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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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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在世，所以拥戴海山的儿子即位成为争位的口号。[237]
1328年深秋也孙铁木儿患病，燕铁木儿立即着手组织兵变，他计划在两都同时动手。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时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238]的协助下，燕铁木儿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冲进宫中俘虏了乌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名同谋被发现和处死。这样，对立的两派各控制了一个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并遣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睦尔和在河南的蔑儿乞部人伯颜。[239]伯颜是帝位争夺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时是其手下的一个低级幕僚。[240]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够控制这个具有战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调集所需军队和物资，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抵达大都。10 月16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并宣布当他的兄长和世从中亚返回后即让出帝位。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或是经济贫困地区，或是边远地区。[241]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风，他们攻破长城的几个关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铁木儿亲自率军往来作战，很快使形势转而对大都派有利。对上都派的致命打击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可能是在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帖木儿的影响下，许多东路蒙古诸王支持大都派。他们的军队在不花帖木儿和齐王月鲁帖木儿（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领下，在11月14日包围了上都，而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长城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随即被处死；年轻的皇帝阿剌吉八则被报失踪。[242]上都的投降，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帝位的障碍。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28年12月，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放下武器，[243]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244]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禅以前的追随者宗王秃坚为首的云南上都派顽强战斗，坚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弃了他们的努力。[245]也就是说，帝位争夺战及其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图帖睦尔朝成了一个战争年代。
王忽察都弑君
与上都派的战争只是帝位争夺的一部分。在这次帝位争夺中最具戏剧性和悲剧性特色的是海山两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图帖睦尔还是燕铁木儿，都不准备将帝位交给和世，因为他离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没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和世毕竟是海山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帝位，他们不得不显示出对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宫廷立即派人向和世报告，敦请他前来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和世从河中地区启程前往汉地，并于1329年2 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图帖睦尔为皇太子，这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父亲与叔父的旧例行事。他被图帖睦尔及燕铁木儿貌似真诚的政治姿态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随者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职，这无异破坏了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在汉地精心缔造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过是加强了燕铁木儿除掉他的决心。[246]
两个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会面，重聚似乎弥漫着欢乐气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图帖睦尔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显然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可能是与图帖睦尔合谋。《元史·明宗纪》记载和世之死为“暴卒”。[247]私人撰史者权衡则明确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者。[248] 1340年，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70年在位）指责图帖睦尔害死了他父亲，作为报复手段，下令将图帖睦尔的牌位从太庙中撤去。[249]
和世没有像他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争位者”身份夺得帝位，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元代政治中草原边疆因素终结和元朝对蒙古帝国胜利的标志。[250]在1303年蒙古人重构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岭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区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也孙铁木儿作为“草原争位者”与硕德八剌朝内的谋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夺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与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和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并且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帝位继承危机爆发时，以哈剌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先控制了宫廷，但他也只敢摄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遥远的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发生时，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而和世则是个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即位时带来了3万人的军队；而和世带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卫士，在军事实力上不可能超过他的弟弟。[251]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而不是因为草原地区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够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动1328年事变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与帝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集团的多股力量缠结在了一起。[252]这包括了希望恢复海山帝系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儒臣。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次皇位更迭的种族意义和思想意义。冯承钧（1885——1946年）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争的论点。[253]虽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都与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与大都派的关系似乎也很微妙。[254]大都派的首脑人物肯定没有儒者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赵世延外，没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积极参与。因此，在这次帝位更迭中，无论是种族还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恢复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孙铁木儿疏远的诸王和官员组合在了一起，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和个人野心而有效地将这一想法变成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
燕铁木儿与伯颜的专权
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最高勋号太师。[255]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力。
为保住他的权力，燕铁木儿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显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铁木儿被允许以也孙铁木儿的一个后妃及宗室妇女40人为妻。燕铁木儿的亲属亦分享了他的权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弟弟撒敦和答邻答里，撒敦子唐其势（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与皇室成员成婚。
蔑儿乞部人伯颜的权力和荣誉仅次于燕铁木儿。[256]他是燕铁木儿之外惟一兼任三职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此外还有许多兼职。与燕铁木儿相同，伯颜直接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浚宁王。对他最高的荣誉是将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与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分享了他的权力。
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伯颜似乎满足于充当燕铁木儿之下的副手。可能是基于过去在海山手下参加平叛战争时的同伴关系和在帝位争夺中建立的关系，两人之间显然有一个妥协办法。他们二人显然代表了蒙元历史上权臣的一种新模式，与过去的八邻部人伯颜及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或铁木迭儿都不同。虽然八邻部人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们作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颜，都表示出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确实专权，但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没有他自己的独立权力基础。相反，燕铁木儿和伯颜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在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上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处于二人阴影之下，他自始至终充任的角色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和正统的标志，以及官职和爵号的分发者。
