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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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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国政危机：毅宗朝（1048——1068年）、惠宗朝（1068——1086年）和1100年前的崇宗朝
与毅宗同时代的汉族文人们，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将毅宗描述为一个冥顽不化、轻率荒忽的年轻人、元昊的不肖子孙。但是事实上，当毅宗成人时，他一直致力于改变极端不利的局面，以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他还制止了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衰落。作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皇太后是在1156年（译者注：应为1056年）去世的。1061年，年仅14岁的毅宗，便铲除了没藏讹庞。为了寻求比没藏讹庞更可靠的联盟者，毅宗与自己的同谋梁氏结姻（梁氏早先是没藏讹庞不得宠的儿媳），并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新的世袭家相。[71]梁皇后及其兄弟两代主政，西夏的命运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批嵬名氏成员被镇压、流放，或被剥夺了权力。而其他人则主要是基于荣誉和忠诚，接受了后族专政的现实。
强大的梁氏集团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建立在与他们结为联盟的部落首领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部落与宋朝边疆大吏及其属下的非汉族部落有着世代的血仇宿怨。这样一来，大权在握的梁氏集团就得以煽动起对宋朝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宋朝曾长久地危害西夏的利益，而一旦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呼声加剧时，要改变这种做法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反对好战的部落集团，维护自己的权威，党项皇帝经常被迫做出亲宋的姿态。毅宗解决了与宋朝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议定了一条新的东部边界；同时，他还安排设立了与宋朝边界的榷场，早年因为没藏讹庞挑衅性地在屈野河沿岸从事移民活动，这些榷场曾被宋朝关闭。
大约在没藏讹庞去世前后，毅宗请求宋廷恩准“去蕃礼，从汉仪”，并请求服饰汉族衣冠。[72]毅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汉族与党项礼仪的争论，双方时而他占上风，时而你据优势，这种波动反映了主张亲汉派与党项排外派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动。后来，皇太后主张拥护党项礼仪，而只要有机会皇帝就要改用汉族的传统习俗。在兴州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汉族的标志制度，甚至是具体的汉人，都成了双方斗争的武器（和被攻击的对象）。
毅宗这些举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权威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试图得到宋朝承认并增强党项的威望的一种努力。辽朝在这时已经冷淡了与西夏朝廷之间的关系，转而竭力向与党项人时和时战的吐蕃人表示好感。1058年，辽廷将毅宗没有得到的一位契丹公主嫁给了唃厮啰的儿子并且是最后的继承人董毡。[73]与此同时，宋朝与西夏间永无休止的外交较量也在继续进行：党项使臣一再要求得到与契丹使臣相等的礼遇，而宋朝官员则抱怨党项使臣素质低下，言辞无礼；双方相互攻讦不已。
1067年，一位宋朝边疆官员靠施展阴谋，夺取了西夏的城市绥州。[74]作为报复，党项人杀害了一名宋朝官员，斥责他为口是心非的奸诈之徒。经过冗烦的争论之后，宋朝决定坚守绥州，这一决定大大激怒了党项人，此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地骚扰这一地区。同年底，毅宗去世，年20岁。他很可能是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的。在这年冬天，毅宗的长子，7岁的嵬名秉常（惠宗）继承了皇位。
毅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放弃了他父亲创立的处理汉人与党项关系的旧例。[75]汉人之所以对他和他的政策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一些所谓的性格弱点，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背离传统的行为。
惠宗朝（1068——1086年）
惠宗统治时期，或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梁太后统治时期，是一个纷扰频仍的时期。1070——1071年，因为宋朝拒绝就解决绥州事件进行谈判，导致了宋朝与西夏间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的爆发，拉开了惠宗统治时期的序幕。此后，宋朝为取代青唐的吐蕃人，开始着手制定在西方兴建边境要塞的庞大计划。宋、夏条约一再被违背，竞逐军功的丰厚赏赐大大刺激了宋朝各级官员对战争的狂热情绪。
在扩张主义情绪的鼓动下，宋朝变本加厉，在1081——1083年，1091——1093年和1096——1099年频频对西夏发动进攻。1081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唐。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战场的扩大，梁氏集团对于独立性日益增加的武将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皇族嵬名氏的成员是这些武将的首领，他们统治着西夏的中部和东南地区，而且与控制着邻接陕西西部和青海地区的西南地区的仁多氏结成了联盟。
与此同时，党项与契丹的关系开始得以改善，而受到强大压力的吐蕃人也在谋求发展与西夏之间更密切的联系。1072年，党项皇帝甚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毡的儿子蔺逋叱（Rinpoche）。[76]
年幼的党项皇帝是在母亲梁太后和太后的弟弟梁乙埋的完全支配下长大成人的。为了保证梁氏家族能够继续掌握政权，他们将梁乙埋的女儿嫁给了皇帝。1080年，惠宗因不满于母亲的支配，放弃了皇太后在1070年恢复的党项朝廷礼仪，转而赞成汉人礼仪。次年，夏廷揭露了一起阴谋，据称，年轻的皇帝与他的汉族宠臣李清策划，要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归还宋朝。事情败露之后，李清被诛，惠宗也被临时囚禁在了距离皇宫五里远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城堡里。皇帝的支持者立即召集军队，公然反对梁氏的统治。国相梁乙埋派遣使臣前往他们的营地，用银牌招谕，企图要他们声言效忠梁氏，但是最终还是徒劳无益。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宋朝官员一直在静候西夏内乱的结果。最终，宋朝皇帝下令调动了一支大军，由宦官将军李宪率领，分兵五路“讨伐”党项都城。但是由于宋朝各路将领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所以五路军队没能在指定的时间会合。但是在1081年，李宪还是设法攻克了兰州。自8世纪以后，兰州就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大约在1063年，才开始纳入党项的统治范围。[77]此外，李宪和其他的将领们还使西夏南部诸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争初期，梁太后和她的将军们退守首都和灵州，仁多唆丁率领亲嵬名氏的军队在西南部抵抗李宪的猛烈进攻，保卫天都山地区的皇宫和政府建筑，仁多丁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在这场战斗中，仁多——嵬名联盟将其指挥中心设在了兰州北面的卓罗监军司。[78] 1082年末，两个敌对的集团终于联合起来，在陕西北部的横山打败了宋朝军队。
到1083年末，宋朝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最终被迫接受了党项的议和方案。但是，宋廷拒绝就归还已经被宋军攻克的地区进行讨论。这些地区在将来的战争中对宋朝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兰州附近的地区更是如此。宋朝很快就巩固了对兰州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老成持重的惠宗终于在1083年重新得到了皇位。梁乙埋死于1085年，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父位，成了新的国相，勇武好战的梁太后也死于同年年末。1086年，惠宗也去世了，西夏皇位传给了年仅3岁的儿子嵬名乾顺（崇宗，1086——1139年在位），由惠宗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摄政，是为新的梁太后。这样一来，虽然历经了一场公开的较量，但夏都中兴府的权力最终还是又落在了梁氏下一代的手中。
与此同时，在宋朝京都内也发生了一次权力的转换，结果使宋、夏和约关系得以短期恢复，也使宋朝归还了少量的堡寨。但是太后与她的弟弟、国相梁乞逋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矛盾冲突。在边境地区，广泛流传着兴州发生了军事政变的谣言。辽朝也因为不喜欢西夏新的摄政者，对西夏的恶感越来越强烈。
这时，梁乞逋与吐蕃首领阿里骨结成了联盟。阿里骨是董毡（死于1083年）的养子，作为继承人，他是不受欢迎的。青唐的阿里骨政权受到了他的对手、位于邀川的温溪心的挑战。就地理位置而言，邀川与卓罗的仁多集团控制的党项西南部地区相邻。吐蕃两大统治中心间的长期分歧，导致了邀川与忠于西夏皇帝的卓罗的首领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而青唐敌对的吐蕃政权则与梁乞逋结成了联盟。[79]在11世纪90年代，青海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极度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1096年阿里骨之死引起争相继位的混乱局面，宋朝趁机在1099年扩大了在青海的控制范围，但是宋朝在这一地区的每一步行动都遭到了党项的强烈抵抗。
期盼已久的党项宫廷政变显然是在1094年发生的。仁多保忠、嵬名阿吴及其同伙在这一年杀害了梁乞逋，并且夷灭了他的族人。当时皇太后手中掌握着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得到了这支部队的有力保护。但是有证据表明，太后是站在谋杀者一边的，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的弟弟阴谋反叛她本人和她的儿子————12岁的皇帝。[80]但是面对危急的军事状态，要想全面恢复嵬名皇族政权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091年和1093年，宋朝对西夏发起过进攻。此后在1096年，他们又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西夏并占领青海的全面攻势。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了1099年。辽朝对宋朝的劫掠暴行感到震惊，前后三次向宋朝发出严厉警告，督迫宋朝息鼓偃兵。但是辽朝这时正陷入与西夏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的阻卜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不能脱身，所以辽朝的威胁也并没有使宋朝罢兵。[81]激烈争夺的四年战争，再加上边疆市场的长期关闭，加重了西夏人民的损失和灾难，使他们的生计和土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皇太后死于1099年，传言她是因为没有帮助契丹人镇压属部的反叛而被辽使毒杀的。[82]数月之内，宋朝对于西夏派来告知太后死讯并求和的党项使节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嵬名氏的元老们决意结束战争状态，或者至少摆脱梁氏的控制，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想缓和与宋朝的关系。
党项人一方面在宋朝京都进行和谈，同时又继续积极抵抗宋朝进入青海的行动。然而宋军夺取了天都，在天都设置要塞，并攻克了会州。位于邀川、宗哥和青唐的各吐蕃集团长期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1099年秋，当宋军挺进湟水河谷时，这些集团时叛时降，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宋军统帅集团几乎也处在同样的混乱状态之中，将军们与他们的部属的相互责难告发，降黜罢免、官复原职就像走马灯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党项军队也是在一片喧嚷吵闹之中，吐蕃军队的数量这时达6万或7万人，仍十分强大，足以挫败宋朝占领青海的企图。[83]
1099年九月，当青唐首次投降之后，旋即又被邈川集团重新攻克，他们在青唐城安置了自己的亲信作为阿里骨的继承人。此人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宋朝的确认，他还在1102年通过婚约的形式与党项皇室结成了联盟关系。在1102——1104年间，宋军再次占领青唐。此前青唐已在1099年被易名为鄯州，1104年，又被改名为西宁。[84]到1109年，宋朝政府已经以汉文名称对青海地区所有的吐蕃城镇进行了登录，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北宋末年（1128年），以宋朝与吐蕃和党项各为一方，青海地区仍然是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
以上的描述可能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11世纪末期的西夏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深深地陷入了内部的派别争端和与邻人间的不时的战争之中。但是西夏社会在另外两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值得注意。
首先是在皇帝的保护之下，佛教作为国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佛教的发展进程在李德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梁皇后特别关注佛经的翻译，到11世纪末年，所有的三藏经典都已译成了西夏文。这本身就是一项不朽的成就。西夏兴建或修复了大量的庙宇。像辽、高昌、吐蕃这样一些外来佛教中心地区的高僧大德和经典，都纷纷聚集在了西夏境内。[85]
其次，与宋朝的贸易线，对西夏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条贸易线的长期断绝，极易对西夏的经济和食物供给造成致命的影响。西夏这时在经济和食物供应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而复杂的结构。一旦摆脱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对经济和食物的特殊需求，西夏的经济结构就足以维持国家机构发展的需要，并为12世纪的文化繁荣局面创造优裕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党项不仅以其家畜、猎鹰和其他牲畜著称于世，而且以本地出产的工业产品而闻名。其中包括珍贵的驼毛毯，足以与最优质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图印本书籍，大黄和其他草本植物，优质盐————盐在易货贸易中是作为通货使用的，这与纺织品在辽朝的作用大体相同。至于党项人自己的经济观，正如一条党项格言所说：“屠畜于党项山者有羊，觅利于汉商者有钱。”[86]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与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辅弼大臣们领导这个国家经历了与宋朝间的最后的斗争时期，并且支持辽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对辽朝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了1124年辽朝覆亡时，这时新的形势迫使西夏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达成了协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对党项政府的控制制度。虽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为止，陕西与金尚无确定的边界，虽然女真人一再背弃他们对一些领土的许诺，让党项人十分恼火（党项人一再提出对夏——金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西夏还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这时西夏已逐渐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
