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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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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财政改革建议,最初出现在窝阔台时代早期发生的有关帝国政策总体方向的辩论中。[67]在这些辩论中,宫廷官员与极端派的代言人————拜答儿(别迭)正式提出一项计划,即减少中国北部的人口,把其耕地变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场。耶律楚材通过有力的辩论改变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建议,即如果将固定的税收计划引进这一地区的话,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这将给帝国国库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窝阔台被说服,因为如果这一计划成功的话,将会加强他作为合罕的权力。他给予这个契丹人一次机会去尝试实现他的政策建议。耶律楚材在进行的宫廷辩论中赢了这一回合,而现在则须证明他的措施能够获得他所许诺的国库税收。

    耶律楚材实现计划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在临近1230年年底实行的,当时窝阔台在中国占领区的十个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税收长官(征收课税使)。[68]所有的人都是汉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员。他们将根据耶律楚材设计的全新的体制去监督税收。在新的体制下,每一个成年人要在以丝估价财产的基础上交纳固定的赋税(差发),对农村人征收的税率要比都市人高很多。每户耕种者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无论他们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镇里的人则用丝交纳补充税,用以为过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大部分用丝估定的税收折为银子交纳给官府。虽然谈不上公平,但这一体制确实建立了稳固的税收种类,而且明确规定了税额的基础。[69]按照税收的设计者的厚望,税收————至少在理论上————现在已有序而且可预知了。更重要的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窝阔台对其效果非常满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为自己的中书令;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责。然而,在新职位上,他仍然从属于镇海领导下的中枢机构,由中书令发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须由镇海连署才能生效。[70]尽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强了他的权力,他利用已增长了的影响力推动了更多的改革。

    虽然中国北部的情况由于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许多问题仍未解决,而新的问题不久就暴露出来了。首先,蒙古人不再满足于原来设定的税率;比如在1231——1234年之间,谷物税额从每户2石涨到4石。其次,蒙古人不能改变他们超出固定税额横征暴敛的旧有习惯。这些困难的出现,部分是因为蒙古当局首先计算政府开支,然后确定税收额以满足他们的预算需要。由于开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税率或者随时引进特殊税收以弥补预算中的不足部分。这些赤字会由于帝国政策的改变或新的军事战争而产生,但很多则仅仅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个人贪欲。进入他们腰包的、以银为形式的贡物被定期地送给回回商人(内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进行投资。然后,回回人就用这些资本购买货物进行交易或以极高的利息率借给百姓。这些诸王和商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汉语称为斡脱),常常带来巨大利润,所以蒙古统治阶级成员们总是渴望得到额外的资本以进行新的商业冒险。[71]

    在蒙古领导阶层中,没有比合罕本人更严重的违犯者了。窝阔台随便地把大量现金送给斡脱商人去投资,据说,有时为此目的,他给某个商人500锭金或银(波斯语叫巴里失)。为了说明这个数量的大小,请不要忘记,在1230年,耶律楚材从他的全部辖区中也仅仅收到了1万锭银。尽管他的官员特别是马合木·牙老瓦赤反对,合罕却仍继续这一做法,直到他的统治结束。[72]毫无疑问,照此额度无法把金钱留在金库,上调税额的压力永远存在。

    然而,由较高税额引起的穷困并不是斡脱商人造成的仅有危害。作为合罕或是有权有势的宗王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百姓勒索钱物。这些商人在中国北部惯用的骗术是谎称他们用某位宗王的钱购置的货物被盗,强迫当地百姓————百姓惧怕官府报复————去赔偿他们的“损失”。

    1231年后的中国北部继续存在着大量流动人口这一事实,是形势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进一步明确的征兆。尽管有这些改革,许多人(一个临时的统计说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他们的家园,而这仅仅是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无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从税收名簿中消失了,因为他们被迫成为蒙古高官的奴隶和仆从。

    耶律楚材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问题,1234年他建议窝阔台在中国北部进行人口调查,查出隐藏和流动人口,让他们返回家园和登记入册。合罕同意并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青册的原始保存者————具体负责。这次人口调查在1234年实行,在宫廷引发了关于未来税收政策的新的辩论。尽管耶律楚材对税收税类的建立感到满意,但他仍要求课税方法上的根本变革。按他的意见,今后应当以户计赋,而不是像1231年以后在中国实行的那样按人丁来征收,但蒙古人更喜欢按人丁估税的做法,这是一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纪20年代早期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最后,达成一种妥协,原有的按人丁课税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种以丝支付的新的户税被采用。从总体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关于农业税,他建议进行的修改得到采纳。谷物税,最初是对每户按统一税率征收的,现在将要按各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征收。

    当1236年人口调查结束时,引进了新的制度。其结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征税方法被采用,单个家庭实际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有些户减轻90%之多。但是由于1234年侵占河南和对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记而使税收基础扩大,整个官府的税收仍然维持着。耶律楚材现在达到了他的权力和影响的顶峰,但麻烦却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

    耶律楚材的失势

    在即位最初的活跃时期过去以后,自13世纪30年代中期起,窝阔台渐渐失去了管理帝国的兴趣,当他开始沉溺于饮酒、玩乐以及奢侈生活的时候,各地方和地区的势力积极地施展他们的影响。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国中央集权的坚定拥护者之间发生的斗争,其转折点是1236年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开始失去合罕重视的迹象发生在1236年,当时窝阔台决定大量增加王公们在中国北方的封地(蒙古语:忽必;汉语:封地)。根据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作为增加私人收入的来源。例如,术赤后人被赐予平阳41302户,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户。[73]

    尽管耶律楚材设法使窝阔台颁布了另一项法令,规定帝国宫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内收税和征兵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分封封地仍然成为中央集权拥护者们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积极而且强有力、能够坚决实施自己意愿的合罕,中央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很多的权力。那些封地内的属民,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只得屈从于无休止的暴政和剥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认地输掉了一场致命的战役,但他仍然致力于改革。这一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行政机构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灭亡,蒙古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成吉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个定居的社会时作用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在他们的中国领土上普遍实行金朝的法规,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最初颁布于1201年。尽管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耶律楚材的头脑中还酝酿着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希望能够导致最终在中国北部完全恢复儒家模式的政府。

    为达到这个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寻求窝阔台的许可,举行整个北方文职人员的考试,以此作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到他们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经贫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对他的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随后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组织了各“路”的考试。4000多人通过了考试(其中1/4的人在参加的时候身份是奴隶或者战俘),但使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数成功的候选人被派去担任实际职务。[74]代之而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做行政管理的顾问。蒙古人无意将中国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区)交由当地的官员管理。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外来行政专门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儿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国北部政府机构内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计划没有被接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影响有限。以后的事情将会表明,他不只是无法发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实施的措施也绝不是可以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维艰。这次攻击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从来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亚和中亚商人。他们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力一向很强,而且在耶律楚材影响被削弱的情况下稳定地增长。1239年窝阔台被说服将中国北部的税收交给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承包,这就绕过了国家正式的税收系统。当年确定的税收额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银4. 4万锭。第二年年初,合罕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兴,于是安排这个包税人主管中国北部的税收部门,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75]商人集团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新政策给汉人居民带来的有害影响,可以在窝阔台于临近1240年年底的时候颁布的旨令中发现。按照这份旨令的说法,平民和官员被迫向无处不在的内亚和中亚(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应付他们不断增长的纳税义务。利率数额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与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旨意,此后利息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是不合法的。[76]

    在奥都剌合蛮的管理下,斡脱商人们————他们同时以包税人和放债者的双重面目出现————在损害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臣民的情况下无疑获得了高额债息。事实上,很难想像有比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更具破坏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制度存在,税务承包人竞相以大数目向宫廷争取征税的权力,这就使税额不断上涨。当然,商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超过定额的情况下尽可能征收税款。因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额的款项,所以他们被迫去向斡脱商人(同时也是包税者)去借高利贷。应该被提到的是,后者的资金是由蒙古宫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们可怜的臣民最初交纳的税款提供的。

    就这样,到了窝阔台统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宫廷中的影响已经消失了,改革计划的实施也非常艰难。他继续保有中书令的头衔,依旧是御用占星术士,但不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最能显示出耶律楚材失势的事件发生在1241年,当时窝阔台最终采取行动,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国北部的破坏性的财政政策。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决定将奥都剌合蛮赶下台,并且重新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征税制度。然而,其结果是,窝阔台并没有转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个中亚的回回、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脑。显然,在宫廷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气氛下,窝阔台认为他不能将中国北部的管理权交还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汉人利益的维护者手中。

    然而,撇开耶律楚材而选择牙老瓦赤,这并不是说宫廷想要(哪怕是变相地)继续奥都剌合蛮的政策。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个完全依靠自我奋斗的改革家,尽管在他的汉人同事中从未得到什么较高的评价。他曾经调整了突厥斯坦的税收,反对窝阔台宫廷的奢侈铺张,而且在他以前的职权范围内与分封体系的扩大进行斗争。虽然事实是他在从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暂的任职期内无法减少到处蔓延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间的不断争斗,对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国对中国北部的政策的改变。[77]

