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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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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契丹人虽然曾诉诸武力，但也愿意谈判。契丹一方的关键人物是王继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获的宋朝官员。[100]在赢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为户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机最早的汉人谋士之一，康默记家族的一名妇女为妻。王继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领，而且曾经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务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宫廷机构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对手是毕士安（938——1005年），毕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现在是真宗的顾问。毕士安鼓励真宗亲自到前线并且推荐寇准（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101]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年）延迟派遣宋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订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以作为“助军旅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为“兄长”。[102]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103]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与高丽重新开战，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东部边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丽使节还正式参加了她的葬礼。然而，就在同一年，高丽宫廷发生了一次剧烈政变。西京（平壤）的地方长官康肇被召唤到首都开京帮助消灭一个密谋废黜国王穆宗的小集团。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却杀死了国王而拥立了一个期望在他的保护下进行统治的新统治者王询（庙号显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顾高丽新国王停战的恳求，派出了一支由40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越过鸭绿江去惩罚这个杀死他们前任附属的凶手。远征军的总指挥是萧恒德的哥哥萧排押与耶律盆奴。首次冲突高丽获胜，但在第二次进攻中辽军获胜，康肇被俘杀。辽军占领了平壤北面的几个边界州县。高丽国王试图投降，但开京的地方长官杀死了辽军使者并准备抵抗。这样一来，辽军就向南进军并在城外的激战中获胜后占领了开京。萧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毁了都城，破坏了宫殿、官府建筑和高丽的文档。高丽国王逃到南面去避难，但他的军队却重新组织起来。辽军开始撤退到边界地区。投降的地区起而反叛，而且在严冬，军队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鸭绿江之前被迫丢弃了许多武器与装备。
于是高丽国王请求和平。但是辽朝要求他亲自来朝觐以履行作为附属的顺从义务，还要求他割让极重要的边界地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双方在边界地区设防，而高丽的不妥协则由于一次国内政变又得到加强，这一政变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丽宫廷。
1014年，辽朝下令在几个边界州县设防并建造了跨越鸭绿江的一座被严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桥。从1015年起到1019年战争不断，1015年、1016年和1017年辽对高丽的进攻，有时高丽获胜，有时契丹获胜，但简而言之都不是决定性的。1018年契丹组织了一支新的庞大远征军，任命萧排押为统帅。军队在1018年末越过鸭绿江，但遭到一支人数众多的高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高丽军队还切断了他们的归路，所以萧排押向南进军，计划像1011年那样占领都城开京。但这次高丽军队沿都城做好防御准备，契丹人则常常被高丽人的袭击所困扰，被迫向鸭绿江地区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间的龟州，他们遭到高丽主力部队的包围与攻击，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人逃回辽朝边界。这是圣宗时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结果，萧排押被剥夺了他的所有头衔与官职，并且失宠。
在1019年夏末，包括许多部落军队在内的另一支大军被征集起来去进攻高丽。但现在显然双方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取得绝对胜利。1020年，国王显宗派出使者向辽称臣，辽圣宗宽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节正式册封他为王。朝贡关系得以恢复，使节定期交换。当1031年显宗去世时，他的儿子与继承人王钦（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辽廷册封为王。从这一时间几乎到辽朝结束，高丽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属国地位，两国间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丽宫廷没有忘记他们1010年所遭受的灾难。当重整十年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破坏时，他们就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防御体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开京建起了更坚固的外墙；1033年到1044年间，沿从鸭绿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个边界构建了防御城墙。高丽不再给它的好战邻居以冒险的机会。
渤海叛乱，1029年
标志着圣宗漫长的时代结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严重的叛乱，即渤海人的大规模叛乱。
在其首任国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国的旧有领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国，东丹王国已逐渐并入了辽朝东京道的行政体系。许多渤海旧有的行政组织被废除，而且在前渤海领土植入了一些汉人和契丹人的定居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皇室各个成员的诸斡鲁朵的士兵。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渤海保留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征税的目的，旧有的渤海领土被当作一个承担纳贡的边界国家来看待，每年交纳1000匹马和15万端布的贡物。[104]在这一地区没有盐和茶的专卖税，只有极低限度的商业税。
几乎没有疑问，对高丽的战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东京地区穷困不堪。而后在11世纪20年代，东京连续两个汉人税收长官试图把实施于南京道的税收体制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强征更加严厉的税收和劳役。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况所引起的，那儿已经历了数年的饥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税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运送谷物到现在的北京周围地区。但这一路途很危险，许多船只和水手覆没。这些变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叛乱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领导，他是东京的一名军队指挥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总督萧孝先和他的妻子，杀死了令人厌恶的税收长官和都指挥使，自立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兴辽。他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高丽宫廷并请求他们的援助。然而，高丽拒绝给他帮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鸭绿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挥官也拒绝参加叛乱并把消息通报给契丹地区长官，后者杀死了大延琳指挥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数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权。
被击败后，大延琳意识到他的军队敌不过辽军，就撤军以保卫他的都城。在叛乱后刚好一年的时间，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辽军打开了东京的城门。大延琳被俘，他的残余军队被迅速消灭，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结束。
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烦，东京的新长官萧孝穆迅速对汉人税收长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状况进行了调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复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贵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诚者外，都被从东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统治下的渤海湾沿岸某一地区。许多难民渡过鸭绿江逃进高丽领土，他们当中不仅有渤海人，还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们最终都在高丽定居下来。[105]
兴宗朝
圣宗死于1031年六月。他几乎在位半个世纪，因此已60岁。在病榻上，他唤来他的亲信大臣萧孝穆和萧孝先以监督其继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继承人是他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宗真（1016——1055年，契丹名字为夷不堇，庙号兴宗），随即继承了皇位。
兴宗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很明显摄政是必须的，但这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兴宗不是由圣宗的合法皇后齐天后所生。虽然齐天后为圣宗生了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年，韩德让的侄女萧孝穆的姐姐耨斤，作为圣宗的妃子（封为元妃，死后谥为钦哀后），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兴宗，齐天皇后收养并抚育了他。[106]
虽然圣宗临死前的遗嘱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齐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开始密谋除掉她，这样，她本人就能成为摄政者。因此，她使齐天后和她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皇国舅萧匹敌[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萧浞卜[108]错误地被牵连于图谋的叛乱中。萧匹敌和萧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们的许多亲戚与追随者被处死。对他们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续了好几个月。齐天后被流放，之后不久，耨斤派人去谋杀她，而她则自杀了。[109]
这样，耨斤就自封为皇太后而且正式担任摄政。她的生日被宣布为应圣节[110]，显然，她决心成为辽的真正统治者。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宫廷官员们的朝拜，并接见了宋朝使节。[111]
她还对她自己家族的成员们滥赐爵位和官职，尤其是对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们。然而，为了达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换年轻的皇帝，后者已被她的行为所激怒。[112]虽然皇帝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是在齐天后的家里长大的，自然深爱着他的养母。1034年，皇太后与她的弟弟们计划废黜兴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后者是她亲自养育的，所以她认为重元会更屈从于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且把正在预谋的事情报告了他的哥哥。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动，剥夺了皇太后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庆州的圣宗陵墓，并且亲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兴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势力。她的亲族仍然盘踞着许多权力部门。1037年，皇帝试图和解，因此开始用盛大的仪式来对待她，定期去拜见她以表达他的敬意。虽然她从未原谅他，但兴宗还是恢复了她在复杂的分权模式中的部分权力。[114] 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事实上，以后她有多至五个弟弟都占据着这一职位，而且到11世纪70年代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员担任。1039年，皇太后被允许回到都城，在那里，她像10世纪80年代圣宗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行了再生礼，当着契丹贵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115]宋朝宫廷又开始派出几个使节向她表达像皇帝一样的敬意，这一仪式当她被流放时曾被中断。[116]
与此同时，兴宗与皇太后家族的几个成员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还对他的弟弟重元参与平定政变给予了报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贵的“皇太弟”地位。此后，重元于1038年继承了最高职位————“判北南院枢密使事”，从1045年一直到兴宗统治时期结束又担任了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后一项职务似乎是额外的任命，因为这一职位给予了重元控制庞大的汉族人口的权力，尽管他在宫廷中似乎更专注于“本土主义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
这样，兴宗宫廷的政治非常复杂，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亲族和伙伴所组成的竞争集团所支持。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是在建立皇帝与这些包括皇族和后族萧氏在内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平衡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谋划中度过的。
通常，倾向于赞成汉人统治方式的圣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被明显地违反。随着辽朝所颁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即《新订条制》的颁布，法律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这受到了汉人模式的深深影响。[117]这一法典包括547项条款，把自阿保机统治时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编在了一起，于1036年颁布，并被普遍使用。1046年，立法的集权控制进一步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受命每年向首都汇报所有的司法案件。[118] 1051年，法典被进一步修改。[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许多汉式成文法与部落习惯法之间没有被解决的反常现象。反对增强法典的汉化和反对给予汉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圣宗和新皇帝统治时开始出现。1044年，在赞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议下，于五京的各处设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护契丹人的利益。[120] 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卖给汉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国南半部的汉人被禁止持有弓箭。[122]
相反，新叛乱的渤海人的待遇则被放宽。在萧孝穆的影响下，1041年在东京道打马球的禁令被解除。[123]马球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东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荐他辖区内的“廉干清强”的官吏。[124]
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辖938年所获领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现在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地区。[125]这一领土正式成为西京道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口（见地图7）。
地图7 辽朝简图
译者注：本图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
但是，圣宗时期频繁战争的后果成为兴宗时代国内统治的主要问题。很显然，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了人民的困苦与混乱，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战争机器开始衰退。
最紧迫的问题是由于劳役和兵役的频繁征发所压在富人和穷人身上的负担，尤其是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在11世纪30年代末的某些时期，皇帝曾就如何对付由于过重的劳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与贫穷、国内的不满和盗贼蔓延等问题，向他的大臣们征求过意见。宫廷最杰出的儒士萧韩家奴上奏了一个详细的奏折，建议从遥远的边界地区撤回过分扩展的要塞，放弃对契丹人徒劳无益的领土扩张政策。他主张集中兵力，努力加强南边和东边真正重要的边界。[126]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管当时的结果怎样，直到11世纪末，对设在边远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后援所造成劳的民伤财的抱怨一直不断。[127]
为了给征集劳役提供基础，1039年“诏括户口”————下令进行户口登记。[128] 1046年下令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登记注册[129]，并在1051年又对军队户籍做了进一步调查统计。[130]军队似乎也已缺少马匹，而这曾经是契丹人的主要资源。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礼时以马或牛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员对马匹进行登记注册。[132]
对军队训练，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的训练也存有深深的顾虑。1035年，军队受命监督他们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剑手的定期训练。[133]1046年，皇帝视察了汉人军队的训练，而他们使用了炮和弓箭。[134]但是，对汉军炮手和弩手拙劣技术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下一朝。[135]这些技术与契丹传统的骑兵机动作战无关，但这对他们与定居的邻国宋朝和高丽作战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关注表明，当辽朝军队从未能成功地占领一处任何规模的设防地区后，契丹将领们已认识到圣宗时代作战的教训。
兴宗时的对外关系
兴宗留给其继承人的遗命之一是完整地维持与宋的和平条约，[136]这是保证王朝稳固的最重要因素。这样，两个宫廷间继续持续不断地定期互派使节。与高丽也谨慎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外关系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西南部，那里西夏国的力量已迅速增长。西夏已深深陷入与契丹和宋的关系中，它威胁要用战争吞并整个北部边界。
在11世纪初期，西夏已开始同时向契丹和宋进贡，并竭力在二者之间挑拨离间，以捍卫自身的独立并赢得机会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影响。他们的野心针对西部，在那里，他们一直向回鹘人扩张（见第二章）。这一向西扩张使他们陷入与契丹的冲突中，他们的竞争是为了控制向西的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领土。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世纪初期还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1006年，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向圣宗宫廷派出了一个进贡使团，这似乎鼓励了圣宗对临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权的进攻。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远征军。虽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胜利，于1010年洗劫了肃州并赶走了那里的居民，但这些战争并没有能够征服同时受到西夏进攻的这一地区。1027年，另一支远征军包围了甘州，但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军队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击而结束，阻卜总是强烈地阻止契丹人对西部扩张的企图。
与此同时，西夏继续逐步合并河西地区（甘肃西部）。1020年，他们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兴州（后改名兴庆，今银川）。到1036年，他们占领了甘州地区，虽然沙州直到11世纪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称甚至塔里木盆地深处的和阗也是他们的附属。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团到开封，以一封充满挑衅与傲慢的信，断绝了与宋的臣属关系。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兴宗即位不久与契丹公主成婚，但两人关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时，契丹宫廷派出了一名使节对公主的死因进行调查。[137]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辽史》没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宫廷的反应。
与此同时，宋朝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们首先剥夺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有称号，给他当头一俸，而且中止了党项人赖以繁荣的边界贸易。宋与党项新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到1040年边界摩擦逐步升级为全面战争。战争状态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044年，才由一系列谈判所打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宋朝军队还是接连遭受惨败，党项人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这一冲突的初始阶段，辽廷没有介入，它接受了双方派出的大使，每一方都告之其在战争中的进展。然而，宋朝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不久就明朗了，而且，在1042年宋朝遭受极为惨重的失败后，契丹决定向其施加压力，以求取得宋对长期有争议的关南地区的领土让步。这一外交压力导致了和平解决。1042年，契丹以增加来自宋廷的银10两、绢10万匹为条件，放弃了领土要求。条约肯定了1005年所建立的“兄弟关系”，而且可能契丹还答应宋朝，他们将努力说服元昊与宋朝签订和约。宋朝认为西夏和辽会成为亲密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只是大而无当的虚构：当1043年元昊请求辽朝同他一道进攻宋朝时，兴宗拒绝了他，而且，西夏与契丹之间的裂痕也开始逐渐扩大。
元昊暂时表示愿意与宋朝签订和约，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认为是无礼的。谈判拖延了两年，当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已爆发了敌对行为而且首批契丹讨伐军队在1044年被击败后，谈判才最后达成协议。
由于生活在辽朝边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民叛乱并逃入西夏领土避难，过去的同盟之间于1044年初夏爆发了战争。辽朝指责李元昊煽动了这些部落叛乱，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自己在西夏边界设防和禁止部民们所依赖的马市而引起了麻烦。当叛乱在1044年被粉碎后，辽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讨伐军进入西夏领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与西夏谈判的机会。在西夏统治者接受作为宋朝藩属地位的条件下，于1044年冬天与西夏签订了一项条约。作为回报，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类似于辽的岁币，虽然数量较少：每年银7.2万两和绢15. 3万匹，外加大量的茶叶。边界贸易仍定期举行，市场对党项人开放。但是条约有一个重大缺陷：它不像与辽朝所签订的条约，没有能够划定两国的边界，因而，在以后的70年里，不断发生边界争端和爆发战争。
虽然宋朝利用了契丹与西夏爆发战争这一时机，但契丹1044年的入侵并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惨败告终并且丧失两名契丹统帅后，边界又集结了大军。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被授予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以发动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节，甚至亲自来与辽朝皇帝和谈。但是兴宗的顾问们自信能取胜，所以他们劝说皇帝拒绝求和，而在战场上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辽军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贺兰山脉的一次激战中被彻底击溃。许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内弟被党项人俘虏。于是兴宗被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议，恢复了和平。
失败使皇帝及其宫廷十分沮丧。1048年，随着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传给了一个婴儿，党项宫廷由于一次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复仇的机会，1049年秋天，一支辽朝大军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进。兴宗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由于缺少喂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撤军。皇帝的内弟萧惠率领的另一支军队沿黄河向南前进，由一支船队和补给船支援，但遭到伏击而大败，损失惨重，萧惠几乎丧命。第三支军队则取得小胜。它洗劫了元昊在贺兰山脉为其宠妃建立的一所离宫，年轻的遗孀和几名党项高级官员家属被俘，但这对其他地区的严重损失来说只是小小的安慰而已。
