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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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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与铁木真，1150——1206年
种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13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世纪的分裂和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元————氏族（斡孛黑，obogh），而后成为独立实体，他们为了牧地、政治领导权和他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1]
地图24 草原世界，1190年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12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整个12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Tenduc————刚好位于靠近战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12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12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12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的25年里，他们自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蔑儿乞的领域。三姓蔑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湖的南边。虽然三姓蔑儿乞偶尔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2]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yasun），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迅速瓦解。[3]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ayil），这是蒙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帐（格尔，ger）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组成一个古列延（gǜ re’ en），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须的，贵族出身总是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忽邻勒台（khuriltai ）。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底层是孛斡勒（bo’ol），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NÖkÖd，单数为NÖkÖr），或被译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12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ger tergen）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亦黑（ayiragb，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kumis）、酸乳酪和各种干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r）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的东西。[4]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与货品、贵族爵位或贿赂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政治大于经济。[5]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6]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了一致的确认。[7] Mongol（更确切应为Mongghol）的族名，最早以“蒙兀”的形式见于唐代史书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蒙兀总是被描绘成汉人熟悉的一个庞大的种族群落————室韦的一支。在可确定的他们最早的家乡小兴安岭附近的阿穆尔河南部地区，室韦通过原始农业、养猪、狩猎、捕鱼和放牧等手段来弥补贫乏的生活。虽然室韦以出令人畏惧的勇士而闻名，但他们很少给邻居造成威胁，这是因为没有部落的中央集权：缺少至高无上的首领，所以政治领导权被广泛地分散在数不清的传统酋长手里，他们的权力无法扩大到当地的部落之外。根据唐代的材料，室韦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臣民，而后者在553——745年统治着蒙古高原。
在10世纪的某一时期，室韦的组成部分蒙兀开始向西面的斡难河（今鄂嫩河）迁移，在那儿他们成为与他们语言上有联系的契丹的属民。[8]他们向西向南继续他们的迁移，最后于11世纪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一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蒙兀从东北北部到东蒙古地区的迁移，使他们在混合经济中更加依赖草原经济。新的牲畜————骆驼和绵羊，加入了他们牛群和马群的行列。森林地区部分季节的、有限的草原经济，转变为草原地区一年四季的、完全的草原经济类型。
蒙古人自己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没有点明他们原来的家乡，只是暗示了使他们来到鄂嫩河——克鲁伦河的迁移。根据记载在《秘史》中的神话[9]，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条苍狼（译者注：孛儿帖赤那）和一头来源不明的白雌鹿（译者注：豁埃马阑勒）。这对夫妻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越过同样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后占据了不儿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周围的地区。不儿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现在认为即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河源附近肯特山脉的大肯特山。在这儿，他们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所有的众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们获知，巴塔赤罕的第十一代孙名叫朵奔蔑儿干，娶了豁里剌儿部的一位年轻女子阿阑豁阿。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朵奔蔑儿干死后，她与驾着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斡孛黑的创建者，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就出生于此氏族。
虽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谱系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有着重要历史内涵的蒙古社会结构的一些有趣特点。首先，巴塔赤罕与成吉思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统基础之上。根据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记载，阿阑豁阿这名妇女，是从虚构的过去历史存在的血缘系统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在其他均为男性的血缘线中的重要和尊贵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预示了她们后来将要在帝国的出现和巩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着虚构的祖先。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贵氏族孛儿只斤的所有成员都有亲缘关系，但每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都包括非男性亲属的群体。外来成分的融合————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依附氏族或群体————在蒙胧的和传说中的过去，仅仅用“发现”共同的祖先这一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样，正如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生的，是用编造系谱、用神话传说的祖先给血统上无关的各部分提供虚构的血缘亲属关系来实现的。这样的做法使无关的种族群落间有了后来制造出来的共同血统（也就有了相互的义务），它是草原游牧部落间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共同与必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辈世系中，他是孛端察儿的玄孙。根据拉施特保存的材料[10]，海都在几个蒙古氏族之上实行了松散的宗主权力而且成功地使一个沿克鲁伦河从事游牧生活的部落————札剌亦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但海都显然在辽王朝（907——1125年）的最后几十年中都很活跃。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海都的孙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国家”。他使用可汗的称号而且统治着所有的蒙古人。[11]拉施特告诉我们，在合不勒时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后者显然把蒙古团结一致的发展看作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为了缓解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女真人决定通过谈判使蒙古人进入他们的纳贡网。他们邀请合不勒来宫廷，但外交行动失败了。这个蒙古首领，先在一次盛宴上饱餐一顿，之后开始大醉，在激动之余，他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胡子，接着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决定宽恕这一鲁莽行为，允许合不勒回去。然而，出于另外的考虑，他又派官员去追赶，要把这个自命不凡的首领追回宫廷进行严惩。皇帝追赶合不勒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诱使他进入陷阱而杀死他。当这些事件后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没有进行报复。
在汉文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插曲的直接印证，但是金代编年史记载了1135——1147年间由于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北部边界而被迫采取强硬的军事对策。[12]虽然女真人与合不勒流产的外交谈判和蒙古人的袭击看起来似乎是有联系的，但这并不能够确确实实地肯定：金朝的记载从没有把合不勒这一名字同边界骚乱联系起来。人们仅能根据大体上的年代推断，他是这有问题的10年中蒙古人的首领，故而有可能是袭击的发动者。
不管怎样，合不勒死后，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不减。不久以后，蒙古人通过他们与弘吉剌部的婚姻关系，卷入了与塔塔儿人的严重纠纷。女真人向后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们桀鹜不驯的邻居。面对这些难以对付的敌人，蒙古人迅速地召开忽邻勒台，选举俺巴孩作为他们的新汗。作为泰赤乌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个儿子察剌孩的后裔，这样，他就是已故合不勒的从兄弟。他的统治时期显然很短暂，当他被塔塔儿人捕获并移交给金廷后，即行结束。在那儿，他被钉在木驴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以后，蒙古人选定合不勒的第三个儿子忽图剌作为俺巴孩的继承人。汗位回到孛儿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孙泰赤乌氏族产生了怨恨，这是以后的日子里，两氏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图剌统治时间，我们仅仅知道他为了报复塔塔儿人参与害死俺巴孩而对塔塔儿人开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进攻。他死时周围的环境和是否有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团结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而引起，可以相当肯定地确定在12世纪60年代，即铁木真出生的那10年。
虽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图剌统治下达到的暂时统一构成了向国家形式迈进的第一步，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试验性步骤，是一个意义易被夸大的步骤。这三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在战争期间被推举的部落军事首领或汗。他们并不是《秘史》记载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Khaghans），《秘史》错误地记载了年代。而且，甚至没有恰当的证据暗示这个时候出现过任何类型的行政机构或者独立的、与传统的血缘结构相对立的权力系统。[13]对这一短暂统一的经验和回忆也许对蒙古民族的团结有益，但对于后来蒙古帝国赖以建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基本原则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初步的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铁木真的家庭和青年时代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子。也速该是孛儿只斤氏族的分支乞颜牙孙的一名成员，这个分支显然是由他的直系祖先建立的。也速该在有关蒙古人反对塔塔儿的战斗中首次被提到。我们获知，在12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俺巴孩被俘获和被处死的时候，也速该把他后来的新娘，即弘吉剌部的诃额仑，从同她订婚的一个蔑儿乞人那里绑架走。娶了这位心甘情愿的诃额仑后，也速该参加了针对塔塔儿人的袭击行动，这些行动也许就是由他的叔叔忽图剌发动的。
他在一次攻击后刚回来，诃额仑就在鄂嫩河谷的某处，生下了她四个儿子中的长子铁木真。有关铁木真早期的孩童时代，原始资料中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甚至没有提供确切的出生日期，虽然实际上可以肯定他于1167年来到这个世界。[14]在8岁的时候，铁木真被带到他母亲所在的氏族————弘吉剌，以挑选合适的妻子。也速该为他的儿子选中了弘吉剌首领之一德薛禅的9岁女儿孛儿帖。出于真诚的表示，也速该留下铁木真与他未来的岳父在一起，自己则离开而返回自己的营地。在回来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塔塔儿人并加入了他们的筵席。招待他的主人认出他就是大规模进攻他们的首领，决定暗地里进行报复。他的食物被掺入毒药，当也速该过了三天回到家里后，他病倒了，而且在他的长子被带来见他之前就死去了。
也速该的死很快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他家庭的个人不幸。在也速该活着的时候，他虽然不是一个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仍有一小群跟随他的部下，而且显然对孛儿只斤氏族的领导有某种发言权。他大概死于1175年或1176年，他死后，他的亲属和支持者开始瓦解。自从忽图剌当选之后就对孛儿只斤氏族怀有忌妒之心的泰赤乌氏族首先逃走，也速该的近亲和属民，在俺巴孩的不满的寡妻鼓动下，不久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尽管诃额仑坚定地努力阻止这一叛逃，但看来蓄谋已久的孤立铁木真家庭的企图最终还是成功了。
诃额仑、她的四个儿子和一些忠诚的部下被抛弃在鄂嫩河上游地区自谋生路。没有了牲畜和亲属的经济支持，他们处于靠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的境地。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就这样在贫寒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过早地成熟了。
正是在这段艰苦磨炼的时期里，年轻的铁木真在与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他俩都是也速该一个妾的儿子）的激烈冲突中，第一次显示出了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他们最初是为了争夺抓到的一只云雀而发难的。当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即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从铁木真和他的大弟弟拙赤合撒儿手中夺走他俩捕获的一条鱼之后，深受委屈的铁木真决心报复。在拙赤合撒儿的帮助下，他诱骗别克帖儿来到俯瞰他们营地的一座小山。铁木真和拙赤合撒儿从相反的方向，用弓箭冷酷地射杀了冒犯过他们的异母兄弟。诃额仑对他们俩杀死她继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痛斥，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在他们容易受到外来进攻的时候，这一行为削弱了家庭的力量。铁木真默默地承受了母亲的斥责，但从没有对这次恐怖事件表示过任何悲痛或负罪感。正如在以后的生活中铁木真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不是一个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他尊严的男人，那些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或者阻碍他通向权力之路的人总是要为他们的冒犯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被孤立的五六年光阴，在别克帖儿死后不久出乎意料地暂时结束了。正如诃额仑预见，泰赤乌人害怕报复，就又回来查看也速该的儿女。当发现六个儿子中的五个活下来并已长大成人时，泰赤乌人包围了他们，要求他们交出长子铁木真，也许是作为人质以担保其他人的行为。铁木真当时14岁或15岁，他逃离母亲的营地，在一片密林中隐藏了九天。饥饿最后驱使他走出森林，等候已久的泰赤乌人立即扑向了他。被带上了枷具后，他作为一名囚犯在泰赤乌人中待了一段时间，每晚上由不同的阿寅勒轮流看守。当铁木真在泰赤乌的一个属民，好心的逊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的帮助下成功地逃走后，这种羞辱和难熬的境遇才结束。
铁木真回到家里重新团聚后，在不儿罕·合勒敦南面的群山中避难。这里的生活依然艰难————他们的食物主要由土拨鼠和田鼠构成————而且不太安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的财产不久还是引起了某些过往强盗的注意，他们偷走了几匹阉割的公马。铁木真出发去追寻歹徒，在经过各种磨难之后，带着失窃的马匹胜利地返回了对他十分感激的家中。这次历险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追寻过程中，铁木真得到了他第一个追随者和战友博尔术，从而开始了建立私人扈从的历程。
而且，这段插曲似乎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的自信心。不管怎样，不久以后，他到弘吉剌地界去迎娶了几年前与他订婚的未婚妻孛儿帖。德薛禅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与死去多年的也速该的誓约，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意志坚定的求婚者。通过这次联姻，铁木真不仅得到了一位妻子（她的聪明和坚强性格是他通向权力之路的巨大财富），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与老盟友弘吉剌的联系。他家族的被孤立与被抛弃时代终于结束了。
作为盟友的王汗
铁木真的婚礼一结束，他就把注意力转到与另一个邻近部落克烈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方面。他亲自去见他们的首领脱斡邻勒，此人更以他的头衔“王汗”而闻名。他用孛儿帖的嫁妆————一件黑貂皮大衣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提醒这位首领，作为他已故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生死朋友”，王汗现在对他来说，就“像一位父亲”[15]。王汗承认了这一请求的合法性，而且愿意出力帮助他的新的被保护者铁木真招集离散的部众。他以王汗身份做出这样的保证，这一做法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也速该死后离散的部众开始回归旧部，铁木真追随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在与王汗会面回来后不久，蔑儿乞部民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劫走了孛儿帖，以作为对也速该劫走诃额仑的最终的报复。当进攻开始时，铁木真不光彩地跑到了不儿罕·合勒敦山的安全地带，自然而然地转向他的保护人寻求帮助以确保孛儿帖安全释放。王汗同意了，并建议他们还要去请求铁木真的孩提朋友和安答札木合的支持。札木合是蒙古氏族之一札答阑部的首领。制定详细的计划之后，在1184年，孛儿帖被劫走后大约九个月，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联合部队向驻营在色楞格河的一个支流勤勒豁河畔的蔑儿乞部进发。由于几乎没有敌军进逼的预先警报，蔑儿乞人没有能够发动有效抵抗就彻底失败。孛儿帖被重新找到时平安无恙，并且获得了许多掳获物。许多蔑儿乞人被俘或被杀，但其骨干力量则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避开搜寻，躲到南西伯利亚的森林避难去了。获胜的结果使大量部众开始聚集到铁木真麾下。其中一些人是同一氏族分支乞颜牙孙的亲属成员，而其他非亲属成员也试图在铁木真迅速发展起来的扈从中找到位置。
铁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最初打算继续他们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一起行动。然而，对属民的争夺和潜在的对分裂的蒙古诸氏族再统一的权力的争夺，使二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孛儿帖的坚决要求下，铁木真最后与他的老伙伴决裂并开始独立行动。铁木真的前迫害者泰赤乌人与札木合结盟的决定则更加扩大了裂痕。
决裂之后，铁木真移到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在那儿，他的追随者，主要是他的亲属，于阔阔纳浯儿即“蓝湖”的岸边，召开了一次忽邻勒台大会。这次集会是在1187——1189年的某一时间举行的。会上，铁木真获得了汗这一称号[16]，而且表明了他想做全蒙古人领袖的意图。虽然按严格的世系来说，铁木真的家系上溯为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名义上较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资格要浅，但这并不构成新汗权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他自身的家庭，因其背景，有着充分的威信，完全能够奠定实现他领导权力要求的基础，而这些要求在与对手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能够被检验与证实。
为了向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时显示他目的的严肃性，新汗立刻着手建立适应他新地位的王室机构。从他的伙伴（那可儿）中，他任命了司厨、司牧、箭筒士、车夫和管家。他最早的伙伴当中的两位，博尔术和者勒蔑，被任命为那可儿之长。汗室和它的成员照顾新汗的个人需要和经济利益，而且充当了后来形成的帝国卫队和帝国行政的核心。
铁木真称汗的消息被传送到王汗处，他听说后很高兴，而札木合则相反。两个对手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札木合由于自己一个年轻的亲戚被铁木真的一个追随者所杀而受到伤害。他率军向蒙古首领的奥鲁（营盘）前进。战斗在靠近色楞格河的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答阑版朱思进行。这次战役的结果在原始资料中的记载不同，但这一天的胜利极有可能属于札木合。不过，他的胜利绝不是决定性的，只不过是以后漫长的悲惨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而且，战役一结束，札木合自身的行为疏远了他的许多支持者，由于这个缘故，忙兀与兀鲁兀的首领们率领他们各自的部落投奔到铁木真方面来。他们的叛投必定被认为是铁木真的一次政治收获，这在战败后给了他和他的支持者一定的安慰。