崇宗和他的继承人仁宗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央政权对军队及其首领、对仍然握有实权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部落贵族对于任何削弱他们传统特权的措施，当然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尽管皇帝努力向这些首领灌输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主要还是通过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约来维系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妥协，契约诸方才得以保证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纪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创设的制度条文中，都将这种契约关系列入了正式内容之中。[87]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长者们的拥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统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亲去世之后），崇宗与嵬名氏的元老们共同掌握政权，并决心在此基础上巩固嵬名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首先，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军事官僚集团，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嵬名氏原来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禠夺了仁多氏的军权。仁多保忠遭到贬谪，并因怀疑谋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后来，崇宗授与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来统率党项军队。作为一名完全称职的将军，嵬名察哥在任职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几次对宋朝军队的重大胜利，直到大约1156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党项政府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88]
在贞观年间（1101——1113年）————这是崇宗为了乞求他所极为推崇并尊为楷模的唐太宗的护佑，而精心选择的一个吉祥的年号————崇宗发布了名为《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典，该法典原为西夏文，有残片保留。[89]崇宗还设立了一所国学，有生员300人，由政府提供捧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90]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者抓获之后，于1125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91]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二十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12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的情形与11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岁的嵬名仁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92]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年，一群心怀不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93]
紧接着仁宗在1144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校是在1145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策举制度。[94]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时间：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95]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96]
《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这位国相在1160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1161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廷机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97]
1161——1162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从1165年到1170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了将要在13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信转交给了金朝。[98]
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区的党项边境基地祈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夏交通的传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99]
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儿的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廷之臣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100]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作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101]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定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即西夏、宋、辽（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大大削弱了。[102]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103]
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自一个世代在党项宫廷中担任史职的党项家庭，作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汉文教师，斡道冲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他还用西夏文写了一部关于占筮的论著————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吸引力的题目。这两部著作都是斡道冲在世期间出版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了元代。在斡道冲去世后，仁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形象画下来，并陈列在各地的孔庙和国学里。[104]
仁宗这位党项皇帝特别擅长制造舆论，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众形象，在这些方面他与女真皇帝金世宗极为相似。但是金世宗赢得了儒家的赞誉，以“小尧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则作为佛教圣徒广为流传。[105]仁宗监督和参与了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修订所有佛教译文的工作。虽然在元代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实际上在仁宗统治的末年，西夏文的三藏就已经完成，并在14世纪尽数付梓。[106]
对于宗教的热情，促使党项皇帝进行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第二个配偶罗皇后（汉人后裔），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施。就佛经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场面出现在1189年。为了庆祝仁宗继位50周年，在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10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5万部其他经典，印刷佛经成了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1189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让位，都发生在这一年，所以党项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来慷慨地表明自己对佛陀的感激之情。尽管与女真人偶有冲突，但是在仁宗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部分时间都相安无事。从总体上来说，西夏、金朝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诚挚的关系，当然，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小规模的领土争端，在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矛盾斗争，到了12世纪末年，矛盾变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责党项在边市贸易中以无用的珠玉换取他们的优质丝织品————这使我们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阗使臣带来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场，结果金朝在1172年关闭了兰州和保安的榷场，直到1197年才重新开放。此外，女真对于陕西边境的越境非法贸易也极为不满，并因此而关闭了绥德的榷场。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东胜和环州的边市了。12世纪70年代，干旱和饥荒席卷中国北部地区，而就在同一时期，党项在边界的侵掠活动也日渐增加。1178年，党项人袭击了麟州（这时掌握在金朝手中），从而将他们的掠夺活动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终于重新开放了绥德的榷场，并许可党项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贸易三日的特权。[107]
1191年，一些党项牧人因迷路而进入了镇戎辖境，金朝逻卒驱逐了党项人，但后来反而被西夏人俘虏。而且党项人又设下埋伏，杀害了前来追赶的金朝官员。事后仁宗拒绝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证，这些人已经受到了惩罚。
相对来说，这些事件确实对双方广泛的友好关系造成了轻微的损害。在1189年和1193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后去世了。此后，他们各自的继承人的短暂的统治，实际上不过是内忧外患时代到来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铁木真（未来的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强大和统一。
西夏末世与蒙古的征服
当仁宗在1193年去世时，他已经70岁了，帝位由长子纯佑（桓宗，1193——1206年在位）继承，时年17岁。纯佑是汉裔罗皇后所出。对于桓宗统治期间的西夏历史，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205年蒙古人首次入侵西夏领土，显然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
从1206年桓宗被废黜，到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在这空前动荡的年代里，党项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维持国祚不坠。西夏最终没有复兴，既不是因为它内政的衰败，也不是由于它天生孱弱。如同它的更强大的邻人一样，西夏是被蒙古人摧毁的，蒙古这个新的草原强权的出现，毁灭性地打破了宋、金、西夏在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篡权废立现象在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西夏朝廷形成了抗金和抗蒙古的集团。
从12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草原上的纷扰不时地影响着西夏和金朝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官方史书中也有反映。女真人关闭西方边境与西夏的三处榷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党项人在边界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可能与位于远在西方的哈剌契丹发生了交往。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与金朝自身的利益是相抵触的。[108]我们还知道，一位曾被铁木真的父亲打败的克烈部酋长，可能于12世纪70年代在西夏避难，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关于他的记载。
据说另一位克烈部首领在流亡途中也曾留居党项有日，党项人赐予他“札阿绀孛”（Jakha Gambu，大意是“顾问长老”）的荣誉头衔，后来，他就以这个名字知名于世。札阿绀孛的哥哥脱斡邻勒（王汗）是铁木真的盟父，而且他的几个女儿都嫁给了铁木真的家族，所以铁木真容忍了札阿绀孛反复无常的不忠行为。著名的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札阿绀孛的女儿，她也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札阿绀孛显然还将一个女儿嫁给了党项皇帝，据说当成吉思汗最后猛攻西夏时，她的美貌打动了成吉思汗。[109]很可能通过建立广泛的婚姻关系，党项统治家族的影响当时已经深入到了草原，这一判断有助于解释他们在蒙古帝国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
克烈部与西夏的关系还不止于此。1203年，当脱斡邻勒最终被铁木真打败之后，这位克烈部首领的儿子亦剌合桑昆通过额济纳逃往吐蕃东北部地区，后来又被追赶到了塔里木盆地，最终被当地的首领杀害。[110]虽然党项政权显然拒绝了克烈部逃亡者的避难请求，但是因为亦剌合桑昆逃跑时经过了党项的地盘，这就为1205年蒙古人入侵河西提供了口实。在入侵河西的战争中，西夏的好几个武装居民点都遭到了抢劫，大批牲畜被赶走。[111]
1206年，铁木真宣布接受成吉思汗称号，也就在同一年，中兴府发生的政变将一位新的统治者推上了党项王位。桓宗被自己的堂弟嵬名安全（襄宗，1206——1211年在位）废黜，一个月之后，在囚禁中去世。罗太后在被迫之下致书金朝，请求金主正式册封篡位者为西夏王。[112]当襄宗继位之后，罗太皇太后就在记载中消失了，估计她可能是被送进了某个荒僻的寺院。
次年，金朝失去了藩臣汪古部和西北边疆地区由部落混合组成的边界守卫者（Juyin，汉文“乣”），兀剌海城堡附近的地区也遭到了蒙古人的掠夺。[113]蒙古人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入侵山西和鄂尔多斯地区了。
掠夺兀剌海的蒙古人直到1208年春天才收兵撤退。在这期间，西夏连续派遣使节前往金朝首都，他们很可能是寻求与金朝建立联合战线，以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对于两国来说，不幸的是金章宗恰恰在这年冬天去世了，章宗身后无嗣，帝位由他的一位昏懦无能的戚属（在历史上以卫绍王知名，1213年被黜）继承。卫绍王拒绝与党项人合作，据说，他声称：“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114]无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党项与女真的关系从此迅速恶化。
1209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鹘的自愿归降之后，成吉思汗对西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蒙古人经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进入河西，打败了由西夏皇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并俘虏了西夏的副元帅。接着，进逼并攻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将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从兀剌海起，蒙古军队转而南下，向位于中兴府以西、起着拱卫京师作用的克夷门发起进攻。克夷门是阿拉善的一处险关要隘，蒙古军队在这里遭到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领的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蒙古人终于打败了守军，并擒获了夏军的统帅，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见地图13）。
