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夏

    概述

    12世纪中叶，是西夏（约982——1227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万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1]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并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论语》、《孟子》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子、老子、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2]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12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辽朝崩溃之后（1125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245年之后，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1700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亲关系。[3]

    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4]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在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世纪时，“Mi-?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还不十分清楚。[5]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年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年），党项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在6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628——630年，唐朝军队击溃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584——585年时，就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6] 6、7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7]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11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8]在中国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

    在唐朝军队628年收复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在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的率领下，党项人在628——629年掀起了归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辞是一位强硬的党项首领，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成了联盟。最初，拓跋赤辞拒绝了唐朝的招诱，到635年吐谷浑统治者自缢之后，拓跋赤辞及其追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抚慰，他才非常勉强地归附了唐朝。631年，党项地区被分作了32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属于唐朝新设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辞，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职务。这样一来，生息在青海湖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34万党项人就全都处在唐朝的统治之下了。

    大体与此同时，唐朝政权在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10万归附唐朝的东突厥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设立的羁縻府州之内。在7世纪期间，唐朝一直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安置突厥残部，同时，这里也成了党项和吐谷浑部族的居住地。

    这时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衰落，638年，吐蕃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蕃王国向东北方的扩张，对党项和其他生活在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政权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领土。留下来的党项人与其他种族的集团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称为“弭药”（藏文“Mi-?nag” ；吐蕃人将归附他们的吐谷浑人称作“A-zha”）。其他的党项部落在拓跋氏的率领下，乞求唐朝当局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水草丰美的故土，内徙唐朝。移徙的党项人被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境内，并重新组织成了几个特别设置的羁縻州。党项羁縻州归静边都督管辖，其实，静边都督就是由松州都督移植而来的。

    紧接着，在692年开始了党项人进入唐朝边疆地区的第二次移徙浪潮。据记载，这次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数量达20万之多。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鄂尔多斯南部的灵州与夏州之间新设置的10个羁縻州之内。[9]到7世纪末年，在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后，他们对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进行了多次掳掠活动。721——722年，正当唐朝与突厥达成协议，在朔方大规模开设边市时，爆发了一场粟特人领导的、主要由已经归附唐朝的突厥人发起的起义。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灵、夏二州境内，他们的起义活动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历时一年多以后，唐朝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虽然有些党项人也参加了起义，但他们的大首领拓跋思泰采取了支持唐朝军队的立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应得的奖赏。[10]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当时担任静边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促使他们弃牧就农，这次起义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由于起义的失败，突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744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755——763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764——765年）。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肃），试图占领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他一些主要居住在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后来有些党项人转而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则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导，接受吐蕃的官职和衔号，并通过联姻与吐蕃形成联盟关系。

    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11]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庆州）。[12]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13]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9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14]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846——849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民具有统治权。[15]

    唐朝的灭亡

    通过9世纪后半期和1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的长期发展，在内亚草原和中国缓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840年左右，当吐蕃与回鹘帝国同时崩溃之后，在河西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无定所的抢劫集团。最后有一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来，他们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领的庇护。一个新的回鹘王国在甘州扎根，并在10世纪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了相邻的肃州和瓜州的绿洲。

    当河西汉人张议潮在沙州组建了效忠唐朝的军队之后，吐蕃人在河西的影响进一步被削弱。大约851年前后，张议潮遣使入朝谢恩，号称归义军。张议潮的地方政权一直存在到了10世纪，这时的归义军已经成了曹氏家族世袭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河西汉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权与甘州回鹘之间不时发生战争，但是在10世纪初年，为了保证由中亚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通畅，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妥协。[16]

    甘州回鹘也与吐蕃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凉州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沙州政权则通过联姻与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对于沙州和于阗政权来说，吐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甘州以及凉州诸政权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通过河西到达塔里木盆地的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840年以后，边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9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野心大大膨胀。当875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了。早在873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880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881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882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17]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883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69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不断对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朱邪赤心至少在878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18]

    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年建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19]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的争夺者。907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支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500匹马，此举可能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后唐政权（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923年。这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20]。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5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50匹。[21]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22]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露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里，这时属后晋（936——946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延州官员将李彝敏及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后汉（947——950年）管辖的地区。948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惩罚母羌部，但是被后汉拒绝。[23]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952——953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军队往往都得自筹粮草，所以有时允许他们保留类似这种绥靖战役的战利品。[24]