1050年的第二次战争则更成功一些。辽朝军队劫掠了西夏的乡村并且接受了一位党项将领的投降。西夏襁褓皇帝的母亲向辽廷求和，请求恢复朝贡关系，并于1050年向辽派出了一名正式贡使。但数年之后双方才最后达成协议。辽朝最终放弃了遣返1044年叛乱的党项部民的要求，作为补偿交换，党项人同意交纳年贡。辽朝留下了元昊的遗孀 而归还了一个被攻占的边界要塞。1053年，和平关系最终得以恢复，但两国的关系在几十年中依然极其冷淡。
道宗朝
1055年，只有39岁的兴宗病倒并死于一次他的经常性巡幸中。他留下了一个与主要邻国保持和平的帝国。在前几年，他应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了高丽王储一个显赫的官职。西夏国王派出使节请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联姻，并进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年初，兴宗接待了宋朝来的例行使节，后者馈赠他两头驯象，他还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节。
就国内而言，兴宗时的帝国也是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虽然他与他的母亲皇太后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曾被封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长期盘踞着南京留守的位置，并刚有了一个儿子。[138]
兴宗的皇位由其长子耶律洪基（1032——1101年，契丹名为涅邻或查剌，庙号道宗）继承。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与他的父亲一起理政，处理政府的例行事务。[139]兴宗显然打算他的儿子不仅应当继承皇位，而且当他在位时，就应当做好统治的准备。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向他的宫廷颁布了一道谦虚和安抚性的剌令，而且开始了一轮复杂的仪式和对各个祖先陵墓与祠堂进行祭祀。按照惯例，与高丽、西夏和宋互派了使节。从宋朝来的使节之一就是著名的学者与史学家欧阳修。这样，道宗的父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
皇位继承并没有立即产生纠纷。钦哀皇太后仍对1035年兴宗把她从政治统治地位中驱逐出去耿耿于怀；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没有能够哪怕是假装去哀悼他，她教训兴宗悲痛欲绝的孀妻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仅仅在一年之前，她告诉一名宋朝使节说，她赞成兄终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继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袭继承。[140]她显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后者的称号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对皇位的隐含要求，而她在兴宗在位时已曾经密谋使他登位。
兴宗本人显然已意识到重元继承皇位的危险性。1054年，他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141]但无论如何，皇太后没有采取行动，即使她的兄弟与亲戚们占据着高位并且自然能够影响皇位继承。重元被授予新的荣誉皇太叔和独一无二的个人特权。皇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礼节。但是，在被授予这些不同寻常的荣誉后，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义下统治其民。钦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而道宗的母亲仁懿后则成为皇太后。[142]重元于1056年被任命为统帅（于越），而太皇太后则于1058年底病倒并死去。[143]
在道宗朝初期，萧革[144]和萧阿剌[145]两人在宫廷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后者是萧孝穆的儿子，所以仍是极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员。萧阿剌在宫廷中长大，早就是兴宗的一位密友，在兴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东京留守。道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所以他就同投机者萧革在宫廷中分享了权力。不久，二人发生了争吵。大约1059年，萧阿剌请求致仕，但却被宫廷派出任东京留守。1061年，他于一次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时回到宫廷，[146]并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严厉而有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直指的萧革，向皇帝进谗言中伤阿剌，尽管皇太后为其求情，皇帝还是下令谥杀了萧阿剌。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147]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穿戴中国宫廷服装。[148]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149] 1059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150]以及五京和黄龙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151]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国学府（国子监）外[152]，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国学府[153]，并最终下令举行仪式祭祀儒教先圣先师。[154]
皇帝亲自参与处理有关考试制度的事务。1070年设立了一种新的、被称为“贤良科”的特殊宫廷考试，参加者必须呈交10万字的作品。[155] 1072年，道宗亲自为进士科和贤良科的宫廷考试出题。[156]
对辽朝契丹族臣民采用汉式法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道宗朝初期又一次表面化。1058年，道宗下诏部落审判官（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复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157]部落审判又一次被置于地方政府的汉式法律审查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重元在1044年的类似场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进行过请求，这完全可能构成一次反对汉人的本民族保护主义的派系斗争，从而导致了他在1063年图谋发动政变。
1063年重元的叛乱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混乱、支离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158]，它表明重元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儿子涅鲁古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拥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被卷入了这次阴谋，他的儿子已于1061年被任命为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人中主要有圣宗的孙子耶律贴不和圣宗与钦哀后的女儿严母堇当时的丈夫萧胡睹。萧胡睹为同知北院枢密事。[159]
涅鲁古最初打算让其父亲装病，这样皇帝就会前来探望，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刺杀道宗。当1063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行猎时，谋叛者们抓住了机会。他们率领一支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帝与他的营帐。道宗起初不相信发生了叛乱，虽然皇太后已经提前得到了一个耶律氏的忠实成员所发出的警告。[160]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战中，道宗受了伤，自己的马也被击中。一些忠实的仆人救了他，他的母亲皇太后则指挥部分卫队帮助他击退了进攻者。涅鲁古在最初的进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谋者之一、皇帝的一名侍从耶律撒剌竹，率领着一群心怀不满的猎手去支援叛军，但是叛军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死了，而且他们令人不解地使自己错过了攻占皇帝营帐的最佳时机。虽然在天刚破晓而且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他们宣布重元为皇帝，但他们还是完全被打败了。重元向北逃窜，他对听从儿子的计划并陷入毁灭而深感痛苦，并在荒野中自杀身亡。[161]在战役中负伤的萧胡睹也逃走并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当得知重元失败的消息之后，他率领一支奚人军队进入都城并武装起来，图谋参加叛乱。但他的副手召集汉人军队进行抵抗，当皇帝的紧急旨意到达时，他逮捕并处死了耶律明。叛乱时被派往宋朝宫廷的一批使节也牵涉进了这次阴谋，当他们一回到辽朝领土，就被逮捕并被解往都城处死。
比较清楚的是，这不仅仅是由皇室敌对成员或只是由于皇室不和所再次引发的另一个夺取权力的投机尝试。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权势的人物策划的范围广范的阴谋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说出他们的确切目的是不可能的，但估计最可能的是他们叛乱是为了阻止对契丹游牧部落贵族利益的进一步侵犯。不管叛乱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所有的阴谋者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处死，其中包括萧革，他的儿子娶了重元的女儿。在各最高机构的掌权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并不是道宗漫长而大体和平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皇族间的最严重的事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团的统治
甚至在重元叛乱之前，辽廷的权力已经逐渐转入了以耶律乙辛（死于1083年，契丹名胡睹衮）[162]为首的一群官员手中。作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员，乙辛从一个贫穷的青年成长为兴宗手下的一名宫廷侍者，而且，在那个时代的晚期成为一名护卫太保。道宗时，他得到进一步的恩宠，于1059年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久，于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权力的迅速上升与萧姓后族幼支家长氏族（少父帐）的衰落相一致，后者自从萧排押于1005年成为北府宰相以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官职后来几乎被幼支家长氏族的成员所把持，而且在兴宗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得到了钦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年她的去世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真正结束，虽然这一支的个别成员继续占据着高位。
在重元叛乱不久前，乙辛已巩固了与另一位强人的个人联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年，契丹名查剌），[163]他在1042年与宋谈判期间曾达到顶峰。仁先长期以来是重元及其集团的主要对手，重元在1060年试图策划通过任命他为麻烦的西北边界地区的西北路招讨使而把他从都城调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宫廷自由行动。乙辛通过向道宗恳求而成功地挫败了这一计划，后来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乱时发挥了关键作用。[164]平定叛乱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同控制了北枢密院；1065年，仁先被封为于越。
在以后的15年里，乙辛支配着宫廷和皇帝。他的公认对他有敌意的传记显示，虽然他在逐渐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机者，他挑选不中用的和腐败的人任职，接受贿赂，而且允许军队恣意妄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绝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试图限制他的一些更加专横行为的耶律仁先，也发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而自愿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职位。在那里，仁先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模范统治者。[165]
要勾勒出乙辛统治时期的公正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一时期的史料对他及其拥护者们怀有刻毒的敌意。在《辽史》中，他和他的集团被列入特殊的“奸臣”下的一组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166]但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孙子与继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编写的《实录》为基础的，[167]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并咒骂他的人格。显然，乙辛的统治是唤起强烈情绪的一段插曲，在进入12世纪时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权并不意味着自圣宗时代起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赞成汉化的趋势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者中断，也不意味着鼓吹中央集权、赞成汉化者与引起重元之乱的“本土保护主义者”、赞成契丹利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的结束。然而，在道宗统治时期，这些冲突势力并没有导致形成不同种族构成的宗派集团。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汉人，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要想发现引起宫廷分裂的个人间仇恨与联合的真正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皇帝本人与这些政治斗争保持着一段距离，而且还很愚蠢、多疑和易受别人影响，他总是随时留心所谓不忠诚的造谣中伤。他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权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式人物：在1064年他下令搜集帝国书库所缺的书籍[168]，而且他继续热心于考试制度，考试在这些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还显示了对历史的兴趣。在1074年，政府颁行了《史记》和《汉书》[169]，大约就在这时建立了为辽朝编纂国史的机构，这一机构在1085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实录。[170]皇帝征召杰出的学者前来讲解各种经典，他自己也写诗和散文。他还继续尊奉佛教[171]，有时候，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反对，广施恩惠给各种僧侣，皇后也是如此。[172]
然而，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乱失败后并没有衰退，契丹贵族阶层也并没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员倚仗权势，欺压百姓。[173]道宗也被迫采取措施抚慰契丹势力。例如，在1067年，虽然道宗当时正全神贯注于佛教研究，但他还是举行了传统的“再生”礼，以再现其作为契丹民族领袖的正统性。[174]
对汉人，开始实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加以限制。1070年，他们被禁止从事狩猎，因为这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175] 1064年，禁止私人出版书籍[176]，这一措施只能对汉人精英聚集的地区产生影响。在1063年[177]、1064年[178]和1070年[179]，禁止贩卖金属，特别是禁止向西夏贩卖铜；禁止向曾经惹麻烦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鹘人贩卖铁[180]。1064年颁布禁令，作为针对富人的节俭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产御用彩缎。[181]
最后在1070年，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乙辛和耶律苏再一次更定法律。[182]这次修改废弃了制定一部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受汉人模式强烈影响的法典的早期尝试。新法律试图划定和保存契丹与汉人风俗的传统区别。最终成书的法典几乎是1036年《新定条制》的两倍，而在1075年到1085年间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直到法典扩大到一千多条。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规定的，试图把汉人和契丹习惯法汇集在单独的一部法典中，它们是如此的庞杂而且远离具体执行的步调，以致被证实是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终在1089年被废弃，而1036年的法典得以恢复，由此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灭亡。[183]
另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征兆是在1074年，当时博学的官员耶律庶箴（死于1082年）建议在契丹诸部推广汉式姓氏，这意味着采取外族通婚的汉式原则。但是皇帝立刻回绝了这一建议，他宣称“旧制不可遽厘”[184]。
很显然，契丹与汉人之间，或许是中央集权与赞成部落利益之间的区别与紧张状态继续影响着政治，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汉化措施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自然灾害
在道宗统治时期经常影响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然灾害和饥馑的经常性威胁。从1065年直到道宗统治时代末期，很少有一年辽帝国的某一地区不遭受某种自然灾害。[185]最初这些灾害主要影响南部农业地区；后来，在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游牧地区似乎也受害很大。这些灾害通常被记录下来，既因为需要对当地人口进行救济，又因为它们曾迫使政府准许免除税收。政府必须经常丧失国库收入，而且要面临提供救济的巨大开支。此外，还有普遍的苦难和有关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和流民的奏报。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少。甚至当机会出现时，像在1074年东京道发生的灾难性洪灾之后，政府曾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却被借口“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而遭到反对。[186]
对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给予任何准确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这一时期辽朝的人口，而这在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则是可能的，那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生存危机正在形成。当然，宋朝在中国北部地区也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影响整个地区的破坏性蝗灾。然而，有一次灾害非常残酷地袭击了游牧人口。在1082年到1083年的严冬，一次罕见的大雪冻死了大量的牲畜与马匹（史书记载其数量占60%或70%，也许是夸大），而这是游牧地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87]
处死皇后和谋害皇太子
1072年，惟一能在各个方面与乙辛相匹敌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年，皇太子濬（1058——1077年，契丹名耶鲁斡，死后称为顺宗，虽然他从未登基）开始参与宫廷事务而且被授权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务。他既是一名骑射绝人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年轻人。[188]耶律乙辛觉察到濬对皇帝的支配和影响已对自己形成一个潜在威胁。作为首要步骤，他决定首先除掉这位皇子的母亲宣懿皇后。[189]
1075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诗人与音乐家，遭到一名宫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诬告，说她与侍从左右的伶官赵惟一通奸。耶律乙辛将这一诽谤上告皇帝，虽然赵惟一甚至在严刑之下也坚决否认这一指控，但乙辛与他的盟友、博学的汉人学者张孝杰显然捏造了一些据说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情诗作为证据。赵与他的全族被处死。皇后被赐死，她的尸体用席子裹着送回娘家，当众以示羞辱。[190]
除掉皇后以后，乙辛以他的一个亲信萧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这个女人通常以她后来的称号惠妃被提及[191]，她被推荐给道宗且被带进皇宫。1076年，乙辛的另一个敌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后的几天内，新配偶惠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192]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宫廷中直接为其施加影响，且保证他家族的前途，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他的一个儿子。[193]
由于宣懿皇后与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对付皇太子。皇太子由于其母被杀，发誓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他已获得宫廷中许多人及百姓的同情，他们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处死的。她自杀后不久，乙辛逃过了一次刺杀他的拙劣企图[194]，而且确知一旦皇太子继承皇位，他和他的同党将会很快被法办。
乙辛再一次诉诸诬陷与诡计。1077年五月，他上奏皇帝进行诬告，声称一些都是他的政敌的官员们密谋废黜道宗而拥立皇太子来取代皇位。虽然为了慎重起见，皇帝把被控告的官员委派到地方上去，但他发现控告不实。于是乙辛唆使一些宫廷低级官员伪称他们参加了这一阴谋，以使这一案件重新审理。虽然皇太子甚至被乙辛的同党毒打和讯问，但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指出无论如何他最终会继承皇位，所以他不会僭越。审问者们篡改了证词而宣称他已认罪。皇帝被激怒了，废皇太子为庶人，并把他送到上京监禁起来。不久，乙辛派密使杀死了他，并指使上京留守上报说他已病死。与此同时，道宗对他在情绪激动时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并想征召皇太子的遗孀到宫廷；乙辛害怕真情由此会全部败露，派人也将她杀死。[195]
乙辛暂时安全并保住了他的地位。他不但除掉了他的主要权力竞争对手，而且成功地使他的许多政敌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清洗中被处死。他自己的同党被提升和表彰，提供假证以重新审理案件的宫廷侍者甚至与皇室公主结了婚。
乙辛的覆灭
然而，乙辛的命运依然依赖于他带进宫中的新皇后。他自然期望在适当的时候她会生育一位他可以支配的皇室继承人。但是皇后一直没有生育。在绝望中，乙辛让皇后的妹妹与自己的儿子离异，接入皇宫。但是她也没能生出任何孩子。对乙辛极为不利的是，皇太子留下了一个生于1072年或1075年的儿子（延禧，1072——1128年，契丹名阿果，后为天祚皇帝，1101——1125年在位，无庙号）。[196]由于皇帝必须决定一位继承人，所以在萧兀纳的强烈要求下，他选择了这个孙子。同时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他是道宗的弟弟和鲁斡之子，他的侄子淳（1063——1122年，契丹名涅里，在1122年曾作为北辽皇帝统治过数月，死后称为宣宗）。[197]
这位小继承人是乙辛实现野心的障碍。1079年，当皇帝欲赴冬捺钵狩猎时，乙辛要求把小皇孙留在都城。几位敌视乙辛的廷臣立刻确信他计划谋害皇孙，声言皇孙将会被置于危险之地，并自愿留下来保护他。皇帝最终被说服带着孩子同行。[198]
这一事件似乎最终使皇帝清醒地认识到了乙辛的邪恶与野心本质。于是，在1080年，乙辛的贵族等级被贬；最高官职被剥夺，并被贬逐到兴中府任职。然而，他已来日无多，1081年冬天，他因与外国交易违禁物品的罪名被判以死罪。由于他的极高地位，他的一个同党使死刑得以减轻，被流放于今山海关北面海边的来州。[199]后来，乙辛被控告私藏武器和盔甲以及阴谋叛逃宋朝，终于被处死。[200]
随着乙辛的灭亡，曾经支持过他的整个腐败集团也瓦解了，他们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萧余里也和耶律孝杰。
耶律孝杰与乙辛集团中大多数的腐朽与堕落的契丹贵族有很大的不同。起先，耶律孝杰是一位出身于汉人家庭的贫穷学者，名叫张孝杰，他于10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进士考试。他在官府中一直稳步升迁，直到11世纪60年代初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并成为北府宰相。由于在皇后的覆灭中他扮演了邪恶的角色，所以皇后自杀后，他被赐予国姓。乙辛失势后，以贪得无厌和公开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耶律孝杰，于1080年以非法动用官府款项的罪名被贬为地方官。1081年他被废为庶人。然而，后来他被允许返回都城，而且在11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时候平静地死去。
当乙辛被流放时，新皇后也被驱逐，贬为惠妃并被从皇宫流放去守皇陵乾陵。[201]她的妹妹从皇宫中被驱除并遣送回家。[202]然而，皇帝并没有为乙辛阴谋的不幸牺牲者恢复名誉。直到1101年天祚帝即位后，皇后才被重新安葬于皇陵并追加谥号。皇太子则较为幸运些。1083年，道宗恢复了他的身份，追谥他为昭怀太子，并且在玉峰山完全以皇帝的礼仪重新安葬。[203]但是被清洗的贵族和高官依然没有被恢复名誉，那些已被流放的人仍然在受苦。道宗并没有对那些曾经引起他疑心与发怒的人宽宏大量。
耶律乙辛覆灭后的道宗时代后期，相对来说平安无事。道宗此刻已经是一位老人（他在1082年已50岁），而活跃与迁徙的契丹生活方式甚至对一位皇帝来说也是紧张而苛刻的。他的先人只有一个活过60岁。然而，皇帝继续对知识与宗教感兴趣，学者们被征召来阐述各种儒教经典，僧侣也被征召来讲解佛教经文。1090年，一位宋朝使节详细评论了道宗对佛教僧侣们的慷慨布施及佛教在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的影响。[204]可是，道宗越来越疏懒于政务。一件轶事告诉我们，在他时代的后期，他甚至以候选人掷骰子的方式来选拔高官；以至后来编纂皇朝实录的史学家本人说自己也曾通过这种方式被选中。[205]
从11世纪80年代起，皇孙耶律延禧，当时的燕国王，被谨慎地推举继承帝位。1086年道宗向这位年轻的燕国王庄严地展示了先帝太祖和太宗所使用的铠甲和武器，并向他叙述了创业征伐的艰难。几个星期后，燕国王举行了“再生”礼；这是他被选定为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标志。[206]1088年，他被任命为一系列机构的首脑，以便在政府中进行训练。同年他结了婚[207]，而且在1089年和1093年相继有了两个儿子[208]，这是世袭的进一步保证。
乙辛及其集团的覆灭并没有带来政策上的任何明显改变。在乙辛时开始的法典契丹化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而在1085年又进行了更多的修改，但这些都被证实在执行时是行不通的。[209] 1090年，整个新法律体系被放弃，1034年的法律得以恢复。在其他方面，这20年的历史记载，除了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准许免税和进行赈济外，很少有行政措施的著录。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必须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诸大国的关系总的说来仍保持着和平。1074年与宋曾有过一次麻烦的边界划界危机，但经过漫长的谈判后，这一问题于1076年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地解决。[210]条约自身仍然有效，而且继续定期互派使节。对西夏和高丽的关系也是如此：1078年高丽国王请求割予鸭绿江以东的领土，但被拒绝，且没有引起两国关系的任何中断。[211]
道宗的真正问题是与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诸游牧民族的关系。辽朝的部落边疆从没有被清晰地划定，它构成一个地区，这一地区由分裂而不稳定的诸游牧群体居住，他们分散地臣服于辽朝宫廷。常常是同一民族的一些组成部分被吸收进辽帝国的部落单位，而他们的其他亲属却生活在边界之外。由于部落群体的结合、分裂和变化无常，故而形势总是容易发生变化。对于两个民族来说，这一情况显得特别复杂：一是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的女真，二是生活在蒙古腹地鄂尔浑河与色愣格河流域的阻卜诸部落。