    简而言之,尽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奥都剌合蛮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经失去了个人影响力。在乃马真摄政期间(1241——1246年),耶律楚材于1243年体面但悄然地死于哈剌和林。

    窝阔台之死与乃马真摄政

    在合罕积极参与的灭金战役结束之后,宗王们强烈要求窝阔台留在蒙古本土,过优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合罕最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渴望领导即将开始的进攻斡罗斯公国的战役。但是在他注意到这些建议后,他最终被“说服”了。[78]从13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窝阔台既屈服于宗王们的压力,同时也由于自己的爱好,过着奢华而且悠闲的生活,把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宴饮和游猎。因此而导致的权力空虚被他的第二个妻子脱列哥那急切地填补上了,她很快就在宫廷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义发布诏令。

    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是无效的。1241年的12月11日,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56岁。这位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显然在他位于准噶尔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与他的父亲一起葬在不儿罕·合勒敦的山中。[79]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在他的长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妇代管他的遗产,并享有他的权力。蒙古统治家族继续遵从社会习俗中长期以来所认可的这一原则,在早期蒙古帝国内部利用它作为转移政治权力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帝国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袭财产,并可相应处理。因此,窝阔台死后,他的寡妇,已经牢固地控制住了宫廷的脱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通过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的皇室男性首领————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担任帝国的摄政者。[80]

    脱列哥那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六皇后”[81],一旦掌权,就不顾强烈的抵制,努力策划将她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术赤的次子————金帐汗拔都领导的反对者们最终未能阻止贵由登基,但是他们以各种理由,设法拖延了最终决议的做出约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种人为地延长了的整个空位期间,有才能而且坚定的脱列哥那继续用她已故丈夫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

    可是,脱列哥那的权威在军事领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窝阔台去世时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入侵中欧,都自动停止了,因为蒙古宗王们和多数高级将领必须回去推选继承人。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恢复了一些军事行动,但所有行动的目标和规模都明显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许完成消灭鲁迷国塞尔柱王朝的战斗。另一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是攻击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区域。这场战役以1245年蒙古军占领寿州(今安徽寿春)而告终。[82]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摄政者享有广泛的权力,并打算将这些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年脱列哥那批准在外高加索地区发行新的货币,旨在使人头税的征收更加容易。这是一个开端,在下一个十年里,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统和更加广泛地努力使帝国税收货币化。[83]摄政者不仅仅是一个暂时代理者,这一点可由她的人事策略进一步证实。她从政府里将镇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门的官员赶走,并且对行省的领导者进行了清洗:波斯的阔里吉思、阿母河的马思忽惕伯、中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这些窝阔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职。牙老瓦赤尤其为脱列哥那所痛恨,为了从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后得到了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庇护。

    脱列哥那将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职位又交给了以前被免职的奥都剌合蛮。中原再次落入贪得无厌的包税人手中。虽然脱列哥那摄政期间实行于中国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很少有记载,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那与奥都剌合蛮首次掌权时应该是十分类似的。

    贵由的即位与宗王之间的争端

    虽然脱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动,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质,从而招致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满,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公然站出来反对她。在她的反对者们看来,她的权势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很容易被改变。然而,在继承权问题上,脱列哥那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任何帝国权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焦点,而且最终会导致宗王之间的武装冲突,因为至少在原则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登上汗位。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发展中的继承体制下,即继承人由大汗提名,实际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况发生。[84]因此,由于全体皇族的长期利益以及它的每个成员的个人野心都处在紧急关头,脱列哥那为了达到她的目的,被迫就这些关键性问题与所有派系谈判。

    脱列哥那将她的长子贵由推上汗位的计划主要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首先,因为窝阔台曾经提名他的孙子失烈门(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阔出的长子)为继承人,所以摄政者的家庭内部出现了不满和抵制。[85]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脱列哥那的敌人,诸如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窝阔台系的宗王们那里获得庇护,以及为什么脱列哥那一定要罢免她丈夫的大臣。虽然失烈门的继承人身份被脱列哥那成功地剥夺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现了另一股更加难以对付的反对力量。

    贵由在同辈的宗王中树立了强大的敌手,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金帐汗国的创建者、公认的术赤系的领袖拔都。这两个人公开地鄙视对方。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1241年欧亚大陆西部的征战中,两人的个人意见不合乃至关系破裂。当时争论的问题是谁人在上,谁位在前。这一争执如此激烈,以致窝阔台被迫亲自出面调停,作出了有利于拔都的结论。[86]这自然进一步损害了两个宗王间的关系,以及贵由和他父亲间的关系,并可能是促使窝阔台决定选择他的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而非他儿子的原因所在。

    1241年,当窝阔台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到了依旧长期不和的西部战线的蒙古宗王们之中时,贵由立即离开了前线赶回他父亲的身边,可能是想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并藉此提出他个人对汗位的要求。合罕在他儿子到达前死去了,但脱列哥那已经代表她儿子展开了积极的行动。用一种也许是很不体面的方式仓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讯后,脱列哥那在1241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邻勒台,希望能够确保贵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虽然并没有掌握帝国的野心,但他决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对手贵由登基。因此他声称一次严重的痛风正在困扰着他,以此为借口拒绝前去参加忽邻勒台。术赤系所用的这种策略使贵由的即位问题拖延了几年之久。[87]在此期间,脱列哥那继续坚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响为她的儿子寻求支持。在许多阴谋诡计和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之后,摄政在皇室内部得到了她所必需的一致支持。1246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邻勒台在克鲁伦河边召开,正式推举贵由为大汗。对此强烈不满的拔都直到最后依旧抵制,他再次称病,拒绝出席贵由的即位典礼。他派长兄斡儿答代替他作为术赤家族的代表去参加正式仪式。

    拔都和贵由间的公开冲突虽然避免了,但是术赤系对新大汗的接受却是非常勉强和不情愿的。当时反对贵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与这些事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鞑靼关系》中揭示出来,他说,新的皇帝“以一票的多数”当选。[88]当然这并不完全准确,但真实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间不断滋长的紧张政治气氛。进一步反映皇室内部发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个有资格获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希望在意见广泛分歧的局势下获利,试图在不正式召开忽邻勒台的情况下为自己夺得汗位。正如方济各会修士迦儿宾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想不经推举而获得汗位”,所以王公们集会同意将其处以死刑。[89]这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第一个被杀的皇室成员。

    于是贵由在一片怀有敌意和猜疑的舆论中即位。此后的继承危机将证明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丧命,并终将损害大蒙古国的团结和力量。

    贵由管理下的王国

    贵由在登基的时候年届四十,像多数蒙古王子一样,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项战事上。他曾经攻打过金朝,参加过1239——1240年间征服北高加索的战斗。根据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来看,他在即位以前几乎甚至完全没有朝政管理经验。

    贵由刚开始他的统治,就对他的支持者————上至皇室宗亲,下到低级书记————给予大量价值昂贵的赏赐:珠宝、华丽的服饰,以及大量金钱。波斯史料对此的记载给我们留下的明显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时候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大方,并不仅仅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偿还为了夺取汗位所欠人情的大规模政治性的报酬。[90]实际上,在他短暂而且无所建树的统治期间,贵由继续着无节制地对皇室成员和军队进行赏赐的习惯,这大大削弱了帝国的库藏。

    作为一个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复了许多在脱列哥那摄政期间被解职的行政管理官员的职位。中书令镇海与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官复原职。对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再一次被交给了马思忽惕伯。他的父亲马合木·牙老瓦赤以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91]的名义被派去主管中国北部的行省。脱列哥那在中原的代理人奥都剌合蛮在被免职后处死。尽管以前的统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被重新恢复,贵由仍有可能让他的几个亲信出掌重要位置。其中主要是他的阿塔毕(atabeg),或者说是他的老师聂思脱里派教徒乃蛮人合答。按照迦儿宾的说法,合答掌握了“整个帝国的监察机构”[92]。

    帝国统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则的恢复,似乎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得到新大汗的认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为他们支持贵由登基的代价而对窝阔台系索取的让步。例如贵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对大名路(今河北)皇家领地的管理中发生的不法之事被报告上来以后,这一关系重大的事件由两人共同进行调查。一个是宫廷的代表,党项人昔里铃部,另一个是拖雷家族的长期随从不只儿。应该注意到,有趣的是,这一事件中决定性的资料,大名路的审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93]贵由的皇室同胞对帝国的事务很感兴趣。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时期帝国管理中国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就连大断事官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动也不为人所知。从仅存的记载可知,贵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尽力收集帝国人口的最新数字。一道在中原地区进行人口调查的命令于1247年底发布。大约在同时,伊朗和斡罗斯公国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中原获得的所有数据的记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保留下来。如果这项工作确实曾经开展,可能从未完成。[94]