政治发展和财政政策
打着恢复海山帝系旗号并通过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图帖睦尔政权对其政敌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为夺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或放逐，他们的财产亦都被没收。[257]宫廷中弥漫着极强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建议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部处死。[258]
此外，为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图帖睦尔不仅不给他谥号，还将其父亲甘麻剌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并毁掉。清洗还延及和世的追随者。和世被杀后留下来的三个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处死，或从官场上消失。[259]
恢复名誉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枢密院事也儿吉尼，他们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号。[260]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处死和定上恶名的海山朝的尚书省丞相三宝奴和脱脱都被恢复了名誉，并将没收的家财给还其家。除了海山的旧随从外，对帝系回归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下属机构中回回人占明显优势，在图帖睦尔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为沉重的打击。[261]
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和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有几个汉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敬俨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别为一个月及八个月，这是汉人官员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职[262]；汪古部人赵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时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铁木儿；1330年，在御史台的弹劾下，赵世延从中书省致仕。[263]
由于图帖睦尔的即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赠和巨额的赏赐对他来说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重要。图帖睦尔在位四年中，封了24个王，其中9个是一字王。在这9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264]不仅在1329年恢复了岁赐，上都派被没收的财产亦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计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财产。[265]
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的活动亦加紧进行。1329年，显然是在和世被谋杀后，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送去的礼品是窝阔台汗在一个世纪前铸造的“皇兄之宝”印章；燕只吉台是和世争位的主要支持者，此举显然是要平息他对和世被杀的愤怒。[266]第二年，推动了更广泛的外交攻势，三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钦察和伊利汗国。西方三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三年中，钦察汗国两次派贡使前往图帖睦尔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四次，伊利汗国派出的贡使则达八次之多。[267]这样，图帖睦尔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权，并且与西方三个汗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视为元朝与更广泛的蒙古世界关系的转折点。[268]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贵族和官僚中还是有对图帖睦尔的非法即位的不满，这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至少发生了八次谋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几个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269]在这些谋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枢密院事阔彻伯为首的谋反，是以和世的太子为名义。[270]其他谋反的起因不详，但是这些谋反显然反映了在统治阶层中对图帖睦尔即位的不满。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陕西、河南、湖广、江浙行省都被严重和频繁的旱灾和水灾所扰，上百万人流离失所。[271]如此广泛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江南频繁的少数民族起义，尤其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与政府有关。
在也孙铁木儿朝以前，汉地民众起义较少，因为忽必烈灭亡宋朝后成功地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但是，元朝统治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动摇，有关民众起义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间，在汉地只爆发了24次起义，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131次起义。[272]在这131次起义中，发生在也孙铁木儿朝的有65次，发生在图帖睦尔朝的有21次。在两朝内发生的86次起义，有50次以上发生在湖广，28次发生在云南。有些起义规模很大，镇压它们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不能只简单地解释为这两朝政府的无能，还有这些少数民族对元廷的剥削和压迫的积怨。在这两朝发生的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加重了元廷的财政困难，亦反映了元廷对这些边疆地区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欢贴睦尔朝汉地爆发大规模起义的预示。
虽然政府与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外，与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并成为图帖睦尔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如一位监察御史所言，仅1328年对抗上都的战争，花费就超过了政府岁入数倍。[273]征讨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费就至少有纸钞63万锭。[274]1329年政府用于赈灾的纸钞是134. 96万锭，粮食25. 17万石。[275]由于这些花费和其他开销，政府在1330年的经费缺239万锭。[276]
政府并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人。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继续实行也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277]政府试图削减岁赐、做佛事和宫廷的花费。如诸王、百官的参加即位朝会赏赐，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银五铤以上的只给2/3。[278]上都每年做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减为104所。[279]同一年裁省卫士和宫廷服侍人员，裁掉的卫士、鹰坊、内飨及其他人员超过了1万人。[280]通过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数之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运到大都的粮食在1330年达到了3340306石的最高水平。[281]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和大量的粮食储备，使政府不用靠印发纸钞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使日用品价格仍保持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水平的部分原因。[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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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际权力大多数掌握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283]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284]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图帖睦尔完全可以与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说他将徽宗作为自己的样板。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286] 1330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287]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288]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289]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1329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优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290]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292]。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许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欧阳玄（1283——1357年）、苏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293]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1304——1352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和教育活动，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与唐玄宗时的集贤院相媲美。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通过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来改变皇帝的形象。[294]由官方推动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也可说是皇帝本人爱好的延伸。图帖睦尔有很多闲暇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奎章阁临池赏画。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画家柯九思，得到了图帖睦尔的厚爱。虞集起草诏旨为皇帝的正统辩解，并且著文写诗歌颂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力；柯九思则以鉴赏书画取悦皇帝。[295]