    对于契丹人，夏州党项一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944年，当辽军准备南下进攻早先由契丹册立的后晋政权时，李彝殷答应后晋，派遣4万军队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契丹领土，以起牵制作用。不管他是否这样做了，总之，后晋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职衔。

    948年，李彝殷派军到达了延州边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现在还不清楚。从表面上来看，这次出兵是应一位叛乱将军的秘邀来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举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延州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作对。当逼近一支后汉军队时，李彝殷的军队就撤退了，但是这次行动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次显示它的实力（请比较母事变）。作为对党项的让步，后汉朝廷949年将静州划归定难军管辖，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头衔，而夏州则向后汉献马作为回报。

    当短命的后汉朝溃灭之后，兴起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后继国家，即北汉（951——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年），其中北汉与契丹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项人李彝殷最初与北汉和后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后还是正式承认了后周，与北汉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了表示感谢，后周授予李彝殷陇西郡王的衔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过这个封号），并在954年册封他为西平王，竭尽笼络之能事。[25]后来，夏州与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诚挚的关系。962年，党项首领向开封献马300匹，以表示对宋朝为消灭北汉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北汉最终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毁的。

    在困扰夏州政治局势的本地势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独立的和总是处在敌对立场的党项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东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带，这里曾经是沙陀的统治区。他们的首领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敌，后来又效忠于宋朝，与西夏为敌。拓跋氏与折氏间的家族世仇绵延不绝，直到北宋灭亡之后，女真金朝为了协调与西夏间的关系，在12世纪中叶将折氏家族成员流放到了遥远的山东，他们间的家族仇恨才告结束。[26]

    当967年李彝殷去世时，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虽然自963年起，朝廷就决定禁止非汉人在陕西西北部沿边地区担任镇将，但是宋朝皇帝还是任命李彝殷的儿子李光叡（克叡）执掌夏州军政大权。[27]然而，权力的平衡还是在朝着对中央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979年，当北汉灭亡之时，在党项东部边界沿线，宋、辽之间的缓冲国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汉的灭亡使宋、辽及党项间的形势变得更加不易捉摸。由这些事件引发的李氏内部的危机，在981——982年的继承权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党项人谋求立国，982——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李继捧称臣的动机，但是称臣的结果，使李继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节一起返回开封，在朝廷上，李继捧正式将夏、绥、银、宥（根据其他说法，还包括静州）献给了宋太宗，“帝甚喜之”。这样一来，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后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开始袭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28]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29]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30]

    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向辽请婚。989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王”。[31]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并由此而出现了大批走私贸易，所以很快就被废止了————虽然后来又曾在名义上恢复过。[32]尽管在与西夏的关系中，宋朝占有经济上的优势，但是讨伐不合作的边疆部落的局部性战争，极大地降低了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继迁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补偿因宋朝禁断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驼、马来试探汉人的态度。此后不久，宋朝军队袭击了他在地斤泽的营地，李继迁仅以身幸免。985年，李继迁再克银州，并着手重新夺取定难军的拓跋氏传统领地。在汉人谋士张浦的帮助下，李继迁在重新得到的地区草创了政府机构，并将鄂尔多斯的汉人和部落首领召集起来，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后来，张浦被宋太宗羁留“做客”有年，但是尽管太宗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没能诱使李继迁降宋。

    就党项首领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资源基地。尽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动，走私贸易还是很猖獗。1002年，李继迁自己在灵州路开放了季节性的集市，吸引了许多买主。但是平夏地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甚至在994年宋朝军队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继迁的军队就已经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灵州和兰州方向发展了。到1001年，党项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万人，他们成功地切断了灵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线。1002年三月，党项攻陷灵州，以灵州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首都。黄河沿岸地区为党项的扩张提供了一个丰饶的根据地[33]（参见地图10）。

    地图10　西夏的发展

    1003年，灵州被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建都灵州后，立即开始恢复这里的运河系统，并将鄂尔多斯的居民强迫迁往新首都，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税收基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宋朝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将982年李继捧放弃的鄂尔多斯五州之地归还给了李继迁。与此同时，李继迁已经在距离灵州西南500里的凉州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凉州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朝贡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