答阑版朱思战役发生于12世纪80年代晚期，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很少知道铁木真的活动或他的行踪，直到1196年他才作为金朝的同盟者又出现在舞台上。由于资料的模糊和混乱，要证实介于这些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困难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即王汗暂时的倒台，可大体确定在这些年发生。根据对这些事件的重新整理，我们得知，在也速该生前（即1176年以前）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次厄运的王汗，面临他自己家族内部的叛乱，又一次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这一次，他离开了蒙古，到哈剌契丹避难。
经历了一次漫长但不为人知的流浪生活后，王汗在无助和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由于他过去提供过帮助，在1195年或1196年的某一时候[17]，铁木真友好地接待了这位不幸的流浪者，并帮助他恢复了对克烈部的统治权力。不管王汗流浪的确切时间怎样，他肯定是在1196年之前回到了蒙古，因为在那一年，他和铁木真联合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进攻。[18]金朝在1195年与他们旧有的联盟反目，这是极好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塔塔儿人复仇的机会。塔塔儿人，正如铁木真对王汗所说的，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祖父和父亲”[19]。这一建议被接受后，在1196年春天，克烈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联军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区大败塔塔儿诸部。胜利后，他们获得了屠杀战败者和充实自己属民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封赏：作为对他们为金朝服务的回报，女真人授予王汗“王”的封号（汉语为王，蒙古语则为ong），而授予铁木真相对较低的封号：札兀惕忽里，它的意思不是太清楚。[20]虽然这些头衔就其性质而言显然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赋予了被授予者们一种威望，在草原的政治文化中，任何提高个人形象的事情都是必要的。
战役刚结束，铁木真就首次在没有克烈部的支持下单独发动了一次进攻，即对主儿勤氏进行惩罚。主儿勤是他以前的盟友，但他们背弃了参加进攻塔塔儿的誓言。铁木真彻底打败了他们，处死了他们的首领并收降了幸存者。这不仅在忠诚与军事纪律方面给了他人一次难忘的教训，而且根除了主儿勤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铁木真为自己完全除掉了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显贵家族（见图表6）。
草原诸部的统一
虽然铁木真独自成功地处置了主儿勤氏，而且现在享有独立于王汗的稳固地位，但在处理较重大的事情方面，他仍需要他的保护者的支持。1199年，他们俩联合发动了对西部人数众多但处于分裂状态的乃蛮部的战争。[21]札木合表面上与他的安答和解，跟随他们一道行动，他们对付的是两个乃蛮汗之一的不亦鲁黑，他统治着阿尔泰山北坡乞湿泐巴失海子的山地乃蛮部落。乃蛮的抵抗不久即被摧毁，不亦鲁黑向北逃到叶尼塞河上游。
平地乃蛮部的统治者为太阳汗，他早先拒绝帮助他的兄弟与对手不亦鲁黑，现在却感到了威胁，并过迟地调集援军去抵挡蒙古与克烈军队的进一步入侵。胜利者们在凯旋的路上，于杭爱岭南山脚的一条河巴亦答剌黑，与新的乃蛮先遣部队遭遇。由于双方部队相遇时天色已是黄昏，战斗被迫推迟到第二天早晨进行。如果《秘史》记载可靠的话，札木合仍然暗地里对他的安答怀有忌心，他狡诈地劝说意志软弱的王汗抛弃铁木真，让后者单独面对乃蛮部队。夜幕降临时，克烈人悄悄离去，只是在天亮时，他们的背叛行为才被发现。然而，阴谋者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乃蛮援军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去进攻铁木真，而是乘正在退却的克烈首领不注意，向他们发起了进攻。被札木合所抛弃并受到痛击的王汗不得不向他刚刚背叛过的同伴要求帮助。铁木真派兵援助，成功地把王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后者自然对他的援救者非常感激，并请求原谅。铁木真令人费解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恢复了克烈的财产和部众，以后双方停止了纷争。
对乃蛮作战之后，铁木真与他的老对手，脱黑脱阿率领的蔑儿乞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非决定性的战斗，然后即将注意力转向泰赤乌人。1200年，蒙古领袖在王汗的帮助下，进攻了沿鄂嫩河畔的他的近亲，使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落到蒙古人手中的首领们立即被处死，剩下来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铁木真把他们分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面对铁木真的不断胜利，又成为公开敌人的札木合，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对立同盟。1201年，在鄂尔浑河，12个部落的联盟授予札木合古儿汗（众汗之汗）的称号。这些部落包括札答阑、蔑儿乞、乃蛮、斡亦剌和泰赤乌的残部。札木合计划立刻发动进攻。铁木真得知他的企图后，与他的不太可靠的老盟友王汗一同去迎战他的对手。随后的战斗在一次遮眼的暴风雨中沿克鲁伦河展开。在这次战役中，蒙古首领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和及时破坏性的进攻，瓦解了由乃蛮不亦鲁黑汗指挥的对方先头部队。等到札木合与他的部队赶到战场时，铁木真胜局已定。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札木合转而进攻他的被击败并陷入了混乱的同盟军，劫掠了他们，然后向鄂尔浑河逃窜。王汗追赶反复无常的札答阑部，铁木真则集中力量尾追和消灭泰赤乌残部。战斗最后沿土拉河展开。虽然铁木真在战役中身负重伤，但他仍指挥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泰赤乌人又一次被击败，他们的领导成员被有计划地根除，泰赤乌部最终被消灭。
1201年到1202年的冬天，铁木真安心于休整部队以预备与可恨的塔塔儿人作最后摊牌。在战斗的前夜，他向军队发出明确指令，严厉地提醒他们，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杀死塔塔儿人，而不是取得战利品，任何人在战斗结束前被发现有抢劫行为的，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次进攻发生在1202年的秋天，沿喀尔喀河的塔塔儿人遭到致命的失败。幸存者被赶到一起关起来，而后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只有妇女和儿童得到幸免。又一个旧恨得到雪耻：也速该的仇报了，他的儿子现在已成为东部蒙古的主人。
铁木真名望和权力的迅速崛起需要重新调整他和王汗之间的关系。克烈部一旦正确地了解到形势的变化，就最终意识到蒙古首领不再是自己的附庸，而是一个单靠自身意愿就能实现长远目标的平等地位的人。王汗不愿意与他以前保护的人决战，宁愿寻求妥协。应王汗的要求，铁木真与他在1203年初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河畔举行庄严的仪式，重申父子之盟。为使铁木真作为义子的地位正式化，王汗提议让这位蒙古首领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老王汗可以在平静与荣耀中度过剩下的日子，而他的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可及时地继承中部蒙古部众的所有权。
铁木真当即答应下来，但毫不奇怪，这项提议引起了王汗的亲生儿子与原定继承人桑昆的妒忌。后者试图劝阻他父亲把协议最后定下来，而且吵闹着反对把他的妹妹察兀儿别乞嫁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这一早已定下来的协议。当桑昆的最初规劝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后，他即陷于无处不在的札木合的影响之下。札木合怂恿桑昆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去保证他合法的继承权。桑昆认定铁木真必须要被除掉，但没有他父亲的同意，他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因此，他在这一问题上力劝他那非常优柔寡断的父亲，直到为此厌倦了的父亲让步，至少暂且同意了儿子提出的杀死野心勃勃的蒙古首领的建议为止。随后，桑昆将其计划付诸实施。1203年春天，他宣布不再反对他妹妹嫁给术赤，以引诱铁木真参加庆祝筵席。在那儿，他图谋杀死他讨厌的新“兄弟”。然而，铁木真在去参加庆祝筵席的路上获知了这一阴谋，并在桑昆的阴谋得逞之前就逃脱了。
此处这些事件的前后顺序，就各种原始资料而言，有些混乱，但似乎有理由重新整理为以下的样子。[22]得到谋害他性命的消息后，铁木真和一些追随者躲避到喀尔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记载为河或湖）。虽然追捕他们的克烈人力量占绝对优势，但铁木真的部下从来没有动摇过。被他们的忠诚所感动，铁木真喝了班朱尼的脏水，发誓永远记住他们的坚定与忠诚。他们从那儿移向邻近的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得到数支蒙古部队的支援后，铁木真向克烈军队开战。蒙古人虽然有望获胜，但死伤严重。也许是仍然占劣势的缘故，他们沿着喀尔喀河支流撤退。[23]铁木真在蒙古东北地区度过了夏天，寻求新的兵员，重新集结力量并且与他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对手们进行了谈判。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区，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建立营盘，并准备与克烈部进行决战。他奇袭了看起来正驻营于南部巴颜乌拉地区某处的敌人，经过三天的会战，彻底击败了他们。王汗逃跑了，后来死于乃蛮人之手。他的整个部众被征服并被分配给胜利的军队。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领地，铁木真即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浑河河谷，这给他的军队提供了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经阿尔泰到准噶尔地区，并进而向通往西部欧亚草原移民与入侵路线的捷径。[24]蒙古对王汗前领地的占领也意味着在乃蛮的东部边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危险邻居。乃蛮太阳汗感到了威胁，提议与汪古部联盟，希望吸引后者夹击蒙古人。然而，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识时务地拒绝了他并很快将乃蛮的意图通知了铁木真。
尽管铁木真的一些顾问产生过犹豫，但他仍坚持与乃蛮开战，并着手按照十进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单位来组织军队，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在1204年5月，经过适当的萨满仪式祭旗（tugb，秃黑）之后，蒙古军队开往西面与乃蛮开战。两军在阿尔泰山的南坡遭遇。乃蛮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蔑儿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札木合与他的札答阑人————遭到了决定性失败，蒙古人给其将士们增加了许多新的战利品。
太阳汗在战斗中阵亡，但似乎总是在决战前夜抛弃盟友的札木合，这一次又故伎重演并暂时逃脱了追捕。他依然逍遥自在，在草原上游荡了好几个月，才被他的几个追随者出卖并带给铁木真。经过亲自询问札木合行为与态度后，蒙古首领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札木合处死了。
成吉思汗与早期蒙古国家，1206——1227年
1206年的忽邻勒台
虽然蔑儿乞和乃蛮的异己部分仍在继续反抗，森林部落还有待征服[25]，但到1205年，铁木真实际上已经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为了使他的地位正统化并宣布这个新生的强大联盟的诞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开了大忽邻勒台。进行这一庄严时刻的地点选在斡难河河源。尽管没有进一步的地理细节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会是在蒙古人的神圣之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举行的。在那儿，他们神话中的祖先，苍狼与白鹿，养育了所有蒙古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者的官方名单。然而，从《秘史》中保存的，根据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显而易见，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当然也有铁木真的那可儿和他的近亲。
大会开始后，第一项程序就是升起铁木真的九游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为本土固有传统，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他魔力联系起来。这样，秃黑（tugb）旗帜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如果拉施特有关会议程序的记载可以接受的话，[26]忽邻勒台然后又授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根据波斯史书的记载，这一称号被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27]公开授予铁木真。于是铁木真正式即位，接着他对他的种族各异的追随者————以后都被称为蒙古人[28]————发表了讲话，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帮助与忠诚的感谢。仪式一结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组织他的领地这一重要事务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蛮战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进制组建了他的军队，他还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怯薛）。最初组建时，这支卫队包括70人的白天护卫（秃鲁华，turgha’ud）、80人的夜间护卫（客卜帖兀勒，kebte’ǖid）和1000名勇士（把阿秃）组成的特殊队伍。怯薛作为一个机构，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纪80年代晚期最初组建的家族统治体制。它的全体成员，像家族体系的成员一样，从他的那可儿中征募。从编制方面而言，他们既作为护卫（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卫者，同时又作为照顾他个人需要与照看他财产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区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在后者的职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职务有管家（扯儿必）、厨师（宝儿赤）、箭筒士（火儿赤）、门卫（玉典赤）和牧军马者（阿塔赤）。此外，护卫们还兼管女性随从与小执事诸如牧骆驼者与牧牛者的行为，照管汗的帐篷、马车、武器、乐器和府库，预备汗的饮食。[29]
随着成吉思汗权力与财富的继续增长，怯薛的行政与经济职权也自然随之增长。怯薛从1150人到1206年1万人的大幅度扩充，不仅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虑，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新生蒙古帝国不断增长的行政需要。而且，由于怯薛世家体制既提供了个人服务，又提供了运转机构，通过它们，成吉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长的属民、领土和经济收益，故而无论他去哪里————去战斗或围猎，这一体制总是伴随着他。这样，早期蒙古国家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帝国护卫军，处于其统治者选择落脚的任何地方。
这时，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他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与怯薛中挑选出的成员合作，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阔阔·迭卜帖儿），在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由此可见，阔阔·迭卜帖儿是一个法典与人口登记的混合物。[30]
1206年定期进行登记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远见的决定所产生的，这一把其本族语言写成书面文字的决定产生于数年之前。在1204年，当乃蛮人被击败时，一名服务于乃蛮宫廷的畏兀儿人官员塔塔统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与这位有学识的俘虏进行长谈后，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然后教他的儿子们认识新字母。被收养的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来写本民族语言的人之一。塔塔统阿还介绍了印章在官方事务活动中的用法，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31]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少数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32]根据前者的材料，1205——1206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要加上10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 5万与12. 9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居民————身上，到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数量的好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当需要增加时，10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成吉思汗的训言（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无济于事。[33]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1204年和1206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孛斡勒）。只有表现忠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记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世纪40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34]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厉的惩罚。[35]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在其形成年代时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帮助加强和巩固成吉思汗对东部草原地区的统治外，1206年的忽邻勒台还制定了各种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肃清不亦鲁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战斗，这导致了乃蛮的灭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诸部。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贝加尔地区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战而降，并向他们的新统治者进献了皮毛、猎鹰和骟马等贡品。随着他们北部边界的安定和即将开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直接转向他们南边的邻居了。
到1207年，已出现金朝边界防卫体系开始被破坏的明显迹象。女真人没有能够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动下的统一，而且他们在戈壁地区的主要守护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开与成吉思汗进行了谈判。主因（汉语为乣）为居住在敏感的金——党项——汪古边界地区的一混合种族，他们经常充当金朝的军事辅助力量。当他们起来反抗其领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时，女真人的边界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领为骚乱的中心，于是刺杀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员能代替他。然而，他们的计划没有奏效，其继承人，被杀害的君主的一个侄子，立即与女真人决裂，并正式承认了蒙古的宗主权。[37]
由于控制了有战略意义的汪古领土，成吉思汗现在既能够对金朝，又能够对西夏的党项人王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决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对其领土进行过试探性进攻。一支大军集结起来，向南进军，于1209年春末进入党项人的领土。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下，蒙古军队击败了西夏的边界守军，一直推进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黄河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并于10月包围了它。当正面攻击证明无效后，蒙古人试图引黄河水淹没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然而，他们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失误。黄河平原的灌溉渠水冲破了堤坝，在淹没西夏首都的同时也淹了蒙古人的阵地。面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双方决定寻求结束敌对状态。1210年1月开始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党项君主向蒙古人称臣，保证派军队支持蒙古人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为回报，成吉思汗解除了围困，并从西夏领土撤回了他的军队。随后，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带着新妻————一位党项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军队首次打败了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的军队。
返回家园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两个定居民族畏兀儿人和哈剌鲁人的投降。然而，这次，他们的降服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儿人长期作为哈剌契丹王国（以准噶尔地区和斜米列奇为中心）的属民，在他们宗主的压迫统治下，多年来已变得越来越不满。1209年，畏兀儿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叛乱，杀死了驻在他们首都的惨无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员。为了寻求蒙古人的保护，畏兀儿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达了忠诚和服从。后者很高兴，命令巴而术带着适当的贡品亲自来蒙古宫廷。因为成吉思汗正在进攻党项，耽搁一段时间后，畏兀儿君主终于有机会在1211年春天到克鲁伦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作为第一个自愿加入帝国的定居国家君主，巴而术被认作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归顺诸国国王的首位。[38]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术之后。与畏兀儿人相似，阿儿思兰汗当机会来临时，摆脱了哈剌契丹的统治，自愿更换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军队贡献了附属军队，但重要的是，为数众多与文明发达的畏兀儿人为他们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练的行政管理和办事人员，他们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所重用。蒙古人对畏兀儿人这种性质的服务的严重依赖导致了蒙古人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则上大受突厥影响。