奎章阁学士院确实编辑和出版了一些著作。[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图帖睦尔朝的标志是编辑了大部头的政书《经世大典》。[297]按照唐、宋的《会要》体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和法律规定编辑于本书中，其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虞集。该书的编辑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共计800卷，分为10编。前4编为君事，为编辑这4编，以前禁止汉人接触的许多蒙文资料被翻译成了汉文。另6编为臣事，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和《会要》的体例编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资料，《经世大典》不但是图帖睦尔的骄人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也颇有益处。它为明朝初年编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资料。虽然该书在1509年至1605年间散佚，但许多部分收入明朝类书《永乐大典》。[298]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尽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奎章阁学士院却未使元政府更为儒化。由于官僚体系操纵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他们并不赞成皇帝的汉化倾向，所以奎章阁学士院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可能是因为奎章阁的儒化含义并得到皇帝的过度关照，其官员不断受到御史台的弹劾。因此，迫于形势，奎章阁的主要官员在1330年集体辞职。[299]虞集便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300]最后，燕铁木儿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阁；仅6个月后，图帖睦尔即去世了。燕铁木儿控制奎章阁是为了限制它的成员接近皇帝。[301]图帖睦尔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即被撤销。虽然奎章阁学士院确实帮助图帖睦尔增加了宫廷的儒化表象，但是总的说来，它对政府的影响很有限。
调解继承关系的失败
在其短促在位期间，图帖睦尔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继承问题和他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和正后卜答失里（约死于1340年）原本企图传位于长子阿剌忒纳答剌。阿剌忒纳答剌于1330年3月被封为燕王，这个王号原来只有真金得到过；1331年1月，阿剌忒纳答剌被册立为皇太子。[302]此时，为确保阿剌忒纳答剌平稳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贴睦尔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丽。[303]但是这些措施没有起作用，因为阿剌忒纳答剌在被封为皇太子后大约一个月即死去。[304]
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图帖睦尔的继承人计划。此外，他似乎亦惧怕因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因此，他请求燕铁木儿照顾他的二儿子古纳答剌，并将古纳答剌的名字改为燕帖古思，意为“融洽”[305]。1332年9月2日图帖睦尔去世，终年28岁，继承人问题此时还悬而未决。
据说图帖睦尔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表示愿意将帝位传给和世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306]燕铁木儿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会对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307] 卜答失里皇后可能与图帖睦尔一样惧怕报应，否定了燕铁木儿的建议，和世的二儿子、年仅6岁的懿璘质班（宁宗）被选定为继承人，并于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没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后仅53天即死去。[308] 懿璘质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结束，并为他哥哥妥欢贴睦尔35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时代的回顾
这一章说明了元中期的统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时机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建设性变化。在元中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很少受到外来战争、征服战争和民众起义的干扰，因为元中期诸帝从忽必烈手中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平的帝国，而他们又放弃了扩张政策。此外，他们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还保持对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他们没能巩固他们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争斗。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残酷而易变。在39年中，有9个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时间只有4. 3年。9个皇帝中的6个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309]不仅皇帝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政府的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一次帝位争夺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竞争者有人是汉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经常摇摆。
虽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竞争者没有汉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显然不可能成功地夺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带来朝廷政策的大幅度变化，甚至影响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国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蒙古人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与汉地间的紧张关系及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后忽必烈时期的帝位争夺。
元中期权臣的兴起在蒙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建立官僚体制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虽然远未达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诸王权力后得到更多权力，而诸王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权力。频繁的帝位争夺削弱了皇权，对希望夺得帝位的人来说，官僚的支持亦远比依靠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权力因此而更加膨胀。结果不仅是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脑手中，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邻部人伯颜、玉昔帖木儿和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旧蒙古那颜一类，在新皇帝即位后，他们都表示出绝对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是一个过渡型的例子。虽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 * *
[1]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自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4]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24——28页。
[5]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6]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7]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8][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9][653]《元史》，卷18，第381页。
[10][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11][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12]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13][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16][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18][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20]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21][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22]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頫：《赵孟頫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23][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24][653]《元史》，卷18，第383页。
[25][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26][653]《元史》，卷20，第440页。
[27][653]《元史》，卷18，第386页。
[28][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页。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页。
[33][653]《元史》，卷21，第447页。
[34]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 1年法典复原》，第108——109页。
[35][653]《元史》，卷18，第388页。
[36]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海盗》。
[37][653]《元史》卷21，第449页。拉施特说有11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30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页。
[39][653]《元史》，卷21，第449页。赃罪12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46。1b——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7，11b——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465页。
[42]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3][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4][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 9万两，银6万两，钞360万锭。见[653]《元史》，卷19，第417页。关于赏赐予政府收入的关系，见[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页。
[47][653]《元史》，卷19，第402页。
[48][653]《元史》，卷18，第387页；卷19，第417页；卷20，第426页。
[49][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09——410页；[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页；卷209，第4650页。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642]《元朝征缅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 W.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4——129页；[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56——58页。