    凉州和党项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来，凉州一直是由一个吐蕃——汉人混杂的部落联合体统治着，这个部落联合体立足在凉州以南一处叫做“六谷”的水草丰美的山间谷地。部落联合体分为左、右两翼，但在名义上由一位大首领统治。在1001年，一位叫潘罗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间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领的地位。[34]史书中对潘罗支的记载很模糊，但是他的影响却很大。据推测，潘罗支的崛起可能与他联合了强大的朗氏家族有关，这个家族曾经统治过潘州（今四川松潘），并在吐蕃朝出任过大相。[35]潘罗支还得到了与凉州关系密切的者龙十三部的支持。在宋朝秦州（今甘肃天水）地方当局看来，较之于他的前任，潘罗支显然可以对李继迁形成更有力的威慑，所以他们对潘罗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原来的六谷大首领保留了左翼首领的位置，而且显然也接受了宋朝将他们作为对潘罗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年，党项人就认识到了西宁、兰州、凉州三角地带的商业和战略价值，所以李继迁当时曾发兵攻打过会州（位于兰州东北方，黄河东岸）。党项人对凉州的进攻开始于996年或更早，灵州陷落之后，他们更加强了对凉州的进攻。1003年末，李继迁占领了凉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罗支的伪降。结果吐蕃人伏击了李继迁，党项军队被击溃，首领李继迁受了致命伤，最后在1004年初死于灵州附近，时年41岁。[36]

    党项人很快就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党项人秘密加入了者龙族的分裂派，并在1004年年中暗杀了潘罗支，者龙族联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此后，忠于潘罗支的一派驱逐了其他部落，拥立潘罗支的弟弟厮铎督节度凉州，重新控制了局面。尽管厮铎督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统治基础已经被大大削弱。紧接着在1006年之后，这一地区又数年遭受了瘟疫的袭击。就在这时，在凉州以南、青海湖以东、位于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区，以宗哥族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权。据记载，有几位知名的六谷首领逃到了党项人那边，而其他的部落则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权一边。

    吐蕃宗哥朝的兴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东的支都地区（位于今青海省的东部，见地图11），它还是位于今西宁（当时称为青唐）与乐都（当时称为邈川）和湟水（藏文作Tsong-kha）之间的一座城的名称。宗哥部最初是以凉州忠诚的者龙部盟友的身份出现在宋代史料中的。[37]潘罗支死后，宗哥部加强了与甘州回鹘的联盟，以维护他们各自的商业利益。宗哥部护送回鹘商业特使从南方远远地绕过凉州，并通过西宁到达宋朝境内的秦州。

    地图11　宗哥地区

    大约就在此时，安都的元老们也在寻求一位新的、血统高贵且门第古老的君主，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抵御党项人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压力。在西方，他们在高昌发现了这样一位人选，他就是欺南陵温篯逋（997——1065年），据称，欺南陵是出自雅砻皇室的后代，这样就使他比潘罗支更多地得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拥戴。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与高贵的皇室地位相应的宗教身份。欺南陵最初被护送到了河州，当地人称他为唃厮啰。[38]这个词的意思是“佛之子”（藏文作“Rgyal-sras”）。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出当地人将他视为皇族政权首脑的迫切心情。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与邀川首领温逋奇将唃厮啰“掠取”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并立为国王（藏文Btsan-po），欺南陵时年12岁。新政权很快就得到了发展，并再次移到了李立遵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宗哥城。李立遵将自己立为大相，并将两个（或一个）侄女（有些记载说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唃厮啰。

    1014年，唃厮啰与渭州（甘肃平凉）宋朝地方当局取得了联系，并且接受了宋朝的官职。1015年初，由宗哥诸首领派出的联合使团到达了宋廷。此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宗哥自称有六七万军队，愿意在朝廷的支持下抵抗党项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边境部落，嗾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宋朝进入渭河流域的牧地。另外，李立遵与他的傀儡君主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正在向白热化发展。1016年，李立遵已经还俗，并从16个部落中找到妻子。唃厮啰的权威应该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无视这一点，他反复向宋朝乞请封地，甚至请求得到赞普（藏文btsan——po）的称号。宋廷虽然并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对他潜在的利用价值却深信不疑，所以在1016年也授予了他一个名义上的官职。

    在1013——1016年间，宗哥吐蕃与盟友回鹘人发生了争吵，并封锁了通往甘州的道路。党项军队也在这时加紧了对回鹘和凉州的攻势（有些史料将李继迁之死归结为潘罗支麾下的回鹘武士）。1015年，党项军再次占领了凉州城，但是在1016年又被杀害了厮铎督的回鹘人驱逐了出来。凉州后来又成了吐蕃人与回鹘人共同控制的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5年。1016年，当新的回鹘可汗继位之后，宗哥吐蕃与甘州回鹘终于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然而事实表明，这两个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敌对局面，对凉州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9]