地图13 蒙古军第一次入侵西夏，1209年
在围攻中兴府的战役中，蒙古人使用了古代的水攻之计，引黄河水灌中兴府。但是由于堤围溃决，反而淹没了蒙古军队的营地，所以他们被迫解围撤军。但是在撤军之前，蒙古人先派遣被俘的西壁讹答代表他们入城谈判，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1210年，党项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首领纳女请和。[115]
与西夏的城下之盟，使成吉思汗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了自己西翼的安全。此后不久，党项人就开始掠夺金朝边境的州县，西夏的入侵使这两个邻国间的外交往来大为衰退，到1212年之后，两国之间就完全断绝了来往。1212年，党项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了，族子嵬名遵顼（神宗，1211——1223年在位，死于1226年）代而为帝。在党项皇族子弟中，遵顼是最早获得西夏“进士”殊荣的一位，他当然首先是要站在自己阶层的立场。[116]
如何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是否放弃与金朝长期的联盟关系，面对这些问题使党项朝廷陷入混乱。神宗似乎是要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迎合蒙古人，他对金朝西南的临洮路发动了进攻，这次战争为党项人提供了洗雪原来在领土问题上的宿怨旧仇的机会。1214年之后，在蒙古人步步紧逼的强大压力面前，女真人将都城从燕京（北京）向南移到了沐京（开封），能否控制临洮，这时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由于宋朝停止了向金朝的岁赐，女真人在财政上也已经濒临绝境，对于被困在河南的女真人来说，他们陕西的领土就成了食物、人力和马匹的重要供给地。
1214年末，一支得到西夏支持的起义军使兰州也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金朝多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仅如此，党项朝廷在1214年还开始与四川的宋朝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建议双方联手进攻金朝的西部领土。西夏与宋朝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221年，但是实际达成的协议却只有1220年的一次流产的联合行动。[117]1216年下半年，西夏为蒙古军队借道，允许他们穿过鄂尔多斯地区，进攻陕西的金朝领土，西夏还在这次战役中为蒙古人提供援军，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人也只能投入一支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118]
对于西夏来说，对金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在经济上也等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西夏朝廷里，反对抗金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一次次的和平尝试都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尽管在西夏内部始终存在着投靠蒙古阵营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朝野舆论对联合蒙古人的政策一直都持鄙视的态度。在1217年冬季或1218年初，一支蒙古军队逼近了西夏首都，他们很可能是要迫使党项人履行早先的承诺，支持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攻打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当然他们也可能是要对党项人拒绝提供帮助的行为进行惩罚。虽然还不清楚实际上是否发生过战斗，但是党项人拒绝了蒙古人的命令，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这次事件中，一位叫做阿沙敢不的人还因为敢于公然藐视大汗的权威，而声名大振。[119]
1219年，成吉思汗将木华黎留下来负责中国北方的行动，自己亲自率军远征中亚。这样一来，他对党项人的报复行动也就相应地延缓到了远征之后。在蒙古大军出征中亚期间，西夏与金的战争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后来到了1223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木华黎死于本年三月之后，蒙古人对金和西夏的压力暂时缓解了。年底，神宗将帝位让给了次子嵬名德旺（献宗，1223——1226年在位）。在此前后，金朝的统治者也是一位新即位的皇帝。1224年下半年，西夏、金开始和谈，以结束战争。1225年九月，达成正式和约，确立两国为兄弟国关系，金为兄，西夏为弟，双方各自保持本国封号。紧接着，又通过会谈解决了关于礼仪、边界榷场等一系列存在争端的问题。[120]西夏、金和约显然是一个与传统相背离的条约，尽管短命，但它标志着西夏外交取得的辉煌胜利。
关于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次战争以及他的死亡，有关记载非常零乱，而且细节抵悟也很多。但是对于出兵的时间，大多数记载都是一致的，即成吉思汗在1225年冬季发兵，1226年春季入侵河西。自从1219年在蒙古入侵中亚的战役中拒不派遣援军之后，党项人变本加厉，拒绝向蒙古汗的宫廷提供质子，而且密谋与一些不知名的部落联合，计划共同抵抗蒙古人。[121]
《蒙古秘史》中记述了一个其他记载中都没有提到的事件：当1225年冬天向党项领土进发时，成吉思汗在中途停下来猎取野马，因坐骑脱缰，他被摔下来受了重伤。这样一来，蒙古大军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候大汗痊愈。为了顾全体面，成吉思汗派遣使臣通知党项君主，要他必须就其轻慢无礼的行为作出解释，然后成吉思汗将会根据他答复的情形，决定撤军还是继续入侵。当蒙古使节来到党项朝廷时，阿沙敢不又一次傲慢地声称，他完全对先前说过的那些无礼的话负责，并且更为嚣张地嘲弄了蒙古人，表示要在战场上一分高下。当听到这个答复后，成吉思汗发誓要洗雪耻辱：“虽死呵也要去问他！”[122]
尽管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内容我们只能去推测，但是党项朝廷这时似乎又一次大权旁落了，掌握朝政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肯定是阿沙敢不拒绝和谈或妥协，才招致了蒙古人对党项国家进行彻底的毁灭性打击。
蒙古军队首先攻克了党项河西诸州，进而孤立了夏都。1226年二月，黑水（Edzina）及其邻近地区陷落。蒙古大汗从浑垂山（或许就是祁连山）夏营地进攻肃州、甘州，大将速不台分兵经略撒里畏吾儿和其他居住在甘州、沙州以南山区的部落（见地图14）。
地图14 成吉思汗入侵西夏，1226——1227年
供职于蒙古人的两位党项官员察罕和昔里铃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当进攻肃州时，昔里铃部的哥哥担任肃州守将，尽管昔里铃部劝说哥哥及早投降，但他还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城破之后，除了昔里铃部的亲族家人之外，肃州百姓尽数遭到屠杀。[123]
无独有偶，在攻打甘州时，察罕的父亲指挥守城，与昔里铃部一样，察罕也试图劝说弟弟和父亲投降，以避免遭受与肃州同样的命运。但是忠于职守的守将杀了察罕的父亲和弟弟，拒绝投降。然而，甘州被攻破之后，察罕凭借自己的崇高声望和为了蒙古的事业的不遗余力挽救了该城百姓，最后只处决了拒不投降的36人。[124]
蒙古军主力在秋天挥师东南，直逼西凉府（凉州）。凉州是一座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守将斡扎箦是斡道冲的后代。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斡扎箦就举城投降了蒙古，溯罗、河罗等地也纷纷仿效。[125]
攻略河西之后，成吉思汗继续向前挺进，渡过黄河，顺流直指东北，进抵灵州。这时党项皇帝献宗已因惊惧而死。献宗去世时只有45岁，帝位由倒霉的嵬名睍继承，他是献宗的近亲。十一月，当蒙古军队包围灵州时，党项人派出最后一名使节前往金廷，请求女真人停止聘使往来。嵬名氏指挥一支党项大军向西南开拔，以解灵州之围。成吉思汗匆匆渡过封冻的黄河，与前来解围的党项增援部队遭遇，在冰天雪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增援部队。在这年十二月，耶律楚材目睹了灵州的陷落和被劫掠。据载，城破之后，“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126]。
攻克灵州之后，成吉思汗将营帐扎在了盐州川。后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队包围夏都，而他本人则转而向南，再次渡过黄河，向西方攻略，经临洮向积石州挺进。1227年春，蒙古大汗横扫临洮，征服了临洮大部分地区。此后，在六盘山停下来“避暑”[127]，成吉思汗本来就已染疾，他很可能就是死在了这里。
对中兴府的围攻持续了六个月。1227年六月，被困的党项君主绝望地与蒙古人协议投降。蒙古人一直隐瞒着成吉思汗的死讯，当党项君主根据议定的投降条款出现在城头时，他们突然宣布了大汗的死讯，并立即杀死了党项君主，洗劫了中兴府。察罕努力使中兴府避免了全面屠杀命运，营救了四处溃散的幸存者。[128]
据说蒙古人处理党项皇室的做法和对中兴府居民的异乎寻常的大屠杀，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做法“意味着要为成吉思汗来世提供一支可观的卫队”，这样做的结果，敌对国王的“德行”就会转化为一种服务于死去的大汗，并对他大有助益的保护性的精灵。[129]
尽管西夏遭到了彻底的蹂躏，但是许多党项人在西夏灭亡后还是活了下来，并继续在元朝供职。作为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人），党项人享有比女真人和契丹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就更不用说汉人了。[130]一些小规模的党项群落避居到了中原中部地区（河北和安徽），直到明朝末年，他们显然还在继续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项皇室的支系也逃离了原居地，迁徙到了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或是成了当地的世俗统治者，或是担任了佛教社团的首领。[131]
从党项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时代之后党项人的种种行迹，在传说和历史记载中，西夏的缔造者们为后世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到现在为止，这笔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评介。幸运的是，考古发现为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较之契丹或女真的资料，党项的资料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中国和日本学者刊布了有关的译文和摹本，使这些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有一天可望写出一部不仅仅依赖汉文编年史的西夏文化和社会史。
* * *
[1]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和[771]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这两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2][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页。
[3][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4]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5]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的《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6][564]《隋书》，卷83，第1846页。关于6至8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
[7][564]《隋书》，卷83，第1845页；[566]《通典》，卷190，第10121页。
[8][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25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页，第8——10页注[3]，主张鲜卑说。
[9]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5——6216页。
[10][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11][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1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13][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14][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15][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16]关于9、10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 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5——362页；森安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17][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
[18][512]《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00、756、785——786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316]加布里埃尔·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5——206页。
[19][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88页。
[20][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页；[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35——140页。
[2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页。
[22][570]《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页；[568]《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页；[572]《旧五代史》，卷74，第912——913页。
[23][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页。
[24][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页；[570]《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页。
[25][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页。
[26][646]《金史》，卷128，第2761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27][644]《宋史》，卷1，第14页。
[28][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卷，第521——522页有李继捧传。
[29][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
[30][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192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7节，“第三种文化”，第20页。
[3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1525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32][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3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05——215页。
[34]有些中国学者将他的名字读作“博罗齐”。
[35]关于凉州，请参见[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3——399页；[588]徐松：（1781——1848年）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21，第14——23页；[222]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和[223]《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