阻卜战争，1092——1102年
阻卜是与塔塔儿人（鞑靼，达旦）同种或者有密切联系的一支蒙古人。[212]同建立王朝前的契丹人一样，他们是一个包含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当必要时，这些部落会联合在一起，而后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辽朝把他们列为属民，而他们则非常规矩地来朝呈送贡品。他们中的一些部落生活在辽朝境内，甚至有些效力于某个皇室斡鲁朵。然而，他们非常桀鹜不驯，契丹人无论何时想要向西北扩张，他们都非常猛烈地对其进行抵抗。在进入11世纪时，辽朝与阻卜已开始有巨大的麻烦：在997——1000年、1007年、1012——1023年和1027年爆发了数次战争，这些战争几乎都与契丹向今甘肃的回鹘人控制地区扩张同时。1069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阻卜叛乱，后被耶律仁先平息下去。自此，友好关系又得以恢复，1086年阻卜首领来朝，道宗命令年轻的皇孙延禧以未来盟友的身份与之结交。
1089年，阻卜受到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磨古斯的领导。1092年，契丹在蒙古边界进攻了一些他们的邻部，而在这次冲突中，阻卜也卷了进去。1093年，在磨古斯的率领下，他们沿辽朝西北边界发动了一系列的猛烈进攻，驱散了许多在那儿放牧的契丹马群。其他一些部落也加入了他们的叛乱，其中包括生活在呼伦诺尔（今黑龙江西部）周围的敌烈，他们以前曾于1073年发动过叛乱。阻卜的入侵对契丹的牧区是一个严重威胁，朝廷把镇压的任务交给了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经过八年不断的残酷战争，他终于收复了辽朝的牧场并迫使阻卜臣服。1100年春天，磨古斯被俘并被送到京城，在那儿，他被凌迟处死。但是战争依然冗长乏味地拖延下去。到这一年年底，斡特剌又与西北其他部落开战，直到1102年他镇压了这些叛乱并击退阻卜新的一次入侵，和平才得以恢复。
虽然这次战争是契丹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但道宗的时代毕竟以胜利而告终。当他于1101年去世时，他的帝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稳固和国内和平，并享受着周边民族对它的尊敬。
天祚帝朝与辽的衰落
皇位继承顺利进行：皇太孙延禧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公布了一个新的年号，而且按惯例颁布了大赦。他立刻着手对导致他祖母和双亲之死的乙辛及其同党进行死后报复。乙辛及其同党的坟墓被掘开，他们的尸体被损毁，他们死后追封的官职与称号被剥夺，他们所有的家庭财产被没收并被分发给遇害者的家属。他们所诬告的受害者们被恢复官职和贵族头衔，并把没收的财产返还其家属，那些被长期流放的人也被召回宫廷。被错误地强迫自杀的皇后的遗体被重新埋葬在已故皇帝的陵墓。新皇帝的父亲，即被谋杀的皇太子，就像他曾真正作为君主进行过统治那样，被追加了庙号。
发泄完他被压抑的仇恨后，新皇帝似乎陷入了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无所作为可能仅仅是由于史料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天祚帝统治时期的实录没有编纂，而《辽史·本纪》对他在位头十年的记载，则简直如同他远征出猎与巡游帝国时一鳞半爪的行程记，再穿插上对周边民族使节的接待。[213]对自然灾害的上报依然不时地出现，而在1105年天祚帝还微服出行，巡视百姓疾苦。但他被严厉地指责为游畋无度，尤其是专横、行暴和为人残忍。[214]几乎没有国内政策决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仅是1105年出身商人家庭的人员被禁止参加进士考试，这是对古老的中国社会惯例的一个相当奇怪与过时的采纳，这与契丹人的传统是非常不相称的，它显示出中国观念渗透进政府的程度。
在1103年到1105年之间，西夏不断派出使节请求帮助解决他们与宋朝的麻烦，而在1105年的某一时候，他们请求契丹去进攻宋朝。辽廷明智地予以拒绝，但却通过一次联姻巩固了与西夏关系。它还派出一名使节到宋廷要求停止对西夏的进攻，并归还他们已经夺取的西夏领土。
与女真的战争
直到1112年，契丹国家仍然表面安定。天祚帝成功地阻止了使辽陷入与宋和西夏争执的企图，阻卜已恢复了忠诚并于1006年、1110年和1112年派来了使节，与高丽的关系也仍保持和睦。冬末，皇室一行按惯例到今哈尔滨偏西的混同江（今松花江）进行季节性垂钓远行。在这里，又根据惯例，包括从东北东部的“生”女真在内的东北部落诸首领前来效忠。在皇帝营帐内招待他们的“头鱼宴”上，首领们被命令依次起舞，以作为臣服的一个象征。当轮到他们中的那位阿骨打时，他拒绝这样做，甚至被命令再三也是如此。由于他的故意挑衅性行为，天祚帝想要处死他，并看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权臣萧奉先劝阻了他，他对阿骨打可能产生的危害嗤之以鼻。这将被证明是导致王朝终结的一次致命失误和决定。
女真是一个通古斯民族，其部落分散居住在东北地区东部的宽阔地带，从高丽在鸭绿江流域的北部边界，穿过今天吉林和黑龙江东部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译者注：即海参崴）以北的原苏联滨海省一直向北延伸（第三章概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他们从阿保机上台特别是从渤海被征服以来就同契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10世纪已足够强大，以致宋朝认为他们是反对辽朝的一个潜在同盟，而他们也已经不时地给辽和高丽制造严重的麻烦。11世纪末，他们被辽朝统治者长期分为三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们是10世纪被契丹所俘获的部落后裔，被安置在辽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再往北在吉林省东部生活着“顺”女真，他们被当作一支附属民族，与朝廷有着密切与定期的联系。但是最庞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们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的东部山区。他们是辽廷名义上的属民，但不易真正控制。这些群落中的每一支又分裂成许多部落与氏族组织，他们不但以小农定居形式生活，而且也从事打猎、诱捕和放牧牲畜的生活。
在整个11世纪，“生”女真诸部的一支完颜部逐渐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治并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廷承认了完颜氏为女真的首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阿骨打是完颜氏的一个杰出的首领，虽然在1112年他还不是他们的总首领。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女真人非常痛恨辽朝在主要的边界贸易城市宁江州的地方官员经常欺诈他们的行径。他们指责辽朝使者的傲慢自负，这些使者在通过女真人的领土时，奸淫妇女并殴打村里的长者。而且他们厌恶他们的传统义务，即向辽朝皇帝进贡名叫海东青的特殊鹰隼，海东青生长在沿海地区，为了猎取它们，女真人经常不得不打开一条穿过他们的邻部五国部领土的出路。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以继承他的哥哥乌雅束（1103——1113年在位），并被辽廷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立即开始骚扰辽朝，他提出了几年来积淤心中的不满：即阿竦的问题。阿竦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完颜氏的霸权并在辽朝境内避难。阿骨打多次徒劳地要求将他遣返，并开始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在1114年晚秋，由于阿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廷拒绝，他进攻了宁江州，宁江州是主要的边界贸易点和辽朝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入侵者，虽然他从东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军队去援助他们。这一有限的军队完全被击败，辽朝低估了女真的力量与凶猛。1114年十月，天祚帝征集了由精选的契丹人和奚人组成的一支军队，由他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指挥，但是这支军队也在松花江令人吃惊地失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萧嗣先尽管无能，但逃脱了惩罚，这更使契丹将领们的士气低落。到当年年底，宁江州附近的几个边界州县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邻近部落也加入了他们。
1115年初，天祚帝转而求助于外交手段，派出使节与阿骨打开始和平谈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绝了从辽廷来的信件，因其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头衔。而且他继续要求遣返阿竦并从黄龙府撤回辽朝的驻军，黄龙府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边界战斗在整个1115年连续不断，而女真通常占上风。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准备新一回合的战争。
1115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结起一支自己亲自指挥的庞大军队。九月，在天祚帝能使这支军队发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经占领了黄龙府这一辽朝最东面的主要军事前哨基地。而后，当天祚帝最终于1115年冬天越过松花江进入女真领土时，他的讨伐性战争被一次阴谋暗中破坏了。这次阴谋是要废黜他，拥立他的叔父亲王淳（1062——1122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庙号为宣宗）为皇帝。
耶律章奴叛乱与渤海人起义
阴谋者们在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的领导之下，他是一名不满天祚帝统治的皇室成员。他与亲王淳的妻子和儿子串通一气，并说服其他官员加入这一阴谋。叛乱者们离开了远征军向上京进军，他们派人通知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亲王淳，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位亲王很犹豫，因为他知道许多杰出的和强有力的贵族成员仍然支持皇帝。当从天祚帝处派来的使者吩咐他对叛乱者采取预防措施时，亲王决定借机保持忠诚。他将章奴的使者斩首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皇帝处。
然而，叛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叛乱者们穿过契丹乡村进军，进行劫掠并集结支持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攻占上京，而且当他们进攻帝国在木叶山脉的冬捺钵时，被一小支忠于辽朝的女真军队击败。二百多名有罪的贵族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没为奴。耶律章奴在伪装成一名使节并企图逃到女真人处时被抓获，后来他被腰斩为两截。他的肢体被分送到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潜在背叛者气馁。
虽然亲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并没有以不忠于其侄子与君主的罪名而受到控告，但这次叛乱并不仅仅是一群契丹贵族企图把摇摇欲坠的帝国从天祚帝无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因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乱的领导者们都与亲王淳有着血缘或姻亲方面的密切联系，叛乱也许可以假定为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另一次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为皇位竞争者并不是第一次了。40年前，在耶律乙辛派人谋杀了天祚帝的父亲后，他曾徒劳地倡议亲王淳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当乙辛下台时，亲王淳也失宠并被从宫廷流放。虽然章奴的叛乱失败了，但是，这仍然加强了亲王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天祚帝授予他秦晋国王的封号并任命他为辽朝军队的统帅，委托他指挥对女真人进行防御作战。
章奴叛乱及先前1115年失败的影响立即可以感觉得到。战争波及邻近的渤海地区，那里总是遍布着不满情绪，而且前些年曾发生过一次小叛乱。1116年初东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杀，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员宣布自己为新国家大元[215]的皇帝并向阿骨打请求援助以对付辽朝讨伐军队。女真人的援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辽军，但接着就转而进攻渤海叛乱者，并在五月份杀死了高永昌。结果，辽河以东五十多个州的全部地区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这使整个战略形式改变为对女真人有利。现在战争不再局限于遥远和相对不重要的边界地区，而是威胁着辽帝国的心脏。大批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丽定居下来（见地图8）。
地图8 辽的崩溃与金的入侵，1117——1124年
预料到女真人会向西进军，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亲王淳从南京道与西京道和渤海地区的难民中征募由精锐士兵组成的一支新军。然而，由他征募来的“怨军”2万人对平民的破坏远远大于敌人，而且到处士气低落。在南部地区的汉人中间爆发了叛乱。[216]当女真人在1117年初进攻松花江上的春州时，东北部的军队甚至不战自溃。当年年底，女真人越过辽河，在战斗中击溃了亲王淳的新军，并占领了辽河西面的几个州。阿骨打采用了一个新的帝王称号并宣布他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产的和平谈判，1118——1120年
在这紧要关头，双方突然停止了敌对行为。1118年初，天祚帝发起和平谈判，在两年中双方互派使节。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还不准备消灭辽国，但他要求辽廷册封他为大金国皇帝。援引澶渊和约的先例，他进一步要求辽朝皇帝称呼他为兄长，并要求众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质，交纳绢银为岁币，正式割让上京、中京和兴中府三路地区。这将使辽仅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区而剥夺他们的部落故土。后来在1118年末阿骨打稍微放宽了这些要求，但辽廷仍然在他的条件面前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绝境。他们保有的领土在1118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饥荒，而且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叛乱与不断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开始叛乱。
阿骨打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国内问题。虽然他的最初胜利意想不到的容易，但他的战争肯定加剧了女真人资源供应的紧张。再者，控制新征服的领土已证明远非易事。1119年初，在东京爆发了一次反对金朝占领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秩序得以恢复。1118年底，辽廷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但是阿骨打对于这一称号和册封文书的语言，以受到羞辱为理由而加以反对，故而他在1119年夏季愤怒地拒绝了求和。1120年三月，他终于不耐烦地打破和谈。敌对状态又恢复了。
重新开战，1120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标是上京，并于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举显示他给予这个衰老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决心。上京位于辽朝的心脏地带，是契丹人传统的牧区，虽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与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识形态与礼仪的中心。契丹人的圣地，如圣木叶山，就位于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洗劫并破坏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达到主要目的后，阿骨打由于夏季的酷热和远离他的本土基地而暂时停止了攻势，但辽朝并没有利用这一喘息时间组织起它的防御。在那年的秋季，天祚帝同往常一样行猎。士气低落的宫廷又一次为国内纠纷所动摇。辽帝国一些最强有力的人已对天祚帝的自我放纵、依靠佞幸与谄媚、司法专横、无休止地征用人力以及对钱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厌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满他的宠臣萧奉先阻止皇帝听从他们的建议，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势是如何真正令人绝望。1121年春天，天祚帝的第二位妻子、晋王的母亲文妃与她的妹夫耶律余睹将军密谋废黜皇帝，而拥立她自己的儿子代替他。这一密谋被皇帝的宠臣萧奉先揭发，他是与之竞争的皇妃元妃的哥哥，他希望确保她的一个儿子继承皇位。文妃被迫自杀，而其他密谋者则被处死。她的儿子晋王，由于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极高的希望，故被免死。主要的密谋者耶律余睹同他的家眷和追随者逃走了，五月份，余睹叛投了女真人，后者当然乐于接受他。他获准仍然指挥他的军队，而且在1121——1122年冬季率领一支女真军队去进攻中京。中京及其周围地区于1122年一月陷入女真人之手。
此时，天祚帝正在南京或其附近。留下亲王淳指挥南京道后，他抛弃其宫廷并准备一次远离推进中的女真人的大溃逃，首先是向西北穿过居庸关进入西京道。萧奉先仍然决心确保他外甥继承皇位，故而对皇帝说，耶律余睹和他的女真同盟已决心消灭他而拥立晋王。皇帝立即命令这位不幸的皇子自杀。此后不久，天祚帝终于对萧奉先的操纵感到厌烦，并迫令他自杀。
在以后的三年中，天祚帝总是成功地在追踪者到来之前逃脱。在离开南京的四个月中，他已后退到沿辽——西夏边界的河套以北的险峻难达的阴山山脉。在那里，他试图从各地部落中征募新的军队。紧跟其后，女真人于1122年三月占领了西京，但并没能在整个西京道建立稳固的统治。再者，党项人由于害怕他们自己的边境遭到入侵，转而开始支持辽朝皇帝并派出军队阻挡女真人向西进军。阿骨打于是从东北赶来，不久在西夏边境击败了一支契丹——党项联军。为了排除天祚帝潜在的盟友，保障他们自己的有利形势，并阻止与党项人的进一步的联系，女真人迁走了许多西面部落并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兴安岭以东。天祚帝依然隐藏在阴山里，阿骨打转而向东去占领辽南京。
自天祚帝抛弃下属向西逃跑后，与宫廷的所有联系都被隔绝，南京的高级官员在奚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于1122年三月已宣布亲王淳为他们的新皇帝。这援引了当年安禄山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时唐肃宗夺取皇位的先例。天祚帝被降级为亲王头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追封庙号）。[217]辽帝国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权力，正如所述，被局限在极西的游牧部落地区。亲王淳控制的领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区，而且他统治的辽帝国已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汉人边界国家，它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曾经几乎完全由契丹游牧民组成的军队，现在也成为契丹和奚人指挥官率领下的由汉人军队和从东面来的难民组成的杂牌军队。为了补充这些不太可靠的部队，统帅耶律大石试图从契丹与奚人难民中征集一支新的部落军队。然而，这些征募来的军队处于如此穷困境地，以致他们被给予一个绰号“瘦军”。与其说他们是一股新生力量，还不如说成了南京道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
宋朝的卷入
宋朝对这些事件的卷入从几年前就开始了。早在1112年，宋廷即从一名叛国者事先得知了女真对辽的威胁。1117年，认识到契丹国家即将灭亡，宋朝在交易马匹的幌子下建立起与女真人的外交关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反辽联盟，并瓜分它的领土。[218]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并有潜在危险的步骤。不但朝廷违反了与一个强大的近邻国家所签订的神圣和约，这会丧失其他近邻国家的信任；而且打破保持宋朝一个多世纪安全的北部边界力量的平衡也是极冒风险的。宋廷认为这是收复937年丧失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的机会。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假象：事实证明阿骨打愿意归还给宋朝的只是燕（南京）及其所属六州。
此外，由于宋朝深深地陷入其他地区，所以它并不能立即介入。1107年后，与西夏的和平好不容易得以恢复。但在1114年，两国的外交关系又破裂，西夏侵入宋朝领土并围攻了定远。1115年宋朝用大军进行反攻，在制造了大规模的破坏后，却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战争一直拖延到1119年，大批宋朝军队被陷于西夏前线。到1119年，两军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宋廷才得以真正考虑进攻契丹。[219]但是，1120——1121年的浙江方腊起义，又分散了其注意力。[220]
只要女真人的进攻指向辽朝的部落地区与渤海地区，宋朝的利益就不会直接受到威胁。但是当1122年阿骨打开始进攻与宋朝自身疆界有六个州接界的西京及西京道时，宋朝突然感到震惊。由于他们在西夏边界以及在南方的军事困境，宋朝还没有进攻辽以支持女真人的战争，虽然他们已经准备着手做了。既然辽朝看起来已容易征服，所以开封的宋朝政权希望南京道剩下的官员和百姓会乐意向宋朝的一支入侵军队屈服。1122年春末，宋朝草草地征集起一支大军。在劝说辽廷投降的一次尝试失败后，初夏爆发了战斗。然而，由萧干和耶律大石率领的一小支契丹与奚人军队却不太费力地击退了宋朝的入侵。
最后的灾难
亲王淳成为皇帝仅仅三个月就死去了。他没有后嗣，而是遗命传位给秦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儿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时秦王正与他的父亲在西部躲藏。因此，亲王淳的妻子被推举为皇太后与摄政者[221]，但是她无力阻挡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绝望中，辽朝大部分汉人臣民此时都在寻找方法以挽救他们自身的生命，而与宋朝合作看起来是最诱人的选择。曾经帮助过拥立亲王淳为皇帝的李处温秘密主张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强迫他自杀并以叛国罪处死了他的儿子。而后在1122年秋末，她的主要将领之一郭药师和重要边界州城易州的指挥官高凤率领他们的军队叛投宋朝。听取了郭药师的建议后，宋朝的将领们又试图攻占南京。郭率领他的军队攻进城里，但他的宋朝盟军却没有能够挡住萧干率领下的一支忠实的契丹援军的到达，契丹援军几乎彻底消灭了入侵者。
宋朝对南京进攻的失败给了阿骨打亲自介入并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辽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劳地恳求他承认秦王作为他的属王，但阿骨打拒绝了，他确信辽朝的残存领土应由他来占领。1122年仲冬，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破居庸关并占领了南京。在金军到达之前，辽朝皇太后、契丹与奚人高级官员和许多非汉人百姓立即通过另一条道路逃离南京并向北进入奚人地区。[222]在那里，他们分为两部分。奚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奚人本土，在此处他于1123年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大奚王朝，并一直延续到五个月后他死于自己的军队之手。[223]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率领皇太后和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当他们终于在西夏边境附近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见到皇帝时，淳的不幸遗孀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大石虽然谴责天祚帝抛弃他的宫廷与都城，却得到了宽恕。天祚帝无法处死这样一位能干的将领，特别是他有7000名身经百战的战士跟随其左右。
1123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战役中被女真人俘获，女真人强迫他带路去袭击天祚帝的营帐，在那里他们几乎俘获了所有的皇室亲眷与随从。[224]只有一位皇子梁王设法与他的父亲逃进了附近的阴山山脉。当天祚帝接受了党项人对其进入西夏避难的邀请时，这位皇子和他的随员们极力反对，他们离开皇帝营帐，向北部戈壁的乌古和敌烈诸部进发。在那儿，梁王被草草拥立为帝，又建立了另一个短命王朝。而党项人的统治者李乾顺同时也改变了给辽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难的主意。当天祚帝扎营于鄂尔多斯北部等待党项人的护送时，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达党项人的宫廷，他警告说，如果乾顺为天祚帝提供避难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使威胁局面得以缓和，女真人还提供给西夏沿黄河的一带领土。在争取党项人支持的最后一次无效尝试中，天祚帝正式册封乾顺为西夏国皇帝。但是党项人的统治者对这一可怜表示并不在意。数月后，在1124年初，乾顺宣布自己为金朝的藩属。
此刻，辽朝皇帝又一次越过黄河并来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吕不部寻求暂时的躲避。耶律大石于1123年末从女真人处逃出，现在又重返他的阵营。迫于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进入漠北地区。他的财产现在已少得可怜，以致他的随从们不得不用他们的衣物与乌古和敌烈诸部交换食物。然而；他仍然以在夏季发动一次攻势去收复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计划而自欺欺人。大石强烈地表示反对，他指出了这样一种计划的荒谬与不可行性。
当天祚帝顽固地坚持他的意图并开始进攻附近州县时，大石对他的异想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1124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225]，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最终在1125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1118年授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54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1075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1126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城要塞2000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东与金作战，大约在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字而著称（见地图9）。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1131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了。[226]
地图9 西辽（哈剌契丹），1131——12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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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2][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3]前王朝时期契丹历史的最详细论述，见[367]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4][562]见魏收等：《魏书》，卷100，第2221——2224页。
[5][563]李百药等撰：《北齐书》，卷4，第57页。
[6][564]见魏徵等撰：《隋书》，卷84，第1881——1882页。
[7][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180，第5621——5622页。
[8]关于唐代的契丹，见[567]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99下，第5349——5354页；[571]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19，第6167——6173页；[569]王溥：《唐会要》，卷96，第1717——1719页。亦见[512]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卷，第314——316、438——440页。
[9][303]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