    1016——1017年间，在渭河河源一带爆发了部落起义，李立遵和唃厮啰都与这次起义有密切关系。这次起义爆发的原因，部分还得归于宋朝政府的西进。宋朝这时将防御地带向前推进到了渭河源头，并在这里兴建了许多堡砦和木材收集点。1016年九月，秦州刺史、缘边安抚使曹玮（973——1030年）彻底打败了吐蕃人，镇压了起义，但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017年。1014年，曹玮报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彻底粉碎，唃厮啰已经退兵，他原来的臣民悉数向秦州纳质投降。据有些史料记载，唃厮啰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李立遵。11世纪20年代初，唃厮1啰最终迁到了邈川，并以温逋奇为新的大相。[40]

    在此后许多年里，有关唃厮啰的情况都不清楚。在后来某个时期，唃厮啰曾请求与秦州贸易，并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认，对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表去邀川，将与他的联系固定下来。根据宋朝史学家李焘（1114——1183年）记载，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党项人1028年攻克甘州之后————虽然党项征服河西的确切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测。[41] 1032年，唃厮啰和他的大相温逋奇都接受了宋朝的任命。但就在这时，温逋奇发动了叛乱，并囚禁了他的君主。唃厮啰后来得以逃脱，并杀死温逋奇，溯流而上，将首府移到了青唐。由于党项人吞并河西的结果，大量避难者都从河西来到了这个城堡里。大约在1032年党项人攻克凉州之后，早先厮铎督的联盟者，回鹘、吐蕃也加入了臣属唃厮啰的行列。[42]

    就能够断定年代的这些历史事件而言，1032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仅是唃厮啰一生的转折点，而且标志着青唐上升为宋、西夏、辽及内亚各方进行商业和政治交往的枢纽。同时，这一年也是李元昊开始掌权的一年。在西夏统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干的一位，他的继位开创了位于青唐和兴州（新的夏都）的两支敌对政权直接对抗的新时代。

    李德明，1004——1032年

    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追溯11世纪初年在党项人中发生的事件了。1004年，李继迁的长子阿移继承了父位，时年21岁。后来他以李德明的名字闻名于世。为了将党项的势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区推进，李德明最初致力于维护与辽、宋间的良好关系。

    1004年，这位新的党项统治者得到了辽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称号；到1010年，他的称号就已经上升为“夏国王”————这是他父亲曾经拥有的称号。除了常规的带有外交性质的贸易往来————很可能是党项人每年派遣贡使前往辽廷，在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中，这时开始显露出了真正的敌对色彩。

    位于辽西北方的阻卜（鞑靼）属民的叛乱和反抗活动，促使辽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发兵攻打甘州回鹘，以努力保障其遥远的边疆地区的安定。尽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胜利，但是辽廷的这些军事行动可能没有一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党项军队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后发兵攻打回鹘。1015年，他们攻克了凉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鹘人打败并赶到了城外。虽然辽廷和西夏都对甘州发动了攻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了协同行动的立场。就控制河西及其贸易通道而言，辽廷和西夏实际上处在敌对的立场。对于辽廷来说，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于边缘地区；而对于党项政权而言，控制河西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43]

    1006年，辽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权的使臣，这是一个以沙州（今敦煌）为中心成立的政权，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同时还曾向宋和辽请求官职。曹宗寿的继承人是曹贤顺，他是最后一位见于记载的沙州曹氏的统治者。1014年，当曹贤顺继位时，他也是同时与两个朝廷保持联系的。大约就在这时，沙州统治者开始自称为沙州回鹘，而后来到了1041——1042年间，又自称为沙州北庭汗国。以上事实为这样一种推测提供了证据，即在甘州回鹘被征服之前，他们曾经兼并了沙州。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甘州回鹘移居沙州，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天山地区的回鹘人在11世纪20年代初占据了沙州。鉴于吐鲁番的西部回鹘与契丹间久已存在的密切关系，对于党项人在这一地区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鹘政权的存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对辽来说，沙州回鹘的存在则使他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实上，沙州也确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强地抵制了党项的吞并。[44]