[53]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页 ；[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页。
[54][653]《元史》，卷22，第477页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镇的时间误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页。
[56]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卷，第128——130页；[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页。
[57]关于1303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页。汉文史料见[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页。研究成果，见[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页。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页。
[59][653]《元史》，卷22，第477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页。
[60][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页。
[61][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302页。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页。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页；[653]《元史》，卷21，第459页；亦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第48——53页。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页。德寿为卜鲁罕之子是一个推论。虽然《元史》，卷114，第2873页称皇后失怜答里是德寿的母亲，但拉施特、杨瑀和陶宗仪都说德寿是卜鲁罕之子。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19页；[648]杨瑀：《山居新话》，13b；[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第76页。波斯编年史《贵显世系》说铁穆耳汗有四个儿子，长子名为Qung-taisi，显然意为“皇太子”，就是指德寿，但是没有指明他的母亲。见[167]路易斯·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6页。关于德寿与卜鲁罕的关系及德寿之死的研究，见[866]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穹庐集》，第69——89页，特别是第83——84页。
[65]关于1307年的帝位继承危机，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2——17页；[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6——30页。
[66][653]《元史》，卷22，第477——479页；卷24，第535——536页；卷114，第2873——2874页。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2910页。
[68]关于阿难答和他的家族，见[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3——328页。亦见[873]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
[71][612]刘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72][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8——30页。
[73][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第36页。
[74][653]《元史》，卷22，第477——478页。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页。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关于〈元史·诸王表〉的一个考察》；[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49——351页。
[77][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页；卷23，第524页。
[78]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41页。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页；卷23，第509、516页。
[80][653]《元史》，卷22，第481页。
[81][653]《元史》，卷22，第501页。
[82][653]《元史》，卷22，第504页；卷23，第527页。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页。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页；卷23，第517页。
[85]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页。亦见[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22页；札奇斯钦：《元代中都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18期（1987年），第31——41页。
[86][653]《元史》，卷22，第488页。
[87][653]《元史》，卷23，第510页。
[88][653]《元史》，卷23，第516页。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页。
[90]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489页。
[92][653]《元史》，卷23，第513页。
[93]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1ib——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页；卷17，第366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676]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95]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23，第515——520页；卷93，第2370——237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第139——140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元代经济史研究》，第57——59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68——69页。
[96][653]《元史》，卷23，第520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18——120页。元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9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4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页。
[99][653]《元史》，卷22，第488页；卷23，第513页。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页；卷175，第4091、4094页；[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页。
[101][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页 ；[653]《元史》，卷176，第4168页。
[102][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页。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105]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115]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19][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12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121][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123][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124]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125]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71]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126]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页。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页。
[131]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页；[628]《元典章》，卷9，7a。亦见[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页。
[133]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页。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页。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页。
[137][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页。
[140][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77——378页。
[141][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页。
[142][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页。
[143][653]《元史》，卷94，第2402页；卷205，第4578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4、233页。
[144]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页。
[145][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页；卷94，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1——32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页。
[146]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08页；[751]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卷，第151——159页。
[147][653]《元史》，卷93，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页。
[148]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见[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页。
[149]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伯父忽鲁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150]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页）。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
[151][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页。
[152][653]《元史》，卷25，第566页。
[153][653]《元史》，卷176，第4112页。
[154][653]《元史》，卷175，第4073页；卷179，第4153——4154页；卷180，第4164——4165页；卷205，第4578——4579页。
[155][653]《元史》，卷26，第579页；卷205，第457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2a；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156][653]《元史》，卷26，第589页；卷205，第4579——4580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ob——11a。