[10][645]脱脱等撰：《辽史》，卷1，第2页，记为905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第1828页，记为907年；[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66，第8676——8679页，亦采用了907年的说法。司马光在考异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两个年代的早期史料。
[11]这里采用的是欧阳修的叙事，见[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页。[56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7，第1827——1828页，称阿保机是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上台的。但是[645]《辽史》，卷1，第2页，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它的说法，痕德堇死于906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为可汗。但是，这肯定是伪造的说法。痕德堇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一位有实力的首领。[57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第8678页（考异），引用一条已散佚的史料，记载了908年痕德堇与阿保机二人曾纳贡于梁廷。
[12][645]《辽史》，卷1，第3页。
[13][645]《辽史》，卷1，第2页。
[14]对“汉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此后[226]札奇斯钦的研究《契丹人和他们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学家波里对许多辽代城址的考证成果。亦见[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83——109页。
[15]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它经常自相矛盾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悟。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混乱之处：像阿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被系于926年或947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年、937年、938年或947年。后来，契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年或1013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年又被恢复，但《辽史》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的。许多过程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实际上回溯到10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而又不想使脚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16]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年）和天赞（922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页。
[17][645 ]《辽史》，卷74，第1231——1232页。
[18]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年开始的著名研究，修订稿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172页。
[19]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20]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21]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645]《辽史》，卷72，第1211页。
[22][645]《辽史》，卷77，第1255——1256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作为萧翰的随员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东逃跑并最终于953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页；[58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5，2704c——2705c。译文见[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第390——411页。
[23][645]《辽史》，卷45——48，第685——831页。
[24][645]《辽史》，卷56，第908页。
[25]有关这一战役，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29——35页。
[26]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1202页。
[27]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第44——91页。
[28][645]《辽史》，卷8，第90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1268页。
[29]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1272页。
[3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历史中出现。1001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临终前，他又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韩姓。有关他的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31]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页。
[32][645]《辽史》，卷74，第1230页。
[33][645]《辽史》，卷74，第1234页。
[34]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号，第2——4页。
[35][645]《辽史》，卷74，第1235页。
[36]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
[37]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20页和注420。
[3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页。
[39][645]《辽史》，卷10，第111页。
[4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页。
[41]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号，第8——9页。韩从999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42][645]《辽史》，卷53，第979——980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274页。据《辽史》，卷116，第1537页，规定每12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347页；[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43][645]《辽史》，卷31，第367页；卷35，第404页。
[44][645]《辽史》，卷71，第1202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页。1006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页；[59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第142页。
[45][645]《辽史》，卷8，第64页。
[46][645]《辽史》，卷12，第133页。
[47]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48][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49]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50][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51]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6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52][645]《辽史》，卷18，第217页。
[53][645]《辽史》，卷4，第49页。
[54][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55][645]《辽史》，卷13，第141页。
[56][645]《辽史》，卷14，第158页。
[57][645]《辽史》，卷15，第169页。
[5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5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60][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61][645]《辽史》，卷42，第518页。
[62]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63][645]《辽史》，卷10，第110页。
[64][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65][645]《辽史》，卷17，第201页。
[66]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67][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68][645]《辽史》，卷13，第139页。
[69][645]《辽史》，卷13，第149页。
[70][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71][645]《辽史》，卷13，第145页。
[72][645]《辽史》，卷59，第925页。
[73][645]《辽史》，卷13，第148页。
[74][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75][645]《辽史》，卷14，第157页。
[76][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77]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78][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79][645]《辽史》，卷60，第931页。
[80][645]《辽史》，卷21，第254页。
[81][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82]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83]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84]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85][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86]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页。
[87]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页。
[88]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81页。
[89]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对高丽的影响》，第152页。
[90]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页。
[91]关于定安国，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 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92]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93]萧恒德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1343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萧恒德的称呼逊宁来指他。
[94][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页和地图，第127页；[173]韩劤：《高丽史》，第138——139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156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
[9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页。
[9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页。
[97][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1266页。
[98]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朝、高丽以及跟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1314页。
[99]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页，注45；[645]《辽史》，卷14，第160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脱脱等编：《宋史》，卷7，第125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1269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100]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1285页；[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页。
[10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页；[644]《宋史》，卷7，第125页。
[102]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分，而且每一统治时期都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在其他统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道宗为他的“祖父”。
[103]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缔盟的检讨》。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 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
[104][645]《辽史》，卷72，第1210页。
[105]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206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东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页。
[106]钦哀后还生了第二个儿子重元和两个女儿。
[107]萧匹敌是前大臣萧排押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他在宫廷中长大，并娶了圣宗的姐姐。
[108]萧浞卜还以萧啜不和萧钮不里的名字出现，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严母董的第一位丈夫。
[109][645]《辽史》，卷18，第211——213页；卷71，第1202——1204页；卷88，第1343页。[595]《契丹国志》，卷8，第68——69页，记载稍有不同。
[110][645]《辽史》，卷71，第1203页。
[111][645]《辽史》，卷18，第313页。
[112][595]《契丹国志》，卷8，第69页。
[11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2，第1501——1503页。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写作宗元。
[114]至迟在1054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间继承，反之，兴宗则重申中国方式的世袭继承。看起来，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为皇位的候选人。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1——4282页。
[115][645]《辽史》，卷18，第222页。
[116][595]《契丹国志》，卷8，第71页。
[117]受命编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汉文医学著作译为契丹文的熟练翻译家。另一个是萧德，他是一位礼仪与法律专家。见[645]《辽史》，卷89，第1349页；卷96，第1400页。
[118][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19][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20][645]《辽史》，卷19，第230页；卷112，第1502页。
[121][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22][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23][645]《辽史》，卷19，第225页。
[124][645]《辽史》，卷19，第226页。
[125][645]《辽史》，卷19，第231页；卷37，第438页。
[126][645]《辽史》，卷103，第1446——1449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557——559页。
[127][645]《辽史》，卷104，第1455页。
[128][645]《辽史》，卷18，第221页。
[129][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30][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31][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32][645]《辽史》，卷20，第239页。
[133][645]《辽史》，卷18，第217页。
[134][645]《辽史》，卷19，第232页。
[135][645]《辽史》，卷26，第308页，1095年记事。
[136][595]《契丹国志》，卷7，第66页。
[137][645]《辽史》，卷18，第220页；卷115，第1526页。
[138][645]《辽史》，卷20，第247页。
[139][645]《辽史》，卷21，第251页。
[14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页。
[1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4283页。
[142][645]《辽史》，卷21，第252页；卷71，第1204页。
[143][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44][645]《辽史》，卷113，第1510——1511页。
[145][645]《辽史》，卷90，第1355页。
[146]据[645]《辽史》，卷90，第1355页，举行的是瑟瑟礼；而据同书卷113，第1511页，则是南郊献祭。后者似乎更为可信。
[147]关于道宗统治时期政治两极分化的分析，见[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152页。
[148][645]《辽史》，卷56，第908页。
[149][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92页（表格）。
[150][645]《辽史》，卷48，第807、811、817——821页。
[151][645]《辽史》，卷48，第807、811、820页。
[152][645]《辽史》，卷48，第807页。
[153][645]《辽史》，卷47，第788页。
[154][645]《辽史》，卷21，第258页。
[155][645]《辽史》，卷22，第269页。
[156][645]《辽史》，卷23，第275页。
[157][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58][645]《辽史》，卷22，第262页；卷64，第988——989页；卷112，第1502页；卷114，第1514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21页）；[595]《契丹国志》，卷9，第88页。
[159][580]王鼎：《焚椒录》（序言为1089年），2b——3a，断言重元还被他的妻子所煽动，后者曾经与道宗的年轻皇后有过一次争吵。
[160][645]《辽史》，卷71，第1204页。
[161][595]《契丹国志》，卷14，第153页；[580]王鼎：《焚椒录》，3b，均误认为他是被处死的。
[162]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0，第1483——1486页。
[16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96，第1395——1397页。
[164][645]《辽史》，卷110，第1484页；卷96，第1396——1397页。
[165][645]《辽史》，卷96，第1387页。
[166][645]《辽史》，卷110、卷111，特别是这些章节的前言（第1483页）和史家的评论（第1495页）。
[167]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材料来源的《契丹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焚椒录》由王鼎（死于1106年）于1089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页。
[16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69][645]《辽史》，卷23，第276页。
[170][645]《辽史》，卷24，第290页；卷104，第1456页。
[171]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307页。
[172][645]《辽史》，卷24，第284页。
[173][645]《辽史》，卷22，第268页。
[174][645]《辽史》，卷22，第267页。
[175][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76][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7][645]《辽史》，卷22，第262页。
[17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9][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0][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1][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82][645]《辽史》，卷62，第945页。
[183][645]《辽史》，卷62，第945——946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184][645]《辽史》，卷89，第1350页。
[185]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395页。
[186][645]《辽史》，卷105，第1460页。
[187][645]《辽史》，卷24，第288页。
[188][645]《辽史》，卷23，第277页；卷72，第1215页。
[189]宣懿懿是在1001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德。她的传记，见《辽史》，卷71，第1205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8b——10a。
[190][645]《辽史》，卷62，第945页；卷71，第1205页；卷23，第277页。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在辽朝仅存的史书王鼎的《焚椒录》（序言作于1089年）中。它宣称是以目击者的回忆为部分根据的。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补充材料来评价它的价值，见[668]纪昀等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第1154——1155页，但显而易见，它是由非常有偏见的观点写成的。《契丹国志》有关皇后的传记，几乎每一件记载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且并没有提到她被迫自杀。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页）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
[191][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2][645]《辽史》，卷23，第277——278页。
[193][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4][645]《辽史》，卷110，第1484——1485页。
[195][645]《辽史》，卷72，第1215——1216页；卷23，第279——280页；卷110，第1485——1488页；卷62，第945——946页。
[196][645]《辽史》，卷24，第276页，以1075年作为延禧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辽史》，卷30，第351页，记载他1125年死时54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197][645]《辽史》，卷98，第1413页。
[198][645]《辽史》，卷110，第1485页。
[199][645]《辽史》，卷24，第286页；卷110，第1486页。
[200][645]《辽史》，卷110，第1486页。
[201][645]《辽史》，卷24，第287页；卷71，第1205页。
[202][645]《辽史》，卷71，第1205页。以后在1086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削古，由于以前曾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是指延禧的话，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他是在5岁到8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年以后也拥有相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年被恢复名誉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辽史》，卷71，第1205页；卷24，第292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魇魅梁王事觉，伏诛”。魇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203][645]《辽史》，卷72，第1216页；卷24，第288页。
[204][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291——297页。
[205][645]《辽史》，卷98，第1416页。
[206][645]《辽史》，卷24，第292页。
[207][645]《辽史》，卷24，第297页；卷25，第300页；卷27，第317页。
[208][645]《辽史》，卷71，第1206页；卷25，第298、302页。
[209]1090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部分被限定于暴力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贪污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
[210]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211][645]《辽史》，卷115，第1522页。
[212]见[698]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12a。
[213][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100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自辽南京，他投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世纪中期在宋朝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171页。
[214]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946——947页，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时所做的严厉谴责。亦见[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页。
[215]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页中，他的称号为大渤海国皇帝。
[216][645]《辽史》，卷28，第335页。
[217][645]《辽史》，卷29，第343——344页；卷30，第352页。