    到11世纪50年代，辽廷才开始谋求与青海的吐蕃人发展关系，而李立遵则显然曾寻求过辽廷的帮助却毫无结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许他派遣贡使假道西夏前往辽廷，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并没有发现类似使臣到达辽廷的记载，这很可能是由于西夏的反对而未能成行。由于西夏拒绝了李立遵的请求，辽帝托言狩猎，率领军队深入到西夏境内劫掠。李德明击退了辽军，作为补偿，辽在次年遣使“赉玉册金印，册（李德明）为尚书令，大西夏王”。[45]虽然其中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件事暗示党项与辽朝之间的关系这时已经濒于破裂。此后，李德明努力缓和双方的关系，并在1031年辽朝新皇帝兴宗继位时，使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驸马。

    1004——1005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场）是1007年在保安军辖区（今陕西志丹县）开设的，后来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县）设立了私市（和市）。

    这时，因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边境地区的和平，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繁荣的食盐销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贸易活动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与宋朝皇帝交往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党项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他们大批涌入宋都开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个稳定的、获取丰厚礼物的渠道，党项因此也变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为兴州（1033年改名为兴庆府）。新的政权中心地处于阿拉善与黄河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阿拉善保卫着它的后方安全，而黄河则形成了东、西两翼的屏障。到12世纪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称为“中兴”，很可能这是其党项名的汉文同义词，蒙古语“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项名衍生出来的，用来指宁夏地区的一个名称。[46]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47] 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党项开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动，对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农耕边缘地区进一步向南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党项向西方扩张，并从而巩固西夏社会游牧基础的一场运动。

    李元昊后来实行的政策，显然是要明确和保持党项政权独特的文化面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李德明对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持反对态度，但是正如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宫廷阴谋所揭示的那样，李元昊的野心在当时曾引起过争论和关注。

    党项征服后的河西

    在汉文载籍中，有关党项在河西活动的记载颇多错讹，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汉文记载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时间。一般来说，都将党项平定河西的时间定为1036年，具体而言，甘州大约是1028年陷落的，凉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诸政权中位于最西边的沙州政权则在1052——1053年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就在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后一批贡使。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党项统治时期的题记，早期的时间在1074年。换句话说，这表明最晚到此时，沙州就已经完全处在党项的统治之下了。前田正名指出，伊斯兰教哈剌汗朝的扩张及其对喀什噶尔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党项政权称臣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其实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经声称于阗是他的属国，但是看来于阗并不承认这种身份。时隔38年（1025——1063年）之后，于阗的使臣又来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业事务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48]

    当党项的竞争对手以及未来的附庸国开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贸易通道时，党项人原本希望通过占领河西而获取种种唾手可得的商业利益都化成了泡影。从塔里木盆地出发的商人或经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缘到达契丹朝廷，或是迁回向南，到达青唐————青唐这时已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货物集散地。对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马匹的重要来源地，也是联系西域的桥梁，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潜在的军事威胁力量————这里有可能成为党项与吐蕃联合起来反对宋朝的基地。正因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视青唐的关键性作用。为了购买马匹，宋朝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一些边市，1038年以后，宋朝的大多数马匹都是通过这些边市从吐蕃进口的。11世纪70年代，王韶被委派创建熙河路，以“绥靖”青海，这样一来，宋朝廷强制实行的、禁止汉人在这一地区扩张的禁令就被彻底废除。王韶还吸收了更多的当地酋领，使他们成为享用宋朝俸禄的属臣。[49]熙河路的设立还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如熙河路诸指挥日益增多的挑衅行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权的恐慌，使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从11世纪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与青海的各种往来非常活跃。

    12世纪时，河西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宋人对青海的短期占领（1099年，1104——1119年），女真对陕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业网络得以扩散，为党项人在1136——1137年吞并这一地区扫除了一切障碍，而金朝也在这时正式将青海割让给了西夏。[50]到这时，党项的贸易地位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正如洪皓（1088——1155年）在他的日记中所称，回鹘地饶物产，“多为商贾于燕（今北京，1153年为金中都），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宋夏战争的结束，11世纪末以来党项中央政权进一步稳定，才促成了西夏贸易地位的转变。

    据洪皓记载，金人入侵中国北方之后，早先居住在秦州的众多回鹘人都迁回河西，成了党项的臣民。[51]从12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开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一开始，他们就是西夏佛教文献的翻译者。在辽朝最终覆灭的日子里，党项人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断定，中亚哈剌契丹朝（即西辽）信仰佛教的契丹统治者必定与宗教信仰相同的党项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党项法典可以明确看出，在12世纪初年，西夏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李元昊（嵬名曩霄，景宗），1032——1048年