[36]关于李继迁去世时间的不同记载，见[688]戴锡章：《西夏记》，卷3，20b——21a的论述。
[37][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05——509、575——577页。有关的吐蕃资料，见[37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第176——177页。
[38]译者注：读作“Ku-ssu-ssu-lo”。但是也有学者读作“Chiao-ssu-lo”。
[39]有关回鹘与凉州、宗哥间的复杂关系，见[644]《宋史》，卷490，特别请参见第14115页和[588]《宋会要辑稿》，卷197，蕃夷4，第3——9页；又见[224]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权的性质与企图》。
[40]但是迟至1024年，在宋朝资料中唃厮啰与李立遵的名字都是一起出现的。1025年之后，李立遵在有关记载中消失，也就是在这一年，李立遵得到了宋朝的月俸（虽然也有些谣传，说李立遵在1016年就已经被曹玮的部队杀害了）。
[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7a。曹玮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063——1064页；又见[800]昌彼得、王德毅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卷，第2197——2198页。
[42]关于青唐和唃厮啰，近年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823]祝启源：《唃厮啰政权形成初探》，一是[746]孙菊园：《青唐录辑稿》。
[43][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44][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45][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4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26b；[688]戴锡章：《西夏纪》，卷5，15b。“中兴”这个名字是在[646]《金史》，卷61、62和党项法典中正式出现的，这就使人对吴广成记述的以中兴为名是在1205年的说法产生怀疑。见[679]《西夏书事》，卷39，11a。关于夏都的蒙古和党项名，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56页；[265]《西夏旧城旧地考》。
[4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4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645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70——279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唐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唐录》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13a。
[49][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137——1141页及[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年去世）编：《宋史纪事本末》，第41页。
[50][646]《金史》，卷78，第1772页；卷91，第2017页；卷26，第653页。但是有关证据还不是很清楚，而且记载也互有出人。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页。
[51][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464——465页；[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页。
[52][588]《宋会要辑稿》，卷33，礼41，12b。大多数记载将李德明之死系于冬天，即宋朝最初得知死讯的时间。
[53]关于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称号，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6b；卷122，9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33页；[345]尼古莱·A.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48——49页。关于内亚和中国皇帝称号的讨论，见[34]彼得·A.布德勃格：《达颜、成吉思和单于》。
[54][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14b；[355]冈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秃发令》。
[55][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21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5页；[496] A. P.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
[56][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217页。关于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创制者，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259——262页；[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79——80页；[347]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字的解读》，第2卷，第539——540页的英文简介。
[5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
[58]关于西夏军队，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4——13995页；卷486，第14028——14029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115——132页。
[59][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23b。
[6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17b——18a；卷119，第16——17页；[644]《宋史》，卷492，第14161——14162页。
[61]关于山遇的叛乱，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a——9a；[574]司马光（1019——1086年）：《涑水纪闻》，卷12，1a——2a。
[62]关于野利氏，下文将具体予以讨论。关于元昊即位典礼，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b、10b——11a、14b——15a。
[6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11a——b。有关后来的战争与谈判经过，见[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59——71页；[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64][492]陶晋生：《余靖和1042——1044年宋对辽、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传记》，第1卷，第321——330页和[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648——1652页。
[6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6b——7a；[644]《宋史》，卷485，第13998页。
[6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8a——13b；[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69——71页。
[67][846]黄庆云：《关于北宋与西夏和约中银绢茶的数量问题》。
[68]关于契丹对夏的入侵，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9——14000页；[645]《辽史》，卷19，第230——231页；[577]胡道静编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校证》，第787——790页。
[69]本段内容，请参见下列记载：[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1a——2a；[574]司马光：《涑水纪闻》，卷9，9a——b；卷10，5b、9a；卷11，11b——12a；[581]王偁（卒于1200年）：《东都事略》，卷127，6a——b；[688]戴锡章：《西夏记》，卷11，11b——1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12b——13a。
[70][644]《宋史》，卷485，第14000页；亦见前页此处注释所列资料。
[7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10b，15b；[577]沈括：《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关于梁乙埋和他的儿子乙逋的名字，见[693] 卜平（李范文的笔名）：《西夏皇帝称号考》。
[72][644]《宋史》，卷485，第14001页。很可能是梁氏唆使毅宗这样做的。虽然有证据表明，梁氏出自一个古老的宕昌姓氏，但是沈括称，梁氏出自汉族。[577]《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
[7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 2b——3a。
[74][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b 2a。
[7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23b。
[7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6b——7a。
[77][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2a——26a。关于党项统治下的兰州，见[688]戴锡章：《西夏纪》，卷13，9b；[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6，3a。关于李宪，见[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912页。
[7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93——613页。
[79][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06——609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404，卷444以下；卷467，8a——b。
[80]有关此事，史料阙载。请参见[588]《宋会要辑稿》，卷175，兵8，31b——3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15a——16b提供了惟一可以确定这次事变时间的记载，其他同时代的有关记载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81][645]《辽史》，卷115，第1528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2，8b——9a；卷507，3b——4a。
[82][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1b。
[8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7a——20a；卷515，7a——13a；卷516，3b——22b。
[84][644]《宋史》，卷492，第14167页；卷87，第2154——2170页。
[85][717]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719]史金波：《西夏文化》；[259]克恰诺夫：《党项译经史》。
[86][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0——188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79——99页；[269]《新集对联》，党项格言引文在第155页，俄文译文见第90页。
[87][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章，“党项政府机构”，特别请参看第202——252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作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13世纪）》。
[88][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页。
[89][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
[90][644]《宋史》，卷486，第14109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3a；卷34，15b——16a。
[91][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92][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93][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94][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95][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96][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97][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98]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99][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100][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101][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102]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 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103]参见本书此处注释。
[104][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105]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剌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i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 I.伊风阁西夏史论评述》。
[106][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页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230、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此处注释。[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3][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释。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页；卷14，第318——322页。
[119][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122][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铃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页；卷146，第3465——3466页；卷1，第24页。关于“搠”的读音，见[374]伯希和：《评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127]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129][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130][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一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