对金朝的最初进攻
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金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们对军队的需求也是极为广泛的。在西部，他们卷入与党项人的边界战争；而在南部，他们面临着南宋，后者从未放弃重新占领北方的企图。就在1206——1208年间，金宋发生了冲突，虽然金朝获胜，但它南部的边界安全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完全了解了金军的部署后，成吉思汗于1210年对他的敌人采取了第一个敌对步骤，即与金廷断绝了朝贡关系（约从1195年开始）。然而，他推迟了军队的实际进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没有了其他的直接敌人，现在成吉思汗能够集中力量进攻他最强大的近邻金朝了。[39]蒙古军队于当年年初从克鲁伦河出发，春季到达了汪古部领地，他们利用那里作为即将发起的入侵的出发地。全军的中路军和左翼即东翼军由成吉思汗率领，沿金朝北部边界攻占了许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门的关键要塞居庸关。金廷向他们遭到威胁的边界派出了大批援军。但他们在北上途中被各个击溃。金朝的防御由于这些失败而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蒙古军队的小分队能够抵达并掠夺中都的近郊地区。同时，蒙古军队的右翼即西翼军在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率领下在西面进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农村，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敌军。当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达后，两面的蒙古军队撤回北方，放弃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们所占领的金朝领土。所有能掌握的资料均表明，1211年的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战利品和获得情报，而不是获取土地。[40]
金朝军队迅速重新占据了他们的边界地区，以准备迎战下一次进攻。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来，又开始进攻女真人的外围守军。诸要塞如居庸关再一次被攻克，而且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务交给其附属部队后完成的。一旦边界防线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进，比以前更加深人金朝疆土。他们到达黄河北部的农耕地区时，军队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坏山东、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领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开阔的农村，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都绕开坚固的据点。
到1213年末，蒙古军队已严重破坏了金朝的心脏地带，开始撤回北方。但是这次他们保留了对所有重要边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军队包围中都以进行封锁。包围城市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惊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许多贡品————金、丝和马————作为结束敌对状态的回报。蒙古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按约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锁。金廷由于这次经历而失魂落魄，他们利用这次解围的机会撤离中都，转到开封；1214年夏季，他们以开封作为新都。
当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离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他的军队返回不久前包围过的城市。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通过猛烈攻击占领中都的企图没有成功。最后，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来到中都战场，亲自指挥进攻。当蒙古人显然已阻挡住金朝的援兵时，守城军队的士气开始瓦解，这座城市于5月底向围攻军队投降。在被占领后的几个星期内，都城被有计划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毁。在他的直接军事目的完成和对大量战利品进行适当登记后，成吉思汗离开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领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军。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严重挫折。1212年，蒙古大将哲别横穿辽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时，暂时占领了金朝的东都东京（今辽阳）。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惨败，反过来还促成了另一居于东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乱。自从他们自己的辽王朝在1115年（译者注：应为1125年）灭亡后，他们一直不愿意做金朝的臣民。乘着其对手不断溃败的机会，蒙古军队于1214年成功地进攻了辽河两岸的金朝据点。东京于1215年再次被占领，随后成为契丹叛乱首领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据地，他现在已正式向蒙古称臣。[41]到下一年为止，女真人的故乡东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见地图25）。如果此时蒙古军队集中进攻，也许会使金朝完全崩溃，然而，在西域所发生的事件不久将会使成吉思汗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率领蒙古军队主力向西发动一系列的进攻。
地图25 东北诸战役，1211——1216年
西征
蒙古人进入西域开始于1208年，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去对付叛离的蔑儿乞与乃蛮部民组成的联盟，后者在西蒙古额尔齐斯河上游建立了一个行动基地[42]（见地图26）。蒙古军队摧毁了叛乱，杀死了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长期的敌人脱黑脱阿。残余的蔑儿乞人逃到畏兀儿领地，后又来到钦察草原，而乃蛮余部则逃入哈剌契丹即西辽的领地。后一群人的首领是屈出律，他的父亲太阳汗在1204年与蒙古人作战时阵亡。
地图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难时，哈剌契丹王国正忙于与占据西突厥故地和呼罗珊大部分地区（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进行争斗。乃蛮首领在一段时间内浑水摸鱼，最后与哈剌契丹君主结盟。不久，他成为国王主要顾问并且利用这一受信任的职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国的权力。日趋衰落的西辽帝国在屈出律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得以恢复。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撤回到锡尔河上游地区，并且于1213——1214年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居民那里。
乃蛮篡位者的成功开始引起成吉思汗对西方的注意。正当此时，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达中国北部成吉思汗处，以探听这支东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吉思汗热诚地欢迎了使团成员，表达了与他的西方邻邦建立和平关系和商业往来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团回访摩诃末，使团于1218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谈判开始了，几天以后，算端同意签订一项与成吉思汗建立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条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久就由于发生在锡尔河上游的一个花剌子模城市讹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结束了。
条约签订后不久，这座城市的首领显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许，杀死了一支蒙古人组织的庞大贸易商队的成员，夺取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惩罚犯罪官员，归还被没收的货物。由于难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对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轻蔑地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统治者被这些暴行所激怒，开始准备发动战争。
在对付他的新敌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对其他两个前线的行动。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乱不容忽视。叛乱开始于1217年而且不断扩散，直到1218——1219年冬天，术赤率领蒙古军队的右翼才到达南西伯利亚并迅速平定了叛乱。[43]其次，在东突厥斯坦必须清除屈出律与哈剌契丹。这一地区的进攻在哲别的领导下开始于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决乃蛮人，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杀，通向花剌子模地区的哈剌契丹领土也被蒙古军队所占领。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额尔齐斯河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由蒙古正规兵和从属国征集的大批附属部队组成的大军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进发。主力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向锡尔河南部敌人的人口中心区进发，而一支掩护部队则在术赤的率领下进入锡尔河北面的草原地带，在那里与那些和花剌子模统治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游牧部落钦察和康里交战。摩诃末与他的将领们的建议相反，并没有与入侵者在开阔地带交战，而是用他数量上胜过蒙古人的军队去守卫王国的各重要城市。虽然这些决定或许葬送了他获胜的任何机会，但还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费时的和破坏性的围城战。讹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干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事件，在那儿，蒙古人驱使解除武装的战俘冲向严密防守的城墙，为他们的攻击部队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来反抗他们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后，又扩大了屠杀的范围。在这些城市中，野蛮的报复行为正式以集体处决的方式降临于人们身上。
当摩诃末得知他的战略失败后，惊慌失措地逃到了里海中的一个岛屿上，他于1211年前后死在那里。他的儿子与继承人札兰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军队继续进行不懈的抵抗。为了追赶强有力与劲头十足的札兰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队追踪他，从伊朗北部穿过阿富汗斯坦进入了印度，然后又回到伊朗和哲儿拜占。虽然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札兰丁总是能设法逃脱追捕，但是英勇顽强并不能长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国的灭亡。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罗珊已被征服，蒙古守军和镇守者（达鲁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尽管札兰丁的事业已毫无希望，但他拒绝投降，仍继续他徒劳无益的抗战，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儿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蒙古人开始着手准备他们下一步的一系列远征。速不台和哲别这时正在与谷儿只和哲儿拜占作战，他们请求允许他们越过高加索山去进攻钦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应了。这样，在1221年，速不台发动了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著名远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武力侦察。他率领着由三个万户组成的一支军队进入了南俄罗斯草原。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条流进黑海的小河）战役中击败了斡罗斯诸王公和西部钦察人组成的联军。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罗斯诸公国直到第聂伯河，而后才折回向东，在与伏尔加地区的不里阿耳进行了一次短暂交锋后，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获得必要的情报后，术赤受命发动一次后续战争以使西部草原纳入蒙古版图。
成吉思汗在此同时从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军队，1224年夏季他到达额尔齐斯河，1225年春季到达蒙古中部。回到家乡后，他计划发动另一次战役：1223年党项君主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对金战争的军队。蒙古统治者决心严惩这一不忠行为。
木华黎的对金战争
当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达克鲁伦河时，蒙古对金的进攻暂时减少了，但并没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将领之一木华黎继续努力清除辽河流域的女真军队，1216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占领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后，木华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报告。出于对他战绩的满意，成吉思汗赐予他“太师国王”的称号，并且任命他为统帅，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去夺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国北方领土，即太和岭以南的土地。
木华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时改名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军事指挥机构。他控制下的军队包括蒙古左翼军的2. 3万人，扩编的由7. 7万名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组成的附属军队。后者在与金朝战争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励和奖赏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满意，大量金军指挥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挥官，带着他们整个的军队投奔过来。正是这些起关键作用的附属军队的扩充，占去了木华黎可使用军队的3/4。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们军队大部分的中军和右翼军从中国北部撤出进行西征后，也还能对金朝保持不断的压力。[44]
在新战役的初期，木华黎从中都和西京发动了一场三路的攻势，企图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河北和山东。率领中军主力推进到河北的木华黎，不久就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进攻的方式夺取城市，这使双方都损失惨重。而有时花费这样高的代价所夺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虽然进展非常困难，但木华黎仍缓慢推进。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张柔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后，木华黎又将注意力转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战略堡垒。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后，蒙古人得以稳固地向南推进。到1219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狭长地带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华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两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进到山东西部，于十月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重要城市济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错误军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进展顺利成为可能。1217年，在与蒙古人战斗的间歇期间，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对宋开战，因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对金廷的朝贡。从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发动的一系列进犯虽然常常在局部获得成功，但他们从未获得绝对胜利。宋朝尽管在开始时遭受挫折，但仍拒绝谈判，他们继续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汉水流域一度设法击溃了金军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显然得不偿失。从宋朝得到的疆土无论如何也不够补偿他们在北方丢给蒙古人的土地。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明显破坏了他们对付木华黎军队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惧，在1220年，他们征集了一支新军，准备进行反击以重新获得他们损失的一些地区。新军刚组建起来即进攻山东东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汉人起义（红袄军），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当木华黎得知了这支新军的存在后，他立刻在1220年底从济南移师南进，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一个浅滩黄陵冈对其发动了进攻。他以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敌军，而且由于这次成功，蒙古人扩大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领土。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中；陕西则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在任命汉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区之后，木华黎回到北方，沿路进行扫荡。同时，金廷由于反攻失败，派出了一个由乌古孙仲端率领的使团来到西部成吉思汗处，商讨可行的和谈条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称号，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1221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供了为数5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的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将领，1225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45]到1211年发动对金作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gerege或baisa，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12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个行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46]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于1221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47]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48]毫不奇怪，自13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49]由于1217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13世纪20年代，中国北部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1213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1211——1227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的极度征用与勒索。[50]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差发”（alba khubchiri）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类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可，1223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51]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1217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13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时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与成吉思汗之死
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他曾向党项人征兵，但由于党项人违背了以前的誓约，所以要求没能实现。数年以后，党项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为了恢复与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派出军队帮助木华黎从金朝手中抢夺陕西的地盘。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发生逆转，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这些军队，这反映出西夏宫廷的严重分裂状态。一个属国的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既是一种军事威胁，又是一种对蒙古人声望的挑战，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让党项人作出解释并使他们永远保持协调一致。
为了试探西夏宫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进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项建议，给党项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国臣服一次最后的机会：他们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须立即给成吉思汗的宫帐送去一个儿子作人质，以担保他以后的忠诚。但是，西夏没有对这项建议给予答复，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们与金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就更加触怒了蒙古人。[52]战争于是不可避免了。