    1032年，当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将凉州并入党项帝国之后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52]虽然宋朝史料中对李元昊的记载常常带有浓重的流言和传说色彩，但是从汉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关这位党项首领的情况，却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统治者加起来还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中央集权政策（也许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同时也使西夏的中央权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无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像力的党项统治者，无论是在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还是在西夏的政体结构中，都有他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这位新君主的活动的具体年代，但通过几次象征性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大体轮廓。首先是改姓。991年，宋朝曾赐李继迁赵姓，而契丹还使用着古老的李姓。李元昊继位之后，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而宋朝当局还继续使用着皇族赵姓。自李元昊改姓后，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为姓。嵬名元昊还接受了“兀卒”的衔号，兀卒这个词在党项语中相当于党项皇帝或可汗，汉语将其释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53]其次，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元昊还改变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不久，嵬名元昊就开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的、具有汉族风格的职官衔号系统，但是所有的职官衔号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党项名称。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发布的剃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

    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在亚洲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等）都可以见到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颁发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54]

    嵬名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从西夏的服饰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对党项的影响。[55]

    1036年左右，西夏颁行了党项文字，这一事件的意义要比以上列举的改革重要得多。一般来说，都将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完善归功于党项学者野利仁荣（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荣兄弟的男系亲属），但是创立党项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党项文字由六千多个字构成，行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同时还开始了将汉文和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后，“制蕃字师”野利仁荣在1162年被封为广惠王。从11世纪40年代起，在西夏与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现了西夏贵族和官衔名称的党项文形式，为了让类似西夏官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宋朝官员平起平坐，这些官衔只是在宋朝对外机构和外交文件中使用（采用汉文音译）。[56]虽然这些文件的党项文本并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至少有许多官职名称（大多数的含义还不清楚）借助于宋朝载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军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项国家政治构架的基础。元昊力图在西夏政权内推行文、武官分开任命的双轨并行制度，这种制度在辽朝久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夏的汉族臣民必定会乐于在官僚机构中供职，而在军事上则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党项精英的统治权。然而，文武分途的结构在党项政权中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项政权的构成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地类似于辽政权的缜密的两面官系统，所以文武分途并不能为分析党项政权的构成提供适合的基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辽模式没有对党项政权的创制产生影响，而是说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早期党项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由部落首领控制的独立的军队（溜），而这些军队往往都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为了加强对军事首领的控制，嵬名元昊颁发了一整套军事规章，目的是要解决诸如征兵、训练及奖惩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长者议事的习俗。据载，嵬名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57]

    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当时党项边界的扩张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西夏分作12个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其中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以东，辖治国家东半部；六为右厢，名义上治甘州，辖治西半部（见地图12）。

    地图12　西夏，1111年

    这种独特的内亚结构，也是吐蕃在凉州的军事组织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正是吐蕃人为党项的军事组织类型提供了范例。每一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右”中任命三名官员充任首领（关于他们的治所，参见地图12）。次一级的官职由普通党项人或汉人担任。高居于整个结构之上的是左、右厢的两名首领，这个职务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他们的权势几乎可以与一国之君相提并论。这些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者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逐渐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嵬名元昊统治的鼎盛时期，党项军队的数目达到了15万到3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派去保卫边境地区和内部战略要地，从而分别处于这个或那个监军司的管辖之下。当决定要调动军队时，由中央政权派信使用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指令，由将军从征兵册中召集需要的兵员。所有身体强健的15岁至6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58]接受银牌，就意味着遵奉君主征召军队的要求。此外，党项统治者还经常与将军们在战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年就曾这样做过。

    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除此之外，党项统治者还改组和扩大了来源于宋朝制度系统的官僚机构。嵬名元昊创建了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三司（理财）和御史台（监察），此外，十六司在名义上也是在尚书令的监理之下。这些官署的最高职务是由汉人或党项人担任的。其他一些职官采用了党项官称，如同最高军事职务一样，这些官职显然也是为党项统治集团的精英专门设置的。[59]但是在汉官垢名称的表象后面，西夏政府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们对西夏政府的财政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在1035——1036年间，西夏军队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战争。吐蕃与党项在湟水谷地进行过几次激烈而持久的战役，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虽然没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还是利用唃厮啰与其年长的诸子以及被杀害的前大臣之子间的日渐疏远的关系，孤立了这位吐蕃首领，并迫使他临时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区。此后，党项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免遭吐蕃的袭扰，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后来他们甚至深入到了马衔山（今临洮县以北），修筑堡塞，守卫这一地区。[60]