    一般说来,在贵由管理下的帝国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现出了一种分散的倾向————如果不是分裂的话。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享有充分的机会去役使下属的人民,而这又导致了在中国北部的乡村和城市中,“盗匪”和叛乱到处蔓延。[95]中央权力的被侵蚀,部分是由于术赤系的不妥协。但形势由于贵由自己的领导无方而恶化。像他父亲一样,他早年是个酒鬼,长期疾病缠身也令他付出许多代价。在他登上汗位的时候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管理帝国事务方面既没有活力,也没有兴趣。他对发挥他的臣民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全面计划,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无几的政策从未得到过有力的贯彻实施。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窝阔台和脱列哥那时期颁布的未经正式认可的皇家诏令(札儿里黑,jarligh)和象征权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变得同样的不严格,以致他的继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设法去控制这些弊端。看来贵由所有精力都用于宴会、狩猎和时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为了给帝国增加灾难,贵由的放荡走向了极端。他不停地将数目很大的金钱和珍宝赏赐给他的支持者们,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诚的大臣们提出了警告。不过,宫中在这方面提出的批评,对大汗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他自己宣称他首先希望能够在赏赐的数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过他的父亲。[96]在这方面,他确实有希望达到领先地位:波斯的编年史记载了贵由在临死的时候签署一份字据,以国库储存来抵付他赏给支持者们的总价达50万锭银的各项奢华品。[97]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现出贵由沉溺于此并向斡脱商人借贷了大量财物。贵由与斡脱商人们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们因此给宫廷带来的影响,这些表明在窝阔台的时代滥用这些斡脱商人的情况————承包税收、高利贷、侵吞款项以及勒索————再次成为风气。

    贵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摄政

    贵由短暂的在位期间,军事行动很少进行,并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1246年至1247年,对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线发动了有限的攻击。大概在同一时间,西亚的新统帅宴只吉带在伊朗进行了一些较小规模的战役。蒙古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与皇室成员间持续的紧张气氛大有关系。拔都对于贵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们之间分裂的核心问题。这两个人之间的公开冲突看来一触即发,所以宗王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大量军队投入新一轮的对外扩张中去。帝国正处在内战边缘,即将成为敌人的王公们为了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而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

    虽然史料叙述比较模糊,但某些证据似乎暗示,贵由以罕见的坚定与果敢先发制人,迫使拔都摊牌。1247年秋天,大汗离开了漠北,前往他在叶密立河流域的分地,诡称是一次巡视。实际上,他以后的行动表明,所谓“巡视”的真实意图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进入准噶尔地区的适当位置,以便向他的敌人在西部的领地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究竟是什么事情————如果曾经发生过的话————促使他决定在这一特定时间前去攻击术赤系已无从可考。无论如何,贵由一抵达准噶尔,就着手整编和扩充他的军队,为即将开始的攻击做准备。大汗发布诏旨,命令“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蒙语:badur) ”[98]。因为后者是皇家卫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锋部队或者精锐突击部队。[99]很明显,贵由对不久即将开始的进攻行动做了反复考虑。

    大汗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便于1248年春天离开了准噶尔的营地,率领大批军队,向西前进。此时拔都驻军于阿剌豁马黑,此地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正处于贵由大军的行军方向上。在这个关头,拖雷的寡妇,表面上看似与窝阔台系关系很好的唆鲁和帖尼别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汗的动向以及敌对意图。这个行动明显的是要为她精心安排的将其子蒙哥推上帝国宝座的计划争取术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时得到了警告,整军待战。贵由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他死于横相移儿,该地离畏兀儿人的夏都、位于天山北坡的别失八里有一周路程。一场酝酿已久的对抗终于被避免了,战争随着贵由的死亡而烟消云散。贵由的遗体按照他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愿,被运回他在准噶尔地区的分地加以埋葬。

    尽管拔都对窝阔台系的敌意是公开的,但他仍然承认斡兀立海迷失在忽邻勒台推选出新大汗之前作为帝国摄政者的权利。不过,她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因为拔都规定她必须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员们的职位,而且在脱列哥那时代曾经发生的对管理人员的大清洗将不会再被宽恕。[100]

    不同于迅速集结在拖雷长子蒙哥周围的反对派们,窝阔台系很难为空着的汗位确定自己的候选人。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内部的不和上花费大量时间,同时还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选人登上汗位。按照志费尼的叙述,在这种形势下,空位期间政府很少处理公务,不过是在“跟商人交易,临时拨款给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层驿使和税吏而已”[101]。

    关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期间帝国定居地区实行税种和税率的细节十分缺乏,但是《大元马政记》[102]中记载的对游牧民的牧群征税(khubchir,忽卜赤儿)的资料是可以查到的。这种税构成了游牧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义务。按照保存在《大元马政记》中的法令所规定的细目,这种税最初在1234年的时候确定每百头牲畜纳一头的比例。根据这种制度,拥有牲畜数目少于百头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纳税。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年7月发布的诏令,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顾问将税率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上升到每十头牲畜要交纳一头。我们很难弄清这一措施背后的依据,因为其结果很可能减弱而不是加强了帝国关键的核心力量————游牧民————对窝阔台系竞争汗位的支持。在这方面的短浅目光表现了窝阔台系全体成员的愚蠢无能,他们把汗位留在家庭内部的努力徒劳无功,更显示出这一点。

    帝国的极盛: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

    蒙哥和他的对手

    因为内部分裂且无法产生一致的候选人而使自身团结起来的窝阔台家族,很快便发现他们对汗位的觊觎受到成吉思汗后裔的另一支拖雷家族的有力挑战。拖雷家族为了这个时刻已在拖雷的寡妇唆鲁和帖尼别吉(死于1252年)领导下做了长期的准备。她是一个颇有能量和政治才能的女人,自从1232年丈夫死后便主持家族的事务。[103]

    唆鲁和帖尼别吉为把她的儿子蒙哥推上汗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首先,她孜孜不倦地塑造拖雷家族慷慨和无私地为帝国效劳的形象。为了使这一目的合乎道义,她使她的家族在爆发于13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诸王争斗中保持中立,并且温顺地接受了忽邻勒台的各种决定。同样,根据她的意见,拖雷家族一直和在位的大汗合作,并用他们的大量军队支持帝国的出征。尽管有些做作,这种精心造成的坚定地忠于成吉思汗遗训的声誉,后来被用来证明拖雷家族的道德品质适合担当帝国最高职位。

    唆鲁和帖尼别吉还带头为蒙哥问鼎汗位向其他家族寻求支持。在和窝阔台家族保持友好和适当关系的同时,她和她的家庭私下培养与术赤家族的友谊,对拔都日益衰退的健康表示强烈的关心,给予他作为成吉思汗家系中长者的首领应受到的尊敬。由于敌视窝阔台家族,同时也因为他自己对汗位缺乏兴趣,拔都在拖雷家族追求汗位时很自然地与之结成同盟。当贵由打算挥军西进时,唆鲁和帖尼别吉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这正是两个家族达成秘密谅解而联结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在贵由汗死后,术赤家族立即公开表示他们与拖雷家族的事业休戚相关。拔都决心使窝阔台家族不再拥有汗位,所以急速地在阿剌豁马黑(他曾在该处等待贵由军队的到来)召集一次忽邻勒台,表明他将选择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家族拒绝参加这次忽邻勒台,他们宣称,新汗的选举应在斡难————怯绿连地区举行。他们的这个理由得到察合台诸子的支持,因此得以推迟会议的召开。

    但是,除了阻止立即确认拖雷家族的候选人之外,窝阔台家族很少有作为。贵由的两个儿子脑忽和忽察都公开要求嗣位,还有他们的堂兄弟失烈门,三人各建立自己的宫廷,每个人都有一群支持者,结果是斡兀立海迷失无法使之形成针对敌手的共同阵线。

    与此同时,蒙哥的支持者未被早先的抵制所阻挡,仍坚持劝说窝阔台家族成员参加会议。在施展了种种花言巧语之后,拖雷家族的代表终于成功地与忽察和脑忽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能亲自前来,至少会派代表参加忽邻勒台。在此基础上,由拖雷系和术赤系控制的阿剌豁马黑大会在1250年举行。[104]

    拔都开宗明义,他建议由蒙哥继承汗位,并主张立即给予确认。正当忽邻勒台打算这样做时,一名来自斡兀立海迷失处的使者意外到达,建议失烈门为窝阔台家族的候选人。对于失烈门来说,现在提出来已为时过晚。在申辩时,使者指出,窝阔台曾正式指定失烈门为他的继承人,拖雷家族反驳说,已故合罕的训令早已为他的家庭公然违背,这一理由不再有效。[105]失烈门的代言人难以反驳这种论点,只得坐下。拔都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命令与会者拥戴蒙哥为大汗,人们未经进一步辩论就照办了。在适当的缄默以后,蒙哥登上了汗位。然而,出于对蒙古传统和对他们对手批评的敏感,拖雷家族决定在斡难————怯绿连地区召开第二次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汗并举行登基仪式。

    在过渡期间,唆鲁和帖尼别吉与拔都再次试图说服敌对家系的成员心平气和地接受蒙哥的当选。经过一年的努力,少数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成员投靠拖雷家族。有了这些背叛者掌握在手中,第二次也是正式的忽邻勒台于1251年夏在阔兀帖阿阑召开,这是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之地。拔都自己没有参加,但却派去了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带着一支庞大的护卫军。出席的还有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以及少数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诸王。因此,表面上,成吉思汗家族的各支系都有代表与会。不出所有人意料,没有任何反对就认可了上一次对蒙哥的选举。在接着举行的庆典上,新大汗特别关心那些脱离本家族前来与会的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给予慷慨的赏赐。