与1209年快速进攻中兴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战役有着预定的目标，即征服或摧毁西夏王国的西部地区以使其都城、宫廷与王国的其他地区隔开。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进攻党项人在戈壁西部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马可·波罗称为亦集乃，汉人称为黑水————开始了战争行动。不久，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军队向南进入甘肃走廊，进攻肃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这两座城池均被攻陷，肃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脚下凉爽的大帐指挥了这两场战役，现在他重新组织军队，一部向西进攻瓜州，其余的则向东进攻西凉。后者为西夏王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战而克。随后，因获胜而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又受命越过黄河，向西夏的都城中兴进发。1226年末，他们抵达并包围了都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设防要塞灵州。当西夏统治者感到威胁，并派出一支大军去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时，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队渡过黄河并打垮了西夏援军。到1227年初，中兴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围，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中兴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进军，并于1227年春夏两季进攻金朝西部边界的据点。然而，在8月，这位蒙古首领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显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马旧伤复发并引起了并发症，导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盘山南麓某处，死讯被暂时封锁。为了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对西夏都城的围攻一直持续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为止。
西夏王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遗体立即被运回蒙古，葬于不儿罕·合勒敦。军队被留下来巩固新取得的战果，但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则停止了。这因为皇族及其主要顾问和将领们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们领袖的去世，并把汗国的诸项事务安排妥当。
帝国的组织：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
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邻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中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53]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疆界。按照蒙古的传统习惯，长子术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时间，第一个获得了他的领地————额尔齐斯河地区。依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领地后来扩大，包括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和斡罗斯诸公国。其他儿子分授领地的时间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在13世纪20年代初期。在这次分配中，察合台获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西部；窝阔台获得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麓；最小的儿子拖雷，作为他们家庭的守护者（斡赤斤），获得蒙古本土。[54]中国北部，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被包括在那时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许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权力之下的领土之一，随后传给了他的继承者。
同样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还准备在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之间分配他军队中的蒙古军部分。他留给他三个较年长的儿子每人4000人的军队，给其他各个亲属的军队人数更少。剩下的军队共10. 1万人则没有分配，而是划归拖雷所有。拖雷作为幼子，按照游牧习俗，得到了他父亲剩余的财产。[55]当然，拖雷把这些军队————蒙古人军事机器的核心————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当初他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棘手的继承人与财产分配问题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国的首次权力转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拖雷作为另一位候选人曾被提出过，但他的奋斗目标并不迫切。他被提为候选人很有可能不是为了对窝阔台进行一次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他今后的称汗打下基础。不管怎样，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而且为窝阔台继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缓慢地进行着。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亲属和军队将领们被从帝国很远的地区招来。在汗位空缺期间，拖雷作为蒙古本土的守护者，被指定掌管国家事务，也就是说，成为监国者。[56]
当意见达成一致和准备工作就绪后，1229年秋天的某时，忽邻勒台终于在靠近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赖召开。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与会的人正式向窝阔台劝进，而窝阔台经过一些礼节上和仪式上的谦让后，终于被“说服”，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称号————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区别于他现在享有“汗”的称号的兄弟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即位的承认，窝阔台被他潜在的汗位竞争对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铁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宝座。而后，根据《秘史》的记载，护卫军和箭筒士被付予“窝阔台合罕”，即统治权力被交付其手中。即位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窝阔台向到会的显要人物分别赏赐了礼物，以示谢意。[57]
重新扩张与金的灭亡
花费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征战的窝阔台，以一次军事力量的冲击开始了他的时代。按照新召开的忽邻勒台所达成的决议，帝国的边界必须多方位向外大力推进。
他父亲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服钦察草原和斡罗斯诸公国。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术赤，但后者全然不顾他父亲如何发怒，从来没有一心一意地完成这项任务。1227年，在他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术赤死了。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去是拖拖拉拉，现在则完全停顿下来。窝阔台成为合罕后，立即重新发动了这场战役。1229年，他派出三个新万户去清除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作好对欧亚草原西部边缘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占据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的东部的钦察部对入侵军队进行了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破坏了蒙古人后来对乌拉尔山脉以西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使之推迟了好几年。
1235年，经过最高级商谈后，老将速不台率领援军被派赴伏尔加地区。1236年抵达战场后，他很快摧毁了抵抗，随后向西攻入斡罗斯和钦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见地图27）。[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窝阔台尽责地把这一大片领土分给了术赤的儿子们。长子斡尔达分到了额尔齐斯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领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罗斯诸公国和西部钦察草原。
地图27 拔都进攻斡罗斯与欧洲
在中东也还有未完成的任务。1230年，窝阔台任命他的护卫之一绰尔马罕掌管这一地区的蒙古军队，命令他追踪逃亡的札兰丁，而后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试图组织一个反对蒙古人的联盟。在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呼罗珊的统治后，绰尔马罕进入外高加索，以追赶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年，当这个棘手的叛乱首领被强盗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古指挥官那儿时，他又指挥军队攻入小亚细亚，那里原由鲁木国的塞尔柱人进行着统治。他们像东部钦察人一样，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1243年，经过长期艰难的战争后，绰尔马罕的继任者拜住指挥下的西亚蒙古军队才能够对塞尔柱人的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东北亚，窝阔台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见地图28）。蒙古人最初进入半岛是在1218年他们征服东北地区时。由于不能抵抗入侵军队，高丽王朝同意每年纳贡以换取蒙古军队的撤退。获得第一批贡物后，蒙古人按约撤回军队。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税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窝阔台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到12月，蒙古军队包围了都城开京，迫使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人对他们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无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丽人起而反抗，杀死了蒙古人驻在这个国家北部的监临官（达鲁花赤）。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蒙古人不久就要进行报复，所以放弃了开京，跑到黄海海岸边的一个小岛————江华岛去避难。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击，蒙古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迫使高丽对他们统治的承认。经过1241——1247年一段时间的休战后，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1259年高丽人最终服从外族的统治为止。[59]
地图28 蒙古对高丽的几次入侵
尽管在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窝阔台还是决心完成另一项未竟事业————消灭金朝。1223年木华黎去世时，金朝已经重整旗鼓，收复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据的失地。由于那时蒙古人一心要惩罚党项人，所以被迫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北部的作战。虽然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零星的战斗仍然在各个边界地区时有发生，但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在金朝的最后根据地河南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窝阔台于1230年开始对金朝发起初步进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国家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能够进行有力的防御，必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和增加军队才能给其以致命一击。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结起军队并于1231年着手实施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军队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领下在山东作战；中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进入山西；而右翼则在拖雷指挥下攻入陕西。后一支军队随后进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请求允许他们通过其领土，以准备由东南向开封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策划这次大规模的包抄行动，是为了避免去进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难以攻克的要塞潼关。
蒙古人的借路请求被拒绝后，只好用武力沿宋朝边界打开一条通道。1232年初，拖雷的军队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而后又继续向开封进军。夏季，三支军队齐集开封，由速不台统一指挥蒙古各军。在交接指挥权后，窝阔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窝阔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发作，随后又恢复了健康。可他的弟弟在到达北方后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年底时就去世了。
与此同时，速不台在整个秋季加紧了对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攻势。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离了都城。几周后，被扔下的士气低落的守军停止了抵抗。5月，开封的城门向蒙古人打开。金朝皇帝此刻已处境危急，他避难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宫廷请求援助，而后者想从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夺回丧失已久的领土，拒绝了金朝的提议，反而与蒙古人协商建立同盟。尽管攻势加强，但这座城市仍在继续抵抗。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联军会合于蔡州城下。经过数月的抵抗，哀宗意识到无路可逃，也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自杀身亡。之后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灭亡。
在战争的余波中，宋朝由于想从金朝的灭亡中捞取好处，进行了一次占领整个河南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宋朝军队并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久就被蒙古人击溃，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他们的新盟友分享胜利果实。
行政管理的重新调整
为了统治这一庞大的和不断扩张的帝国，按照惯例，新皇帝以怯薛（护卫军）的全体成员组成他的中央行政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他父亲的遗产传给他的。[60]窝阔台选择了原来他父亲宫廷机构里的一个内侍，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镇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为一个克烈人（虽然有些材料说他是畏兀儿人），他至少从1203年起就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经历中，他曾担任过一系列军事和行政职务，并且很称职。但直到窝阔台时代初，镇海才作为帝国的重要大臣而突然达到顶峰。行政机构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类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时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获得了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对帝国管理机器进行大的调整成为必要。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满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负责的战区指挥官管理之下，他们作为全权的军民官而发挥作用，就像木华黎在中国北部那样。外来的官吏，像在中国的畏兀儿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汉人，被用来帮助蒙古人进行治理。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对本地行政管理机构与人员的强烈依赖性，他们被有计划地吸收进来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当地的精英忠诚地服从命令和促进帝国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属军队驻地和附属国的宫廷设立了特殊官员达鲁花赤。在帝国早期，这些监督户口调查、赋税征收、军事征调的官员均从大汗的那可儿中挑选。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达鲁花赤是札八儿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个时间被派到中都。[61]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官职的制度根源，但它与金朝的官职“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国的“八思哈”有联系，二者的职权均与后来的达鲁花赤相类似。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语义，二者的意思均为“监临者”。[62]
窝阔台对他所继承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削弱战区指挥官的行政管理权力，而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专职的“民职官员”，因为前者的首要职责毕竟是军事征服，而后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务。1229年，他首次组建了两个这样的由民政官领导的行省，一个在中亚，另一个在中国北部。后来，一旦在13世纪40年代于中东建立起稳固的蒙古人桥头堡后，第三个行省也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汗本人对帝国定居地区的财富的最高权力，特别是避免贡物和税收被地方上的帝国汗室成员攫取。后者的利益虽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体制下绝对没有被忽视。到窝阔台时代晚期，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习惯做法，即允许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诸汗和帝国其他诸王在行省人员中派驻他们的私人代表，并在选择首席行政官员时有发言权。这样，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由大汗领导的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业。看起来，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结合体制，由于窝阔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间发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起来，以后才被应用于中国和伊朗。[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长官是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个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为突厥语使者之意）进入蒙古宫廷效力。从咸海到党项之间的所有定居地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传统；他为数众多的子孙们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国的各个蒙古王室。[64]
与马合木·牙老瓦赤同时的在中国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是出身于辽朝统治家族的汉化了的契丹人。作为有着广博知识和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样，他仕途活跃，在金朝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当1215年中都陷落时，他正在那里。三年后，依照帝国旨意，他来到蒙古参见成吉思汗。这个契丹人给蒙古统治者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书记官（必阇赤）和宫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为扈从。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亚，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国。在汗位空缺时期，摄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骚乱。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窝阔台即位时返回蒙古。值此1229年，中国北部被交由他负责。[65]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为蒙古人十几年的忠实仆从以及对中国情况极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对于窝阔台在中国北部所设置的都课税使这一新职位有着完全的胜任资格。然而，对他的任命并没有迎合蒙古统治阶层的一些人，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个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观点的人进入这样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作为代价，来维护帝国对税收的直接控制。这种担心在服务于蒙古帝国的汉人军事指挥官中也存在。即使后者有时积极地支持耶律楚材复兴汉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纪20年代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习惯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干扰下统治他们的领地。因此，像他们的蒙古同僚们一样，他们对实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权的任何企图也倾向于抱有深深的怀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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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13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世纪的分裂和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元————氏族（斡孛黑，obogh），而后成为独立实体，他们为了牧地、政治领导权和他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1]