    大体上就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038年之后，宋朝试图与吐蕃建立联合战线来抵御西夏，但是这一努力实际收效甚微。对于西夏来说，唃厮啰的衰落最终将意味着更大危险的降临，因为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宋朝在11世纪末年对这一地区的吞并。

    对于反对他的政策和统治的人，嵬名元昊总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在许多记载中都保留了这方面的实例。1038年秋天，正当嵬名元昊准备最后公开登基称帝时，最高军事首领（嵬名）山遇率领军队逃入宋朝边界，寻求庇护。但是宋朝将山遇引渡给了元昊，被元昊处死于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是元昊的“从父”，曾担任西夏军队左、右翼的首领。这次事件表明，嵬名元昊急于摆脱宋朝属国地位的行为，在西夏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宋朝拒不接纳山遇则说明，尽管宋廷对西夏统治者充满了疑虑，但他们最终还是不愿因为隐匿所谓的背叛者而违反与西夏订立的和约。[61]

    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终还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进攻宋朝鄜延路，会同诸首领歃血为盟，将血与酒混合盛在骷髅中，饮酒为誓。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又称刚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别被任命为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以取代此前图谋叛逃的元昊的从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母亲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们掌握了西夏的大权，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62]

    1038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0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而且同时还为父、祖追谥了帝号和庙号。此后，新皇帝巡幸西凉府（西夏对凉州的正式称谓）祠神，并积极调兵遣将，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元昊派遣特使携书信前往宋都，通报西夏建国的消息，并请求宋朝承认西夏为友好而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西邻。书信写作者明确希望达到的目的，其实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实现。

    此前，宋廷对元昊称帝已有风闻，所以对夏使的到来并不十分惊异。宋仁宗（1022——1063年）没有采纳处死西夏使团成员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普通的礼节，但是拒绝接受驼、马等礼物。同样，夏使也“不肯受诏及赐物”，被护送返回边界。后来，仁宗下诏削夺了元昊的官爵，并关闭了所有的边市。嵬名皇帝也将宋朝所赐袍带并一封“嫚”书送返宋廷，声言：[63]

    藩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

    此后，双方立即开始了谈判，以解决在党项统治者的地位及其名分方面的分歧，到1044年才最终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两国都投入了一场破坏甚巨的消耗战争，这场战争因党项人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而特别引人注目。左翼首领野利旺荣作为党项首席谈判代表，先后与宋朝的范仲淹（989——1052年）、庞籍（988——1063年）等人在延州进行了和谈。

    到1042年，因为西夏统治者拒绝在给宋朝的书信中称臣，谈判在中途被搁置。但是也就在这一年，辽朝进行了外交干预，党项军队也令人惊奇地击败宋军，从而打破僵持局面。[64]这时，契丹人迫使宋朝进一步在关南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关南是河北地区的一个战略揳入点，可以直接威逼开封。在接受契丹人这些要求的过程中，宋廷极力主张由契丹人向他们的属国西夏施加压力，调解自己与西夏的矛盾关系。宋朝还进一步秘密向庞籍授意，只要西夏统治者向宋朝称臣，宋朝就接受西夏提出的议和条件，而且元昊还可保留本民族的“兀卒”的称号。

    1043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囊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类似程式的翻版。[65]最后，宋朝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

    数月之后，宋朝也提出一些条款，其中特别强调党项君主可以称“主”（高于王，低于帝），接受“岁赐”。不久，西夏一方回复宋廷，提出了11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岁赐数额、给予党项使节更多的贸易特权、允许在宋朝境内出售白盐等。宋人再次发现，党项人又模仿了契丹的先例。辽朝以他们最初要求的关南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已经满意地使宋朝增加了财政援助数额。这种明显的仿效行为使宋廷确信它的两个北方邻人西夏和辽是勾结串通在一起的。这种认识使宋廷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仅仅一年之后，宋朝猜想的这两个同盟伙伴之间就因一些反叛的党项边境部族而爆发了战争。

    当党项皇帝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但是党项盐的买卖却并没有合法化。[66]1044年五月，正当和谈完成之际，契丹人就以追击反叛的边境部族为名，入侵到了西夏境内。党项人大胆地谋求与辽、宋同等的外交地位的行为，也许是导致契丹发动讨伐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辽廷提出了不要立即与西夏议和的警告，宋朝谨慎地拖延对嵬名元昊的册封。但是当得知契丹被打败之后，宋朝就马上采取主动，派遣使节在1044年冬天与西夏达成了和约。