    那些抵制两次忽邻勒台的人们现在面临困难的选择:要么默认既成的事实,要么设法废黜大汗。在与家族协商后,落选的窝阔台系候选人脑忽和失烈门在两者之中选择了后者,决定采取孤注一掷:公开宣布他们前往参加即位典礼,向蒙哥表示祝贺,并承认他的权威,暗地里决意刺杀没有疑心的大汗和他最接近的支持者。

    他们的大胆而又准备得很好的计划几乎成功,但由于纯粹的偶然事件而突然暴露。为了寻找一头丢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驯鹰人偶然遇到一辆失烈门辎重车队的马车,它是因损坏而落在后面的。他发现不少武器被秘密地藏在车中,便急忙回到大汗营帐,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袭击。心存怀疑的大汗一旦清楚了这个情报是真实的,便派遣他的禁卫首领忙哥撒儿处理这一威胁。阴谋家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被轻易地解除了武装并且遭到逮捕。[106]分裂和愚笨使窝阔台家族失去了汗位,而他们为挽回损失而贸然采取的行动,不久就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付出了生命。

    清洗、统一和正统

    为诸王的阴谋所警觉,蒙哥担心出现更多的危害自己生命的阴谋,同时渴望报复,便发动了一次无情的广泛的清洗。术赤系和拖雷系的军队组成一个巨大的捏儿格(蒙古语,意为士兵排成半圆形的战斗队列),并且下令肃清待罪诸王在蒙古、准噶尔地区和突厥斯坦的同谋。已经在监禁中的待罪诸王则由大汗亲自审问。忽察、脑忽、失烈门和其他后来牵连到阴谋之中被证明有罪的人,起初被流放,或监禁在军营之中,随后被全部处死。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的母亲合答合赤同样受到审讯。她们被带到唆鲁和帖尼别吉的营帐,并被指控谋反和使用巫术。在饱受屈辱和虐待以后,她们都被处死,或者如一些资料所说,被允许自杀。

    窝阔台和贵由的大臣镇海、合答以及他们的同僚,被带到蒙哥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面前,他们被宣告犯有唆使脑忽和失烈门叛乱之罪,需用生命来抵偿。作为窝阔台系长期的家臣,他们不能改变效忠的对象和进入新的政权,因为一个蒙古亲王与他的家臣总是荣辱与共的。

    地位较低的人物则由蒙哥派遣到帝国各地的断事官(札鲁忽赤)审查。例如,在阿富汗斯坦的也里,一个亲察合台系的书记被蒙哥的代理人定罪,在进行泛泛的审问以确定这个地区的蒙古官员反拖雷系的程度之后,被处以死刑。[107]即使在遥远的伊拉克,断事官也设法查出并惩罚反对者和叛乱者。

    这场血腥的清洗决不仅限于皇家和政府官员,它涉及到了所有附属国家的首脑,他们每个人都被要求亲自前往哈剌和林谒见新的合罕。那些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窝阔台系的人们则被迅速消灭。畏兀儿的亦都护撒林底被发现与斡兀立海迷失结成同盟,便根据蒙哥的命令被斩首。亦都护的兄弟和继承人玉古伦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诚,充当了撒林底的刽子手。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位于伊朗境内的一个附属国起儿漫的统治者身上。

    受害者的总数已无法知道,但无可置疑是个大数目:忙哥撒儿声称他亲自审问和处死了77个大臣和官员,根据当时包括蒙哥自己在内的目击者的证言,毫无疑问,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队伍相当可观地缩小了。[108]显而易见能从蒙哥的罗网中漏脱的反对者很少,因为在他统治的其余岁月中,宗王的反抗是个别的。

    拖雷系的胜利自然导致皇族宗王间关系的较大调整。首先,蒙哥于1251年安排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别管理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时候,实质上创造了两个新的地区汗国。通过这个行动,他巩固了拖雷系对帝国中大多数经济上出产丰富的地区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强了他对其他皇室族系的权力。

    那些屈服于大汗的窝阔台系的成员被授予广泛分散在内亚的领土。窝阔台的一个孙子海都被赐予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灭里得到了沿也儿的石河的土地。结果,“顺从的”窝阔台系的成员对自己的地位没有什么办法,并且谨慎地彼此分离起来。在海都复兴家族的时机来临之前,这种情况将持续近二十年。

    关于察合台系,在位的亲窝阔台系的也速蒙哥汗被废黜并处死,由他的侄子————曾在1242至1246年间掌权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由于贵由支持也速蒙哥而被免职,哈剌旭烈兀因此被激怒,并成为拖雷系早期的拥护者。他是一个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他位于中亚的斡耳朵(营帐)的道路上,根据皇家的法令,他的小儿子木八剌沙继承他,由他的寡妇兀鲁忽乃摄政。

    这样,两个竞争的族系暂时变得衰弱,而且顺从大汗的意志。蒙哥与拔都的关系必然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础上处理的。就谱系而言,术赤系长于蒙哥,并且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大汗给予拔都特殊的尊敬,并对他的援助表示极大的感谢。但这并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拔都是一个最强大的汗位拥立者,他保证拖雷系拥有汗位,从而使自己获得帝国的西半部为报答。[109]事实上,拖雷系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实力强大起来。唆鲁和帖尼别吉是真正的汗位拥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着大部分成吉思汗的军队,这使实力的天平倾向他们一边。

    实际上,蒙哥从来未曾在外交或军事事务上给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权。到达术赤系领土的外国使节通常被转送到哈剌和林与大汗直接进行谈判。大汗能够而且确实从术赤系的军队中调派相当大的分遣部队参加其他皇室族系成员获利的战役,例如在1257年至1258年旭烈兀攻击报达的战争中就是如此。金帐汗国的内部事务由两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实行人口调查、征集赋税和类似的事情————由大汗和术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担。在理论上,共同管理的原则在其他地区的汗国同样起作用,但实际上,只有在金帐汗国的范围之内二者是平等的。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中亚、中原、伊朗————皇帝明确地占据着对其辖下的汗王的统治地位。

    在加紧巩固自己势力的同时,拖雷系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正统问题上。继承权明显地引起了争论,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体蒙古人民证明他的即位是正当的。

    在关于继承权的争论中,拖雷系通过强调两次忽邻勒台的“合法性”巩固了蒙哥的执政地位。他们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会议也因此宣布了合法的一致意见。相反地,他们强调,窝阔台系不讲信义地背叛了正当组成的忽邻勒台的决定。为使这个消息传遍各地,实行清洗的审判被当成讲坛,窝阔台的宗王们自己在法庭上陷入了绝境,供认了他们的罪行,承认两次忽邻勒台的合法性。蒙哥因此合法拥有了王冠。为了支持他们对汗位的所有权,拖雷系将蒙哥描绘成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惟一不屈不挠恪守札撒的规范并具有执政资格的人。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张“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110],简洁地概括了拖雷系这方面的情况。为进一步地努力使他们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荫之下,1252年,拖雷系开始正式地对成吉思汗表示崇拜。同时,埋葬在父亲身边的拖雷被追封为汗,并且也成为官方倡议的崇拜对象。

    为反驳拖雷系的说法,窝阔台系只是争辩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曾经打算将汗位保留在他第三个儿子的家族里,因而,无论蒙哥得到什么资格或认可,都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大汗。当然,他们的前提是,拖雷系有争议的继承权源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在这个问题上的声明互相矛盾。无论拖雷系的这些或其他断言是否真实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拖雷系广泛而且有效地传播了有利于他们的合法继承权的可信的事实。

    政府机构

    早在即位之前很长时间,蒙哥就为了可能将转移到拖雷系手中的皇家权力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111]新的中枢机构代替了由镇海和合答为首的政府,以皇家护卫军的指挥官忙哥撒儿为首脑。忙哥撒儿是一个来自札剌儿部的蒙古人,职位是也可札鲁忽赤。他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并监督诸王分地的管理。仅次于他的是克烈部的孛鲁欢,一个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他负责书记和财产管理,安排会见,并且随时记录大汗的旨意。忙哥撒儿死于1253年,此后,孛鲁欢继承了死去的同僚的职位,但未改变他原先的职能。

    在两届政府中,中枢机构在汉语中都被称为中书省,其下再划分出几个部,各自有自己的长官。这些部分别负责祭祀和萨满、管理斡脱商人、驿站(站赤),以及国库和武器库。在政府的上层官员中,掌权的几乎都是蒙古人。然而具体办事人员,大多数都是非蒙古人,因为每个上层官员都需要一大群能流利地使用帝国疆域内各种主要语言————比如汉语、吐蕃语、畏兀儿语、党项语、波斯语以及蒙古语的书记,以协助他进行工作。办事机构是如此之大,保存的记录是如此广泛,以至哈剌和林的1/3归他们专用。他们在许多大营帐中生活和工作,并且经常陪同大汗出巡。