地图24 草原世界，1190年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12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整个12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Tenduc————刚好位于靠近战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12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12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12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的25年里，他们自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蔑儿乞的领域。三姓蔑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湖的南边。虽然三姓蔑儿乞偶尔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2]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yasun），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迅速瓦解。[3]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ayil），这是蒙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帐（格尔，ger）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组成一个古列延（gǜ re’ en），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须的，贵族出身总是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忽邻勒台（khuriltai ）。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底层是孛斡勒（bo’ol），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NÖkÖd，单数为NÖkÖr），或被译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12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ger tergen）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亦黑（ayiragb，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kumis）、酸乳酪和各种干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r）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的东西。[4]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与货品、贵族爵位或贿赂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政治大于经济。[5]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6]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了一致的确认。[7] Mongol（更确切应为Mongghol）的族名，最早以“蒙兀”的形式见于唐代史书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蒙兀总是被描绘成汉人熟悉的一个庞大的种族群落————室韦的一支。在可确定的他们最早的家乡小兴安岭附近的阿穆尔河南部地区，室韦通过原始农业、养猪、狩猎、捕鱼和放牧等手段来弥补贫乏的生活。虽然室韦以出令人畏惧的勇士而闻名，但他们很少给邻居造成威胁，这是因为没有部落的中央集权：缺少至高无上的首领，所以政治领导权被广泛地分散在数不清的传统酋长手里，他们的权力无法扩大到当地的部落之外。根据唐代的材料，室韦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臣民，而后者在553——745年统治着蒙古高原。
在10世纪的某一时期，室韦的组成部分蒙兀开始向西面的斡难河（今鄂嫩河）迁移，在那儿他们成为与他们语言上有联系的契丹的属民。[8]他们向西向南继续他们的迁移，最后于11世纪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一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蒙兀从东北北部到东蒙古地区的迁移，使他们在混合经济中更加依赖草原经济。新的牲畜————骆驼和绵羊，加入了他们牛群和马群的行列。森林地区部分季节的、有限的草原经济，转变为草原地区一年四季的、完全的草原经济类型。
蒙古人自己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没有点明他们原来的家乡，只是暗示了使他们来到鄂嫩河——克鲁伦河的迁移。根据记载在《秘史》中的神话[9]，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条苍狼（译者注：孛儿帖赤那）和一头来源不明的白雌鹿（译者注：豁埃马阑勒）。这对夫妻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越过同样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后占据了不儿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周围的地区。不儿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现在认为即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河源附近肯特山脉的大肯特山。在这儿，他们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所有的众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们获知，巴塔赤罕的第十一代孙名叫朵奔蔑儿干，娶了豁里剌儿部的一位年轻女子阿阑豁阿。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朵奔蔑儿干死后，她与驾着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斡孛黑的创建者，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就出生于此氏族。
虽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谱系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有着重要历史内涵的蒙古社会结构的一些有趣特点。首先，巴塔赤罕与成吉思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统基础之上。根据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记载，阿阑豁阿这名妇女，是从虚构的过去历史存在的血缘系统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在其他均为男性的血缘线中的重要和尊贵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预示了她们后来将要在帝国的出现和巩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着虚构的祖先。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贵氏族孛儿只斤的所有成员都有亲缘关系，但每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都包括非男性亲属的群体。外来成分的融合————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依附氏族或群体————在蒙胧的和传说中的过去，仅仅用“发现”共同的祖先这一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样，正如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生的，是用编造系谱、用神话传说的祖先给血统上无关的各部分提供虚构的血缘亲属关系来实现的。这样的做法使无关的种族群落间有了后来制造出来的共同血统（也就有了相互的义务），它是草原游牧部落间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共同与必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辈世系中，他是孛端察儿的玄孙。根据拉施特保存的材料[10]，海都在几个蒙古氏族之上实行了松散的宗主权力而且成功地使一个沿克鲁伦河从事游牧生活的部落————札剌亦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但海都显然在辽王朝（907——1125年）的最后几十年中都很活跃。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海都的孙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国家”。他使用可汗的称号而且统治着所有的蒙古人。[11]拉施特告诉我们，在合不勒时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后者显然把蒙古团结一致的发展看作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为了缓解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女真人决定通过谈判使蒙古人进入他们的纳贡网。他们邀请合不勒来宫廷，但外交行动失败了。这个蒙古首领，先在一次盛宴上饱餐一顿，之后开始大醉，在激动之余，他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胡子，接着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决定宽恕这一鲁莽行为，允许合不勒回去。然而，出于另外的考虑，他又派官员去追赶，要把这个自命不凡的首领追回宫廷进行严惩。皇帝追赶合不勒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诱使他进入陷阱而杀死他。当这些事件后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没有进行报复。
在汉文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插曲的直接印证，但是金代编年史记载了1135——1147年间由于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北部边界而被迫采取强硬的军事对策。[12]虽然女真人与合不勒流产的外交谈判和蒙古人的袭击看起来似乎是有联系的，但这并不能够确确实实地肯定：金朝的记载从没有把合不勒这一名字同边界骚乱联系起来。人们仅能根据大体上的年代推断，他是这有问题的10年中蒙古人的首领，故而有可能是袭击的发动者。
不管怎样，合不勒死后，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不减。不久以后，蒙古人通过他们与弘吉剌部的婚姻关系，卷入了与塔塔儿人的严重纠纷。女真人向后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们桀鹜不驯的邻居。面对这些难以对付的敌人，蒙古人迅速地召开忽邻勒台，选举俺巴孩作为他们的新汗。作为泰赤乌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个儿子察剌孩的后裔，这样，他就是已故合不勒的从兄弟。他的统治时期显然很短暂，当他被塔塔儿人捕获并移交给金廷后，即行结束。在那儿，他被钉在木驴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以后，蒙古人选定合不勒的第三个儿子忽图剌作为俺巴孩的继承人。汗位回到孛儿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孙泰赤乌氏族产生了怨恨，这是以后的日子里，两氏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图剌统治时间，我们仅仅知道他为了报复塔塔儿人参与害死俺巴孩而对塔塔儿人开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进攻。他死时周围的环境和是否有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团结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而引起，可以相当肯定地确定在12世纪60年代，即铁木真出生的那10年。
虽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图剌统治下达到的暂时统一构成了向国家形式迈进的第一步，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试验性步骤，是一个意义易被夸大的步骤。这三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在战争期间被推举的部落军事首领或汗。他们并不是《秘史》记载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Khaghans），《秘史》错误地记载了年代。而且，甚至没有恰当的证据暗示这个时候出现过任何类型的行政机构或者独立的、与传统的血缘结构相对立的权力系统。[13]对这一短暂统一的经验和回忆也许对蒙古民族的团结有益，但对于后来蒙古帝国赖以建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基本原则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初步的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铁木真的家庭和青年时代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子。也速该是孛儿只斤氏族的分支乞颜牙孙的一名成员，这个分支显然是由他的直系祖先建立的。也速该在有关蒙古人反对塔塔儿的战斗中首次被提到。我们获知，在12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俺巴孩被俘获和被处死的时候，也速该把他后来的新娘，即弘吉剌部的诃额仑，从同她订婚的一个蔑儿乞人那里绑架走。娶了这位心甘情愿的诃额仑后，也速该参加了针对塔塔儿人的袭击行动，这些行动也许就是由他的叔叔忽图剌发动的。
他在一次攻击后刚回来，诃额仑就在鄂嫩河谷的某处，生下了她四个儿子中的长子铁木真。有关铁木真早期的孩童时代，原始资料中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甚至没有提供确切的出生日期，虽然实际上可以肯定他于1167年来到这个世界。[14]在8岁的时候，铁木真被带到他母亲所在的氏族————弘吉剌，以挑选合适的妻子。也速该为他的儿子选中了弘吉剌首领之一德薛禅的9岁女儿孛儿帖。出于真诚的表示，也速该留下铁木真与他未来的岳父在一起，自己则离开而返回自己的营地。在回来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塔塔儿人并加入了他们的筵席。招待他的主人认出他就是大规模进攻他们的首领，决定暗地里进行报复。他的食物被掺入毒药，当也速该过了三天回到家里后，他病倒了，而且在他的长子被带来见他之前就死去了。
也速该的死很快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他家庭的个人不幸。在也速该活着的时候，他虽然不是一个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仍有一小群跟随他的部下，而且显然对孛儿只斤氏族的领导有某种发言权。他大概死于1175年或1176年，他死后，他的亲属和支持者开始瓦解。自从忽图剌当选之后就对孛儿只斤氏族怀有忌妒之心的泰赤乌氏族首先逃走，也速该的近亲和属民，在俺巴孩的不满的寡妻鼓动下，不久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尽管诃额仑坚定地努力阻止这一叛逃，但看来蓄谋已久的孤立铁木真家庭的企图最终还是成功了。
诃额仑、她的四个儿子和一些忠诚的部下被抛弃在鄂嫩河上游地区自谋生路。没有了牲畜和亲属的经济支持，他们处于靠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的境地。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就这样在贫寒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过早地成熟了。
正是在这段艰苦磨炼的时期里，年轻的铁木真在与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他俩都是也速该一个妾的儿子）的激烈冲突中，第一次显示出了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他们最初是为了争夺抓到的一只云雀而发难的。当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即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从铁木真和他的大弟弟拙赤合撒儿手中夺走他俩捕获的一条鱼之后，深受委屈的铁木真决心报复。在拙赤合撒儿的帮助下，他诱骗别克帖儿来到俯瞰他们营地的一座小山。铁木真和拙赤合撒儿从相反的方向，用弓箭冷酷地射杀了冒犯过他们的异母兄弟。诃额仑对他们俩杀死她继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痛斥，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在他们容易受到外来进攻的时候，这一行为削弱了家庭的力量。铁木真默默地承受了母亲的斥责，但从没有对这次恐怖事件表示过任何悲痛或负罪感。正如在以后的生活中铁木真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不是一个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他尊严的男人，那些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或者阻碍他通向权力之路的人总是要为他们的冒犯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被孤立的五六年光阴，在别克帖儿死后不久出乎意料地暂时结束了。正如诃额仑预见，泰赤乌人害怕报复，就又回来查看也速该的儿女。当发现六个儿子中的五个活下来并已长大成人时，泰赤乌人包围了他们，要求他们交出长子铁木真，也许是作为人质以担保其他人的行为。铁木真当时14岁或15岁，他逃离母亲的营地，在一片密林中隐藏了九天。饥饿最后驱使他走出森林，等候已久的泰赤乌人立即扑向了他。被带上了枷具后，他作为一名囚犯在泰赤乌人中待了一段时间，每晚上由不同的阿寅勒轮流看守。当铁木真在泰赤乌的一个属民，好心的逊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的帮助下成功地逃走后，这种羞辱和难熬的境遇才结束。
铁木真回到家里重新团聚后，在不儿罕·合勒敦南面的群山中避难。这里的生活依然艰难————他们的食物主要由土拨鼠和田鼠构成————而且不太安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的财产不久还是引起了某些过往强盗的注意，他们偷走了几匹阉割的公马。铁木真出发去追寻歹徒，在经过各种磨难之后，带着失窃的马匹胜利地返回了对他十分感激的家中。这次历险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追寻过程中，铁木真得到了他第一个追随者和战友博尔术，从而开始了建立私人扈从的历程。
而且，这段插曲似乎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的自信心。不管怎样，不久以后，他到弘吉剌地界去迎娶了几年前与他订婚的未婚妻孛儿帖。德薛禅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与死去多年的也速该的誓约，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意志坚定的求婚者。通过这次联姻，铁木真不仅得到了一位妻子（她的聪明和坚强性格是他通向权力之路的巨大财富），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与老盟友弘吉剌的联系。他家族的被孤立与被抛弃时代终于结束了。
作为盟友的王汗
铁木真的婚礼一结束，他就把注意力转到与另一个邻近部落克烈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方面。他亲自去见他们的首领脱斡邻勒，此人更以他的头衔“王汗”而闻名。他用孛儿帖的嫁妆————一件黑貂皮大衣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提醒这位首领，作为他已故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生死朋友”，王汗现在对他来说，就“像一位父亲”[15]。王汗承认了这一请求的合法性，而且愿意出力帮助他的新的被保护者铁木真招集离散的部众。他以王汗身份做出这样的保证，这一做法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也速该死后离散的部众开始回归旧部，铁木真追随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在与王汗会面回来后不久，蔑儿乞部民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劫走了孛儿帖，以作为对也速该劫走诃额仑的最终的报复。当进攻开始时，铁木真不光彩地跑到了不儿罕·合勒敦山的安全地带，自然而然地转向他的保护人寻求帮助以确保孛儿帖安全释放。王汗同意了，并建议他们还要去请求铁木真的孩提朋友和安答札木合的支持。札木合是蒙古氏族之一札答阑部的首领。制定详细的计划之后，在1184年，孛儿帖被劫走后大约九个月，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联合部队向驻营在色楞格河的一个支流勤勒豁河畔的蔑儿乞部进发。由于几乎没有敌军进逼的预先警报，蔑儿乞人没有能够发动有效抵抗就彻底失败。孛儿帖被重新找到时平安无恙，并且获得了许多掳获物。许多蔑儿乞人被俘或被杀，但其骨干力量则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避开搜寻，躲到南西伯利亚的森林避难去了。获胜的结果使大量部众开始聚集到铁木真麾下。其中一些人是同一氏族分支乞颜牙孙的亲属成员，而其他非亲属成员也试图在铁木真迅速发展起来的扈从中找到位置。
铁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最初打算继续他们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一起行动。然而，对属民的争夺和潜在的对分裂的蒙古诸氏族再统一的权力的争夺，使二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孛儿帖的坚决要求下，铁木真最后与他的老伙伴决裂并开始独立行动。铁木真的前迫害者泰赤乌人与札木合结盟的决定则更加扩大了裂痕。
决裂之后，铁木真移到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在那儿，他的追随者，主要是他的亲属，于阔阔纳浯儿即“蓝湖”的岸边，召开了一次忽邻勒台大会。这次集会是在1187——1189年的某一时间举行的。会上，铁木真获得了汗这一称号[16]，而且表明了他想做全蒙古人领袖的意图。虽然按严格的世系来说，铁木真的家系上溯为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名义上较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资格要浅，但这并不构成新汗权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他自身的家庭，因其背景，有着充分的威信，完全能够奠定实现他领导权力要求的基础，而这些要求在与对手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能够被检验与证实。
为了向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时显示他目的的严肃性，新汗立刻着手建立适应他新地位的王室机构。从他的伙伴（那可儿）中，他任命了司厨、司牧、箭筒士、车夫和管家。他最早的伙伴当中的两位，博尔术和者勒蔑，被任命为那可儿之长。汗室和它的成员照顾新汗的个人需要和经济利益，而且充当了后来形成的帝国卫队和帝国行政的核心。
铁木真称汗的消息被传送到王汗处，他听说后很高兴，而札木合则相反。两个对手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札木合由于自己一个年轻的亲戚被铁木真的一个追随者所杀而受到伤害。他率军向蒙古首领的奥鲁（营盘）前进。战斗在靠近色楞格河的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答阑版朱思进行。这次战役的结果在原始资料中的记载不同，但这一天的胜利极有可能属于札木合。不过，他的胜利绝不是决定性的，只不过是以后漫长的悲惨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而且，战役一结束，札木合自身的行为疏远了他的许多支持者，由于这个缘故，忙兀与兀鲁兀的首领们率领他们各自的部落投奔到铁木真方面来。他们的叛投必定被认为是铁木真的一次政治收获，这在战败后给了他和他的支持者一定的安慰。