[131][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 G.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164页；[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
与毅宗同时代的汉族文人们，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将毅宗描述为一个冥顽不化、轻率荒忽的年轻人、元昊的不肖子孙。但是事实上，当毅宗成人时，他一直致力于改变极端不利的局面，以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他还制止了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衰落。作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皇太后是在1156年（译者注：应为1056年）去世的。1061年，年仅14岁的毅宗，便铲除了没藏讹庞。为了寻求比没藏讹庞更可靠的联盟者，毅宗与自己的同谋梁氏结姻（梁氏早先是没藏讹庞不得宠的儿媳），并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新的世袭家相。[71]梁皇后及其兄弟两代主政，西夏的命运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批嵬名氏成员被镇压、流放，或被剥夺了权力。而其他人则主要是基于荣誉和忠诚，接受了后族专政的现实。
强大的梁氏集团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的权力建立在与他们结为联盟的部落首领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部落与宋朝边疆大吏及其属下的非汉族部落有着世代的血仇宿怨。这样一来，大权在握的梁氏集团就得以煽动起对宋朝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宋朝曾长久地危害西夏的利益，而一旦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呼声加剧时，要改变这种做法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为了反对好战的部落集团，维护自己的权威，党项皇帝经常被迫做出亲宋的姿态。毅宗解决了与宋朝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议定了一条新的东部边界；同时，他还安排设立了与宋朝边界的榷场，早年因为没藏讹庞挑衅性地在屈野河沿岸从事移民活动，这些榷场曾被宋朝关闭。
大约在没藏讹庞去世前后，毅宗请求宋廷恩准“去蕃礼，从汉仪”，并请求服饰汉族衣冠。[72]毅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汉族与党项礼仪的争论，双方时而他占上风，时而你据优势，这种波动反映了主张亲汉派与党项排外派之间的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动。后来，皇太后主张拥护党项礼仪，而只要有机会皇帝就要改用汉族的传统习俗。在兴州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汉族的标志制度，甚至是具体的汉人，都成了双方斗争的武器（和被攻击的对象）。
毅宗这些举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权威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将它看作是试图得到宋朝承认并增强党项的威望的一种努力。辽朝在这时已经冷淡了与西夏朝廷之间的关系，转而竭力向与党项人时和时战的吐蕃人表示好感。1058年，辽廷将毅宗没有得到的一位契丹公主嫁给了唃厮啰的儿子并且是最后的继承人董毡。[73]与此同时，宋朝与西夏间永无休止的外交较量也在继续进行：党项使臣一再要求得到与契丹使臣相等的礼遇，而宋朝官员则抱怨党项使臣素质低下，言辞无礼；双方相互攻讦不已。
1067年，一位宋朝边疆官员靠施展阴谋，夺取了西夏的城市绥州。[74]作为报复，党项人杀害了一名宋朝官员，斥责他为口是心非的奸诈之徒。经过冗烦的争论之后，宋朝决定坚守绥州，这一决定大大激怒了党项人，此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地骚扰这一地区。同年底，毅宗去世，年20岁。他很可能是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的。在这年冬天，毅宗的长子，7岁的嵬名秉常（惠宗）继承了皇位。
毅宗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放弃了他父亲创立的处理汉人与党项关系的旧例。[75]汉人之所以对他和他的政策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一些所谓的性格弱点，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背离传统的行为。
惠宗朝（1068——1086年）
惠宗统治时期，或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梁太后统治时期，是一个纷扰频仍的时期。1070——1071年，因为宋朝拒绝就解决绥州事件进行谈判，导致了宋朝与西夏间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的爆发，拉开了惠宗统治时期的序幕。此后，宋朝为取代青唐的吐蕃人，开始着手制定在西方兴建边境要塞的庞大计划。宋、夏条约一再被违背，竞逐军功的丰厚赏赐大大刺激了宋朝各级官员对战争的狂热情绪。
在扩张主义情绪的鼓动下，宋朝变本加厉，在1081——1083年，1091——1093年和1096——1099年频频对西夏发动进攻。1081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唐。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战场的扩大，梁氏集团对于独立性日益增加的武将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皇族嵬名氏的成员是这些武将的首领，他们统治着西夏的中部和东南地区，而且与控制着邻接陕西西部和青海地区的西南地区的仁多氏结成了联盟。
与此同时，党项与契丹的关系开始得以改善，而受到强大压力的吐蕃人也在谋求发展与西夏之间更密切的联系。1072年，党项皇帝甚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毡的儿子蔺逋叱（Rinpoche）。[76]
年幼的党项皇帝是在母亲梁太后和太后的弟弟梁乙埋的完全支配下长大成人的。为了保证梁氏家族能够继续掌握政权，他们将梁乙埋的女儿嫁给了皇帝。1080年，惠宗因不满于母亲的支配，放弃了皇太后在1070年恢复的党项朝廷礼仪，转而赞成汉人礼仪。次年，夏廷揭露了一起阴谋，据称，年轻的皇帝与他的汉族宠臣李清策划，要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归还宋朝。事情败露之后，李清被诛，惠宗也被临时囚禁在了距离皇宫五里远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城堡里。皇帝的支持者立即召集军队，公然反对梁氏的统治。国相梁乙埋派遣使臣前往他们的营地，用银牌招谕，企图要他们声言效忠梁氏，但是最终还是徒劳无益。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宋朝官员一直在静候西夏内乱的结果。最终，宋朝皇帝下令调动了一支大军，由宦官将军李宪率领，分兵五路“讨伐”党项都城。但是由于宋朝各路将领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所以五路军队没能在指定的时间会合。但是在1081年，李宪还是设法攻克了兰州。自8世纪以后，兰州就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大约在1063年，才开始纳入党项的统治范围。[77]此外，李宪和其他的将领们还使西夏南部诸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争初期，梁太后和她的将军们退守首都和灵州，仁多唆丁率领亲嵬名氏的军队在西南部抵抗李宪的猛烈进攻，保卫天都山地区的皇宫和政府建筑，仁多丁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在这场战斗中，仁多——嵬名联盟将其指挥中心设在了兰州北面的卓罗监军司。[78] 1082年末，两个敌对的集团终于联合起来，在陕西北部的横山打败了宋朝军队。
到1083年末，宋朝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最终被迫接受了党项的议和方案。但是，宋廷拒绝就归还已经被宋军攻克的地区进行讨论。这些地区在将来的战争中对宋朝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兰州附近的地区更是如此。宋朝很快就巩固了对兰州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老成持重的惠宗终于在1083年重新得到了皇位。梁乙埋死于1085年，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父位，成了新的国相，勇武好战的梁太后也死于同年年末。1086年，惠宗也去世了，西夏皇位传给了年仅3岁的儿子嵬名乾顺（崇宗，1086——1139年在位），由惠宗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摄政，是为新的梁太后。这样一来，虽然历经了一场公开的较量，但夏都中兴府的权力最终还是又落在了梁氏下一代的手中。
与此同时，在宋朝京都内也发生了一次权力的转换，结果使宋、夏和约关系得以短期恢复，也使宋朝归还了少量的堡寨。但是太后与她的弟弟、国相梁乞逋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矛盾冲突。在边境地区，广泛流传着兴州发生了军事政变的谣言。辽朝也因为不喜欢西夏新的摄政者，对西夏的恶感越来越强烈。
这时，梁乞逋与吐蕃首领阿里骨结成了联盟。阿里骨是董毡（死于1083年）的养子，作为继承人，他是不受欢迎的。青唐的阿里骨政权受到了他的对手、位于邀川的温溪心的挑战。就地理位置而言，邀川与卓罗的仁多集团控制的党项西南部地区相邻。吐蕃两大统治中心间的长期分歧，导致了邀川与忠于西夏皇帝的卓罗的首领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而青唐敌对的吐蕃政权则与梁乞逋结成了联盟。[79]在11世纪90年代，青海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极度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1096年阿里骨之死引起争相继位的混乱局面，宋朝趁机在1099年扩大了在青海的控制范围，但是宋朝在这一地区的每一步行动都遭到了党项的强烈抵抗。
期盼已久的党项宫廷政变显然是在1094年发生的。仁多保忠、嵬名阿吴及其同伙在这一年杀害了梁乞逋，并且夷灭了他的族人。当时皇太后手中掌握着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得到了这支部队的有力保护。但是有证据表明，太后是站在谋杀者一边的，这是因为她怀疑自己的弟弟阴谋反叛她本人和她的儿子————12岁的皇帝。[80]但是面对危急的军事状态，要想全面恢复嵬名皇族政权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091年和1093年，宋朝对西夏发起过进攻。此后在1096年，他们又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西夏并占领青海的全面攻势。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了1099年。辽朝对宋朝的劫掠暴行感到震惊，前后三次向宋朝发出严厉警告，督迫宋朝息鼓偃兵。但是辽朝这时正陷入与西夏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的阻卜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不能脱身，所以辽朝的威胁也并没有使宋朝罢兵。[81]激烈争夺的四年战争，再加上边疆市场的长期关闭，加重了西夏人民的损失和灾难，使他们的生计和土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皇太后死于1099年，传言她是因为没有帮助契丹人镇压属部的反叛而被辽使毒杀的。[82]数月之内，宋朝对于西夏派来告知太后死讯并求和的党项使节采取了非常冷淡的态度。嵬名氏的元老们决意结束战争状态，或者至少摆脱梁氏的控制，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想缓和与宋朝的关系。
党项人一方面在宋朝京都进行和谈，同时又继续积极抵抗宋朝进入青海的行动。然而宋军夺取了天都，在天都设置要塞，并攻克了会州。位于邀川、宗哥和青唐的各吐蕃集团长期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1099年秋，当宋军挺进湟水河谷时，这些集团时叛时降，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宋军统帅集团几乎也处在同样的混乱状态之中，将军们与他们的部属的相互责难告发，降黜罢免、官复原职就像走马灯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党项军队也是在一片喧嚷吵闹之中，吐蕃军队的数量这时达6万或7万人，仍十分强大，足以挫败宋朝占领青海的企图。[83]
1099年九月，当青唐首次投降之后，旋即又被邈川集团重新攻克，他们在青唐城安置了自己的亲信作为阿里骨的继承人。此人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宋朝的确认，他还在1102年通过婚约的形式与党项皇室结成了联盟关系。在1102——1104年间，宋军再次占领青唐。此前青唐已在1099年被易名为鄯州，1104年，又被改名为西宁。[84]到1109年，宋朝政府已经以汉文名称对青海地区所有的吐蕃城镇进行了登录，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北宋末年（1128年），以宋朝与吐蕃和党项各为一方，青海地区仍然是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
以上的描述可能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11世纪末期的西夏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深深地陷入了内部的派别争端和与邻人间的不时的战争之中。但是西夏社会在另外两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值得注意。
首先是在皇帝的保护之下，佛教作为国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佛教的发展进程在李德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梁皇后特别关注佛经的翻译，到11世纪末年，所有的三藏经典都已译成了西夏文。这本身就是一项不朽的成就。西夏兴建或修复了大量的庙宇。像辽、高昌、吐蕃这样一些外来佛教中心地区的高僧大德和经典，都纷纷聚集在了西夏境内。[85]
其次，与宋朝的贸易线，对西夏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条贸易线的长期断绝，极易对西夏的经济和食物供给造成致命的影响。西夏这时在经济和食物供应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而复杂的结构。一旦摆脱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对经济和食物的特殊需求，西夏的经济结构就足以维持国家机构发展的需要，并为12世纪的文化繁荣局面创造优裕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党项不仅以其家畜、猎鹰和其他牲畜著称于世，而且以本地出产的工业产品而闻名。其中包括珍贵的驼毛毯，足以与最优质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图印本书籍，大黄和其他草本植物，优质盐————盐在易货贸易中是作为通货使用的，这与纺织品在辽朝的作用大体相同。至于党项人自己的经济观，正如一条党项格言所说：“屠畜于党项山者有羊，觅利于汉商者有钱。”[86]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与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辅弼大臣们领导这个国家经历了与宋朝间的最后的斗争时期，并且支持辽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对辽朝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了1124年辽朝覆亡时，这时新的形势迫使西夏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达成了协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对党项政府的控制制度。虽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为止，陕西与金尚无确定的边界，虽然女真人一再背弃他们对一些领土的许诺，让党项人十分恼火（党项人一再提出对夏——金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西夏还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这时西夏已逐渐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