    根据一种固定的制度,蒙哥用他自己的扈从以及拖雷系的部众充实了中央政府,其核心人物都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忙哥撒儿和孛鲁欢的经历显示了这种选拔人才的模式。最初这两个人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护卫里担任低级职务。成吉思汗死后,他们的家庭由拖雷继承,从此忙哥撤儿和孛鲁欢开始了在拖雷护卫中任职的生涯。拖雷死后,这两人都为唆鲁和帖尼别吉效力,并且在蒙哥即位前的年代里被提升到了蒙哥家族机构中显著的地位。这种选拔和效力的模式在低阶官员中同样适用。中书省里所有的汉人书记的经历都从担任拖雷或蒙哥的怯薛中的必阁赤开始。总之,蒙哥手下所有官员的能力和忠诚都在拖雷系完全控制政府之前而效命于拖雷系的年代里被考验并进一步证实了。在早期的蒙古帝国里,试图在这种选拔的过程中区分出护卫、家族和中书省有什么机构上的明确差别是困难的,这样做也许是没有意义的。从任何角度来讲,它们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们同时作为护卫机构、精锐军队、法庭和帝国政府而存在。

    在中书省之下,蒙哥保留了由窝阔台最初设立的地区行政机构体系。这些机构被恰当地称为行省(汉语称作行中书省),实际上是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蒙哥选择的掌管这些行省的人————中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阿母河的马思忽惕伯,还有伊朗的蒙古斡亦剌部人阿儿浑阿哈————都是自贵由时代留下来的。这三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权的更替中生存,是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行政官员,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在帝国定居部分中成吉思汗整个族系的代理人。

    蒙哥尊重在各地区共同掌权的原则,允许有关蒙古诸王各自任命代理人(在波斯的记载中称作“那可儿”)在行省任职。例如,在中原,马合木·牙老瓦赤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的一个汉人助手赵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花剌子模人的另一个助手,是大汗自己家庭的长期追随者不只儿。同样的情况也在伊朗通行,拔都、旭烈兀、唆鲁和帖尼别吉以及蒙哥都在阿儿浑阿哈的幕府里安插了他们指派的那可儿。

    在地区一级,本地的精英人物,例如,斡罗斯公国的贵族和吐蕃寺院的教派通常留在适当位置,在由大汗从家臣中指定的达鲁花赤(在西部地区通常被称为八思哈)警惕的监视下执行政府职能。

    这样的管理体系本质上是在蒙哥以前诸汗时形成的。实际上,蒙哥并非是改革者,他仅仅是运用流传下来的制度。然而,他是一个成功地支配着政府机构的强有力并且从不倦怠的管理者。当然,他能够直接驱使和牢固控制他的中书省,因为他与他的机构生活、工作、饮食都在一起。而且在他的直接监督下,中书省从上面严密地监控着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常审计他们的账簿,审查各级官员。另外,蒙哥的那可儿被直接派往行省,从内部监视那些机构,而且,他的达鲁花赤从基层仔细地检查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向大汗报告任何反常行为。蒙哥对他的帝国的各项管理活动————从策划到实施————都了如指掌,并且专心致志,因而在绝大多数场合他有可能不顾宗王或地方势力的反对,推行他的政策。

    皇帝的计划

    不同于他的前任贵由,蒙哥登上汗位时已胸有成竹。他对帝国有着宏大的设想,既包括国内的改革,又包括对外扩张。在计划中,蒙古人民,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都将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并为他的统治成功做出重大贡献。[112]

    大汗在1251年的忽邻勒台之后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保证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国的财物并削减诸王和官员们无限制的征税。[113]作为第一步,蒙哥废除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所发布的象征权力的牌符、印章和札儿里黑(诏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他的对手那里夺取帝国的资源,使他们不能继续未经许可就占用物品和劳役。他还严格地限制了他们使用站赤即驿站系统。诸王、官员、宗教的显要人物和斡脱商人早已习惯利用站赤为他们的个人需要服务,这妨碍了帝国驿传的使用,还增加了被分配去维护驿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负担。此后,只有官方授权的个人才有权力使用这个系统。分地宗王的权力也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没有首先与帝国宫廷协商,他们再也不许对他们私人领地中的百姓随意召集和征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个帝国里对估税和征税制定了统一和固定的体系。作为保证最大征税量的措施,大汗发布旨令,在已归属蒙古人统治的领土内恢复经济;在各个战场,破坏和屠杀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遗弃农耕地和被破坏的城市对帝国国库毫无益处。

    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难衡量的。的确,1258年对报达的掠夺表明破坏性的行为仍在继续。但即使旧习性非常顽固,蒙哥仍在认真地努力去阻止对定居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事实上,严重违反旨意的蒙古官员受到严厉处罚。1258年的某个场合,大汗鞭打了他儿子阿速带的随从,原因是在汉地干涉农业活动。同时,他对从汉地农民的菜园里抢夺蔬菜的官员处以死刑。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谋杀了一个波斯平民的蒙古万户长在犯罪地点呼罗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门前被处死。[114]

    复兴的计划也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1219——1223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突厥大城市的经济生活恢复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区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为了支持这次改革,蒙哥将斡脱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幅度减少宫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贯彻并实施了新的税收措施。分地内部的状态的资料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汗感到帝国利益受到危害,他就会对这些领域进行干预(详细情况见“忽必烈与中国北部”一节)。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虑,而是为获得并控制支持扩张计划所需的资源而减轻和调整他的臣民的负担。他打算同时对南宋、高丽和西亚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从掠夺成性的诸王到逃税的农民,任何妨碍和阻止物资流动的人都会引起蒙哥的愤怒和憎恨。在计划中,平民仍然被压榨,但这是在一个正规和有系统的基础上,并且限制在帝国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过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轮扩张相结合,蒙哥完成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统治精英忙于准备和实施军事作战行动;其次,以为军事行动取得物资为名,他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巩固对汗位的掌握。在这些情况下,对不满的诸王来说,在帝国贯彻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遗愿时,是很难对蒙哥的权力发起挑战的。多数蒙古人,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无论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都不能认为蒙哥只不过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语和声望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他看上去是真诚地相信蒙古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统治全世界,并且对他来说,使他祖父的遗愿化为现实是义不容辞的。

    动员

    为了确保进一步的征服战争所需的物资,蒙哥要求进行新的并且精确的全国性人口调查。这次人口调查旨在认定并动员帝国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战争,因而将牲畜、果园、原料(例如铁和盐的储备)还有人都列入清单。无论是调查范围还是严密程度,蒙哥的统计清单都超越了以前窝阔台和贵由的成就。[115]

    在中原进行的调查始于1252年,是在蒙哥派驻马合木·牙老瓦赤机构里的代表不只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1255年、1257年和1258年进行的补充调查弄清了流动人口的数字,并对新近投降地区的居民进行登记。在西亚,人口调查由阿儿浑阿哈负责。他与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进行调查,时间在1253年和1258年间。在金帐汗国所做的登记最初于1254年发出命令,事实上统计在1254年开始于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罗斯公国最北端的城市诺夫哥罗德达到高潮。

    在这次调查里,就像以往一样,进行人口调查的队伍由大汗、各地区的汗以及其他有关的皇室成员的代表组成。积累起来的资料登记入册,调查一结束,就直接呈送给蒙哥。因为最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都在控制之下,中书省能够对他们预期从特定地区或者附属国所得到的征税数量和军队征兵数目作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计,这样使地方势力很难克扣应当上缴中央的资源。

    按照马合木·牙老瓦赤于13世纪30年代在突厥斯坦创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纳税负担在被登记的时候就分别确定了。依照他的设计,一共只有三种基本税: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khubchir,忽卜绰儿),以钱币支付;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khalan,哈阑),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和许多关卡所有商业交易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tamgha,探合)。[116]

    根据当时的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详细叙述,忽卜绰儿是在帝国的每一处按照个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最初的税率在每年穷者1个第纳儿和富者11个第纳儿之间。但在事实上,这种方案只在最初制定和进行试验的地方————帝国的伊斯兰地区实施过。在中原分等课税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但忽卜绰儿(汉语科差或差发)的几个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应汉人的习惯。在那里,收税以家庭为基础,而非个人,而且交纳珍贵物品,特别是丝绵以及白银。而且,最初每户每年为六两白银和半斤丝绵的最高税额,很快就减少了。蒙哥时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银交纳的部分数量增加了之外,与耶律楚材1236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一样。

    为了促进这项赋税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国各地,至少在那些已经有了货币经济经验的地区,投放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117]在中原,根据皇帝的命令,在1253年建立了一个纸币流通的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毫无疑问,根据1254年鲁不鲁乞在哈剌和林所观察到的实例,交钞提举司实际上发行过纸币。但汉文史料没有指明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和支付科差款项的作用。然而,正如鲁不鲁乞在他著作中的某个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样,汉人定期向他们的领主交纳不明数量的丝绵,以及1500个雅思科特(突厥语,yastuq,“枕”或锭)。[118]由此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测,至少在蒙哥统治初期,纸币实际上并未被广泛地运用于纳税上。