[218][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金之间谈判所做的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97页。
[219]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220]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221][645]《辽史》，卷29，第394页。
[222][645]《辽史》，卷29，第345页。
[223][645]《辽史》，卷29，第345——347页。
[224][645]《辽史》，卷29，第346页。
[225][645]《辽史》，卷29，第349页。
[226]有关哈剌契丹的进一步详情，可参考[541]《中国社会史：辽》，第619——674页中论述这一问题的精彩附录。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101]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年）延迟派遣宋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订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以作为“助军旅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为“兄长”。[102]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103]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与高丽重新开战，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东部边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丽使节还正式参加了她的葬礼。然而，就在同一年，高丽宫廷发生了一次剧烈政变。西京（平壤）的地方长官康肇被召唤到首都开京帮助消灭一个密谋废黜国王穆宗的小集团。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却杀死了国王而拥立了一个期望在他的保护下进行统治的新统治者王询（庙号显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顾高丽新国王停战的恳求，派出了一支由40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越过鸭绿江去惩罚这个杀死他们前任附属的凶手。远征军的总指挥是萧恒德的哥哥萧排押与耶律盆奴。首次冲突高丽获胜，但在第二次进攻中辽军获胜，康肇被俘杀。辽军占领了平壤北面的几个边界州县。高丽国王试图投降，但开京的地方长官杀死了辽军使者并准备抵抗。这样一来，辽军就向南进军并在城外的激战中获胜后占领了开京。萧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毁了都城，破坏了宫殿、官府建筑和高丽的文档。高丽国王逃到南面去避难，但他的军队却重新组织起来。辽军开始撤退到边界地区。投降的地区起而反叛，而且在严冬，军队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鸭绿江之前被迫丢弃了许多武器与装备。
于是高丽国王请求和平。但是辽朝要求他亲自来朝觐以履行作为附属的顺从义务，还要求他割让极重要的边界地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双方在边界地区设防，而高丽的不妥协则由于一次国内政变又得到加强，这一政变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丽宫廷。
1014年，辽朝下令在几个边界州县设防并建造了跨越鸭绿江的一座被严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桥。从1015年起到1019年战争不断，1015年、1016年和1017年辽对高丽的进攻，有时高丽获胜，有时契丹获胜，但简而言之都不是决定性的。1018年契丹组织了一支新的庞大远征军，任命萧排押为统帅。军队在1018年末越过鸭绿江，但遭到一支人数众多的高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高丽军队还切断了他们的归路，所以萧排押向南进军，计划像1011年那样占领都城开京。但这次高丽军队沿都城做好防御准备，契丹人则常常被高丽人的袭击所困扰，被迫向鸭绿江地区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间的龟州，他们遭到高丽主力部队的包围与攻击，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人逃回辽朝边界。这是圣宗时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结果，萧排押被剥夺了他的所有头衔与官职，并且失宠。
在1019年夏末，包括许多部落军队在内的另一支大军被征集起来去进攻高丽。但现在显然双方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取得绝对胜利。1020年，国王显宗派出使者向辽称臣，辽圣宗宽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节正式册封他为王。朝贡关系得以恢复，使节定期交换。当1031年显宗去世时，他的儿子与继承人王钦（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辽廷册封为王。从这一时间几乎到辽朝结束，高丽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属国地位，两国间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丽宫廷没有忘记他们1010年所遭受的灾难。当重整十年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破坏时，他们就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防御体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开京建起了更坚固的外墙；1033年到1044年间，沿从鸭绿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个边界构建了防御城墙。高丽不再给它的好战邻居以冒险的机会。
渤海叛乱，1029年
标志着圣宗漫长的时代结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严重的叛乱，即渤海人的大规模叛乱。
在其首任国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国的旧有领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国，东丹王国已逐渐并入了辽朝东京道的行政体系。许多渤海旧有的行政组织被废除，而且在前渤海领土植入了一些汉人和契丹人的定居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皇室各个成员的诸斡鲁朵的士兵。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渤海保留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征税的目的，旧有的渤海领土被当作一个承担纳贡的边界国家来看待，每年交纳1000匹马和15万端布的贡物。[104]在这一地区没有盐和茶的专卖税，只有极低限度的商业税。
几乎没有疑问，对高丽的战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东京地区穷困不堪。而后在11世纪20年代，东京连续两个汉人税收长官试图把实施于南京道的税收体制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强征更加严厉的税收和劳役。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况所引起的，那儿已经历了数年的饥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税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运送谷物到现在的北京周围地区。但这一路途很危险，许多船只和水手覆没。这些变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叛乱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领导，他是东京的一名军队指挥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总督萧孝先和他的妻子，杀死了令人厌恶的税收长官和都指挥使，自立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兴辽。他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高丽宫廷并请求他们的援助。然而，高丽拒绝给他帮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鸭绿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挥官也拒绝参加叛乱并把消息通报给契丹地区长官，后者杀死了大延琳指挥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数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权。
被击败后，大延琳意识到他的军队敌不过辽军，就撤军以保卫他的都城。在叛乱后刚好一年的时间，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辽军打开了东京的城门。大延琳被俘，他的残余军队被迅速消灭，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结束。
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烦，东京的新长官萧孝穆迅速对汉人税收长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状况进行了调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复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贵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诚者外，都被从东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统治下的渤海湾沿岸某一地区。许多难民渡过鸭绿江逃进高丽领土，他们当中不仅有渤海人，还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们最终都在高丽定居下来。[105]
兴宗朝
圣宗死于1031年六月。他几乎在位半个世纪，因此已60岁。在病榻上，他唤来他的亲信大臣萧孝穆和萧孝先以监督其继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继承人是他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宗真（1016——1055年，契丹名字为夷不堇，庙号兴宗），随即继承了皇位。
兴宗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很明显摄政是必须的，但这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兴宗不是由圣宗的合法皇后齐天后所生。虽然齐天后为圣宗生了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年，韩德让的侄女萧孝穆的姐姐耨斤，作为圣宗的妃子（封为元妃，死后谥为钦哀后），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兴宗，齐天皇后收养并抚育了他。[106]
虽然圣宗临死前的遗嘱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齐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开始密谋除掉她，这样，她本人就能成为摄政者。因此，她使齐天后和她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皇国舅萧匹敌[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萧浞卜[108]错误地被牵连于图谋的叛乱中。萧匹敌和萧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们的许多亲戚与追随者被处死。对他们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续了好几个月。齐天后被流放，之后不久，耨斤派人去谋杀她，而她则自杀了。[109]
这样，耨斤就自封为皇太后而且正式担任摄政。她的生日被宣布为应圣节[110]，显然，她决心成为辽的真正统治者。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宫廷官员们的朝拜，并接见了宋朝使节。[111]
她还对她自己家族的成员们滥赐爵位和官职，尤其是对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们。然而，为了达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换年轻的皇帝，后者已被她的行为所激怒。[112]虽然皇帝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是在齐天后的家里长大的，自然深爱着他的养母。1034年，皇太后与她的弟弟们计划废黜兴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后者是她亲自养育的，所以她认为重元会更屈从于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且把正在预谋的事情报告了他的哥哥。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动，剥夺了皇太后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庆州的圣宗陵墓，并且亲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兴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势力。她的亲族仍然盘踞着许多权力部门。1037年，皇帝试图和解，因此开始用盛大的仪式来对待她，定期去拜见她以表达他的敬意。虽然她从未原谅他，但兴宗还是恢复了她在复杂的分权模式中的部分权力。[114] 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事实上，以后她有多至五个弟弟都占据着这一职位，而且到11世纪70年代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员担任。1039年，皇太后被允许回到都城，在那里，她像10世纪80年代圣宗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行了再生礼，当着契丹贵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115]宋朝宫廷又开始派出几个使节向她表达像皇帝一样的敬意，这一仪式当她被流放时曾被中断。[116]
与此同时，兴宗与皇太后家族的几个成员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还对他的弟弟重元参与平定政变给予了报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贵的“皇太弟”地位。此后，重元于1038年继承了最高职位————“判北南院枢密使事”，从1045年一直到兴宗统治时期结束又担任了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后一项职务似乎是额外的任命，因为这一职位给予了重元控制庞大的汉族人口的权力，尽管他在宫廷中似乎更专注于“本土主义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
这样，兴宗宫廷的政治非常复杂，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亲族和伙伴所组成的竞争集团所支持。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是在建立皇帝与这些包括皇族和后族萧氏在内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平衡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谋划中度过的。
通常，倾向于赞成汉人统治方式的圣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被明显地违反。随着辽朝所颁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即《新订条制》的颁布，法律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这受到了汉人模式的深深影响。[117]这一法典包括547项条款，把自阿保机统治时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编在了一起，于1036年颁布，并被普遍使用。1046年，立法的集权控制进一步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受命每年向首都汇报所有的司法案件。[118] 1051年，法典被进一步修改。[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许多汉式成文法与部落习惯法之间没有被解决的反常现象。反对增强法典的汉化和反对给予汉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圣宗和新皇帝统治时开始出现。1044年，在赞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议下，于五京的各处设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护契丹人的利益。[120] 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卖给汉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国南半部的汉人被禁止持有弓箭。[122]
相反，新叛乱的渤海人的待遇则被放宽。在萧孝穆的影响下，1041年在东京道打马球的禁令被解除。[123]马球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东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荐他辖区内的“廉干清强”的官吏。[124]
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辖938年所获领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现在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地区。[125]这一领土正式成为西京道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口（见地图7）。
地图7 辽朝简图
译者注：本图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
但是，圣宗时期频繁战争的后果成为兴宗时代国内统治的主要问题。很显然，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了人民的困苦与混乱，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战争机器开始衰退。
最紧迫的问题是由于劳役和兵役的频繁征发所压在富人和穷人身上的负担，尤其是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在11世纪30年代末的某些时期，皇帝曾就如何对付由于过重的劳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与贫穷、国内的不满和盗贼蔓延等问题，向他的大臣们征求过意见。宫廷最杰出的儒士萧韩家奴上奏了一个详细的奏折，建议从遥远的边界地区撤回过分扩展的要塞，放弃对契丹人徒劳无益的领土扩张政策。他主张集中兵力，努力加强南边和东边真正重要的边界。[126]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管当时的结果怎样，直到11世纪末，对设在边远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后援所造成劳的民伤财的抱怨一直不断。[127]
为了给征集劳役提供基础，1039年“诏括户口”————下令进行户口登记。[128] 1046年下令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登记注册[129]，并在1051年又对军队户籍做了进一步调查统计。[130]军队似乎也已缺少马匹，而这曾经是契丹人的主要资源。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礼时以马或牛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员对马匹进行登记注册。[132]
对军队训练，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的训练也存有深深的顾虑。1035年，军队受命监督他们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剑手的定期训练。[133]1046年，皇帝视察了汉人军队的训练，而他们使用了炮和弓箭。[134]但是，对汉军炮手和弩手拙劣技术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下一朝。[135]这些技术与契丹传统的骑兵机动作战无关，但这对他们与定居的邻国宋朝和高丽作战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关注表明，当辽朝军队从未能成功地占领一处任何规模的设防地区后，契丹将领们已认识到圣宗时代作战的教训。
兴宗时的对外关系
兴宗留给其继承人的遗命之一是完整地维持与宋的和平条约，[136]这是保证王朝稳固的最重要因素。这样，两个宫廷间继续持续不断地定期互派使节。与高丽也谨慎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外关系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西南部，那里西夏国的力量已迅速增长。西夏已深深陷入与契丹和宋的关系中，它威胁要用战争吞并整个北部边界。
在11世纪初期，西夏已开始同时向契丹和宋进贡，并竭力在二者之间挑拨离间，以捍卫自身的独立并赢得机会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影响。他们的野心针对西部，在那里，他们一直向回鹘人扩张（见第二章）。这一向西扩张使他们陷入与契丹的冲突中，他们的竞争是为了控制向西的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领土。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世纪初期还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1006年，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向圣宗宫廷派出了一个进贡使团，这似乎鼓励了圣宗对临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权的进攻。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远征军。虽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胜利，于1010年洗劫了肃州并赶走了那里的居民，但这些战争并没有能够征服同时受到西夏进攻的这一地区。1027年，另一支远征军包围了甘州，但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军队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击而结束，阻卜总是强烈地阻止契丹人对西部扩张的企图。
与此同时，西夏继续逐步合并河西地区（甘肃西部）。1020年，他们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兴州（后改名兴庆，今银川）。到1036年，他们占领了甘州地区，虽然沙州直到11世纪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称甚至塔里木盆地深处的和阗也是他们的附属。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团到开封，以一封充满挑衅与傲慢的信，断绝了与宋的臣属关系。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兴宗即位不久与契丹公主成婚，但两人关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时，契丹宫廷派出了一名使节对公主的死因进行调查。[137]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辽史》没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宫廷的反应。
与此同时，宋朝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们首先剥夺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有称号，给他当头一俸，而且中止了党项人赖以繁荣的边界贸易。宋与党项新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到1040年边界摩擦逐步升级为全面战争。战争状态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044年，才由一系列谈判所打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宋朝军队还是接连遭受惨败，党项人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这一冲突的初始阶段，辽廷没有介入，它接受了双方派出的大使，每一方都告之其在战争中的进展。然而，宋朝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不久就明朗了，而且，在1042年宋朝遭受极为惨重的失败后，契丹决定向其施加压力，以求取得宋对长期有争议的关南地区的领土让步。这一外交压力导致了和平解决。1042年，契丹以增加来自宋廷的银10两、绢10万匹为条件，放弃了领土要求。条约肯定了1005年所建立的“兄弟关系”，而且可能契丹还答应宋朝，他们将努力说服元昊与宋朝签订和约。宋朝认为西夏和辽会成为亲密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只是大而无当的虚构：当1043年元昊请求辽朝同他一道进攻宋朝时，兴宗拒绝了他，而且，西夏与契丹之间的裂痕也开始逐渐扩大。
元昊暂时表示愿意与宋朝签订和约，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认为是无礼的。谈判拖延了两年，当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已爆发了敌对行为而且首批契丹讨伐军队在1044年被击败后，谈判才最后达成协议。
由于生活在辽朝边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民叛乱并逃入西夏领土避难，过去的同盟之间于1044年初夏爆发了战争。辽朝指责李元昊煽动了这些部落叛乱，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自己在西夏边界设防和禁止部民们所依赖的马市而引起了麻烦。当叛乱在1044年被粉碎后，辽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讨伐军进入西夏领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与西夏谈判的机会。在西夏统治者接受作为宋朝藩属地位的条件下，于1044年冬天与西夏签订了一项条约。作为回报，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类似于辽的岁币，虽然数量较少：每年银7.2万两和绢15. 3万匹，外加大量的茶叶。边界贸易仍定期举行，市场对党项人开放。但是条约有一个重大缺陷：它不像与辽朝所签订的条约，没有能够划定两国的边界，因而，在以后的70年里，不断发生边界争端和爆发战争。
虽然宋朝利用了契丹与西夏爆发战争这一时机，但契丹1044年的入侵并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惨败告终并且丧失两名契丹统帅后，边界又集结了大军。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被授予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以发动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节，甚至亲自来与辽朝皇帝和谈。但是兴宗的顾问们自信能取胜，所以他们劝说皇帝拒绝求和，而在战场上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辽军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贺兰山脉的一次激战中被彻底击溃。许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内弟被党项人俘虏。于是兴宗被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议，恢复了和平。
失败使皇帝及其宫廷十分沮丧。1048年，随着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传给了一个婴儿，党项宫廷由于一次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复仇的机会，1049年秋天，一支辽朝大军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进。兴宗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由于缺少喂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撤军。皇帝的内弟萧惠率领的另一支军队沿黄河向南前进，由一支船队和补给船支援，但遭到伏击而大败，损失惨重，萧惠几乎丧命。第三支军队则取得小胜。它洗劫了元昊在贺兰山脉为其宠妃建立的一所离宫，年轻的遗孀和几名党项高级官员家属被俘，但这对其他地区的严重损失来说只是小小的安慰而已。
1050年的第二次战争则更成功一些。辽朝军队劫掠了西夏的乡村并且接受了一位党项将领的投降。西夏襁褓皇帝的母亲向辽廷求和，请求恢复朝贡关系，并于1050年向辽派出了一名正式贡使。但数年之后双方才最后达成协议。辽朝最终放弃了遣返1044年叛乱的党项部民的要求，作为补偿交换，党项人同意交纳年贡。辽朝留下了元昊的遗孀 而归还了一个被攻占的边界要塞。1053年，和平关系最终得以恢复，但两国的关系在几十年中依然极其冷淡。
道宗朝
1055年，只有39岁的兴宗病倒并死于一次他的经常性巡幸中。他留下了一个与主要邻国保持和平的帝国。在前几年，他应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了高丽王储一个显赫的官职。西夏国王派出使节请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联姻，并进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年初，兴宗接待了宋朝来的例行使节，后者馈赠他两头驯象，他还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节。