崇宗和他的继承人仁宗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央政权对军队及其首领、对仍然握有实权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部落贵族对于任何削弱他们传统特权的措施，当然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尽管皇帝努力向这些首领灌输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主要还是通过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约来维系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妥协，契约诸方才得以保证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纪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创设的制度条文中，都将这种契约关系列入了正式内容之中。[87]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长者们的拥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统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亲去世之后），崇宗与嵬名氏的元老们共同掌握政权，并决心在此基础上巩固嵬名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首先，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军事官僚集团，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嵬名氏原来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禠夺了仁多氏的军权。仁多保忠遭到贬谪，并因怀疑谋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后来，崇宗授与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来统率党项军队。作为一名完全称职的将军，嵬名察哥在任职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几次对宋朝军队的重大胜利，直到大约1156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党项政府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88]
在贞观年间（1101——1113年）————这是崇宗为了乞求他所极为推崇并尊为楷模的唐太宗的护佑，而精心选择的一个吉祥的年号————崇宗发布了名为《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典，该法典原为西夏文，有残片保留。[89]崇宗还设立了一所国学，有生员300人，由政府提供捧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90]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者抓获之后，于1125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91]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二十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12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的情形与11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岁的嵬名仁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92]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年，一群心怀不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93]
紧接着仁宗在1144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校是在1145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策举制度。[94]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时间：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95]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96]
《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这位国相在1160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1161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廷机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97]
1161——1162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从1165年到1170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了将要在13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信转交给了金朝。[98]
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区的党项边境基地祈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夏交通的传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99]
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儿的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廷之臣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100]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作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101]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定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即西夏、宋、辽（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大大削弱了。[102]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103]
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自一个世代在党项宫廷中担任史职的党项家庭，作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汉文教师，斡道冲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他还用西夏文写了一部关于占筮的论著————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吸引力的题目。这两部著作都是斡道冲在世期间出版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了元代。在斡道冲去世后，仁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形象画下来，并陈列在各地的孔庙和国学里。[104]
仁宗这位党项皇帝特别擅长制造舆论，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众形象，在这些方面他与女真皇帝金世宗极为相似。但是金世宗赢得了儒家的赞誉，以“小尧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则作为佛教圣徒广为流传。[105]仁宗监督和参与了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修订所有佛教译文的工作。虽然在元代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实际上在仁宗统治的末年，西夏文的三藏就已经完成，并在14世纪尽数付梓。[106]
对于宗教的热情，促使党项皇帝进行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第二个配偶罗皇后（汉人后裔），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施。就佛经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场面出现在1189年。为了庆祝仁宗继位50周年，在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10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5万部其他经典，印刷佛经成了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1189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让位，都发生在这一年，所以党项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来慷慨地表明自己对佛陀的感激之情。尽管与女真人偶有冲突，但是在仁宗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部分时间都相安无事。从总体上来说，西夏、金朝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诚挚的关系，当然，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小规模的领土争端，在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矛盾斗争，到了12世纪末年，矛盾变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责党项在边市贸易中以无用的珠玉换取他们的优质丝织品————这使我们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阗使臣带来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场，结果金朝在1172年关闭了兰州和保安的榷场，直到1197年才重新开放。此外，女真对于陕西边境的越境非法贸易也极为不满，并因此而关闭了绥德的榷场。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东胜和环州的边市了。12世纪70年代，干旱和饥荒席卷中国北部地区，而就在同一时期，党项在边界的侵掠活动也日渐增加。1178年，党项人袭击了麟州（这时掌握在金朝手中），从而将他们的掠夺活动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终于重新开放了绥德的榷场，并许可党项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贸易三日的特权。[107]
1191年，一些党项牧人因迷路而进入了镇戎辖境，金朝逻卒驱逐了党项人，但后来反而被西夏人俘虏。而且党项人又设下埋伏，杀害了前来追赶的金朝官员。事后仁宗拒绝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证，这些人已经受到了惩罚。
相对来说，这些事件确实对双方广泛的友好关系造成了轻微的损害。在1189年和1193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后去世了。此后，他们各自的继承人的短暂的统治，实际上不过是内忧外患时代到来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铁木真（未来的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强大和统一。
西夏末世与蒙古的征服
当仁宗在1193年去世时，他已经70岁了，帝位由长子纯佑（桓宗，1193——1206年在位）继承，时年17岁。纯佑是汉裔罗皇后所出。对于桓宗统治期间的西夏历史，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205年蒙古人首次入侵西夏领土，显然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
从1206年桓宗被废黜，到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在这空前动荡的年代里，党项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维持国祚不坠。西夏最终没有复兴，既不是因为它内政的衰败，也不是由于它天生孱弱。如同它的更强大的邻人一样，西夏是被蒙古人摧毁的，蒙古这个新的草原强权的出现，毁灭性地打破了宋、金、西夏在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篡权废立现象在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西夏朝廷形成了抗金和抗蒙古的集团。
从12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草原上的纷扰不时地影响着西夏和金朝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官方史书中也有反映。女真人关闭西方边境与西夏的三处榷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党项人在边界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可能与位于远在西方的哈剌契丹发生了交往。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与金朝自身的利益是相抵触的。[108]我们还知道，一位曾被铁木真的父亲打败的克烈部酋长，可能于12世纪70年代在西夏避难，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关于他的记载。
据说另一位克烈部首领在流亡途中也曾留居党项有日，党项人赐予他“札阿绀孛”（Jakha Gambu，大意是“顾问长老”）的荣誉头衔，后来，他就以这个名字知名于世。札阿绀孛的哥哥脱斡邻勒（王汗）是铁木真的盟父，而且他的几个女儿都嫁给了铁木真的家族，所以铁木真容忍了札阿绀孛反复无常的不忠行为。著名的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札阿绀孛的女儿，她也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札阿绀孛显然还将一个女儿嫁给了党项皇帝，据说当成吉思汗最后猛攻西夏时，她的美貌打动了成吉思汗。[109]很可能通过建立广泛的婚姻关系，党项统治家族的影响当时已经深入到了草原，这一判断有助于解释他们在蒙古帝国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
克烈部与西夏的关系还不止于此。1203年，当脱斡邻勒最终被铁木真打败之后，这位克烈部首领的儿子亦剌合桑昆通过额济纳逃往吐蕃东北部地区，后来又被追赶到了塔里木盆地，最终被当地的首领杀害。[110]虽然党项政权显然拒绝了克烈部逃亡者的避难请求，但是因为亦剌合桑昆逃跑时经过了党项的地盘，这就为1205年蒙古人入侵河西提供了口实。在入侵河西的战争中，西夏的好几个武装居民点都遭到了抢劫，大批牲畜被赶走。[111]
1206年，铁木真宣布接受成吉思汗称号，也就在同一年，中兴府发生的政变将一位新的统治者推上了党项王位。桓宗被自己的堂弟嵬名安全（襄宗，1206——1211年在位）废黜，一个月之后，在囚禁中去世。罗太后在被迫之下致书金朝，请求金主正式册封篡位者为西夏王。[112]当襄宗继位之后，罗太皇太后就在记载中消失了，估计她可能是被送进了某个荒僻的寺院。
次年，金朝失去了藩臣汪古部和西北边疆地区由部落混合组成的边界守卫者（Juyin，汉文“乣”），兀剌海城堡附近的地区也遭到了蒙古人的掠夺。[113]蒙古人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入侵山西和鄂尔多斯地区了。
掠夺兀剌海的蒙古人直到1208年春天才收兵撤退。在这期间，西夏连续派遣使节前往金朝首都，他们很可能是寻求与金朝建立联合战线，以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对于两国来说，不幸的是金章宗恰恰在这年冬天去世了，章宗身后无嗣，帝位由他的一位昏懦无能的戚属（在历史上以卫绍王知名，1213年被黜）继承。卫绍王拒绝与党项人合作，据说，他声称：“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114]无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党项与女真的关系从此迅速恶化。
1209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鹘的自愿归降之后，成吉思汗对西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蒙古人经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进入河西，打败了由西夏皇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并俘虏了西夏的副元帅。接着，进逼并攻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将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从兀剌海起，蒙古军队转而南下，向位于中兴府以西、起着拱卫京师作用的克夷门发起进攻。克夷门是阿拉善的一处险关要隘，蒙古军队在这里遭到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领的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蒙古人终于打败了守军，并擒获了夏军的统帅，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见地图13）。
地图13 蒙古军第一次入侵西夏，1209年