答阑版朱思战役发生于12世纪80年代晚期，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很少知道铁木真的活动或他的行踪，直到1196年他才作为金朝的同盟者又出现在舞台上。由于资料的模糊和混乱，要证实介于这些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困难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即王汗暂时的倒台，可大体确定在这些年发生。根据对这些事件的重新整理，我们得知，在也速该生前（即1176年以前）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次厄运的王汗，面临他自己家族内部的叛乱，又一次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这一次，他离开了蒙古，到哈剌契丹避难。
经历了一次漫长但不为人知的流浪生活后，王汗在无助和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由于他过去提供过帮助，在1195年或1196年的某一时候[17]，铁木真友好地接待了这位不幸的流浪者，并帮助他恢复了对克烈部的统治权力。不管王汗流浪的确切时间怎样，他肯定是在1196年之前回到了蒙古，因为在那一年，他和铁木真联合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进攻。[18]金朝在1195年与他们旧有的联盟反目，这是极好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塔塔儿人复仇的机会。塔塔儿人，正如铁木真对王汗所说的，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祖父和父亲”[19]。这一建议被接受后，在1196年春天，克烈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联军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区大败塔塔儿诸部。胜利后，他们获得了屠杀战败者和充实自己属民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封赏：作为对他们为金朝服务的回报，女真人授予王汗“王”的封号（汉语为王，蒙古语则为ong），而授予铁木真相对较低的封号：札兀惕忽里，它的意思不是太清楚。[20]虽然这些头衔就其性质而言显然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赋予了被授予者们一种威望，在草原的政治文化中，任何提高个人形象的事情都是必要的。
战役刚结束，铁木真就首次在没有克烈部的支持下单独发动了一次进攻，即对主儿勤氏进行惩罚。主儿勤是他以前的盟友，但他们背弃了参加进攻塔塔儿的誓言。铁木真彻底打败了他们，处死了他们的首领并收降了幸存者。这不仅在忠诚与军事纪律方面给了他人一次难忘的教训，而且根除了主儿勤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铁木真为自己完全除掉了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显贵家族（见图表6）。
草原诸部的统一
虽然铁木真独自成功地处置了主儿勤氏，而且现在享有独立于王汗的稳固地位，但在处理较重大的事情方面，他仍需要他的保护者的支持。1199年，他们俩联合发动了对西部人数众多但处于分裂状态的乃蛮部的战争。[21]札木合表面上与他的安答和解，跟随他们一道行动，他们对付的是两个乃蛮汗之一的不亦鲁黑，他统治着阿尔泰山北坡乞湿泐巴失海子的山地乃蛮部落。乃蛮的抵抗不久即被摧毁，不亦鲁黑向北逃到叶尼塞河上游。
平地乃蛮部的统治者为太阳汗，他早先拒绝帮助他的兄弟与对手不亦鲁黑，现在却感到了威胁，并过迟地调集援军去抵挡蒙古与克烈军队的进一步入侵。胜利者们在凯旋的路上，于杭爱岭南山脚的一条河巴亦答剌黑，与新的乃蛮先遣部队遭遇。由于双方部队相遇时天色已是黄昏，战斗被迫推迟到第二天早晨进行。如果《秘史》记载可靠的话，札木合仍然暗地里对他的安答怀有忌心，他狡诈地劝说意志软弱的王汗抛弃铁木真，让后者单独面对乃蛮部队。夜幕降临时，克烈人悄悄离去，只是在天亮时，他们的背叛行为才被发现。然而，阴谋者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乃蛮援军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去进攻铁木真，而是乘正在退却的克烈首领不注意，向他们发起了进攻。被札木合所抛弃并受到痛击的王汗不得不向他刚刚背叛过的同伴要求帮助。铁木真派兵援助，成功地把王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后者自然对他的援救者非常感激，并请求原谅。铁木真令人费解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恢复了克烈的财产和部众，以后双方停止了纷争。
对乃蛮作战之后，铁木真与他的老对手，脱黑脱阿率领的蔑儿乞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非决定性的战斗，然后即将注意力转向泰赤乌人。1200年，蒙古领袖在王汗的帮助下，进攻了沿鄂嫩河畔的他的近亲，使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落到蒙古人手中的首领们立即被处死，剩下来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铁木真把他们分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面对铁木真的不断胜利，又成为公开敌人的札木合，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对立同盟。1201年，在鄂尔浑河，12个部落的联盟授予札木合古儿汗（众汗之汗）的称号。这些部落包括札答阑、蔑儿乞、乃蛮、斡亦剌和泰赤乌的残部。札木合计划立刻发动进攻。铁木真得知他的企图后，与他的不太可靠的老盟友王汗一同去迎战他的对手。随后的战斗在一次遮眼的暴风雨中沿克鲁伦河展开。在这次战役中，蒙古首领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和及时破坏性的进攻，瓦解了由乃蛮不亦鲁黑汗指挥的对方先头部队。等到札木合与他的部队赶到战场时，铁木真胜局已定。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札木合转而进攻他的被击败并陷入了混乱的同盟军，劫掠了他们，然后向鄂尔浑河逃窜。王汗追赶反复无常的札答阑部，铁木真则集中力量尾追和消灭泰赤乌残部。战斗最后沿土拉河展开。虽然铁木真在战役中身负重伤，但他仍指挥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泰赤乌人又一次被击败，他们的领导成员被有计划地根除，泰赤乌部最终被消灭。
1201年到1202年的冬天，铁木真安心于休整部队以预备与可恨的塔塔儿人作最后摊牌。在战斗的前夜，他向军队发出明确指令，严厉地提醒他们，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杀死塔塔儿人，而不是取得战利品，任何人在战斗结束前被发现有抢劫行为的，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次进攻发生在1202年的秋天，沿喀尔喀河的塔塔儿人遭到致命的失败。幸存者被赶到一起关起来，而后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只有妇女和儿童得到幸免。又一个旧恨得到雪耻：也速该的仇报了，他的儿子现在已成为东部蒙古的主人。
铁木真名望和权力的迅速崛起需要重新调整他和王汗之间的关系。克烈部一旦正确地了解到形势的变化，就最终意识到蒙古首领不再是自己的附庸，而是一个单靠自身意愿就能实现长远目标的平等地位的人。王汗不愿意与他以前保护的人决战，宁愿寻求妥协。应王汗的要求，铁木真与他在1203年初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河畔举行庄严的仪式，重申父子之盟。为使铁木真作为义子的地位正式化，王汗提议让这位蒙古首领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老王汗可以在平静与荣耀中度过剩下的日子，而他的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可及时地继承中部蒙古部众的所有权。
铁木真当即答应下来，但毫不奇怪，这项提议引起了王汗的亲生儿子与原定继承人桑昆的妒忌。后者试图劝阻他父亲把协议最后定下来，而且吵闹着反对把他的妹妹察兀儿别乞嫁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这一早已定下来的协议。当桑昆的最初规劝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后，他即陷于无处不在的札木合的影响之下。札木合怂恿桑昆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去保证他合法的继承权。桑昆认定铁木真必须要被除掉，但没有他父亲的同意，他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因此，他在这一问题上力劝他那非常优柔寡断的父亲，直到为此厌倦了的父亲让步，至少暂且同意了儿子提出的杀死野心勃勃的蒙古首领的建议为止。随后，桑昆将其计划付诸实施。1203年春天，他宣布不再反对他妹妹嫁给术赤，以引诱铁木真参加庆祝筵席。在那儿，他图谋杀死他讨厌的新“兄弟”。然而，铁木真在去参加庆祝筵席的路上获知了这一阴谋，并在桑昆的阴谋得逞之前就逃脱了。
此处这些事件的前后顺序，就各种原始资料而言，有些混乱，但似乎有理由重新整理为以下的样子。[22]得到谋害他性命的消息后，铁木真和一些追随者躲避到喀尔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记载为河或湖）。虽然追捕他们的克烈人力量占绝对优势，但铁木真的部下从来没有动摇过。被他们的忠诚所感动，铁木真喝了班朱尼的脏水，发誓永远记住他们的坚定与忠诚。他们从那儿移向邻近的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得到数支蒙古部队的支援后，铁木真向克烈军队开战。蒙古人虽然有望获胜，但死伤严重。也许是仍然占劣势的缘故，他们沿着喀尔喀河支流撤退。[23]铁木真在蒙古东北地区度过了夏天，寻求新的兵员，重新集结力量并且与他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对手们进行了谈判。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区，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建立营盘，并准备与克烈部进行决战。他奇袭了看起来正驻营于南部巴颜乌拉地区某处的敌人，经过三天的会战，彻底击败了他们。王汗逃跑了，后来死于乃蛮人之手。他的整个部众被征服并被分配给胜利的军队。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领地，铁木真即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浑河河谷，这给他的军队提供了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经阿尔泰到准噶尔地区，并进而向通往西部欧亚草原移民与入侵路线的捷径。[24]蒙古对王汗前领地的占领也意味着在乃蛮的东部边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危险邻居。乃蛮太阳汗感到了威胁，提议与汪古部联盟，希望吸引后者夹击蒙古人。然而，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识时务地拒绝了他并很快将乃蛮的意图通知了铁木真。
尽管铁木真的一些顾问产生过犹豫，但他仍坚持与乃蛮开战，并着手按照十进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单位来组织军队，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在1204年5月，经过适当的萨满仪式祭旗（tugb，秃黑）之后，蒙古军队开往西面与乃蛮开战。两军在阿尔泰山的南坡遭遇。乃蛮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蔑儿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札木合与他的札答阑人————遭到了决定性失败，蒙古人给其将士们增加了许多新的战利品。
太阳汗在战斗中阵亡，但似乎总是在决战前夜抛弃盟友的札木合，这一次又故伎重演并暂时逃脱了追捕。他依然逍遥自在，在草原上游荡了好几个月，才被他的几个追随者出卖并带给铁木真。经过亲自询问札木合行为与态度后，蒙古首领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札木合处死了。
成吉思汗与早期蒙古国家，1206——1227年
1206年的忽邻勒台
虽然蔑儿乞和乃蛮的异己部分仍在继续反抗，森林部落还有待征服[25]，但到1205年，铁木真实际上已经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为了使他的地位正统化并宣布这个新生的强大联盟的诞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开了大忽邻勒台。进行这一庄严时刻的地点选在斡难河河源。尽管没有进一步的地理细节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会是在蒙古人的神圣之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举行的。在那儿，他们神话中的祖先，苍狼与白鹿，养育了所有蒙古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者的官方名单。然而，从《秘史》中保存的，根据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显而易见，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当然也有铁木真的那可儿和他的近亲。
大会开始后，第一项程序就是升起铁木真的九游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为本土固有传统，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他魔力联系起来。这样，秃黑（tugb）旗帜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如果拉施特有关会议程序的记载可以接受的话，[26]忽邻勒台然后又授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根据波斯史书的记载，这一称号被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27]公开授予铁木真。于是铁木真正式即位，接着他对他的种族各异的追随者————以后都被称为蒙古人[28]————发表了讲话，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帮助与忠诚的感谢。仪式一结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组织他的领地这一重要事务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蛮战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进制组建了他的军队，他还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怯薛）。最初组建时，这支卫队包括70人的白天护卫（秃鲁华，turgha’ud）、80人的夜间护卫（客卜帖兀勒，kebte’ǖid）和1000名勇士（把阿秃）组成的特殊队伍。怯薛作为一个机构，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纪80年代晚期最初组建的家族统治体制。它的全体成员，像家族体系的成员一样，从他的那可儿中征募。从编制方面而言，他们既作为护卫（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卫者，同时又作为照顾他个人需要与照看他财产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区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在后者的职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职务有管家（扯儿必）、厨师（宝儿赤）、箭筒士（火儿赤）、门卫（玉典赤）和牧军马者（阿塔赤）。此外，护卫们还兼管女性随从与小执事诸如牧骆驼者与牧牛者的行为，照管汗的帐篷、马车、武器、乐器和府库，预备汗的饮食。[29]
随着成吉思汗权力与财富的继续增长，怯薛的行政与经济职权也自然随之增长。怯薛从1150人到1206年1万人的大幅度扩充，不仅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虑，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新生蒙古帝国不断增长的行政需要。而且，由于怯薛世家体制既提供了个人服务，又提供了运转机构，通过它们，成吉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长的属民、领土和经济收益，故而无论他去哪里————去战斗或围猎，这一体制总是伴随着他。这样，早期蒙古国家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帝国护卫军，处于其统治者选择落脚的任何地方。
这时，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他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与怯薛中挑选出的成员合作，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阔阔·迭卜帖儿），在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由此可见，阔阔·迭卜帖儿是一个法典与人口登记的混合物。[30]
1206年定期进行登记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远见的决定所产生的，这一把其本族语言写成书面文字的决定产生于数年之前。在1204年，当乃蛮人被击败时，一名服务于乃蛮宫廷的畏兀儿人官员塔塔统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与这位有学识的俘虏进行长谈后，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然后教他的儿子们认识新字母。被收养的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来写本民族语言的人之一。塔塔统阿还介绍了印章在官方事务活动中的用法，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31]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少数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32]根据前者的材料，1205——1206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要加上10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 5万与12. 9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居民————身上，到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数量的好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当需要增加时，10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成吉思汗的训言（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无济于事。[33]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1204年和1206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孛斡勒）。只有表现忠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记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世纪40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34]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厉的惩罚。[35]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在其形成年代时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帮助加强和巩固成吉思汗对东部草原地区的统治外，1206年的忽邻勒台还制定了各种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肃清不亦鲁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战斗，这导致了乃蛮的灭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诸部。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贝加尔地区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战而降，并向他们的新统治者进献了皮毛、猎鹰和骟马等贡品。随着他们北部边界的安定和即将开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直接转向他们南边的邻居了。
到1207年，已出现金朝边界防卫体系开始被破坏的明显迹象。女真人没有能够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动下的统一，而且他们在戈壁地区的主要守护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开与成吉思汗进行了谈判。主因（汉语为乣）为居住在敏感的金——党项——汪古边界地区的一混合种族，他们经常充当金朝的军事辅助力量。当他们起来反抗其领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时，女真人的边界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领为骚乱的中心，于是刺杀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员能代替他。然而，他们的计划没有奏效，其继承人，被杀害的君主的一个侄子，立即与女真人决裂，并正式承认了蒙古的宗主权。[37]
由于控制了有战略意义的汪古领土，成吉思汗现在既能够对金朝，又能够对西夏的党项人王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决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对其领土进行过试探性进攻。一支大军集结起来，向南进军，于1209年春末进入党项人的领土。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下，蒙古军队击败了西夏的边界守军，一直推进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黄河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并于10月包围了它。当正面攻击证明无效后，蒙古人试图引黄河水淹没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然而，他们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失误。黄河平原的灌溉渠水冲破了堤坝，在淹没西夏首都的同时也淹了蒙古人的阵地。面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双方决定寻求结束敌对状态。1210年1月开始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党项君主向蒙古人称臣，保证派军队支持蒙古人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为回报，成吉思汗解除了围困，并从西夏领土撤回了他的军队。随后，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带着新妻————一位党项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军队首次打败了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的军队。
返回家园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两个定居民族畏兀儿人和哈剌鲁人的投降。然而，这次，他们的降服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儿人长期作为哈剌契丹王国（以准噶尔地区和斜米列奇为中心）的属民，在他们宗主的压迫统治下，多年来已变得越来越不满。1209年，畏兀儿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叛乱，杀死了驻在他们首都的惨无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员。为了寻求蒙古人的保护，畏兀儿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达了忠诚和服从。后者很高兴，命令巴而术带着适当的贡品亲自来蒙古宫廷。因为成吉思汗正在进攻党项，耽搁一段时间后，畏兀儿君主终于有机会在1211年春天到克鲁伦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作为第一个自愿加入帝国的定居国家君主，巴而术被认作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归顺诸国国王的首位。[38]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术之后。与畏兀儿人相似，阿儿思兰汗当机会来临时，摆脱了哈剌契丹的统治，自愿更换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军队贡献了附属军队，但重要的是，为数众多与文明发达的畏兀儿人为他们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练的行政管理和办事人员，他们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所重用。蒙古人对畏兀儿人这种性质的服务的严重依赖导致了蒙古人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则上大受突厥影响。
对金朝的最初进攻
