据者为清内阁写本，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杂令”、“僧道”、“营缮”三门，因僧道而及也里可温，亦足以资考证。至顺《镇江志》，也里可温史料甚众，最可宝贵，然传本绝少。吾人习性，富于保守，语以西史所载，则曰于吾国典籍无征；示以故书雅记所遗，则前日之疑团顿释。吾不知睹是编者其谓之何？纠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 * *

    [1] 1917年5月完成，出单行本，题为《元也里可温考》。同年8月，增订再版，并登载于《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四、五号（1918年3、4、5月）。1920年10月，又出增订三版单行本。1923年12月作为《东方文库》之第七十三种出版时，又作了修订。此后，至1934年9月，又续有增删修订，并将题目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1964年7月，作者在1934年校订本封面上题：“辑论文集时应采此本。”今所采者即1934年之最后校订本。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1]

    距京绥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云县云冈堡有石窟寺，为拓拔氏遗构，盖千四百七十年于兹矣。以比伊阙石窟，尚早五十年。凿山为岩，因岩镌佛，岩高者二百余尺，可受三千许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所称赏也。“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所夸许也。徒以远处塞外，交通不便，故好游之士，鲜探其奇。迄今京绥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约往游焉。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经观音堂，入武州塞口，则见石壁峭立，绵亘无际。壁多摩崖之碑，文体漫没，犹存廓形。路侧有双钩佛字，高逾寻丈，殆所谓佛字湾者也。至左云县界，则石洞千孔，如来满山，鬼斧神工，震骇耳目。渐近云冈堡，则见绿瓦层楼，依山结构，高出林际，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据《魏书》，佛应作窟。寺仅三楹，堂奥浅隘。寺僧引入后洞，黑暗异常。佛图四周，巨细不一，灯光隐约，不可辨认，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楼一览，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于清顺治八年总督佟养量，建筑不得法，故光线不足。像有剥蚀，敷以土垩，尽失原形。金碧辉煌，徒取炫目，泯绝古意。其实寺东西诸窟，有窟无寺，栉比数里者，皆为石窟寺，后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经修饰诸窟，虽甚剥落，然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凉，荆榛满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断瓦颓垣，横阻当路；或土埋佛身，已过半膝；或偷凿全体，新留斧痕。过此不图，日即湮灭，是则有司之责也。最可异者，同人遍历二十余窟，无古碑碣足供考证。即游客题名，亦绝无仅有。寺前有万历间宣城吴伯与游石佛寺刻石，词尚典雅。寺西有佛籁阁扁，寺东有碧霞洞云深处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单简，不足为典要。以故龙门造像，宇内知名；武州石窟，言者盖寡。同人因为题名而返。余归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为斯篇，亦以补金石之缺略，俾后至者有所考证云尔。同游六人，叶恭绰誉虎，俞人凤翙梧，郑洪年韶觉，翟兆麟瑞符，邵善阊文彪。俞、翟、邵三君，皆京绥路工程师也。一九一八年十月新会陈垣记。

    《魏书·显祖纪》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卷六。时帝年十四）

    史纪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皇兴元年，当西历之四百六十七年。前此闻幸武州山，未闻幸石窟寺。《魏书·礼志》，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是也。（武州或作周，通） 永兴三年，当西历之四百十一年，此时未有石窟寺。惟自皇兴元年以后，则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或岁一幸焉，或间岁一幸焉。未知史有阙文否乎。盖常有《魏书》纪者，《北史》无之矣。

    抑有奇者，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冲幼之年，其殆太后所挟与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高祖纪》，延兴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卷七上。时帝年九岁）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后书法例之，则当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周山。（时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车驾至武周山，则必经石窟寺。今石佛寺左侧，尚有一龙王庙，其殆古之遗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四。《北史》不纪）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时帝年十七。《北史》不纪）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滥，坏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八，《北史》不纪。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县北五十里（据《通志》） ，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宫址在焉。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兴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书法例之，则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一日而幸二地，不无疑焉。抑方山别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滥后，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后，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以前，十年之间，不复见帝幸石窟寺。史阙文乎，不可知也。

    《肃宗纪》，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卷九。时帝年八岁）

    伊阙石窟寺，建于孝文迁洛之后。《洛阳伽蓝记》曰“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亦缘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自显祖皇兴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肃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阙石窟寺，其间适五十年，则二寺创建之先后，可概见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谓伊阙石窟寺为南石窟寺，则武州石窟寺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阳王纪》，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卷十一。时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灵岩寺，即伊阙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见《释老志》、《水经注》及《续高僧传》。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数数见，而幸伊阙寺只三见，顾何以世人多称伊阙之巨制，而少言武州之伟观，则以伊阙当中原六通四辟之冲，而武州则僻处塞外也。使吾人生铁道未兴之世，亦不易游此。今伊阙寺有陇海路可达，武州寺又有京绥路可达，他日 轩所及，武州寺之遗碑断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书·释老志》，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卷一百十四）

    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凿于昙曜，据此毫无疑义。昙曜之赴京，在复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西历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时佛法初复，图像大兴，西域画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凿石为庙之风。（见《魏书·礼志》） 佛教又重偶像，故能致此奇伟。武州诸像，未识是否为难提等五人所造。然至今石质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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