在围攻中兴府的战役中，蒙古人使用了古代的水攻之计，引黄河水灌中兴府。但是由于堤围溃决，反而淹没了蒙古军队的营地，所以他们被迫解围撤军。但是在撤军之前，蒙古人先派遣被俘的西壁讹答代表他们入城谈判，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1210年，党项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首领纳女请和。[115]
与西夏的城下之盟，使成吉思汗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了自己西翼的安全。此后不久，党项人就开始掠夺金朝边境的州县，西夏的入侵使这两个邻国间的外交往来大为衰退，到1212年之后，两国之间就完全断绝了来往。1212年，党项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了，族子嵬名遵顼（神宗，1211——1223年在位，死于1226年）代而为帝。在党项皇族子弟中，遵顼是最早获得西夏“进士”殊荣的一位，他当然首先是要站在自己阶层的立场。[116]
如何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是否放弃与金朝长期的联盟关系，面对这些问题使党项朝廷陷入混乱。神宗似乎是要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迎合蒙古人，他对金朝西南的临洮路发动了进攻，这次战争为党项人提供了洗雪原来在领土问题上的宿怨旧仇的机会。1214年之后，在蒙古人步步紧逼的强大压力面前，女真人将都城从燕京（北京）向南移到了沐京（开封），能否控制临洮，这时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由于宋朝停止了向金朝的岁赐，女真人在财政上也已经濒临绝境，对于被困在河南的女真人来说，他们陕西的领土就成了食物、人力和马匹的重要供给地。
1214年末，一支得到西夏支持的起义军使兰州也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金朝多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仅如此，党项朝廷在1214年还开始与四川的宋朝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建议双方联手进攻金朝的西部领土。西夏与宋朝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221年，但是实际达成的协议却只有1220年的一次流产的联合行动。[117]1216年下半年，西夏为蒙古军队借道，允许他们穿过鄂尔多斯地区，进攻陕西的金朝领土，西夏还在这次战役中为蒙古人提供援军，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人也只能投入一支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118]
对于西夏来说，对金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在经济上也等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西夏朝廷里，反对抗金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一次次的和平尝试都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尽管在西夏内部始终存在着投靠蒙古阵营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朝野舆论对联合蒙古人的政策一直都持鄙视的态度。在1217年冬季或1218年初，一支蒙古军队逼近了西夏首都，他们很可能是要迫使党项人履行早先的承诺，支持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攻打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当然他们也可能是要对党项人拒绝提供帮助的行为进行惩罚。虽然还不清楚实际上是否发生过战斗，但是党项人拒绝了蒙古人的命令，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这次事件中，一位叫做阿沙敢不的人还因为敢于公然藐视大汗的权威，而声名大振。[119]
1219年，成吉思汗将木华黎留下来负责中国北方的行动，自己亲自率军远征中亚。这样一来，他对党项人的报复行动也就相应地延缓到了远征之后。在蒙古大军出征中亚期间，西夏与金的战争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后来到了1223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木华黎死于本年三月之后，蒙古人对金和西夏的压力暂时缓解了。年底，神宗将帝位让给了次子嵬名德旺（献宗，1223——1226年在位）。在此前后，金朝的统治者也是一位新即位的皇帝。1224年下半年，西夏、金开始和谈，以结束战争。1225年九月，达成正式和约，确立两国为兄弟国关系，金为兄，西夏为弟，双方各自保持本国封号。紧接着，又通过会谈解决了关于礼仪、边界榷场等一系列存在争端的问题。[120]西夏、金和约显然是一个与传统相背离的条约，尽管短命，但它标志着西夏外交取得的辉煌胜利。
关于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次战争以及他的死亡，有关记载非常零乱，而且细节抵悟也很多。但是对于出兵的时间，大多数记载都是一致的，即成吉思汗在1225年冬季发兵，1226年春季入侵河西。自从1219年在蒙古入侵中亚的战役中拒不派遣援军之后，党项人变本加厉，拒绝向蒙古汗的宫廷提供质子，而且密谋与一些不知名的部落联合，计划共同抵抗蒙古人。[121]
《蒙古秘史》中记述了一个其他记载中都没有提到的事件：当1225年冬天向党项领土进发时，成吉思汗在中途停下来猎取野马，因坐骑脱缰，他被摔下来受了重伤。这样一来，蒙古大军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候大汗痊愈。为了顾全体面，成吉思汗派遣使臣通知党项君主，要他必须就其轻慢无礼的行为作出解释，然后成吉思汗将会根据他答复的情形，决定撤军还是继续入侵。当蒙古使节来到党项朝廷时，阿沙敢不又一次傲慢地声称，他完全对先前说过的那些无礼的话负责，并且更为嚣张地嘲弄了蒙古人，表示要在战场上一分高下。当听到这个答复后，成吉思汗发誓要洗雪耻辱：“虽死呵也要去问他！”[122]
尽管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内容我们只能去推测，但是党项朝廷这时似乎又一次大权旁落了，掌握朝政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肯定是阿沙敢不拒绝和谈或妥协，才招致了蒙古人对党项国家进行彻底的毁灭性打击。
蒙古军队首先攻克了党项河西诸州，进而孤立了夏都。1226年二月，黑水（Edzina）及其邻近地区陷落。蒙古大汗从浑垂山（或许就是祁连山）夏营地进攻肃州、甘州，大将速不台分兵经略撒里畏吾儿和其他居住在甘州、沙州以南山区的部落（见地图14）。
地图14 成吉思汗入侵西夏，1226——1227年
供职于蒙古人的两位党项官员察罕和昔里铃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当进攻肃州时，昔里铃部的哥哥担任肃州守将，尽管昔里铃部劝说哥哥及早投降，但他还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城破之后，除了昔里铃部的亲族家人之外，肃州百姓尽数遭到屠杀。[123]
无独有偶，在攻打甘州时，察罕的父亲指挥守城，与昔里铃部一样，察罕也试图劝说弟弟和父亲投降，以避免遭受与肃州同样的命运。但是忠于职守的守将杀了察罕的父亲和弟弟，拒绝投降。然而，甘州被攻破之后，察罕凭借自己的崇高声望和为了蒙古的事业的不遗余力挽救了该城百姓，最后只处决了拒不投降的36人。[124]
蒙古军主力在秋天挥师东南，直逼西凉府（凉州）。凉州是一座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守将斡扎箦是斡道冲的后代。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斡扎箦就举城投降了蒙古，溯罗、河罗等地也纷纷仿效。[125]
攻略河西之后，成吉思汗继续向前挺进，渡过黄河，顺流直指东北，进抵灵州。这时党项皇帝献宗已因惊惧而死。献宗去世时只有45岁，帝位由倒霉的嵬名睍继承，他是献宗的近亲。十一月，当蒙古军队包围灵州时，党项人派出最后一名使节前往金廷，请求女真人停止聘使往来。嵬名氏指挥一支党项大军向西南开拔，以解灵州之围。成吉思汗匆匆渡过封冻的黄河，与前来解围的党项增援部队遭遇，在冰天雪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增援部队。在这年十二月，耶律楚材目睹了灵州的陷落和被劫掠。据载，城破之后，“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126]。
攻克灵州之后，成吉思汗将营帐扎在了盐州川。后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队包围夏都，而他本人则转而向南，再次渡过黄河，向西方攻略，经临洮向积石州挺进。1227年春，蒙古大汗横扫临洮，征服了临洮大部分地区。此后，在六盘山停下来“避暑”[127]，成吉思汗本来就已染疾，他很可能就是死在了这里。
对中兴府的围攻持续了六个月。1227年六月，被困的党项君主绝望地与蒙古人协议投降。蒙古人一直隐瞒着成吉思汗的死讯，当党项君主根据议定的投降条款出现在城头时，他们突然宣布了大汗的死讯，并立即杀死了党项君主，洗劫了中兴府。察罕努力使中兴府避免了全面屠杀命运，营救了四处溃散的幸存者。[128]
据说蒙古人处理党项皇室的做法和对中兴府居民的异乎寻常的大屠杀，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做法“意味着要为成吉思汗来世提供一支可观的卫队”，这样做的结果，敌对国王的“德行”就会转化为一种服务于死去的大汗，并对他大有助益的保护性的精灵。[129]
尽管西夏遭到了彻底的蹂躏，但是许多党项人在西夏灭亡后还是活了下来，并继续在元朝供职。作为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人），党项人享有比女真人和契丹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就更不用说汉人了。[130]一些小规模的党项群落避居到了中原中部地区（河北和安徽），直到明朝末年，他们显然还在继续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项皇室的支系也逃离了原居地，迁徙到了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或是成了当地的世俗统治者，或是担任了佛教社团的首领。[131]
从党项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时代之后党项人的种种行迹，在传说和历史记载中，西夏的缔造者们为后世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到现在为止，这笔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评介。幸运的是，考古发现为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较之契丹或女真的资料，党项的资料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中国和日本学者刊布了有关的译文和摹本，使这些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有一天可望写出一部不仅仅依赖汉文编年史的西夏文化和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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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和[771]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这两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2][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页。
[3][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4]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5]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的《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6][564]《隋书》，卷83，第1846页。关于6至8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
[7][564]《隋书》，卷83，第1845页；[566]《通典》，卷190，第10121页。
[8][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25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页，第8——10页注[3]，主张鲜卑说。
[9]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5——6216页。
[10][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11][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1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13][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14][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15][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16]关于9、10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 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5——362页；森安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17][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
[18][512]《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00、756、785——786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316]加布里埃尔·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5——206页。
[19][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88页。
[20][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页；[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35——140页。
[2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页。
[22][570]《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页；[568]《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页；[572]《旧五代史》，卷74，第912——913页。
[23][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页。
[24][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页；[570]《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页。
[25][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页。
[26][646]《金史》，卷128，第2761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27][644]《宋史》，卷1，第14页。
[28][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卷，第521——522页有李继捧传。
[29][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
[30][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192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7节，“第三种文化”，第20页。
[3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1525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32][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3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05——215页。
[34]有些中国学者将他的名字读作“博罗齐”。
[35]关于凉州，请参见[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3——399页；[588]徐松：（1781——1848年）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21，第14——23页；[222]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和[223]《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
[36]关于李继迁去世时间的不同记载，见[688]戴锡章：《西夏记》，卷3，20b——21a的论述。