    除了上文提到的诸点之外，宋、夏条约还议定西夏在宥州，而不是在党项都城接待宋使，规定会见使节时，采用与接待辽使相同的宾客礼。恢复边境榷场。岁赐总数25. 5万，其中：绢15. 3万匹，茶3万斤，银7. 2万两。[67]但是宋、夏和约中对边界问题存而未议。由于未能划定一条清楚的边界，为双方日后的激烈争端留下了深深的隐患，直到宋朝北方领土尽陷于金，宋、夏双方没有了共享边界之后，这一争端才得以消弭。

    与此同时，西夏与契丹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党项统治者巧妙地挫败了辽朝的三次入侵之后，又赶快明智地缓和了与恼羞成怒的辽廷的关系。[68]虽然双方关系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几年之后，争端再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辽朝是否正式册封过嵬名元昊的继承人谅祚（Liang-tso）。

    嵬名元昊帝位的继承

    对于嵬名元昊之死，有各种不同的记述；关于他的继承人的出身，记载也非常混乱。[69]当对宋朝的战争行将结束时，党项皇帝将已经与自己的儿子订婚的没氏新娘纳为自己的妃子。虽然这一乱伦的行为遭到了广泛的谴责，但是元昊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削弱皇后野利氏家族的炽烈势力。没氏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元昊正式指定的继承人是野利皇后之子宁凌噶。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是野利家族位尊权重的长者，他们分别把持着西夏宫廷和军队的大权。旺荣和遇乞可能认为形势的发展会对自身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安排宁凌噶与皇后叔父（也可能是哥哥）野利旺荣的女儿结成了夫妻。后来，在举行婚礼的前夕，野利旺荣邀请皇帝到帐内做客，图谋暗杀元昊。但是，他们的阴谋不慎败露，结果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和野利氏的其他三个成员都被处以死刑。在有些史料中，将上述事件的时间定在1042年或1043年，并将事件的起因归结为宋朝的颠覆活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是发生在夏、宋和约缔结一两年之后，即1045年或1046年。

    野利皇后虽然当时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此后不久就遭到了皇帝的贬黜，没氏被立为皇后。然而先前的野利皇后仍然保持着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她最终使皇帝回心转意，痛悔自己轻率地处死了皇后的清白无辜的族人，并竭力寻求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于是嵬名元昊找到了野利遇乞的妻子（出自著名的没藏氏），并将她带进了皇宫。当皇帝开始临幸没藏氏时，野利前皇后将她转移到了首都郊区的一所寺庙里，但是皇帝仍然与没藏氏保持了私通的关系。据宋朝正史称，1047年二月，没藏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出生于“两岔”河边，所以因河名命名为“谅祚”。其他的记载将谅祚的出生时间定为皇帝死后两月，即在1047年末或1048年初。[70]

    谅祚是在母舅没藏讹庞家里长大成人的，没藏讹庞曾在野利遇乞手下服役。野利皇后的被贬（1047年？），激起了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太子宁凌噶刺杀皇帝、为野利氏报仇雪恨的愿望，太子的行为得到了没藏讹庞的默许。当年末，在劓去了父亲的鼻子之后，宁凌噶逃进了没藏讹庞的宅邸，但是没藏讹庞却立即逮捕了这位倒霉的年轻人，并将他与其他幸存的野利氏成员一起处以极刑。

    为了确保他们的傀儡幼帝的地位，没藏氏的长者没藏讹庞炮制出了一套完善的方案，野利氏败落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没藏氏填补了。元昊在遇刺后的次日就去世了，为了选定新的君主，西夏召集了大首领议事会。部落长者一致同意嵬名元昊的侄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因为元昊的侄子是由已故的皇帝在遇刺前就已经选定，并在临终遗嘱中再次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只有没藏讹庞对此持反对意见，他提出的理由是很虚伪的，讹庞认为由侄子继承皇位，将会违反既定的长子继承惯例，而且称被选定的继承人缺少“功业”。为此，没藏讹庞提出了以幼年的皇帝私生子为继承人的建议。据记载，他的建议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令人惊诧。于是元昊的幼子成了新皇帝（庙号毅宗，1048——1068年在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没藏讹庞则成了摄政者和宫廷的“家相”，即西夏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反对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嵬名元昊最终没能使王权保持不坠。在元昊以后的50年中，西夏实际上是由后族统治的，最初15年由没藏氏秉政，后来权力又转落在了势力强盛且娴于权谋的梁氏手中。这种由母族执政的类型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党项（和吐蕃）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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