就国内而言，兴宗时的帝国也是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虽然他与他的母亲皇太后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曾被封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长期盘踞着南京留守的位置，并刚有了一个儿子。[138]
兴宗的皇位由其长子耶律洪基（1032——1101年，契丹名为涅邻或查剌，庙号道宗）继承。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与他的父亲一起理政，处理政府的例行事务。[139]兴宗显然打算他的儿子不仅应当继承皇位，而且当他在位时，就应当做好统治的准备。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向他的宫廷颁布了一道谦虚和安抚性的剌令，而且开始了一轮复杂的仪式和对各个祖先陵墓与祠堂进行祭祀。按照惯例，与高丽、西夏和宋互派了使节。从宋朝来的使节之一就是著名的学者与史学家欧阳修。这样，道宗的父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
皇位继承并没有立即产生纠纷。钦哀皇太后仍对1035年兴宗把她从政治统治地位中驱逐出去耿耿于怀；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没有能够哪怕是假装去哀悼他，她教训兴宗悲痛欲绝的孀妻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仅仅在一年之前，她告诉一名宋朝使节说，她赞成兄终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继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袭继承。[140]她显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后者的称号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对皇位的隐含要求，而她在兴宗在位时已曾经密谋使他登位。
兴宗本人显然已意识到重元继承皇位的危险性。1054年，他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141]但无论如何，皇太后没有采取行动，即使她的兄弟与亲戚们占据着高位并且自然能够影响皇位继承。重元被授予新的荣誉皇太叔和独一无二的个人特权。皇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礼节。但是，在被授予这些不同寻常的荣誉后，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义下统治其民。钦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而道宗的母亲仁懿后则成为皇太后。[142]重元于1056年被任命为统帅（于越），而太皇太后则于1058年底病倒并死去。[143]
在道宗朝初期，萧革[144]和萧阿剌[145]两人在宫廷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后者是萧孝穆的儿子，所以仍是极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员。萧阿剌在宫廷中长大，早就是兴宗的一位密友，在兴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东京留守。道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所以他就同投机者萧革在宫廷中分享了权力。不久，二人发生了争吵。大约1059年，萧阿剌请求致仕，但却被宫廷派出任东京留守。1061年，他于一次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时回到宫廷，[146]并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严厉而有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直指的萧革，向皇帝进谗言中伤阿剌，尽管皇太后为其求情，皇帝还是下令谥杀了萧阿剌。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147]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穿戴中国宫廷服装。[148]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149] 1059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150]以及五京和黄龙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151]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国学府（国子监）外[152]，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国学府[153]，并最终下令举行仪式祭祀儒教先圣先师。[154]
皇帝亲自参与处理有关考试制度的事务。1070年设立了一种新的、被称为“贤良科”的特殊宫廷考试，参加者必须呈交10万字的作品。[155] 1072年，道宗亲自为进士科和贤良科的宫廷考试出题。[156]
对辽朝契丹族臣民采用汉式法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道宗朝初期又一次表面化。1058年，道宗下诏部落审判官（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复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157]部落审判又一次被置于地方政府的汉式法律审查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重元在1044年的类似场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进行过请求，这完全可能构成一次反对汉人的本民族保护主义的派系斗争，从而导致了他在1063年图谋发动政变。
1063年重元的叛乱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混乱、支离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158]，它表明重元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儿子涅鲁古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拥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被卷入了这次阴谋，他的儿子已于1061年被任命为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人中主要有圣宗的孙子耶律贴不和圣宗与钦哀后的女儿严母堇当时的丈夫萧胡睹。萧胡睹为同知北院枢密事。[159]
涅鲁古最初打算让其父亲装病，这样皇帝就会前来探望，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刺杀道宗。当1063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行猎时，谋叛者们抓住了机会。他们率领一支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帝与他的营帐。道宗起初不相信发生了叛乱，虽然皇太后已经提前得到了一个耶律氏的忠实成员所发出的警告。[160]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战中，道宗受了伤，自己的马也被击中。一些忠实的仆人救了他，他的母亲皇太后则指挥部分卫队帮助他击退了进攻者。涅鲁古在最初的进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谋者之一、皇帝的一名侍从耶律撒剌竹，率领着一群心怀不满的猎手去支援叛军，但是叛军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死了，而且他们令人不解地使自己错过了攻占皇帝营帐的最佳时机。虽然在天刚破晓而且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他们宣布重元为皇帝，但他们还是完全被打败了。重元向北逃窜，他对听从儿子的计划并陷入毁灭而深感痛苦，并在荒野中自杀身亡。[161]在战役中负伤的萧胡睹也逃走并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当得知重元失败的消息之后，他率领一支奚人军队进入都城并武装起来，图谋参加叛乱。但他的副手召集汉人军队进行抵抗，当皇帝的紧急旨意到达时，他逮捕并处死了耶律明。叛乱时被派往宋朝宫廷的一批使节也牵涉进了这次阴谋，当他们一回到辽朝领土，就被逮捕并被解往都城处死。
比较清楚的是，这不仅仅是由皇室敌对成员或只是由于皇室不和所再次引发的另一个夺取权力的投机尝试。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权势的人物策划的范围广范的阴谋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说出他们的确切目的是不可能的，但估计最可能的是他们叛乱是为了阻止对契丹游牧部落贵族利益的进一步侵犯。不管叛乱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所有的阴谋者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处死，其中包括萧革，他的儿子娶了重元的女儿。在各最高机构的掌权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并不是道宗漫长而大体和平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皇族间的最严重的事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团的统治
甚至在重元叛乱之前，辽廷的权力已经逐渐转入了以耶律乙辛（死于1083年，契丹名胡睹衮）[162]为首的一群官员手中。作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员，乙辛从一个贫穷的青年成长为兴宗手下的一名宫廷侍者，而且，在那个时代的晚期成为一名护卫太保。道宗时，他得到进一步的恩宠，于1059年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久，于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权力的迅速上升与萧姓后族幼支家长氏族（少父帐）的衰落相一致，后者自从萧排押于1005年成为北府宰相以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官职后来几乎被幼支家长氏族的成员所把持，而且在兴宗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得到了钦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年她的去世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真正结束，虽然这一支的个别成员继续占据着高位。
在重元叛乱不久前，乙辛已巩固了与另一位强人的个人联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年，契丹名查剌），[163]他在1042年与宋谈判期间曾达到顶峰。仁先长期以来是重元及其集团的主要对手，重元在1060年试图策划通过任命他为麻烦的西北边界地区的西北路招讨使而把他从都城调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宫廷自由行动。乙辛通过向道宗恳求而成功地挫败了这一计划，后来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乱时发挥了关键作用。[164]平定叛乱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同控制了北枢密院；1065年，仁先被封为于越。
在以后的15年里，乙辛支配着宫廷和皇帝。他的公认对他有敌意的传记显示，虽然他在逐渐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机者，他挑选不中用的和腐败的人任职，接受贿赂，而且允许军队恣意妄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绝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试图限制他的一些更加专横行为的耶律仁先，也发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而自愿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职位。在那里，仁先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模范统治者。[165]
要勾勒出乙辛统治时期的公正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一时期的史料对他及其拥护者们怀有刻毒的敌意。在《辽史》中，他和他的集团被列入特殊的“奸臣”下的一组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166]但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孙子与继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编写的《实录》为基础的，[167]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并咒骂他的人格。显然，乙辛的统治是唤起强烈情绪的一段插曲，在进入12世纪时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权并不意味着自圣宗时代起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赞成汉化的趋势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者中断，也不意味着鼓吹中央集权、赞成汉化者与引起重元之乱的“本土保护主义者”、赞成契丹利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的结束。然而，在道宗统治时期，这些冲突势力并没有导致形成不同种族构成的宗派集团。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汉人，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要想发现引起宫廷分裂的个人间仇恨与联合的真正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皇帝本人与这些政治斗争保持着一段距离，而且还很愚蠢、多疑和易受别人影响，他总是随时留心所谓不忠诚的造谣中伤。他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权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式人物：在1064年他下令搜集帝国书库所缺的书籍[168]，而且他继续热心于考试制度，考试在这些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还显示了对历史的兴趣。在1074年，政府颁行了《史记》和《汉书》[169]，大约就在这时建立了为辽朝编纂国史的机构，这一机构在1085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实录。[170]皇帝征召杰出的学者前来讲解各种经典，他自己也写诗和散文。他还继续尊奉佛教[171]，有时候，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反对，广施恩惠给各种僧侣，皇后也是如此。[172]
然而，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乱失败后并没有衰退，契丹贵族阶层也并没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员倚仗权势，欺压百姓。[173]道宗也被迫采取措施抚慰契丹势力。例如，在1067年，虽然道宗当时正全神贯注于佛教研究，但他还是举行了传统的“再生”礼，以再现其作为契丹民族领袖的正统性。[174]
对汉人，开始实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加以限制。1070年，他们被禁止从事狩猎，因为这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175] 1064年，禁止私人出版书籍[176]，这一措施只能对汉人精英聚集的地区产生影响。在1063年[177]、1064年[178]和1070年[179]，禁止贩卖金属，特别是禁止向西夏贩卖铜；禁止向曾经惹麻烦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鹘人贩卖铁[180]。1064年颁布禁令，作为针对富人的节俭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产御用彩缎。[181]
最后在1070年，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乙辛和耶律苏再一次更定法律。[182]这次修改废弃了制定一部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受汉人模式强烈影响的法典的早期尝试。新法律试图划定和保存契丹与汉人风俗的传统区别。最终成书的法典几乎是1036年《新定条制》的两倍，而在1075年到1085年间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直到法典扩大到一千多条。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规定的，试图把汉人和契丹习惯法汇集在单独的一部法典中，它们是如此的庞杂而且远离具体执行的步调，以致被证实是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终在1089年被废弃，而1036年的法典得以恢复，由此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灭亡。[183]
另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征兆是在1074年，当时博学的官员耶律庶箴（死于1082年）建议在契丹诸部推广汉式姓氏，这意味着采取外族通婚的汉式原则。但是皇帝立刻回绝了这一建议，他宣称“旧制不可遽厘”[184]。
很显然，契丹与汉人之间，或许是中央集权与赞成部落利益之间的区别与紧张状态继续影响着政治，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汉化措施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自然灾害
在道宗统治时期经常影响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然灾害和饥馑的经常性威胁。从1065年直到道宗统治时代末期，很少有一年辽帝国的某一地区不遭受某种自然灾害。[185]最初这些灾害主要影响南部农业地区；后来，在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游牧地区似乎也受害很大。这些灾害通常被记录下来，既因为需要对当地人口进行救济，又因为它们曾迫使政府准许免除税收。政府必须经常丧失国库收入，而且要面临提供救济的巨大开支。此外，还有普遍的苦难和有关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和流民的奏报。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少。甚至当机会出现时，像在1074年东京道发生的灾难性洪灾之后，政府曾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却被借口“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而遭到反对。[186]
对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给予任何准确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这一时期辽朝的人口，而这在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则是可能的，那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生存危机正在形成。当然，宋朝在中国北部地区也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影响整个地区的破坏性蝗灾。然而，有一次灾害非常残酷地袭击了游牧人口。在1082年到1083年的严冬，一次罕见的大雪冻死了大量的牲畜与马匹（史书记载其数量占60%或70%，也许是夸大），而这是游牧地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87]
处死皇后和谋害皇太子
1072年，惟一能在各个方面与乙辛相匹敌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年，皇太子濬（1058——1077年，契丹名耶鲁斡，死后称为顺宗，虽然他从未登基）开始参与宫廷事务而且被授权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务。他既是一名骑射绝人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年轻人。[188]耶律乙辛觉察到濬对皇帝的支配和影响已对自己形成一个潜在威胁。作为首要步骤，他决定首先除掉这位皇子的母亲宣懿皇后。[189]
1075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诗人与音乐家，遭到一名宫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诬告，说她与侍从左右的伶官赵惟一通奸。耶律乙辛将这一诽谤上告皇帝，虽然赵惟一甚至在严刑之下也坚决否认这一指控，但乙辛与他的盟友、博学的汉人学者张孝杰显然捏造了一些据说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情诗作为证据。赵与他的全族被处死。皇后被赐死，她的尸体用席子裹着送回娘家，当众以示羞辱。[190]
除掉皇后以后，乙辛以他的一个亲信萧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这个女人通常以她后来的称号惠妃被提及[191]，她被推荐给道宗且被带进皇宫。1076年，乙辛的另一个敌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后的几天内，新配偶惠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192]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宫廷中直接为其施加影响，且保证他家族的前途，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他的一个儿子。[193]
由于宣懿皇后与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对付皇太子。皇太子由于其母被杀，发誓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他已获得宫廷中许多人及百姓的同情，他们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处死的。她自杀后不久，乙辛逃过了一次刺杀他的拙劣企图[194]，而且确知一旦皇太子继承皇位，他和他的同党将会很快被法办。
乙辛再一次诉诸诬陷与诡计。1077年五月，他上奏皇帝进行诬告，声称一些都是他的政敌的官员们密谋废黜道宗而拥立皇太子来取代皇位。虽然为了慎重起见，皇帝把被控告的官员委派到地方上去，但他发现控告不实。于是乙辛唆使一些宫廷低级官员伪称他们参加了这一阴谋，以使这一案件重新审理。虽然皇太子甚至被乙辛的同党毒打和讯问，但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指出无论如何他最终会继承皇位，所以他不会僭越。审问者们篡改了证词而宣称他已认罪。皇帝被激怒了，废皇太子为庶人，并把他送到上京监禁起来。不久，乙辛派密使杀死了他，并指使上京留守上报说他已病死。与此同时，道宗对他在情绪激动时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并想征召皇太子的遗孀到宫廷；乙辛害怕真情由此会全部败露，派人也将她杀死。[195]
乙辛暂时安全并保住了他的地位。他不但除掉了他的主要权力竞争对手，而且成功地使他的许多政敌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清洗中被处死。他自己的同党被提升和表彰，提供假证以重新审理案件的宫廷侍者甚至与皇室公主结了婚。
乙辛的覆灭
然而，乙辛的命运依然依赖于他带进宫中的新皇后。他自然期望在适当的时候她会生育一位他可以支配的皇室继承人。但是皇后一直没有生育。在绝望中，乙辛让皇后的妹妹与自己的儿子离异，接入皇宫。但是她也没能生出任何孩子。对乙辛极为不利的是，皇太子留下了一个生于1072年或1075年的儿子（延禧，1072——1128年，契丹名阿果，后为天祚皇帝，1101——1125年在位，无庙号）。[196]由于皇帝必须决定一位继承人，所以在萧兀纳的强烈要求下，他选择了这个孙子。同时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他是道宗的弟弟和鲁斡之子，他的侄子淳（1063——1122年，契丹名涅里，在1122年曾作为北辽皇帝统治过数月，死后称为宣宗）。[197]
这位小继承人是乙辛实现野心的障碍。1079年，当皇帝欲赴冬捺钵狩猎时，乙辛要求把小皇孙留在都城。几位敌视乙辛的廷臣立刻确信他计划谋害皇孙，声言皇孙将会被置于危险之地，并自愿留下来保护他。皇帝最终被说服带着孩子同行。[198]
这一事件似乎最终使皇帝清醒地认识到了乙辛的邪恶与野心本质。于是，在1080年，乙辛的贵族等级被贬；最高官职被剥夺，并被贬逐到兴中府任职。然而，他已来日无多，1081年冬天，他因与外国交易违禁物品的罪名被判以死罪。由于他的极高地位，他的一个同党使死刑得以减轻，被流放于今山海关北面海边的来州。[199]后来，乙辛被控告私藏武器和盔甲以及阴谋叛逃宋朝，终于被处死。[200]
随着乙辛的灭亡，曾经支持过他的整个腐败集团也瓦解了，他们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萧余里也和耶律孝杰。
耶律孝杰与乙辛集团中大多数的腐朽与堕落的契丹贵族有很大的不同。起先，耶律孝杰是一位出身于汉人家庭的贫穷学者，名叫张孝杰，他于10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进士考试。他在官府中一直稳步升迁，直到11世纪60年代初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并成为北府宰相。由于在皇后的覆灭中他扮演了邪恶的角色，所以皇后自杀后，他被赐予国姓。乙辛失势后，以贪得无厌和公开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耶律孝杰，于1080年以非法动用官府款项的罪名被贬为地方官。1081年他被废为庶人。然而，后来他被允许返回都城，而且在11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时候平静地死去。
当乙辛被流放时，新皇后也被驱逐，贬为惠妃并被从皇宫流放去守皇陵乾陵。[201]她的妹妹从皇宫中被驱除并遣送回家。[202]然而，皇帝并没有为乙辛阴谋的不幸牺牲者恢复名誉。直到1101年天祚帝即位后，皇后才被重新安葬于皇陵并追加谥号。皇太子则较为幸运些。1083年，道宗恢复了他的身份，追谥他为昭怀太子，并且在玉峰山完全以皇帝的礼仪重新安葬。[203]但是被清洗的贵族和高官依然没有被恢复名誉，那些已被流放的人仍然在受苦。道宗并没有对那些曾经引起他疑心与发怒的人宽宏大量。
耶律乙辛覆灭后的道宗时代后期，相对来说平安无事。道宗此刻已经是一位老人（他在1082年已50岁），而活跃与迁徙的契丹生活方式甚至对一位皇帝来说也是紧张而苛刻的。他的先人只有一个活过60岁。然而，皇帝继续对知识与宗教感兴趣，学者们被征召来阐述各种儒教经典，僧侣也被征召来讲解佛教经文。1090年，一位宋朝使节详细评论了道宗对佛教僧侣们的慷慨布施及佛教在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的影响。[204]可是，道宗越来越疏懒于政务。一件轶事告诉我们，在他时代的后期，他甚至以候选人掷骰子的方式来选拔高官；以至后来编纂皇朝实录的史学家本人说自己也曾通过这种方式被选中。[205]
从11世纪80年代起，皇孙耶律延禧，当时的燕国王，被谨慎地推举继承帝位。1086年道宗向这位年轻的燕国王庄严地展示了先帝太祖和太宗所使用的铠甲和武器，并向他叙述了创业征伐的艰难。几个星期后，燕国王举行了“再生”礼；这是他被选定为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标志。[206]1088年，他被任命为一系列机构的首脑，以便在政府中进行训练。同年他结了婚[207]，而且在1089年和1093年相继有了两个儿子[208]，这是世袭的进一步保证。
乙辛及其集团的覆灭并没有带来政策上的任何明显改变。在乙辛时开始的法典契丹化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而在1085年又进行了更多的修改，但这些都被证实在执行时是行不通的。[209] 1090年，整个新法律体系被放弃，1034年的法律得以恢复。在其他方面，这20年的历史记载，除了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准许免税和进行赈济外，很少有行政措施的著录。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必须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诸大国的关系总的说来仍保持着和平。1074年与宋曾有过一次麻烦的边界划界危机，但经过漫长的谈判后，这一问题于1076年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地解决。[210]条约自身仍然有效，而且继续定期互派使节。对西夏和高丽的关系也是如此：1078年高丽国王请求割予鸭绿江以东的领土，但被拒绝，且没有引起两国关系的任何中断。[211]
道宗的真正问题是与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诸游牧民族的关系。辽朝的部落边疆从没有被清晰地划定，它构成一个地区，这一地区由分裂而不稳定的诸游牧群体居住，他们分散地臣服于辽朝宫廷。常常是同一民族的一些组成部分被吸收进辽帝国的部落单位，而他们的其他亲属却生活在边界之外。由于部落群体的结合、分裂和变化无常，故而形势总是容易发生变化。对于两个民族来说，这一情况显得特别复杂：一是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的女真，二是生活在蒙古腹地鄂尔浑河与色愣格河流域的阻卜诸部落。
阻卜战争，1092——1102年
阻卜是与塔塔儿人（鞑靼，达旦）同种或者有密切联系的一支蒙古人。[212]同建立王朝前的契丹人一样，他们是一个包含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当必要时，这些部落会联合在一起，而后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辽朝把他们列为属民，而他们则非常规矩地来朝呈送贡品。他们中的一些部落生活在辽朝境内，甚至有些效力于某个皇室斡鲁朵。然而，他们非常桀鹜不驯，契丹人无论何时想要向西北扩张，他们都非常猛烈地对其进行抵抗。在进入11世纪时，辽朝与阻卜已开始有巨大的麻烦：在997——1000年、1007年、1012——1023年和1027年爆发了数次战争，这些战争几乎都与契丹向今甘肃的回鹘人控制地区扩张同时。1069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阻卜叛乱，后被耶律仁先平息下去。自此，友好关系又得以恢复，1086年阻卜首领来朝，道宗命令年轻的皇孙延禧以未来盟友的身份与之结交。