    在中亚、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实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厂在13世纪50年代中叶制造了大量的第纳儿,忽卜绰儿实际上是用这种货币交纳的。在金帐汗国的疆域内,只有伏尔加的不里阿耳地区在交纳贡赋时使用货币。斡罗斯公国从没有制造货币的传统,所以蒙古人满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价值昂贵的商品作为忽卜绰儿(斡罗斯称之为dan’)。

    在游牧民之中,忽卜绰儿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规模进行计算的。蒙哥即位后,开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时期的过高的什一税很快就被废除,恢复了以前的百一税。

    至于农业税,蒙古人在许多地方都依照当地旧例,在中原,他们保持了由耶律楚材精心设计的体系,征税的数目,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进行估价。在西亚,则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的什一税。

    因此,概括地说,蒙哥很快就设立了三种税,实行于全帝国的定居地区。每一种税种的估税和税率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规定了贡品和农业税每年只征收一次。虽然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过度征税也没有完全杜绝,但政府继续不断努力,参照各地方的惯例和经济现实状况,对征税清单进行调整。即使存在不断的调节(通常在地方一级),在帝国极其复杂的居民中仍实行着相当统一固定的体系。

    蒙古人为了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新兵征召与人口调查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统计以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军户、民户、投下户。军户以“土绵”(汉语称为万户,意为1万个家庭)为组织,在理论上,每个万户可以提供1万个士兵作为蒙古正规军的辅助兵种参加战斗。在蒙哥统治期间所动员的新军总数已无法知晓,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报告的数字作出判断,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255年,山东建起一支2万人的军队;1257年,格鲁吉亚提供了10个万户。此时的蒙古野战军队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庞大,二是多民族化。在1253年到1259年之间进攻宋朝的军队,除了蒙古人和突厥分支军队以外,还包括了汉人、西夏人、高丽人、畏兀儿人,以及阿速人。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年的人口调查之后被迫服役。

    除了正规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调查还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后将他们分派到帝国的武器制造部门、矿山工作,或者作为特殊兵种在军队中服务。蒙古人的人力动员系统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说明:一支由1000名汉人炮手组成的军队随同旭烈兀西征,帮助他攻破了报达的城墙。蒙哥之所以能够向他的弟弟提供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在1252年的人口调查期间,所有中国北部的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都被登记为炮手,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所以当后来他们认为西亚需要那些专门人才的时候,蒙哥和他的顾问们只需要打开专门的名册,找出所需数量的适当人选就可以了。

    新的征服

    1251年的忽邻勒台达成协议,开始计划向西亚、高丽和中国南部发动一系列战役,蒙哥决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遗愿,而且自信他可以动员到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便迅速地实行了新的征服计划。随后的一年,已经准备好能够同时展开三个方面的行动。出征西亚的军队集中于蒙古西部。先锋军于1252年夏天出发。次年,主力出发。虽然名义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负责,但当军队抵达预定目标后,战场实际的作战指挥便被委托给怯的不花。他是先锋军的指挥官,蒙哥家族的管家。[119]

    遥远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随军携带的辎重和围城的装备,由此可以想见后勤方面的困难是多么的巨大,旭烈兀挥军西进的计划需要多么精心的安排。西征军的主力于1256年抵达呼罗珊,在那里会合了来自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增援部队,还有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动员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地方辅助部队,包括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最初使人感受到这支联合军团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们击溃亦思马因派的战斗。亦思马因派(他们作为刺客集团而为欧洲人所知)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以暗杀作为政治武器而名声昭著,并且令人生畏。刺客们隐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众多的城堡组成网状防御系统,并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在蒙古军持续数月的攻击之下,他们开始投降了。1257年年初,亦思马因人的多数城堡停止了抵抗,他们的领袖也被蒙古军俘获。蒙哥深深地认识到亦思马因人的特殊技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下令将所有幸存的亦思马因人处死,从该派大师开始。

    接着,旭烈兀挥师前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所在地报达。哈里发谟斯塔辛拒绝了旭烈兀让他们投降的命令,此举无异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数报达市民的死刑。蒙古的各路人马在1257年下半年会师城下,并且构成了严密的包围圈。1258年2月,怯的不花的攻击部队攻克了报达,在接下来的七个充满血腥的日子里,蒙古军肆意地在城中进行掠夺和大屠杀。

    与此同时,还进行着一些次要的战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受到攻击,大量的远征军被派往克什米尔和昔思田。1259年,这些战役结束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务,在西亚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的统治。旭烈兀试图扩展他新建立起来的王国,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更遥远的叙利亚。但是,其结果是一场大灾难,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于次年9月在爱音扎鲁特击溃了入侵者,并俘虏了蒙古军的统帅怯的不花。[120]

    在亚洲的另一端,于1252年下半年展开了对高丽人的攻击,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儿的长子诸王也古。这一次,蒙哥错误地选择了指挥官,也古既不忠诚,也不服从命令,而且拙于处理各种事务,因此,大汗在1253年下令由皇帝护卫军的官员札剌儿带取代了他的职位。札剌儿带在以后的五年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无法彻底战胜勇敢地进行抵抗的高丽人,这迫使蒙哥在1258年又向半岛派遣了大量援军。虽然向战场上投放了大量生力军,在高丽人勉强地承认了蒙古的宗主国地位之前,蒙古军仍然在苦战中度过了一年。

    在中国南部前线,也有大批蒙古军队在调动中。如果对宋进行正面攻击,就需要冒险强渡长江下游,其代价将会很高。为了避免这一点,蒙哥决定在中国西南部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从那里可以发动侧翼的攻击。出于这个想法,在1252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远征并占领南诏————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大理,这个王国被云南的段氏家族所统治,连接着宋朝防御很薄弱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121]蒙古军自陕西出发,在秋天抵达黄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洮水。先锋军由汉人将领汪德臣率领,攻入四川盆地,击溃宋朝地方守军,在利州城(后称保宁)建立起蒙军的主要基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扫清,交通线安全可靠,于是忽必烈率领主力部队向大理国前进。1253年秋天,在越过了荒凉多山的地区之后,忽必烈将指挥部设在了云南西部的金沙江畔。在这里,他将军队兵分三路,目标直指王国的首都大理(见地图29)。

    地图29 对大理的征服

    在1253年12月到1254年1月之间,大理被征服了。虽然大理的统治者曾经拒绝了忽必烈要求他们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们还是被饶恕了。如同曾经在其他许多地方所为,蒙古人保留了当地的王朝,将其置于蒙古官员的监管之下。国王段智兴在晚些时候被送往蒙古,并且授予“摩合罗嵯”(意为“大王”)的称号。

    1254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与他的大汗兄长会面。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给忽必烈作远征军指挥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挥进攻当地的蛮人和罗罗部落。他的平定工作确实是成功的,1257年初,在与宋军的一次交锋后,他回到了甘肃北部。从那里,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宫廷向大汗禀报:云南已经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皇帝对兀良合台的成绩感到满意,因此给予他荣誉和慷慨的赏赐。

    随后兀良合台又返回云南,着手准备蒙古人对东南亚的第一次入侵。1257年下半年,他进入安南,迫使统治该地的陈王朝逃往一个孤岛以求安全。第二年春天,安南国王意识到任何进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劳的,便将他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大汗的宫廷,表示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

    现在,到蒙哥亲自出场的时候了,长期计划的征服南宋的战争开始了。

    忽必烈与中国北部

    蒙哥在位期间,中国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间的关系所制约。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通过将忽必烈在中原的地位与旭烈兀在西亚的某些类似状况加以比较,可以得到最好的展示。

    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来自于大汗有意识的安排:1251年秋天,忽必烈和旭烈兀同时被授予了作为宗王的管辖范围。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次大汗明确地而且直截了当地让两位王子作为他的左膀右臂。[122]他们的任务也是完全相同的。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亚扩展并巩固蒙古————拖雷系的势力,忽必烈则是在东亚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实现他们的任务,两个王子分别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挥的蒙古野战军队,这两人是蒙哥从自己的私人护卫里选拔出来的。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两个王子被允许各自建立一支由当地的专门人才组成的官员队伍————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亚的回回人,忽必烈手下则是汉人,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领地。然而蒙哥保留了在两个兄弟的管辖范围之内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员职务的权力。换句话说,二者都是“伊利汗”,也就是从属的汗,他们对各自领地所拥有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大汗的意愿。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们的长兄所授予的,而不像术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进行最初的封赏时就得到了各自的土地和封号,所以他们二人都没有得到像其他地区的汗一样的地位。

    尽管他们的地位实际上相同,他们的职责也完全一致,但兄弟二人和蒙哥的私人关系却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拿旭烈兀来说,他满足于他的身份。他通过正式采用伊利汗这个称号的方式大肆宣扬他对大汗的服从,而且,根据记载,他从未与蒙哥发生严重的争执。