[37][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05——509、575——577页。有关的吐蕃资料，见[37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第176——177页。
[38]译者注：读作“Ku-ssu-ssu-lo”。但是也有学者读作“Chiao-ssu-lo”。
[39]有关回鹘与凉州、宗哥间的复杂关系，见[644]《宋史》，卷490，特别请参见第14115页和[588]《宋会要辑稿》，卷197，蕃夷4，第3——9页；又见[224]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权的性质与企图》。
[40]但是迟至1024年，在宋朝资料中唃厮啰与李立遵的名字都是一起出现的。1025年之后，李立遵在有关记载中消失，也就是在这一年，李立遵得到了宋朝的月俸（虽然也有些谣传，说李立遵在1016年就已经被曹玮的部队杀害了）。
[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7a。曹玮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063——1064页；又见[800]昌彼得、王德毅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卷，第2197——2198页。
[42]关于青唐和唃厮啰，近年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823]祝启源：《唃厮啰政权形成初探》，一是[746]孙菊园：《青唐录辑稿》。
[43][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44][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45][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4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26b；[688]戴锡章：《西夏纪》，卷5，15b。“中兴”这个名字是在[646]《金史》，卷61、62和党项法典中正式出现的，这就使人对吴广成记述的以中兴为名是在1205年的说法产生怀疑。见[679]《西夏书事》，卷39，11a。关于夏都的蒙古和党项名，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56页；[265]《西夏旧城旧地考》。
[4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4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645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70——279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唐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唐录》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13a。
[49][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137——1141页及[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年去世）编：《宋史纪事本末》，第41页。
[50][646]《金史》，卷78，第1772页；卷91，第2017页；卷26，第653页。但是有关证据还不是很清楚，而且记载也互有出人。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页。
[51][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464——465页；[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页。
[52][588]《宋会要辑稿》，卷33，礼41，12b。大多数记载将李德明之死系于冬天，即宋朝最初得知死讯的时间。
[53]关于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称号，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6b；卷122，9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33页；[345]尼古莱·A.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48——49页。关于内亚和中国皇帝称号的讨论，见[34]彼得·A.布德勃格：《达颜、成吉思和单于》。
[54][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14b；[355]冈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秃发令》。
[55][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21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5页；[496] A. P.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
[56][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217页。关于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创制者，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259——262页；[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79——80页；[347]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字的解读》，第2卷，第539——540页的英文简介。
[5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
[58]关于西夏军队，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4——13995页；卷486，第14028——14029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115——132页。
[59][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23b。
[6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17b——18a；卷119，第16——17页；[644]《宋史》，卷492，第14161——14162页。
[61]关于山遇的叛乱，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a——9a；[574]司马光（1019——1086年）：《涑水纪闻》，卷12，1a——2a。
[62]关于野利氏，下文将具体予以讨论。关于元昊即位典礼，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b、10b——11a、14b——15a。
[6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11a——b。有关后来的战争与谈判经过，见[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59——71页；[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64][492]陶晋生：《余靖和1042——1044年宋对辽、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传记》，第1卷，第321——330页和[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648——1652页。
[6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6b——7a；[644]《宋史》，卷485，第13998页。
[6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8a——13b；[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69——71页。
[67][846]黄庆云：《关于北宋与西夏和约中银绢茶的数量问题》。
[68]关于契丹对夏的入侵，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9——14000页；[645]《辽史》，卷19，第230——231页；[577]胡道静编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校证》，第787——790页。
[69]本段内容，请参见下列记载：[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1a——2a；[574]司马光：《涑水纪闻》，卷9，9a——b；卷10，5b、9a；卷11，11b——12a；[581]王偁（卒于1200年）：《东都事略》，卷127，6a——b；[688]戴锡章：《西夏记》，卷11，11b——1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12b——13a。
[70][644]《宋史》，卷485，第14000页；亦见前页此处注释所列资料。
[7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10b，15b；[577]沈括：《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关于梁乙埋和他的儿子乙逋的名字，见[693] 卜平（李范文的笔名）：《西夏皇帝称号考》。
[72][644]《宋史》，卷485，第14001页。很可能是梁氏唆使毅宗这样做的。虽然有证据表明，梁氏出自一个古老的宕昌姓氏，但是沈括称，梁氏出自汉族。[577]《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
[7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 2b——3a。
[74][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b 2a。
[7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23b。
[7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6b——7a。
[77][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2a——26a。关于党项统治下的兰州，见[688]戴锡章：《西夏纪》，卷13，9b；[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6，3a。关于李宪，见[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912页。
[7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93——613页。
[79][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06——609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404，卷444以下；卷467，8a——b。
[80]有关此事，史料阙载。请参见[588]《宋会要辑稿》，卷175，兵8，31b——3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15a——16b提供了惟一可以确定这次事变时间的记载，其他同时代的有关记载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81][645]《辽史》，卷115，第1528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2，8b——9a；卷507，3b——4a。
[82][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1b。
[8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7a——20a；卷515，7a——13a；卷516，3b——22b。
[84][644]《宋史》，卷492，第14167页；卷87，第2154——2170页。
[85][717]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719]史金波：《西夏文化》；[259]克恰诺夫：《党项译经史》。
[86][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0——188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79——99页；[269]《新集对联》，党项格言引文在第155页，俄文译文见第90页。
[87][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章，“党项政府机构”，特别请参看第202——252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作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13世纪）》。
[88][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页。
[89][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
[90][644]《宋史》，卷486，第14109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3a；卷34，15b——16a。
[91][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92][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93][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94][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95][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96][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97][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98]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99][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100][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101][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102]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 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103]参见本书此处注释。
[104][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105]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剌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i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 I.伊风阁西夏史论评述》。
[106][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页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230、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此处注释。[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3][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释。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页；卷14，第318——322页。
[119][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122][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铃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页；卷146，第3465——3466页；卷1，第24页。关于“搠”的读音，见[374]伯希和：《评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127]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129][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130][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一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
[131][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 G.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164页；[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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