[157]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7页）。但是，阿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铁木迭儿与他们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158][653]《元史》，卷26，第594页。
[159][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160][653]《元史》，卷31，第639页；卷138，第3324页。
[161][653]《元史》，卷27，第597页；卷31，第693页；卷116，第2902页；卷138，第3325页。
[162][653]《元史》，卷25，第575页。
[163][653]《元史》，卷25，第572页；卷31，第693页。
[164][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165][653]《元史》，卷27，第598页。
[166][653]《元史》，卷27，第598页；卷112，第2822——2825页。
[167][653]《元史》，卷207，第4600页。
[168][653]《元史》，卷27，第623、626页。
[169][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卷179，第4154、4151、4157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6a；卷16，2a；卷18，4a。
[170][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
[171][653]《元史》，卷27，第605页；卷136，第3303页；卷176，第4112页；卷205，第4580——4581页。
[172][653]《元史》，卷26，第585页；卷174，第4061页。
[173][653]《元史》，卷187，第426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欧阳玄：《圭斋集》，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7页。关于小云石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174]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1a；[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3，61b；[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0——245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73页。
[175][653]《元史》，卷27，第599页；卷116，第2902页。
[176]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页。
[177]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178]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元史》，卷136，第3300——3306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179][653]《元史》，卷27，第602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硕德八剌编造的“谋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页。
[180][653]《元史》，卷27，第603页；卷136，第3301页；卷175，第4075页。
[181][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
[182][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页；卷124，第3046页；卷136，第3304页；卷205，第4581页。
[183][653]《元史》，卷175，第4074页。
[184][653]《元史》，卷28，第626——627页；卷183，第4220页。
[185]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186][653]《元史》，卷28，第625页；卷175，第4079页。
[187][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188][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6a——9a。
[189][653]《元史》，卷28，第630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190][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191][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192]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陈高华：《元大都》，第74页。
[193]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页。
[194]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195]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页；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页。
[196]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4b——5a。
[197][653]《元史》，卷114，第2876页。
[198][653]《元史》，卷29，第642页。
[199][653]《元史》，卷27，第606页；卷28，第621页。
[200]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人封王，见[351]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予》。
[201]见[653]《元史》，卷28，第632页的例证。
[202][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页。
[203][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也孙铁木儿的卒年和生年还都无法确定，因为在《元史》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记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但是他在1328年去世时所记岁数为36岁（《元史》，卷29，第637页；卷30，第687页）。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记中认为1276年的生年是对的，应将他去世时的岁数改为53岁。见[842]《元泰定帝寿年证误》。我没有采纳高文德的意见，而是采用了慕阿德和李则芬的意见，他们认为《元史》所记“至元十三年”应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误。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103页；[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481页。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生于1263年（《元史》，卷115，第2893页），从生理上说他不可能在13岁时就有了一个儿子。第二，也孙铁木儿据说出生在“晋邸”（《元史》，卷29，第637页），而甘麻剌在1292年才被封为晋王。第三，也孙铁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称为“哥哥”（《元史》，卷29，第638页），在海山之子图帖睦尔的一份即位诏书中，则称也孙铁木儿为“叔父”（《元史》，卷32，第709页）。海山生于1281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1285年，也孙铁木儿作为他们的族弟，不可能生于1276年。他应该生于1293年。死于1328年，享年35岁。
[204][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
[205][653]《元史》，卷32，第709页。
[206][653]《元史》，卷29，第638——639页。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诏书中，只有泰定帝的诏书是用汉文白话体写的，它显然是从蒙古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表明在也孙铁木儿即位时，身边没有汉人文士。武英殿版《元史》所载该诏书的文言体全文，是后来翻译的，见[795]张元济：《校史随笔》，112a——113b。
[207]《元史》，卷29，第639——641页。也孙铁木儿可能与仍然忠于硕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员有一个秘密协定。以张珪为首的大臣曾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一封密书，请求他继承帝位并且处罚谋叛者。见虞集撰《张珪墓志铭》，载[623]《国朝文类》，卷53，17b——18a。相关段落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8，12a中漏载；亦见12b——13a所记大都官员对刺杀事件的最初反映。
[208][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页；卷175，第4075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0b——21b。
[209]此后，甚至谋叛者被籍没的家财亦被给还其家，见[653]《元史》，卷29，第649——650页。
[210][653]《元史》，卷29，第639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26a——28a。
[21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页。
[212][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页。
[213][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页。
[214][653]《元史》，卷29，第640页。
[215][653]《元史》，卷29，第643页。
[216][653]《元史》，卷29，第643页；卷30，第680页。
[217][435]佐口透：《十四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3——178页。
[218]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219][653]《元史》，卷29，第646、647、649、651页；卷30，第669、670、672、677、678、679页；卷117，第2910页。
[220][653]《元史》，卷29，第644、646页；卷175，第4076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2a——b。亦见[192]崛江雅明：《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第240——250页；[713]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汗廷的关系》。
[221][653]《元史》，卷29，第640、641页；卷172，第4027页。
[222][653]《元史》，卷29，第644页；[615] 虞集：《道园类稿》，卷33，16b——18a。
[223][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7b。
[224][653]《元史》，卷29，第648页。
[225][653]《元史》，卷29，第653页。
[226][653]《元史》，卷30，第678页；[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一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第149——151页。
[227][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289、294——295页。
[228][653]《元史》，卷30，第669页页。关于琐南藏卜，见[166]韩百诗：《〈元史〉卷108〈诸王表〉译注》，第137页；亦见[779]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一文中关于白兰王封号的讨论。
[229][653]《元史》，卷202，第4521页。
[230]关于1328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页；[851]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页。
[231][653]《元史》，卷31，第694页；卷32，第704页；卷138，第3326页。
[232][653]《元史》，卷31，第693——694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233][653]《元史》，卷32，第703页。