1089年，阻卜受到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磨古斯的领导。1092年，契丹在蒙古边界进攻了一些他们的邻部，而在这次冲突中，阻卜也卷了进去。1093年，在磨古斯的率领下，他们沿辽朝西北边界发动了一系列的猛烈进攻，驱散了许多在那儿放牧的契丹马群。其他一些部落也加入了他们的叛乱，其中包括生活在呼伦诺尔（今黑龙江西部）周围的敌烈，他们以前曾于1073年发动过叛乱。阻卜的入侵对契丹的牧区是一个严重威胁，朝廷把镇压的任务交给了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经过八年不断的残酷战争，他终于收复了辽朝的牧场并迫使阻卜臣服。1100年春天，磨古斯被俘并被送到京城，在那儿，他被凌迟处死。但是战争依然冗长乏味地拖延下去。到这一年年底，斡特剌又与西北其他部落开战，直到1102年他镇压了这些叛乱并击退阻卜新的一次入侵，和平才得以恢复。
虽然这次战争是契丹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但道宗的时代毕竟以胜利而告终。当他于1101年去世时，他的帝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稳固和国内和平，并享受着周边民族对它的尊敬。
天祚帝朝与辽的衰落
皇位继承顺利进行：皇太孙延禧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公布了一个新的年号，而且按惯例颁布了大赦。他立刻着手对导致他祖母和双亲之死的乙辛及其同党进行死后报复。乙辛及其同党的坟墓被掘开，他们的尸体被损毁，他们死后追封的官职与称号被剥夺，他们所有的家庭财产被没收并被分发给遇害者的家属。他们所诬告的受害者们被恢复官职和贵族头衔，并把没收的财产返还其家属，那些被长期流放的人也被召回宫廷。被错误地强迫自杀的皇后的遗体被重新埋葬在已故皇帝的陵墓。新皇帝的父亲，即被谋杀的皇太子，就像他曾真正作为君主进行过统治那样，被追加了庙号。
发泄完他被压抑的仇恨后，新皇帝似乎陷入了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无所作为可能仅仅是由于史料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天祚帝统治时期的实录没有编纂，而《辽史·本纪》对他在位头十年的记载，则简直如同他远征出猎与巡游帝国时一鳞半爪的行程记，再穿插上对周边民族使节的接待。[213]对自然灾害的上报依然不时地出现，而在1105年天祚帝还微服出行，巡视百姓疾苦。但他被严厉地指责为游畋无度，尤其是专横、行暴和为人残忍。[214]几乎没有国内政策决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仅是1105年出身商人家庭的人员被禁止参加进士考试，这是对古老的中国社会惯例的一个相当奇怪与过时的采纳，这与契丹人的传统是非常不相称的，它显示出中国观念渗透进政府的程度。
在1103年到1105年之间，西夏不断派出使节请求帮助解决他们与宋朝的麻烦，而在1105年的某一时候，他们请求契丹去进攻宋朝。辽廷明智地予以拒绝，但却通过一次联姻巩固了与西夏关系。它还派出一名使节到宋廷要求停止对西夏的进攻，并归还他们已经夺取的西夏领土。
与女真的战争
直到1112年，契丹国家仍然表面安定。天祚帝成功地阻止了使辽陷入与宋和西夏争执的企图，阻卜已恢复了忠诚并于1006年、1110年和1112年派来了使节，与高丽的关系也仍保持和睦。冬末，皇室一行按惯例到今哈尔滨偏西的混同江（今松花江）进行季节性垂钓远行。在这里，又根据惯例，包括从东北东部的“生”女真在内的东北部落诸首领前来效忠。在皇帝营帐内招待他们的“头鱼宴”上，首领们被命令依次起舞，以作为臣服的一个象征。当轮到他们中的那位阿骨打时，他拒绝这样做，甚至被命令再三也是如此。由于他的故意挑衅性行为，天祚帝想要处死他，并看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权臣萧奉先劝阻了他，他对阿骨打可能产生的危害嗤之以鼻。这将被证明是导致王朝终结的一次致命失误和决定。
女真是一个通古斯民族，其部落分散居住在东北地区东部的宽阔地带，从高丽在鸭绿江流域的北部边界，穿过今天吉林和黑龙江东部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译者注：即海参崴）以北的原苏联滨海省一直向北延伸（第三章概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他们从阿保机上台特别是从渤海被征服以来就同契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10世纪已足够强大，以致宋朝认为他们是反对辽朝的一个潜在同盟，而他们也已经不时地给辽和高丽制造严重的麻烦。11世纪末，他们被辽朝统治者长期分为三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们是10世纪被契丹所俘获的部落后裔，被安置在辽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再往北在吉林省东部生活着“顺”女真，他们被当作一支附属民族，与朝廷有着密切与定期的联系。但是最庞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们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的东部山区。他们是辽廷名义上的属民，但不易真正控制。这些群落中的每一支又分裂成许多部落与氏族组织，他们不但以小农定居形式生活，而且也从事打猎、诱捕和放牧牲畜的生活。
在整个11世纪，“生”女真诸部的一支完颜部逐渐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治并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廷承认了完颜氏为女真的首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阿骨打是完颜氏的一个杰出的首领，虽然在1112年他还不是他们的总首领。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女真人非常痛恨辽朝在主要的边界贸易城市宁江州的地方官员经常欺诈他们的行径。他们指责辽朝使者的傲慢自负，这些使者在通过女真人的领土时，奸淫妇女并殴打村里的长者。而且他们厌恶他们的传统义务，即向辽朝皇帝进贡名叫海东青的特殊鹰隼，海东青生长在沿海地区，为了猎取它们，女真人经常不得不打开一条穿过他们的邻部五国部领土的出路。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以继承他的哥哥乌雅束（1103——1113年在位），并被辽廷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立即开始骚扰辽朝，他提出了几年来积淤心中的不满：即阿竦的问题。阿竦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完颜氏的霸权并在辽朝境内避难。阿骨打多次徒劳地要求将他遣返，并开始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在1114年晚秋，由于阿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廷拒绝，他进攻了宁江州，宁江州是主要的边界贸易点和辽朝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入侵者，虽然他从东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军队去援助他们。这一有限的军队完全被击败，辽朝低估了女真的力量与凶猛。1114年十月，天祚帝征集了由精选的契丹人和奚人组成的一支军队，由他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指挥，但是这支军队也在松花江令人吃惊地失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萧嗣先尽管无能，但逃脱了惩罚，这更使契丹将领们的士气低落。到当年年底，宁江州附近的几个边界州县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邻近部落也加入了他们。
1115年初，天祚帝转而求助于外交手段，派出使节与阿骨打开始和平谈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绝了从辽廷来的信件，因其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头衔。而且他继续要求遣返阿竦并从黄龙府撤回辽朝的驻军，黄龙府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边界战斗在整个1115年连续不断，而女真通常占上风。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准备新一回合的战争。
1115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结起一支自己亲自指挥的庞大军队。九月，在天祚帝能使这支军队发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经占领了黄龙府这一辽朝最东面的主要军事前哨基地。而后，当天祚帝最终于1115年冬天越过松花江进入女真领土时，他的讨伐性战争被一次阴谋暗中破坏了。这次阴谋是要废黜他，拥立他的叔父亲王淳（1062——1122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庙号为宣宗）为皇帝。
耶律章奴叛乱与渤海人起义
阴谋者们在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的领导之下，他是一名不满天祚帝统治的皇室成员。他与亲王淳的妻子和儿子串通一气，并说服其他官员加入这一阴谋。叛乱者们离开了远征军向上京进军，他们派人通知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亲王淳，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位亲王很犹豫，因为他知道许多杰出的和强有力的贵族成员仍然支持皇帝。当从天祚帝处派来的使者吩咐他对叛乱者采取预防措施时，亲王决定借机保持忠诚。他将章奴的使者斩首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皇帝处。
然而，叛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叛乱者们穿过契丹乡村进军，进行劫掠并集结支持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攻占上京，而且当他们进攻帝国在木叶山脉的冬捺钵时，被一小支忠于辽朝的女真军队击败。二百多名有罪的贵族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没为奴。耶律章奴在伪装成一名使节并企图逃到女真人处时被抓获，后来他被腰斩为两截。他的肢体被分送到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潜在背叛者气馁。
虽然亲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并没有以不忠于其侄子与君主的罪名而受到控告，但这次叛乱并不仅仅是一群契丹贵族企图把摇摇欲坠的帝国从天祚帝无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因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乱的领导者们都与亲王淳有着血缘或姻亲方面的密切联系，叛乱也许可以假定为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另一次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为皇位竞争者并不是第一次了。40年前，在耶律乙辛派人谋杀了天祚帝的父亲后，他曾徒劳地倡议亲王淳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当乙辛下台时，亲王淳也失宠并被从宫廷流放。虽然章奴的叛乱失败了，但是，这仍然加强了亲王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天祚帝授予他秦晋国王的封号并任命他为辽朝军队的统帅，委托他指挥对女真人进行防御作战。
章奴叛乱及先前1115年失败的影响立即可以感觉得到。战争波及邻近的渤海地区，那里总是遍布着不满情绪，而且前些年曾发生过一次小叛乱。1116年初东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杀，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员宣布自己为新国家大元[215]的皇帝并向阿骨打请求援助以对付辽朝讨伐军队。女真人的援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辽军，但接着就转而进攻渤海叛乱者，并在五月份杀死了高永昌。结果，辽河以东五十多个州的全部地区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这使整个战略形式改变为对女真人有利。现在战争不再局限于遥远和相对不重要的边界地区，而是威胁着辽帝国的心脏。大批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丽定居下来（见地图8）。
地图8 辽的崩溃与金的入侵，1117——1124年
预料到女真人会向西进军，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亲王淳从南京道与西京道和渤海地区的难民中征募由精锐士兵组成的一支新军。然而，由他征募来的“怨军”2万人对平民的破坏远远大于敌人，而且到处士气低落。在南部地区的汉人中间爆发了叛乱。[216]当女真人在1117年初进攻松花江上的春州时，东北部的军队甚至不战自溃。当年年底，女真人越过辽河，在战斗中击溃了亲王淳的新军，并占领了辽河西面的几个州。阿骨打采用了一个新的帝王称号并宣布他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产的和平谈判，1118——1120年
在这紧要关头，双方突然停止了敌对行为。1118年初，天祚帝发起和平谈判，在两年中双方互派使节。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还不准备消灭辽国，但他要求辽廷册封他为大金国皇帝。援引澶渊和约的先例，他进一步要求辽朝皇帝称呼他为兄长，并要求众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质，交纳绢银为岁币，正式割让上京、中京和兴中府三路地区。这将使辽仅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区而剥夺他们的部落故土。后来在1118年末阿骨打稍微放宽了这些要求，但辽廷仍然在他的条件面前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绝境。他们保有的领土在1118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饥荒，而且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叛乱与不断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开始叛乱。
阿骨打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国内问题。虽然他的最初胜利意想不到的容易，但他的战争肯定加剧了女真人资源供应的紧张。再者，控制新征服的领土已证明远非易事。1119年初，在东京爆发了一次反对金朝占领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秩序得以恢复。1118年底，辽廷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但是阿骨打对于这一称号和册封文书的语言，以受到羞辱为理由而加以反对，故而他在1119年夏季愤怒地拒绝了求和。1120年三月，他终于不耐烦地打破和谈。敌对状态又恢复了。
重新开战，1120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标是上京，并于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举显示他给予这个衰老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决心。上京位于辽朝的心脏地带，是契丹人传统的牧区，虽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与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识形态与礼仪的中心。契丹人的圣地，如圣木叶山，就位于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洗劫并破坏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达到主要目的后，阿骨打由于夏季的酷热和远离他的本土基地而暂时停止了攻势，但辽朝并没有利用这一喘息时间组织起它的防御。在那年的秋季，天祚帝同往常一样行猎。士气低落的宫廷又一次为国内纠纷所动摇。辽帝国一些最强有力的人已对天祚帝的自我放纵、依靠佞幸与谄媚、司法专横、无休止地征用人力以及对钱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厌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满他的宠臣萧奉先阻止皇帝听从他们的建议，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势是如何真正令人绝望。1121年春天，天祚帝的第二位妻子、晋王的母亲文妃与她的妹夫耶律余睹将军密谋废黜皇帝，而拥立她自己的儿子代替他。这一密谋被皇帝的宠臣萧奉先揭发，他是与之竞争的皇妃元妃的哥哥，他希望确保她的一个儿子继承皇位。文妃被迫自杀，而其他密谋者则被处死。她的儿子晋王，由于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极高的希望，故被免死。主要的密谋者耶律余睹同他的家眷和追随者逃走了，五月份，余睹叛投了女真人，后者当然乐于接受他。他获准仍然指挥他的军队，而且在1121——1122年冬季率领一支女真军队去进攻中京。中京及其周围地区于1122年一月陷入女真人之手。
此时，天祚帝正在南京或其附近。留下亲王淳指挥南京道后，他抛弃其宫廷并准备一次远离推进中的女真人的大溃逃，首先是向西北穿过居庸关进入西京道。萧奉先仍然决心确保他外甥继承皇位，故而对皇帝说，耶律余睹和他的女真同盟已决心消灭他而拥立晋王。皇帝立即命令这位不幸的皇子自杀。此后不久，天祚帝终于对萧奉先的操纵感到厌烦，并迫令他自杀。
在以后的三年中，天祚帝总是成功地在追踪者到来之前逃脱。在离开南京的四个月中，他已后退到沿辽——西夏边界的河套以北的险峻难达的阴山山脉。在那里，他试图从各地部落中征募新的军队。紧跟其后，女真人于1122年三月占领了西京，但并没能在整个西京道建立稳固的统治。再者，党项人由于害怕他们自己的边境遭到入侵，转而开始支持辽朝皇帝并派出军队阻挡女真人向西进军。阿骨打于是从东北赶来，不久在西夏边境击败了一支契丹——党项联军。为了排除天祚帝潜在的盟友，保障他们自己的有利形势，并阻止与党项人的进一步的联系，女真人迁走了许多西面部落并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兴安岭以东。天祚帝依然隐藏在阴山里，阿骨打转而向东去占领辽南京。
自天祚帝抛弃下属向西逃跑后，与宫廷的所有联系都被隔绝，南京的高级官员在奚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于1122年三月已宣布亲王淳为他们的新皇帝。这援引了当年安禄山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时唐肃宗夺取皇位的先例。天祚帝被降级为亲王头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追封庙号）。[217]辽帝国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权力，正如所述，被局限在极西的游牧部落地区。亲王淳控制的领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区，而且他统治的辽帝国已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汉人边界国家，它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曾经几乎完全由契丹游牧民组成的军队，现在也成为契丹和奚人指挥官率领下的由汉人军队和从东面来的难民组成的杂牌军队。为了补充这些不太可靠的部队，统帅耶律大石试图从契丹与奚人难民中征集一支新的部落军队。然而，这些征募来的军队处于如此穷困境地，以致他们被给予一个绰号“瘦军”。与其说他们是一股新生力量，还不如说成了南京道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
宋朝的卷入
宋朝对这些事件的卷入从几年前就开始了。早在1112年，宋廷即从一名叛国者事先得知了女真对辽的威胁。1117年，认识到契丹国家即将灭亡，宋朝在交易马匹的幌子下建立起与女真人的外交关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反辽联盟，并瓜分它的领土。[218]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并有潜在危险的步骤。不但朝廷违反了与一个强大的近邻国家所签订的神圣和约，这会丧失其他近邻国家的信任；而且打破保持宋朝一个多世纪安全的北部边界力量的平衡也是极冒风险的。宋廷认为这是收复937年丧失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的机会。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假象：事实证明阿骨打愿意归还给宋朝的只是燕（南京）及其所属六州。
此外，由于宋朝深深地陷入其他地区，所以它并不能立即介入。1107年后，与西夏的和平好不容易得以恢复。但在1114年，两国的外交关系又破裂，西夏侵入宋朝领土并围攻了定远。1115年宋朝用大军进行反攻，在制造了大规模的破坏后，却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战争一直拖延到1119年，大批宋朝军队被陷于西夏前线。到1119年，两军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宋廷才得以真正考虑进攻契丹。[219]但是，1120——1121年的浙江方腊起义，又分散了其注意力。[220]
只要女真人的进攻指向辽朝的部落地区与渤海地区，宋朝的利益就不会直接受到威胁。但是当1122年阿骨打开始进攻与宋朝自身疆界有六个州接界的西京及西京道时，宋朝突然感到震惊。由于他们在西夏边界以及在南方的军事困境，宋朝还没有进攻辽以支持女真人的战争，虽然他们已经准备着手做了。既然辽朝看起来已容易征服，所以开封的宋朝政权希望南京道剩下的官员和百姓会乐意向宋朝的一支入侵军队屈服。1122年春末，宋朝草草地征集起一支大军。在劝说辽廷投降的一次尝试失败后，初夏爆发了战斗。然而，由萧干和耶律大石率领的一小支契丹与奚人军队却不太费力地击退了宋朝的入侵。
最后的灾难
亲王淳成为皇帝仅仅三个月就死去了。他没有后嗣，而是遗命传位给秦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儿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时秦王正与他的父亲在西部躲藏。因此，亲王淳的妻子被推举为皇太后与摄政者[221]，但是她无力阻挡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绝望中，辽朝大部分汉人臣民此时都在寻找方法以挽救他们自身的生命，而与宋朝合作看起来是最诱人的选择。曾经帮助过拥立亲王淳为皇帝的李处温秘密主张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强迫他自杀并以叛国罪处死了他的儿子。而后在1122年秋末，她的主要将领之一郭药师和重要边界州城易州的指挥官高凤率领他们的军队叛投宋朝。听取了郭药师的建议后，宋朝的将领们又试图攻占南京。郭率领他的军队攻进城里，但他的宋朝盟军却没有能够挡住萧干率领下的一支忠实的契丹援军的到达，契丹援军几乎彻底消灭了入侵者。
宋朝对南京进攻的失败给了阿骨打亲自介入并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辽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劳地恳求他承认秦王作为他的属王，但阿骨打拒绝了，他确信辽朝的残存领土应由他来占领。1122年仲冬，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破居庸关并占领了南京。在金军到达之前，辽朝皇太后、契丹与奚人高级官员和许多非汉人百姓立即通过另一条道路逃离南京并向北进入奚人地区。[222]在那里，他们分为两部分。奚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奚人本土，在此处他于1123年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大奚王朝，并一直延续到五个月后他死于自己的军队之手。[223]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率领皇太后和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当他们终于在西夏边境附近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见到皇帝时，淳的不幸遗孀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大石虽然谴责天祚帝抛弃他的宫廷与都城，却得到了宽恕。天祚帝无法处死这样一位能干的将领，特别是他有7000名身经百战的战士跟随其左右。
1123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战役中被女真人俘获，女真人强迫他带路去袭击天祚帝的营帐，在那里他们几乎俘获了所有的皇室亲眷与随从。[224]只有一位皇子梁王设法与他的父亲逃进了附近的阴山山脉。当天祚帝接受了党项人对其进入西夏避难的邀请时，这位皇子和他的随员们极力反对，他们离开皇帝营帐，向北部戈壁的乌古和敌烈诸部进发。在那儿，梁王被草草拥立为帝，又建立了另一个短命王朝。而党项人的统治者李乾顺同时也改变了给辽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难的主意。当天祚帝扎营于鄂尔多斯北部等待党项人的护送时，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达党项人的宫廷，他警告说，如果乾顺为天祚帝提供避难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使威胁局面得以缓和，女真人还提供给西夏沿黄河的一带领土。在争取党项人支持的最后一次无效尝试中，天祚帝正式册封乾顺为西夏国皇帝。但是党项人的统治者对这一可怜表示并不在意。数月后，在1124年初，乾顺宣布自己为金朝的藩属。
此刻，辽朝皇帝又一次越过黄河并来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吕不部寻求暂时的躲避。耶律大石于1123年末从女真人处逃出，现在又重返他的阵营。迫于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进入漠北地区。他的财产现在已少得可怜，以致他的随从们不得不用他们的衣物与乌古和敌烈诸部交换食物。然而；他仍然以在夏季发动一次攻势去收复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计划而自欺欺人。大石强烈地表示反对，他指出了这样一种计划的荒谬与不可行性。
当天祚帝顽固地坚持他的意图并开始进攻附近州县时，大石对他的异想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1124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225]，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最终在1125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1118年授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54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1075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1126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城要塞2000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东与金作战，大约在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字而著称（见地图9）。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1131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了。[226]
地图9 西辽（哈剌契丹），1131——1213年
* * *
[1]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2][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3]前王朝时期契丹历史的最详细论述，见[367]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4][562]见魏收等：《魏书》，卷100，第2221——2224页。
[5][563]李百药等撰：《北齐书》，卷4，第57页。
[6][564]见魏徵等撰：《隋书》，卷84，第1881——1882页。
[7][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180，第5621——5622页。
[8]关于唐代的契丹，见[567]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99下，第5349——5354页；[571]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19，第6167——6173页；[569]王溥：《唐会要》，卷96，第1717——1719页。亦见[512]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卷，第314——316、438——440页。
[9][303]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
[10][645]脱脱等撰：《辽史》，卷1，第2页，记为905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第1828页，记为907年；[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66，第8676——8679页，亦采用了907年的说法。司马光在考异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两个年代的早期史料。
[11]这里采用的是欧阳修的叙事，见[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页。[56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7，第1827——1828页，称阿保机是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上台的。但是[645]《辽史》，卷1，第2页，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它的说法，痕德堇死于906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为可汗。但是，这肯定是伪造的说法。痕德堇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一位有实力的首领。[57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第8678页（考异），引用一条已散佚的史料，记载了908年痕德堇与阿保机二人曾纳贡于梁廷。