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金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们对军队的需求也是极为广泛的。在西部，他们卷入与党项人的边界战争；而在南部，他们面临着南宋，后者从未放弃重新占领北方的企图。就在1206——1208年间，金宋发生了冲突，虽然金朝获胜，但它南部的边界安全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完全了解了金军的部署后，成吉思汗于1210年对他的敌人采取了第一个敌对步骤，即与金廷断绝了朝贡关系（约从1195年开始）。然而，他推迟了军队的实际进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没有了其他的直接敌人，现在成吉思汗能够集中力量进攻他最强大的近邻金朝了。[39]蒙古军队于当年年初从克鲁伦河出发，春季到达了汪古部领地，他们利用那里作为即将发起的入侵的出发地。全军的中路军和左翼即东翼军由成吉思汗率领，沿金朝北部边界攻占了许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门的关键要塞居庸关。金廷向他们遭到威胁的边界派出了大批援军。但他们在北上途中被各个击溃。金朝的防御由于这些失败而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蒙古军队的小分队能够抵达并掠夺中都的近郊地区。同时，蒙古军队的右翼即西翼军在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率领下在西面进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农村，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敌军。当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达后，两面的蒙古军队撤回北方，放弃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们所占领的金朝领土。所有能掌握的资料均表明，1211年的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战利品和获得情报，而不是获取土地。[40]
金朝军队迅速重新占据了他们的边界地区，以准备迎战下一次进攻。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来，又开始进攻女真人的外围守军。诸要塞如居庸关再一次被攻克，而且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务交给其附属部队后完成的。一旦边界防线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进，比以前更加深人金朝疆土。他们到达黄河北部的农耕地区时，军队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坏山东、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领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开阔的农村，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都绕开坚固的据点。
到1213年末，蒙古军队已严重破坏了金朝的心脏地带，开始撤回北方。但是这次他们保留了对所有重要边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军队包围中都以进行封锁。包围城市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惊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许多贡品————金、丝和马————作为结束敌对状态的回报。蒙古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按约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锁。金廷由于这次经历而失魂落魄，他们利用这次解围的机会撤离中都，转到开封；1214年夏季，他们以开封作为新都。
当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离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他的军队返回不久前包围过的城市。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通过猛烈攻击占领中都的企图没有成功。最后，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来到中都战场，亲自指挥进攻。当蒙古人显然已阻挡住金朝的援兵时，守城军队的士气开始瓦解，这座城市于5月底向围攻军队投降。在被占领后的几个星期内，都城被有计划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毁。在他的直接军事目的完成和对大量战利品进行适当登记后，成吉思汗离开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领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军。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严重挫折。1212年，蒙古大将哲别横穿辽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时，暂时占领了金朝的东都东京（今辽阳）。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惨败，反过来还促成了另一居于东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乱。自从他们自己的辽王朝在1115年（译者注：应为1125年）灭亡后，他们一直不愿意做金朝的臣民。乘着其对手不断溃败的机会，蒙古军队于1214年成功地进攻了辽河两岸的金朝据点。东京于1215年再次被占领，随后成为契丹叛乱首领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据地，他现在已正式向蒙古称臣。[41]到下一年为止，女真人的故乡东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见地图25）。如果此时蒙古军队集中进攻，也许会使金朝完全崩溃，然而，在西域所发生的事件不久将会使成吉思汗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率领蒙古军队主力向西发动一系列的进攻。
地图25 东北诸战役，1211——1216年
西征
蒙古人进入西域开始于1208年，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去对付叛离的蔑儿乞与乃蛮部民组成的联盟，后者在西蒙古额尔齐斯河上游建立了一个行动基地[42]（见地图26）。蒙古军队摧毁了叛乱，杀死了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长期的敌人脱黑脱阿。残余的蔑儿乞人逃到畏兀儿领地，后又来到钦察草原，而乃蛮余部则逃入哈剌契丹即西辽的领地。后一群人的首领是屈出律，他的父亲太阳汗在1204年与蒙古人作战时阵亡。
地图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难时，哈剌契丹王国正忙于与占据西突厥故地和呼罗珊大部分地区（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进行争斗。乃蛮首领在一段时间内浑水摸鱼，最后与哈剌契丹君主结盟。不久，他成为国王主要顾问并且利用这一受信任的职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国的权力。日趋衰落的西辽帝国在屈出律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得以恢复。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撤回到锡尔河上游地区，并且于1213——1214年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居民那里。
乃蛮篡位者的成功开始引起成吉思汗对西方的注意。正当此时，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达中国北部成吉思汗处，以探听这支东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吉思汗热诚地欢迎了使团成员，表达了与他的西方邻邦建立和平关系和商业往来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团回访摩诃末，使团于1218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谈判开始了，几天以后，算端同意签订一项与成吉思汗建立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条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久就由于发生在锡尔河上游的一个花剌子模城市讹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结束了。
条约签订后不久，这座城市的首领显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许，杀死了一支蒙古人组织的庞大贸易商队的成员，夺取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惩罚犯罪官员，归还被没收的货物。由于难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对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轻蔑地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统治者被这些暴行所激怒，开始准备发动战争。
在对付他的新敌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对其他两个前线的行动。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乱不容忽视。叛乱开始于1217年而且不断扩散，直到1218——1219年冬天，术赤率领蒙古军队的右翼才到达南西伯利亚并迅速平定了叛乱。[43]其次，在东突厥斯坦必须清除屈出律与哈剌契丹。这一地区的进攻在哲别的领导下开始于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决乃蛮人，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杀，通向花剌子模地区的哈剌契丹领土也被蒙古军队所占领。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额尔齐斯河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由蒙古正规兵和从属国征集的大批附属部队组成的大军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进发。主力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向锡尔河南部敌人的人口中心区进发，而一支掩护部队则在术赤的率领下进入锡尔河北面的草原地带，在那里与那些和花剌子模统治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游牧部落钦察和康里交战。摩诃末与他的将领们的建议相反，并没有与入侵者在开阔地带交战，而是用他数量上胜过蒙古人的军队去守卫王国的各重要城市。虽然这些决定或许葬送了他获胜的任何机会，但还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费时的和破坏性的围城战。讹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干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事件，在那儿，蒙古人驱使解除武装的战俘冲向严密防守的城墙，为他们的攻击部队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来反抗他们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后，又扩大了屠杀的范围。在这些城市中，野蛮的报复行为正式以集体处决的方式降临于人们身上。
当摩诃末得知他的战略失败后，惊慌失措地逃到了里海中的一个岛屿上，他于1211年前后死在那里。他的儿子与继承人札兰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军队继续进行不懈的抵抗。为了追赶强有力与劲头十足的札兰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队追踪他，从伊朗北部穿过阿富汗斯坦进入了印度，然后又回到伊朗和哲儿拜占。虽然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札兰丁总是能设法逃脱追捕，但是英勇顽强并不能长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国的灭亡。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罗珊已被征服，蒙古守军和镇守者（达鲁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尽管札兰丁的事业已毫无希望，但他拒绝投降，仍继续他徒劳无益的抗战，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儿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蒙古人开始着手准备他们下一步的一系列远征。速不台和哲别这时正在与谷儿只和哲儿拜占作战，他们请求允许他们越过高加索山去进攻钦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应了。这样，在1221年，速不台发动了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著名远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武力侦察。他率领着由三个万户组成的一支军队进入了南俄罗斯草原。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条流进黑海的小河）战役中击败了斡罗斯诸王公和西部钦察人组成的联军。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罗斯诸公国直到第聂伯河，而后才折回向东，在与伏尔加地区的不里阿耳进行了一次短暂交锋后，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获得必要的情报后，术赤受命发动一次后续战争以使西部草原纳入蒙古版图。
成吉思汗在此同时从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军队，1224年夏季他到达额尔齐斯河，1225年春季到达蒙古中部。回到家乡后，他计划发动另一次战役：1223年党项君主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对金战争的军队。蒙古统治者决心严惩这一不忠行为。
木华黎的对金战争
当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达克鲁伦河时，蒙古对金的进攻暂时减少了，但并没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将领之一木华黎继续努力清除辽河流域的女真军队，1216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占领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后，木华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报告。出于对他战绩的满意，成吉思汗赐予他“太师国王”的称号，并且任命他为统帅，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去夺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国北方领土，即太和岭以南的土地。
木华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时改名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军事指挥机构。他控制下的军队包括蒙古左翼军的2. 3万人，扩编的由7. 7万名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组成的附属军队。后者在与金朝战争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励和奖赏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满意，大量金军指挥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挥官，带着他们整个的军队投奔过来。正是这些起关键作用的附属军队的扩充，占去了木华黎可使用军队的3/4。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们军队大部分的中军和右翼军从中国北部撤出进行西征后，也还能对金朝保持不断的压力。[44]
在新战役的初期，木华黎从中都和西京发动了一场三路的攻势，企图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河北和山东。率领中军主力推进到河北的木华黎，不久就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进攻的方式夺取城市，这使双方都损失惨重。而有时花费这样高的代价所夺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虽然进展非常困难，但木华黎仍缓慢推进。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张柔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后，木华黎又将注意力转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战略堡垒。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后，蒙古人得以稳固地向南推进。到1219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狭长地带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华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两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进到山东西部，于十月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重要城市济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错误军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进展顺利成为可能。1217年，在与蒙古人战斗的间歇期间，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对宋开战，因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对金廷的朝贡。从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发动的一系列进犯虽然常常在局部获得成功，但他们从未获得绝对胜利。宋朝尽管在开始时遭受挫折，但仍拒绝谈判，他们继续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汉水流域一度设法击溃了金军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显然得不偿失。从宋朝得到的疆土无论如何也不够补偿他们在北方丢给蒙古人的土地。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明显破坏了他们对付木华黎军队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惧，在1220年，他们征集了一支新军，准备进行反击以重新获得他们损失的一些地区。新军刚组建起来即进攻山东东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汉人起义（红袄军），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当木华黎得知了这支新军的存在后，他立刻在1220年底从济南移师南进，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一个浅滩黄陵冈对其发动了进攻。他以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敌军，而且由于这次成功，蒙古人扩大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领土。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中；陕西则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在任命汉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区之后，木华黎回到北方，沿路进行扫荡。同时，金廷由于反攻失败，派出了一个由乌古孙仲端率领的使团来到西部成吉思汗处，商讨可行的和谈条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称号，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1221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供了为数5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的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将领，1225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45]到1211年发动对金作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gerege或baisa，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12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个行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46]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于1221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47]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48]毫不奇怪，自13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49]由于1217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13世纪20年代，中国北部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1213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1211——1227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的极度征用与勒索。[50]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差发”（alba khubchiri）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类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可，1223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51]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1217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13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时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与成吉思汗之死
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他曾向党项人征兵，但由于党项人违背了以前的誓约，所以要求没能实现。数年以后，党项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为了恢复与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派出军队帮助木华黎从金朝手中抢夺陕西的地盘。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发生逆转，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这些军队，这反映出西夏宫廷的严重分裂状态。一个属国的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既是一种军事威胁，又是一种对蒙古人声望的挑战，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让党项人作出解释并使他们永远保持协调一致。
为了试探西夏宫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进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项建议，给党项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国臣服一次最后的机会：他们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须立即给成吉思汗的宫帐送去一个儿子作人质，以担保他以后的忠诚。但是，西夏没有对这项建议给予答复，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们与金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就更加触怒了蒙古人。[52]战争于是不可避免了。