    作为另一个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较难驾驭的。他时常向大汗的权威挑战。深藏不露的觊觎大汗权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对中央政府进行详细的研究,还经常与大汗及其代表发生冲突。例如,1252年,他与不只儿发生争执,因为他发现对方过于倾向将在法律上犯有小过失的汉人臣民处死。毫无疑问,在这一年,由于那些试图阻止把回回的理财方式引入中国的儒生谋士的影响,忽必烈及时向大汗表示了他对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为中国北方行省首脑的不满。随后在马合木·牙老瓦赤与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赵璧之间出现的关于管理方式的冲突,其实不过是反映了大汗与忽必烈之间不断增长的紧张关系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最严重的对抗爆发于1257年。事件的发端在1251年。这一年,忽必烈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辖权,他当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陕西)和邢州(在今河北)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使这些地区经济得到复苏。1252年,当蒙哥宣布他决定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时候,忽必烈采纳了他最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略要地又极富饶的渭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过了两年,在云南战役及与大汗的会面之后,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谋士们的帮助,继续着他对管理体制改革和使经济恢复元气的努力。他在京兆进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和进步,而且在1257年以前一直没有受到干扰。1257年,蒙哥对忽必烈的行为发动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规模调查。他有理由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且可能借此对汗位发起挑战。

    开始进行调查的理由显然是因为有人控告在陕西存在着贪污受贿的情况。领导调查的是哈剌和林护卫军的副长官阿蓝答儿。他率领的调查组迅速地前往陕西和河南地区,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下属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审问。基于他们所发现的情况,在报知大汗并得到了准许之后,调查机构将忽必烈任命的陕西宣抚使罢免,并且迅速将他的一些下属处死。为了进一步表现大汗的权力,蒙哥命令在这个省份征收特别税。这种税在对其支付和运送方法稍作调整后,实行全额征收。

    受到了这种颠倒黑白伤害的忽必烈,此时尚无力与大汗对抗。按照姚枢的劝告,他采取了惟一可以选择的行动,在1258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申他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他长兄的原谅。后者从这一谦恭的行动中得到了安慰,虽然严格地制约了忽必烈管理中国北部的权力,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

    蒙哥先发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现在他认为事情已经结束,而且作为对忽必烈恢复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请他那悔过了的弟弟协助策划并实施进攻宋朝的第二阶段的战役。[123]

    攻宋与蒙哥之死

    当兀良合台所指挥的云南战役看来已必胜无疑的时候,蒙哥开始认真考虑对南宋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攻击。从1254年开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边界的袭击和侦察活动增加了,同时展开了政治攻势,其目的是促使宋朝边境官员叛逃。1256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击宋朝的意向,并为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进行了初步的商讨。1257年初,进攻部队被派往南方,蒙哥决定亲自指挥参与此次战役的三路兵马中的一路。一年以后,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经过戈壁,在那里他会见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仔细检查即将到来的战役的细节。在1258年春天,蒙哥和他的军队抵达甘肃的六盘山,并建立了临时的大本营。他在这里度过了五月,为长驱直入四川做最后的准备。

    尽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时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领过,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宋的统帅调动可以利用的所有军队以加强散布在这一地区各处的堡垒城市。因此,蒙哥将他的军队划分为三支独立的队伍,然后着手一个接一个地攻陷那些堡垒。大汗作为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于1258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过猛烈的攻击占领了一些城市,随后到达了自1253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在检查了利州的防御工作之后,他移师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他将1258年的剩余时间都用来围困各城市,还接受了为数颇多的南宋官员的投降。1259年初,他挥师前往四川西部进攻雅州(今雅安),于一月将其攻克。

    然后,蒙哥回师向东,挺进到嘉陵江畔的一个主要堡垒城市合州,并在其周围集结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于2月开始,战事在整个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但是,合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的进攻。七月,由于无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围。在留下了3000人对合州加以封锁以后,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队前往袭取四川南部的重庆。在此期间蒙古军的两支偏师投入了战斗,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领土。当蒙古宗王塔察儿在东翼谋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时候,忽必烈在1259年八月统领中路军在湖北开辟了新的战线,进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城市鄂州。与这些战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统军自云南南部向东北进入南宋疆域,其目标是与忽必烈的军队会师长江。

    现在,蒙古野战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发动了攻击,宋朝的防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偏安的朝廷处在生死关头。终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1259年8月11日,因为痢疾,或者是因为在合州城外的山岭中被宋的抛石机击中所受的创伤,蒙哥死了。[124]他的将领们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动,将他的遗体运回北方,并将他的死讯通知皇族。一个月后,忽必烈得知了长兄的死讯,他立即终止了对鄂州的围攻,同时取消了所有即将对江南进攻的进一步计划。

    对宋朝来说,蒙哥之死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二十年的喘息机会。而对蒙古帝国来说,此事带来了一场新的引起分裂的继位冲突,其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

    结语:处在内战前夜的帝国

    蒙古帝国在蒙哥的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巅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国的权力,并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资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西亚及高丽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了中国西南部,并开始了对宋的战争。但即使他有着如此众多的成就,蒙哥仍应对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倾轧和冲突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蒙哥由于在任命上的错误和疏忽,给统一的帝国播下了造成其永远分裂的内战(1260——1264年)的种子。

    在这些错误中最具破坏性的是蒙哥没有在他自己家庭内部指定一个无可置疑的继承人。众所周知,蒙哥从未对继承人问题表态。他或许曾经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优先权,因为在蒙哥于1258年启程前往南方的时候,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意图,那么考虑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昭示天下,明确他的选择,或者加强阿里不哥的权势。所以,这种含糊的状况导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继位的权利而斗争。拖雷系的分裂进而给其他支系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提供了一个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机会。

    幸存下来的察合台系诸王仍然承受着因为蒙哥对他们家族大清洗所带来的痛苦,乘机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汗国。1260年。察合台的一个孙子阿鲁忽轻易地废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此后,对阿富汗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国几乎不间断地与伊朗的伊利汗国以及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系对于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样表示出了独立的姿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个对帝国权力表示蔑视的。1256年,他逮捕了一个大汗派来的使者,并且拒绝将其送回宫廷。当时,蒙哥大概正专注于指挥即将爆发的攻宋战争,所以没有对反叛的宗王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当继承权之争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间爆发的时候,海都尽其所能促使争端激化,希望能够使拖雷家族彻底崩溃。[125]作为窝阔台系一员,他自然认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专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组织起一个中亚蒙古宗王的联盟,以对抗忽必烈及其继任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初期。在被迫对海都进行长时间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的忽必烈看来,蒙哥没有在窝阔台系的维护者们最初显露出反叛的迹象时将其扑灭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大错。

    在术赤王国,也有麻烦在酝酿。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两个短命的后裔经过蒙哥的批准后先后即位,先是他的儿子撒儿塔(在位时间约是1255——1257年),而后是他年幼的孙子兀剌赤(在位时间约是1257年)。兀剌赤死后,拔都的一个兄弟别儿哥登上汗位,同样获得了蒙哥的准许。别儿哥刚刚昄依伊斯兰教,1260年的时候,他支持阿里不哥,并且发动了对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战争。一些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学家[126]把别儿哥对伊利汗的仇恨归结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容忍在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宗教中心巴格达发生的暴行和破坏,但是他对旭烈兀不满的真正原因是关于外高加索的支配权。1252年,蒙哥将格鲁吉亚(曲儿只)[127]封给别儿哥,但是旭烈兀出于对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的贪心,对术赤系宗王在该地的权利置之不理。这一侮辱激怒了别儿哥,他与伊利汗的主要敌人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结盟,于1262年侵入伊朗。一个有着蒙古皇室血统的宗王为了与另一个蒙古汗王争夺而与异族势力结盟,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继位危机使大部分在蒙哥时代隐藏在假象之后的、蒙古诸王间的个人恩怨和领土争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决定性胜利未能根除深层的分裂。充其量恢复起来的团结也是暂时的,而且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已经有四个独立的汗国分别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和目标。只有伊利汗国对忽必烈保持着忠诚,依旧承认居于中国的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们,也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时候行使着广泛的自治权。四大汗国彼此间继续相互影响,直至进入14世纪。他们都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他们之间缔结联盟,互相攻伐,交换使节,进行商业贸易。以元朝的中国和伊利汗的伊朗为例,他们之间有着文化和科技互相影响的大量计划。但是四大汗国再也没有在某次共同的军事行动中齐心协力。进攻南宋和阿拔斯哈里发国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联合军事行动。蒙古人将所有已知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企图,从未能实现。

    * * *

    [1][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7——22页,充分探讨了12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2]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19——72、245——296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9——158页;[24]伊丽莎白·E.培根:《斡孛黑:欧亚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47——65页。

    [3]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第1——19页,讨论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5]这几点札奇斯钦作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6]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45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游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即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 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7]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12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据》。

    [8]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拓跋语:一种鲜卑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8——13页。

    [9]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1——42节(第1——10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蒙古人与突厥人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197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的记载。

    [11][76]《秘史》,第52节(第11页)。

    [12][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9——13页,收集、翻译和分析了有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讨论了12世纪蒙古人“国家”的状况,见[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简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见[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纪)》;亦见[334]尼古拉·蒙库耶夫:《古代蒙古人简述》。

    [14]有关铁木真的出生日期,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81——288页(译者注:中国学者多认为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有关这一情况,见[217]弗吉克·伊索诺:《“安答”关系初探》。