[234]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页。
[235]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儿人速速商讨后，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页。
[236][653]《元史》，卷32，第704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史》，卷32，第707页；卷182，第4194页；卷176，第4112页。
[237]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8页。
[238]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57——58、61——62页。
[239][653]《元史》，卷31，第694——695页；卷32，第704——705页；卷138，第3326——3327页。
[240]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3——74页。
[24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页。
[242][653]《元史》，卷32，第705——715页；卷138，第3326——3331页 ；[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
[243]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页；卷137，第3314——3317页。
[244]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3——216页。
[245]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鲁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页。
[246][653]《元史》，卷31，第696——697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页。和世及其追随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行的说法，和世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元史续编》，卷10，15a。
[247][653]《元史》，卷31，第701页。
[248][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页。
[249][653]《元史》，卷40，第856页。
[250]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30页。
[251][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页。
[252][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页。
[253][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页。
[254][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页。
[255][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50页。
[256][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57][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
[258][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
[259][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页。
[260][653]《元史》，卷110，第2792页；卷124，第3058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6，11b——12a。
[26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281页。
[262][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263][653]《元史》，卷34，第762页。
[264][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予》，第65——67页。
[265][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页。
[266][653]《元史》，卷139，第3352页。
[267][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页。
[268]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269][653]《元史》，卷32，第740页；卷34，第759、761页；卷35，第776、778、789 793页；卷36，第803页。
[270][653]《元史》，卷38，第816页。
[27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43页。
[272][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273][653]《元史》，卷31，第700页。
[274][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27页。
[275][653]《元史》。卷34，第755页。
[276][653]《元史》，卷184，第4238页。
[277][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页；卷139，第3352页。
[278][653]《元史》，卷33，第739页。
[279][653]《元史》，卷34，第763页。
[280][653]《元史》，卷34，第765页。
[281][653]《元史》，卷93，第2369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页。
[282][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页。
[283][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284]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73页。
[285][653]《元史》，卷33，第730页；卷172，第4028页。
[286][653]《元史》，卷34、第763、770页。
[287][653]《元史》，卷34，第768页；卷72，第1791——1792页；亦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页。
[288][653]《元史》，卷34——36。
[289][653]《元史》，卷34，第767页；卷103，第2643——2644页；亦见[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国的蒙古遗俗》，第174——176页。
[290][653]《元史》，卷30，第686页；卷38，第823页；卷83，第2086页。关于汉人守丧习俗对色目人的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页。
[291]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页。
[29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页。
[293]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页。
[2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页。
[295]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
[296]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页。
[297]对《经世大典》最深入的研究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亦见[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25——3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9——14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7——69页；[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110页。
[298]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13——18、33——78页。
[299][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20页。
[300][653]《元史》，卷181，第4178页。
[30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页。
[302][653]《元史》，卷34，第754——770页。《元史· 卜答失里传》的译文，见[77]柯立夫：《1335年张应瑞的汉蒙文碑铭》，第35——36页，注35。
[303][653]《元史》，卷34，第756页；卷38，第815页；卷114，第2877页。
[304][653]《元史》，卷34，第774页。
[305][653]《元史》，卷35，第790页；卷36，第802页。
[306][651]权衡：《庚申外史》，1a——b；英译本，第27——28页。
[307][653]《元史》，卷38，第815页。
[308]关于懿璘质班，见[653]《元史》，卷37。
[309]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9. 3岁，与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8. 2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
1328年深秋也孙铁木儿患病，燕铁木儿立即着手组织兵变，他计划在两都同时动手。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时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238]的协助下，燕铁木儿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冲进宫中俘虏了乌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名同谋被发现和处死。这样，对立的两派各控制了一个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并遣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睦尔和在河南的蔑儿乞部人伯颜。[239]伯颜是帝位争夺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时是其手下的一个低级幕僚。[240]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够控制这个具有战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调集所需军队和物资，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抵达大都。10 月16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并宣布当他的兄长和世从中亚返回后即让出帝位。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或是经济贫困地区，或是边远地区。[241]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风，他们攻破长城的几个关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铁木儿亲自率军往来作战，很快使形势转而对大都派有利。对上都派的致命打击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可能是在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帖木儿的影响下，许多东路蒙古诸王支持大都派。他们的军队在不花帖木儿和齐王月鲁帖木儿（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领下，在11月14日包围了上都，而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长城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随即被处死；年轻的皇帝阿剌吉八则被报失踪。[242]上都的投降，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帝位的障碍。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28年12月，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放下武器，[243]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244]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禅以前的追随者宗王秃坚为首的云南上都派顽强战斗，坚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弃了他们的努力。[245]也就是说，帝位争夺战及其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图帖睦尔朝成了一个战争年代。