与1209年快速进攻中兴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战役有着预定的目标，即征服或摧毁西夏王国的西部地区以使其都城、宫廷与王国的其他地区隔开。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进攻党项人在戈壁西部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马可·波罗称为亦集乃，汉人称为黑水————开始了战争行动。不久，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军队向南进入甘肃走廊，进攻肃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这两座城池均被攻陷，肃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脚下凉爽的大帐指挥了这两场战役，现在他重新组织军队，一部向西进攻瓜州，其余的则向东进攻西凉。后者为西夏王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战而克。随后，因获胜而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又受命越过黄河，向西夏的都城中兴进发。1226年末，他们抵达并包围了都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设防要塞灵州。当西夏统治者感到威胁，并派出一支大军去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时，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队渡过黄河并打垮了西夏援军。到1227年初，中兴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围，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中兴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进军，并于1227年春夏两季进攻金朝西部边界的据点。然而，在8月，这位蒙古首领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显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马旧伤复发并引起了并发症，导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盘山南麓某处，死讯被暂时封锁。为了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对西夏都城的围攻一直持续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为止。
西夏王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遗体立即被运回蒙古，葬于不儿罕·合勒敦。军队被留下来巩固新取得的战果，但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则停止了。这因为皇族及其主要顾问和将领们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们领袖的去世，并把汗国的诸项事务安排妥当。
帝国的组织：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
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邻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中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53]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疆界。按照蒙古的传统习惯，长子术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时间，第一个获得了他的领地————额尔齐斯河地区。依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领地后来扩大，包括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和斡罗斯诸公国。其他儿子分授领地的时间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在13世纪20年代初期。在这次分配中，察合台获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西部；窝阔台获得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麓；最小的儿子拖雷，作为他们家庭的守护者（斡赤斤），获得蒙古本土。[54]中国北部，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被包括在那时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许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权力之下的领土之一，随后传给了他的继承者。
同样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还准备在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之间分配他军队中的蒙古军部分。他留给他三个较年长的儿子每人4000人的军队，给其他各个亲属的军队人数更少。剩下的军队共10. 1万人则没有分配，而是划归拖雷所有。拖雷作为幼子，按照游牧习俗，得到了他父亲剩余的财产。[55]当然，拖雷把这些军队————蒙古人军事机器的核心————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当初他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棘手的继承人与财产分配问题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国的首次权力转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拖雷作为另一位候选人曾被提出过，但他的奋斗目标并不迫切。他被提为候选人很有可能不是为了对窝阔台进行一次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他今后的称汗打下基础。不管怎样，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而且为窝阔台继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缓慢地进行着。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亲属和军队将领们被从帝国很远的地区招来。在汗位空缺期间，拖雷作为蒙古本土的守护者，被指定掌管国家事务，也就是说，成为监国者。[56]
当意见达成一致和准备工作就绪后，1229年秋天的某时，忽邻勒台终于在靠近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赖召开。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与会的人正式向窝阔台劝进，而窝阔台经过一些礼节上和仪式上的谦让后，终于被“说服”，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称号————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区别于他现在享有“汗”的称号的兄弟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即位的承认，窝阔台被他潜在的汗位竞争对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铁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宝座。而后，根据《秘史》的记载，护卫军和箭筒士被付予“窝阔台合罕”，即统治权力被交付其手中。即位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窝阔台向到会的显要人物分别赏赐了礼物，以示谢意。[57]
重新扩张与金的灭亡
花费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征战的窝阔台，以一次军事力量的冲击开始了他的时代。按照新召开的忽邻勒台所达成的决议，帝国的边界必须多方位向外大力推进。
他父亲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服钦察草原和斡罗斯诸公国。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术赤，但后者全然不顾他父亲如何发怒，从来没有一心一意地完成这项任务。1227年，在他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术赤死了。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去是拖拖拉拉，现在则完全停顿下来。窝阔台成为合罕后，立即重新发动了这场战役。1229年，他派出三个新万户去清除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作好对欧亚草原西部边缘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占据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的东部的钦察部对入侵军队进行了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破坏了蒙古人后来对乌拉尔山脉以西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使之推迟了好几年。
1235年，经过最高级商谈后，老将速不台率领援军被派赴伏尔加地区。1236年抵达战场后，他很快摧毁了抵抗，随后向西攻入斡罗斯和钦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见地图27）。[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窝阔台尽责地把这一大片领土分给了术赤的儿子们。长子斡尔达分到了额尔齐斯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领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罗斯诸公国和西部钦察草原。
地图27 拔都进攻斡罗斯与欧洲
在中东也还有未完成的任务。1230年，窝阔台任命他的护卫之一绰尔马罕掌管这一地区的蒙古军队，命令他追踪逃亡的札兰丁，而后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试图组织一个反对蒙古人的联盟。在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呼罗珊的统治后，绰尔马罕进入外高加索，以追赶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年，当这个棘手的叛乱首领被强盗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古指挥官那儿时，他又指挥军队攻入小亚细亚，那里原由鲁木国的塞尔柱人进行着统治。他们像东部钦察人一样，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1243年，经过长期艰难的战争后，绰尔马罕的继任者拜住指挥下的西亚蒙古军队才能够对塞尔柱人的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东北亚，窝阔台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见地图28）。蒙古人最初进入半岛是在1218年他们征服东北地区时。由于不能抵抗入侵军队，高丽王朝同意每年纳贡以换取蒙古军队的撤退。获得第一批贡物后，蒙古人按约撤回军队。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税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窝阔台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到12月，蒙古军队包围了都城开京，迫使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人对他们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无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丽人起而反抗，杀死了蒙古人驻在这个国家北部的监临官（达鲁花赤）。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蒙古人不久就要进行报复，所以放弃了开京，跑到黄海海岸边的一个小岛————江华岛去避难。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击，蒙古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迫使高丽对他们统治的承认。经过1241——1247年一段时间的休战后，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1259年高丽人最终服从外族的统治为止。[59]
地图28 蒙古对高丽的几次入侵
尽管在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窝阔台还是决心完成另一项未竟事业————消灭金朝。1223年木华黎去世时，金朝已经重整旗鼓，收复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据的失地。由于那时蒙古人一心要惩罚党项人，所以被迫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北部的作战。虽然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零星的战斗仍然在各个边界地区时有发生，但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在金朝的最后根据地河南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窝阔台于1230年开始对金朝发起初步进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国家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能够进行有力的防御，必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和增加军队才能给其以致命一击。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结起军队并于1231年着手实施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军队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领下在山东作战；中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进入山西；而右翼则在拖雷指挥下攻入陕西。后一支军队随后进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请求允许他们通过其领土，以准备由东南向开封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策划这次大规模的包抄行动，是为了避免去进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难以攻克的要塞潼关。
蒙古人的借路请求被拒绝后，只好用武力沿宋朝边界打开一条通道。1232年初，拖雷的军队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而后又继续向开封进军。夏季，三支军队齐集开封，由速不台统一指挥蒙古各军。在交接指挥权后，窝阔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窝阔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发作，随后又恢复了健康。可他的弟弟在到达北方后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年底时就去世了。
与此同时，速不台在整个秋季加紧了对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攻势。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离了都城。几周后，被扔下的士气低落的守军停止了抵抗。5月，开封的城门向蒙古人打开。金朝皇帝此刻已处境危急，他避难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宫廷请求援助，而后者想从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夺回丧失已久的领土，拒绝了金朝的提议，反而与蒙古人协商建立同盟。尽管攻势加强，但这座城市仍在继续抵抗。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联军会合于蔡州城下。经过数月的抵抗，哀宗意识到无路可逃，也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自杀身亡。之后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灭亡。
在战争的余波中，宋朝由于想从金朝的灭亡中捞取好处，进行了一次占领整个河南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宋朝军队并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久就被蒙古人击溃，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他们的新盟友分享胜利果实。
行政管理的重新调整
为了统治这一庞大的和不断扩张的帝国，按照惯例，新皇帝以怯薛（护卫军）的全体成员组成他的中央行政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他父亲的遗产传给他的。[60]窝阔台选择了原来他父亲宫廷机构里的一个内侍，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镇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为一个克烈人（虽然有些材料说他是畏兀儿人），他至少从1203年起就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经历中，他曾担任过一系列军事和行政职务，并且很称职。但直到窝阔台时代初，镇海才作为帝国的重要大臣而突然达到顶峰。行政机构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类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时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获得了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对帝国管理机器进行大的调整成为必要。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满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负责的战区指挥官管理之下，他们作为全权的军民官而发挥作用，就像木华黎在中国北部那样。外来的官吏，像在中国的畏兀儿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汉人，被用来帮助蒙古人进行治理。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对本地行政管理机构与人员的强烈依赖性，他们被有计划地吸收进来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当地的精英忠诚地服从命令和促进帝国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属军队驻地和附属国的宫廷设立了特殊官员达鲁花赤。在帝国早期，这些监督户口调查、赋税征收、军事征调的官员均从大汗的那可儿中挑选。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达鲁花赤是札八儿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个时间被派到中都。[61]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官职的制度根源，但它与金朝的官职“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国的“八思哈”有联系，二者的职权均与后来的达鲁花赤相类似。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语义，二者的意思均为“监临者”。[62]
窝阔台对他所继承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削弱战区指挥官的行政管理权力，而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专职的“民职官员”，因为前者的首要职责毕竟是军事征服，而后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务。1229年，他首次组建了两个这样的由民政官领导的行省，一个在中亚，另一个在中国北部。后来，一旦在13世纪40年代于中东建立起稳固的蒙古人桥头堡后，第三个行省也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汗本人对帝国定居地区的财富的最高权力，特别是避免贡物和税收被地方上的帝国汗室成员攫取。后者的利益虽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体制下绝对没有被忽视。到窝阔台时代晚期，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习惯做法，即允许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诸汗和帝国其他诸王在行省人员中派驻他们的私人代表，并在选择首席行政官员时有发言权。这样，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由大汗领导的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业。看起来，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结合体制，由于窝阔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间发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起来，以后才被应用于中国和伊朗。[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长官是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个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为突厥语使者之意）进入蒙古宫廷效力。从咸海到党项之间的所有定居地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传统；他为数众多的子孙们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国的各个蒙古王室。[64]
与马合木·牙老瓦赤同时的在中国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是出身于辽朝统治家族的汉化了的契丹人。作为有着广博知识和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样，他仕途活跃，在金朝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当1215年中都陷落时，他正在那里。三年后，依照帝国旨意，他来到蒙古参见成吉思汗。这个契丹人给蒙古统治者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书记官（必阇赤）和宫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为扈从。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亚，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国。在汗位空缺时期，摄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骚乱。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窝阔台即位时返回蒙古。值此1229年，中国北部被交由他负责。[65]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为蒙古人十几年的忠实仆从以及对中国情况极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对于窝阔台在中国北部所设置的都课税使这一新职位有着完全的胜任资格。然而，对他的任命并没有迎合蒙古统治阶层的一些人，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个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观点的人进入这样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作为代价，来维护帝国对税收的直接控制。这种担心在服务于蒙古帝国的汉人军事指挥官中也存在。即使后者有时积极地支持耶律楚材复兴汉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纪20年代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习惯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干扰下统治他们的领地。因此，像他们的蒙古同僚们一样，他们对实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权的任何企图也倾向于抱有深深的怀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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