    [16][76]《秘史》,第123节(第55页)记载说,这时的铁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称号(海洋般的统治者)。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年后这一称号才被授予。

    [17]见[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47、57页。

    [18]虽然进攻塔塔儿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证实————见[375]伯希和与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1集,第195——199页————但王汗复辟的时间仍有分歧。[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动》第48——49页论证说,王汗的复辟直到1197年才发生,因而他没有参与1196年对塔塔儿的战争。[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第104——105、107——108页,主张王汗参与了对塔塔儿的进攻,然后流亡,后来于1198年在铁木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按我的意见,王汗的流亡和复辟均发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后,不管怎样,他肯定参加了1196年对塔塔儿人的进攻。

    [19][76]《秘史》,第133节(第62页)。关于蒙古文化中复仇的重要性,见[64]拉里· V.克拉克:《〈蒙古秘史〉的复仇主题》。

    [20]这个有些令人费解的头衔,也许来自契丹语。伯希和在[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曾详细地加以讨论,见卷1,第291——295页。

    [21]关于1199——1202年间成吉思汗战争的年代,材料来源中有相当多的混乱。本节的叙述我采用了韩百诗重新订正的年代,见[168]《成吉思汗》,第61——76页。

    [22]我对从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脱,到数月后他最后战胜王汗的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彻研究为基础的。见[72]《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第378——381、387——392页。

    [23]亦见[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68页。他论证说,铁木真在发现桑昆的阴谋后,首先跑到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他被克烈人击败,然后,他和他的人数不多的残余支持者们到班朱尼避难,在那儿进行了盟誓。

    [24]关于草原历史中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见[318]拉里·摩西:《内亚联盟形成过程的探讨》,第115——117页。

    [25]蔑儿乞人与乃蛮人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219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26][76]《秘史》,第123节(第55页)记载说,远在1206年忽邻勒台之前,铁木真就得到了这一称号。如果这是确切的话,后者的会议只不过是重新确认了这一长期保持的称号。然而,我更倾向于拉施特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这里有两点理由:首先,铁木真在他统一蒙古之后,比在这之前获得这一崇高称号似乎更合乎逻辑;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错误地使用称号。

    [27][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页。晃豁坛氏族的帖卜·腾格里,亦以阔阔出而知名,是铁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响力的顾问。他于1206年的忽邻勒台后,在挑拨成吉思汗与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尔的不和的企图暴露后不久失宠。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这位一度强有力的萨满在一次摔跤比赛中被蒙古统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铁木哥斡赤斤杀死。有关这一情节,参看[429]让——保罗·鲁:《成吉思汗朝的萨满》,第424——427页。

    [28]即使它的成员包括许多异族的、毫无联系的种族群体,联盟中的领导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种族(ethnonym)(已成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体之上,这是游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29][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4——38页。

    [30][385]帕维·鲍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复原及其内容》;[742]刘铭恕:《元代之户口青册》。

    [31][653]宋潦等编:《元史》,卷124,第3048页。

    [32][76]《秘史》,第202节(第141——142页);[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413页。

    [33]有关蒙古军队的武器、训练与纪律,见[463]丹尼斯·塞诺尔:《内亚的战士》和[465]丹尼斯·塞诺尔:《论蒙古的兵法》。

    [34]成吉思汗于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为他的首都,但直到窝阔台时期的1235年才开始营建都城,见[653]《元史》,卷58,第1382页。

    [35]有关蒙古人意识形态的开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1255年招降欧洲君主的蒙古令旨》。亦见罗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论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基础》。

    [36]关于与突厥类似的观念,见[158]彼得·B.戈尔登:《西欧亚大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政治组织和国家观念》。

    [37][42]保罗·D.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3——68页。

    [38]有关这一情节,见[13]托巴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页。

    [39]有关对金朝的战争,见[301]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

    [40][76]《秘史》,第248节(第184——185页);[227]札奇斯钦:《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与冲突》,第198页。

    [41]关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义,见[225]札奇斯钦:《契丹反对女真压迫的斗争:游牧与农耕》。

    [42]巴托尔德详细论述了西征,见[29]《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457页;[380] I. P.彼得鲁合夫斯基:《1219——1224年蒙古军在中亚的远征及其后果》。

    [43][76]《秘史》,第239节(第173——174页),错误地将术赤对森林诸部的战争系于1207年。对《秘史》年代混乱的考释,见[37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第5、57页(注39)、第60页(注58)。

    [44]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对战役的叙述,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45——55页;以及[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39——282页。有关1217——1225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20页。

    [45]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页。

    [47][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 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第35页(以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48][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页。

    [49][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965页。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页,记载刘敏于1223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的税收。这也许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13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52][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83——308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04——330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46——61页。

    [53][76]《秘史》,第254——255节(第189——197页);404]《史集》,第1卷,第443页;[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页。

    [54][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页;[18]波义耳英译本,第1卷,第42——43页;[2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页。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417页,提供了每个单位的完整分配细目。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细目表“仅仅”包括在蒙古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些军队。虽然缺少细节,但很明显,除了4000人的“蒙古军”作为基干外,三个较年长儿子中的每一个还有被征集起来的辅助军队供自己调遣的权力。这样,1227年术赤、窝阔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军队的数量实际上要比拉施特记载的要多出许多。有关进一步的探讨,可参阅[470]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与波斯的人口》,第273——275页。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页。

    [57][76]《秘史》,第269节(第209页);[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14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83——189页;[653]《元史》,卷2,第29页。有关窝阔台的新称号,见[393]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的印》,第272——281页。

    [58][12]托马斯·T.爱尔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年蒙古对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军事行动》。

    [59][280]加里·莱迪亚德:《蒙古入侵高丽及〈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第1——16页。

    [60][76]《秘史》,第269节(第204页),记载保卫成吉思汗的那些卫士在窝阔台登极后被分给了他。虽然大部分怯薛确实分给了窝阔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关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资料),手稿1051——106r,127r——1,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继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个人千户”转到了拖雷手下,这是怯薛中最精锐的军队。参见[404]《史集》,第1卷。第55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3页。

    [61]《元史》,卷120,第2961页。

    [62]关于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关于达鲁花赤与八思哈之间可能的联系,见[519]伊斯特万·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第一次指出了他称之为“共有的卫星式行政管理”的这些行省机构的性质,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

    [64]有关这一家族的简史,见[7]托马斯·T.爱尔森:《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66][196]萧启庆:《严实,1182——1240年》,第119——122页。

    [67]有关耶律楚材的财政与行政改革,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页;[333]尼古拉·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页。

    [68]《元史》,卷2,第36页。

    [69]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徐霆撰写,两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2]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页。

    [70][5991《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页。

    [71][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页。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页。

    [73][653]《元史》,卷2,第35页;卷95,第2414页。

    [74]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75][653]《元史》,卷2,第36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页。

    [77]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98——199页。

    [79][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80]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81]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 Khatun)的直译。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页。

    [82][653]《元史》,卷2,第38页。

    [83][445] M. 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84]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6][76]《秘史》,第275——276节(第215——217页)。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88][467] R. 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页。

    [89][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页。

    [91][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记》,第66一67页。关于他的阿塔毕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59页。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94]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6——38页。

    [95][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年之间几次这样的突发事变。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98][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99]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102][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

    [103]关于她非凡经历的描述,见[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第158——166页。

    [104]关于这次忽邻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记载。见[371]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3卷,第199——201页,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页。[403]拉施特:《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40一141页。

    [106]这段情节在多种独立的资料中详细叙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页;[87]《出使蒙古记》,第147——148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74——579页。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记》,第203页;[249]刚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第236页。

    [109]这是W.巴托尔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论点,见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页。

    [110][653]《元史》,卷3,第54页。

    [111]这一部分是以我的论文[6]《蒙哥汗时期的护卫与统治机构》为基础写成的。

    [112]据1254年访问蒙哥的鲁不鲁乞记载,蒙古人因他们的成就而骄傲,他们的远征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们投降。见[87]《出使蒙古记》,第149——150页。

    [113]这些措施的相同记载见于[653]《元史》,第45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598——599页。

    [114][653]《元史》,卷4,第51页;[403]《史集》,第154页。

    [115][8]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8——52页。

    [116]关于赋税种类的演变,见[469]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117][28]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页,首先指出蒙哥使赋税货币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记》,第144、169——170页。

    [119]此次战役的详细探讨见[36]《剑桥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页。

    [120][468]约翰·M.史密斯:《爱音扎鲁特:马鲁克的胜利或是蒙古的失败?》。

    [121]汉文文献中有关这次战役的最详细报告.可在此次行动的指挥兀良合台的传记中见到,见[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页。亦见[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第316——319页。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页。

    [123]关于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后与大汗的对抗,见[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页;[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25——28页。

    [124]关于他死亡的原因,见[462]谢尔盖·什科里尔:《火炮前的中国砲》,第336——337页,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6——127页。

    [126][312]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430——431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1255——1257页。

    [127][653]《元史》,卷3,第45页。汉文曲儿只可以追溯到格鲁吉亚的典型波斯语和阿拉伯语Gurj,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38——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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