王忽察都弑君
与上都派的战争只是帝位争夺的一部分。在这次帝位争夺中最具戏剧性和悲剧性特色的是海山两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图帖睦尔还是燕铁木儿，都不准备将帝位交给和世，因为他离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没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和世毕竟是海山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帝位，他们不得不显示出对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宫廷立即派人向和世报告，敦请他前来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和世从河中地区启程前往汉地，并于1329年2 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图帖睦尔为皇太子，这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父亲与叔父的旧例行事。他被图帖睦尔及燕铁木儿貌似真诚的政治姿态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随者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职，这无异破坏了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在汉地精心缔造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过是加强了燕铁木儿除掉他的决心。[246]
两个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会面，重聚似乎弥漫着欢乐气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图帖睦尔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显然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可能是与图帖睦尔合谋。《元史·明宗纪》记载和世之死为“暴卒”。[247]私人撰史者权衡则明确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者。[248] 1340年，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70年在位）指责图帖睦尔害死了他父亲，作为报复手段，下令将图帖睦尔的牌位从太庙中撤去。[249]
和世没有像他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争位者”身份夺得帝位，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元代政治中草原边疆因素终结和元朝对蒙古帝国胜利的标志。[250]在1303年蒙古人重构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岭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区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也孙铁木儿作为“草原争位者”与硕德八剌朝内的谋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夺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与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和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并且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帝位继承危机爆发时，以哈剌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先控制了宫廷，但他也只敢摄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遥远的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发生时，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而和世则是个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即位时带来了3万人的军队；而和世带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卫士，在军事实力上不可能超过他的弟弟。[251]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而不是因为草原地区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够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动1328年事变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与帝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集团的多股力量缠结在了一起。[252]这包括了希望恢复海山帝系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儒臣。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次皇位更迭的种族意义和思想意义。冯承钧（1885——1946年）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争的论点。[253]虽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都与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与大都派的关系似乎也很微妙。[254]大都派的首脑人物肯定没有儒者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赵世延外，没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积极参与。因此，在这次帝位更迭中，无论是种族还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恢复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孙铁木儿疏远的诸王和官员组合在了一起，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和个人野心而有效地将这一想法变成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
燕铁木儿与伯颜的专权
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最高勋号太师。[255]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力。
为保住他的权力，燕铁木儿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显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铁木儿被允许以也孙铁木儿的一个后妃及宗室妇女40人为妻。燕铁木儿的亲属亦分享了他的权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弟弟撒敦和答邻答里，撒敦子唐其势（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与皇室成员成婚。
蔑儿乞部人伯颜的权力和荣誉仅次于燕铁木儿。[256]他是燕铁木儿之外惟一兼任三职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此外还有许多兼职。与燕铁木儿相同，伯颜直接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浚宁王。对他最高的荣誉是将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与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分享了他的权力。
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伯颜似乎满足于充当燕铁木儿之下的副手。可能是基于过去在海山手下参加平叛战争时的同伴关系和在帝位争夺中建立的关系，两人之间显然有一个妥协办法。他们二人显然代表了蒙元历史上权臣的一种新模式，与过去的八邻部人伯颜及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或铁木迭儿都不同。虽然八邻部人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们作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颜，都表示出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确实专权，但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没有他自己的独立权力基础。相反，燕铁木儿和伯颜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在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上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处于二人阴影之下，他自始至终充任的角色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和正统的标志，以及官职和爵号的分发者。
政治发展和财政政策
打着恢复海山帝系旗号并通过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图帖睦尔政权对其政敌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为夺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或放逐，他们的财产亦都被没收。[257]宫廷中弥漫着极强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建议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部处死。[258]
此外，为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图帖睦尔不仅不给他谥号，还将其父亲甘麻剌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并毁掉。清洗还延及和世的追随者。和世被杀后留下来的三个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处死，或从官场上消失。[259]
恢复名誉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枢密院事也儿吉尼，他们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号。[260]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处死和定上恶名的海山朝的尚书省丞相三宝奴和脱脱都被恢复了名誉，并将没收的家财给还其家。除了海山的旧随从外，对帝系回归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下属机构中回回人占明显优势，在图帖睦尔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为沉重的打击。[261]
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和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有几个汉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敬俨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别为一个月及八个月，这是汉人官员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职[262]；汪古部人赵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时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铁木儿；1330年，在御史台的弹劾下，赵世延从中书省致仕。[263]
由于图帖睦尔的即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赠和巨额的赏赐对他来说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重要。图帖睦尔在位四年中，封了24个王，其中9个是一字王。在这9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264]不仅在1329年恢复了岁赐，上都派被没收的财产亦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计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财产。[265]