[12][645]《辽史》，卷1，第3页。
[13][645]《辽史》，卷1，第2页。
[14]对“汉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此后[226]札奇斯钦的研究《契丹人和他们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学家波里对许多辽代城址的考证成果。亦见[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83——109页。
[15]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它经常自相矛盾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悟。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混乱之处：像阿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被系于926年或947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年、937年、938年或947年。后来，契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年或1013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年又被恢复，但《辽史》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的。许多过程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实际上回溯到10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而又不想使脚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16]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年）和天赞（922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页。
[17][645 ]《辽史》，卷74，第1231——1232页。
[18]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年开始的著名研究，修订稿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172页。
[19]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20]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21]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645]《辽史》，卷72，第1211页。
[22][645]《辽史》，卷77，第1255——1256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作为萧翰的随员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东逃跑并最终于953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页；[58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5，2704c——2705c。译文见[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第390——411页。
[23][645]《辽史》，卷45——48，第685——831页。
[24][645]《辽史》，卷56，第908页。
[25]有关这一战役，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29——35页。
[26]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1202页。
[27]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第44——91页。
[28][645]《辽史》，卷8，第90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1268页。
[29]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1272页。
[3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历史中出现。1001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临终前，他又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韩姓。有关他的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31]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页。
[32][645]《辽史》，卷74，第1230页。
[33][645]《辽史》，卷74，第1234页。
[34]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号，第2——4页。
[35][645]《辽史》，卷74，第1235页。
[36]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
[37]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20页和注420。
[3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页。
[39][645]《辽史》，卷10，第111页。
[4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页。
[41]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号，第8——9页。韩从999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42][645]《辽史》，卷53，第979——980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274页。据《辽史》，卷116，第1537页，规定每12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347页；[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43][645]《辽史》，卷31，第367页；卷35，第404页。
[44][645]《辽史》，卷71，第1202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页。1006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页；[59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第142页。
[45][645]《辽史》，卷8，第64页。
[46][645]《辽史》，卷12，第133页。
[47]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48][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49]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50][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51]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6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52][645]《辽史》，卷18，第217页。
[53][645]《辽史》，卷4，第49页。
[54][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55][645]《辽史》，卷13，第141页。
[56][645]《辽史》，卷14，第158页。
[57][645]《辽史》，卷15，第169页。
[5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5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60][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61][645]《辽史》，卷42，第518页。
[62]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63][645]《辽史》，卷10，第110页。
[64][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65][645]《辽史》，卷17，第201页。
[66]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67][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68][645]《辽史》，卷13，第139页。
[69][645]《辽史》，卷13，第149页。
[70][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71][645]《辽史》，卷13，第145页。
[72][645]《辽史》，卷59，第925页。
[73][645]《辽史》，卷13，第148页。
[74][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75][645]《辽史》，卷14，第157页。
[76][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77]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78][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79][645]《辽史》，卷60，第931页。
[80][645]《辽史》，卷21，第254页。
[81][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82]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83]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84]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85][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86]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页。
[87]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页。
[88]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81页。
[89]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对高丽的影响》，第152页。
[90]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页。
[91]关于定安国，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 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92]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93]萧恒德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1343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萧恒德的称呼逊宁来指他。
[94][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页和地图，第127页；[173]韩劤：《高丽史》，第138——139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156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
[9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页。
[9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页。
[97][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1266页。
[98]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朝、高丽以及跟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1314页。
[99]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页，注45；[645]《辽史》，卷14，第160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脱脱等编：《宋史》，卷7，第125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1269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100]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1285页；[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页。
[10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页；[644]《宋史》，卷7，第125页。
[102]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分，而且每一统治时期都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在其他统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道宗为他的“祖父”。
[103]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缔盟的检讨》。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 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
[104][645]《辽史》，卷72，第1210页。
[105]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206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东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页。
[106]钦哀后还生了第二个儿子重元和两个女儿。
[107]萧匹敌是前大臣萧排押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他在宫廷中长大，并娶了圣宗的姐姐。
[108]萧浞卜还以萧啜不和萧钮不里的名字出现，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严母董的第一位丈夫。
[109][645]《辽史》，卷18，第211——213页；卷71，第1202——1204页；卷88，第1343页。[595]《契丹国志》，卷8，第68——69页，记载稍有不同。
[110][645]《辽史》，卷71，第1203页。
[111][645]《辽史》，卷18，第313页。
[112][595]《契丹国志》，卷8，第69页。
[11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2，第1501——1503页。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写作宗元。
[114]至迟在1054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间继承，反之，兴宗则重申中国方式的世袭继承。看起来，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为皇位的候选人。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1——4282页。
[115][645]《辽史》，卷18，第222页。
[116][595]《契丹国志》，卷8，第71页。
[117]受命编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汉文医学著作译为契丹文的熟练翻译家。另一个是萧德，他是一位礼仪与法律专家。见[645]《辽史》，卷89，第1349页；卷96，第1400页。
[118][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19][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20][645]《辽史》，卷19，第230页；卷112，第1502页。
[121][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22][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23][645]《辽史》，卷19，第225页。
[124][645]《辽史》，卷19，第226页。
[125][645]《辽史》，卷19，第231页；卷37，第438页。
[126][645]《辽史》，卷103，第1446——1449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557——559页。
[127][645]《辽史》，卷104，第1455页。
[128][645]《辽史》，卷18，第221页。
[129][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30][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31][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32][645]《辽史》，卷20，第239页。
[133][645]《辽史》，卷18，第217页。
[134][645]《辽史》，卷19，第232页。
[135][645]《辽史》，卷26，第308页，1095年记事。
[136][595]《契丹国志》，卷7，第66页。
[137][645]《辽史》，卷18，第220页；卷115，第1526页。
[138][645]《辽史》，卷20，第247页。
[139][645]《辽史》，卷21，第251页。
[14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页。
[1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4283页。
[142][645]《辽史》，卷21，第252页；卷71，第1204页。
[143][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44][645]《辽史》，卷113，第1510——1511页。
[145][645]《辽史》，卷90，第1355页。
[146]据[645]《辽史》，卷90，第1355页，举行的是瑟瑟礼；而据同书卷113，第1511页，则是南郊献祭。后者似乎更为可信。
[147]关于道宗统治时期政治两极分化的分析，见[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152页。
[148][645]《辽史》，卷56，第908页。
[149][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92页（表格）。
[150][645]《辽史》，卷48，第807、811、817——821页。
[151][645]《辽史》，卷48，第807、811、820页。
[152][645]《辽史》，卷48，第807页。
[153][645]《辽史》，卷47，第788页。
[154][645]《辽史》，卷21，第258页。
[155][645]《辽史》，卷22，第269页。
[156][645]《辽史》，卷23，第275页。
[157][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58][645]《辽史》，卷22，第262页；卷64，第988——989页；卷112，第1502页；卷114，第1514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21页）；[595]《契丹国志》，卷9，第88页。
[159][580]王鼎：《焚椒录》（序言为1089年），2b——3a，断言重元还被他的妻子所煽动，后者曾经与道宗的年轻皇后有过一次争吵。
[160][645]《辽史》，卷71，第1204页。
[161][595]《契丹国志》，卷14，第153页；[580]王鼎：《焚椒录》，3b，均误认为他是被处死的。
[162]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0，第1483——1486页。
[16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96，第1395——1397页。
[164][645]《辽史》，卷110，第1484页；卷96，第1396——1397页。
[165][645]《辽史》，卷96，第1387页。
[166][645]《辽史》，卷110、卷111，特别是这些章节的前言（第1483页）和史家的评论（第1495页）。
[167]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材料来源的《契丹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焚椒录》由王鼎（死于1106年）于1089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页。
[16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69][645]《辽史》，卷23，第276页。
[170][645]《辽史》，卷24，第290页；卷104，第1456页。
[171]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307页。
[172][645]《辽史》，卷24，第284页。
[173][645]《辽史》，卷22，第268页。
[174][645]《辽史》，卷22，第267页。
[175][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76][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7][645]《辽史》，卷22，第262页。
[17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9][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0][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1][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82][645]《辽史》，卷62，第945页。
[183][645]《辽史》，卷62，第945——946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184][645]《辽史》，卷89，第1350页。
[185]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395页。
[186][645]《辽史》，卷105，第1460页。
[187][645]《辽史》，卷24，第288页。
[188][645]《辽史》，卷23，第277页；卷72，第1215页。
[189]宣懿懿是在1001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德。她的传记，见《辽史》，卷71，第1205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8b——10a。
[190][645]《辽史》，卷62，第945页；卷71，第1205页；卷23，第277页。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在辽朝仅存的史书王鼎的《焚椒录》（序言作于1089年）中。它宣称是以目击者的回忆为部分根据的。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补充材料来评价它的价值，见[668]纪昀等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第1154——1155页，但显而易见，它是由非常有偏见的观点写成的。《契丹国志》有关皇后的传记，几乎每一件记载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且并没有提到她被迫自杀。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页）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
[191][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2][645]《辽史》，卷23，第277——278页。
[193][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4][645]《辽史》，卷110，第1484——1485页。
[195][645]《辽史》，卷72，第1215——1216页；卷23，第279——280页；卷110，第1485——1488页；卷62，第945——946页。
[196][645]《辽史》，卷24，第276页，以1075年作为延禧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辽史》，卷30，第351页，记载他1125年死时54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197][645]《辽史》，卷98，第1413页。
[198][645]《辽史》，卷110，第1485页。
[199][645]《辽史》，卷24，第286页；卷110，第1486页。
[200][645]《辽史》，卷110，第1486页。
[201][645]《辽史》，卷24，第287页；卷71，第1205页。
[202][645]《辽史》，卷71，第1205页。以后在1086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削古，由于以前曾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是指延禧的话，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他是在5岁到8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年以后也拥有相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年被恢复名誉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辽史》，卷71，第1205页；卷24，第292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魇魅梁王事觉，伏诛”。魇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203][645]《辽史》，卷72，第1216页；卷24，第288页。
[204][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291——297页。
[205][645]《辽史》，卷98，第1416页。
[206][645]《辽史》，卷24，第292页。
[207][645]《辽史》，卷24，第297页；卷25，第300页；卷27，第317页。
[208][645]《辽史》，卷71，第1206页；卷25，第298、302页。
[209]1090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部分被限定于暴力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贪污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
[210]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211][645]《辽史》，卷115，第1522页。
[212]见[698]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12a。
[213][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100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自辽南京，他投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世纪中期在宋朝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171页。
[214]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946——947页，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时所做的严厉谴责。亦见[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页。
[215]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页中，他的称号为大渤海国皇帝。
[216][645]《辽史》，卷28，第335页。
[217][645]《辽史》，卷29，第343——344页；卷30，第352页。
[218][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金之间谈判所做的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97页。
[219]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220]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221][645]《辽史》，卷29，第394页。
[222][645]《辽史》，卷29，第345页。
[223][645]《辽史》，卷29，第345——347页。
[224][645]《辽史》，卷29，第346页。
[225][645]《辽史》，卷29，第349页。
[226]有关哈剌契丹的进一步详情，可参考[541]《中国社会史：辽》，第619——674页中论述这一问题的精彩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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