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的活动亦加紧进行。1329年，显然是在和世被谋杀后，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送去的礼品是窝阔台汗在一个世纪前铸造的“皇兄之宝”印章；燕只吉台是和世争位的主要支持者，此举显然是要平息他对和世被杀的愤怒。[266]第二年，推动了更广泛的外交攻势，三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钦察和伊利汗国。西方三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三年中，钦察汗国两次派贡使前往图帖睦尔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四次，伊利汗国派出的贡使则达八次之多。[267]这样，图帖睦尔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权，并且与西方三个汗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视为元朝与更广泛的蒙古世界关系的转折点。[268]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贵族和官僚中还是有对图帖睦尔的非法即位的不满，这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至少发生了八次谋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几个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269]在这些谋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枢密院事阔彻伯为首的谋反，是以和世的太子为名义。[270]其他谋反的起因不详，但是这些谋反显然反映了在统治阶层中对图帖睦尔即位的不满。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陕西、河南、湖广、江浙行省都被严重和频繁的旱灾和水灾所扰，上百万人流离失所。[271]如此广泛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江南频繁的少数民族起义，尤其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与政府有关。
在也孙铁木儿朝以前，汉地民众起义较少，因为忽必烈灭亡宋朝后成功地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但是，元朝统治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动摇，有关民众起义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间，在汉地只爆发了24次起义，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131次起义。[272]在这131次起义中，发生在也孙铁木儿朝的有65次，发生在图帖睦尔朝的有21次。在两朝内发生的86次起义，有50次以上发生在湖广，28次发生在云南。有些起义规模很大，镇压它们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不能只简单地解释为这两朝政府的无能，还有这些少数民族对元廷的剥削和压迫的积怨。在这两朝发生的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加重了元廷的财政困难，亦反映了元廷对这些边疆地区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欢贴睦尔朝汉地爆发大规模起义的预示。
虽然政府与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外，与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并成为图帖睦尔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如一位监察御史所言，仅1328年对抗上都的战争，花费就超过了政府岁入数倍。[273]征讨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费就至少有纸钞63万锭。[274]1329年政府用于赈灾的纸钞是134. 96万锭，粮食25. 17万石。[275]由于这些花费和其他开销，政府在1330年的经费缺239万锭。[276]
政府并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人。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继续实行也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277]政府试图削减岁赐、做佛事和宫廷的花费。如诸王、百官的参加即位朝会赏赐，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银五铤以上的只给2/3。[278]上都每年做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减为104所。[279]同一年裁省卫士和宫廷服侍人员，裁掉的卫士、鹰坊、内飨及其他人员超过了1万人。[280]通过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数之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运到大都的粮食在1330年达到了3340306石的最高水平。[281]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和大量的粮食储备，使政府不用靠印发纸钞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使日用品价格仍保持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水平的部分原因。[282]
赞助中国艺文
由于实际权力大多数掌握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283]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284]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图帖睦尔完全可以与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说他将徽宗作为自己的样板。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286] 1330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287]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288]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289]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1329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优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290]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292]。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许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欧阳玄（1283——1357年）、苏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293]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1304——1352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和教育活动，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与唐玄宗时的集贤院相媲美。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通过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来改变皇帝的形象。[294]由官方推动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也可说是皇帝本人爱好的延伸。图帖睦尔有很多闲暇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奎章阁临池赏画。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画家柯九思，得到了图帖睦尔的厚爱。虞集起草诏旨为皇帝的正统辩解，并且著文写诗歌颂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力；柯九思则以鉴赏书画取悦皇帝。[295]
奎章阁学士院确实编辑和出版了一些著作。[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图帖睦尔朝的标志是编辑了大部头的政书《经世大典》。[297]按照唐、宋的《会要》体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和法律规定编辑于本书中，其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虞集。该书的编辑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共计800卷，分为10编。前4编为君事，为编辑这4编，以前禁止汉人接触的许多蒙文资料被翻译成了汉文。另6编为臣事，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和《会要》的体例编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资料，《经世大典》不但是图帖睦尔的骄人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也颇有益处。它为明朝初年编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资料。虽然该书在1509年至1605年间散佚，但许多部分收入明朝类书《永乐大典》。[298]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尽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奎章阁学士院却未使元政府更为儒化。由于官僚体系操纵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他们并不赞成皇帝的汉化倾向，所以奎章阁学士院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可能是因为奎章阁的儒化含义并得到皇帝的过度关照，其官员不断受到御史台的弹劾。因此，迫于形势，奎章阁的主要官员在1330年集体辞职。[299]虞集便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300]最后，燕铁木儿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阁；仅6个月后，图帖睦尔即去世了。燕铁木儿控制奎章阁是为了限制它的成员接近皇帝。[301]图帖睦尔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即被撤销。虽然奎章阁学士院确实帮助图帖睦尔增加了宫廷的儒化表象，但是总的说来，它对政府的影响很有限。
调解继承关系的失败
在其短促在位期间，图帖睦尔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继承问题和他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和正后卜答失里（约死于1340年）原本企图传位于长子阿剌忒纳答剌。阿剌忒纳答剌于1330年3月被封为燕王，这个王号原来只有真金得到过；1331年1月，阿剌忒纳答剌被册立为皇太子。[302]此时，为确保阿剌忒纳答剌平稳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贴睦尔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丽。[303]但是这些措施没有起作用，因为阿剌忒纳答剌在被封为皇太子后大约一个月即死去。[304]
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图帖睦尔的继承人计划。此外，他似乎亦惧怕因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因此，他请求燕铁木儿照顾他的二儿子古纳答剌，并将古纳答剌的名字改为燕帖古思，意为“融洽”[305]。1332年9月2日图帖睦尔去世，终年28岁，继承人问题此时还悬而未决。
据说图帖睦尔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表示愿意将帝位传给和世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306]燕铁木儿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会对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307] 卜答失里皇后可能与图帖睦尔一样惧怕报应，否定了燕铁木儿的建议，和世的二儿子、年仅6岁的懿璘质班（宁宗）被选定为继承人，并于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没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后仅53天即死去。[308] 懿璘质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结束，并为他哥哥妥欢贴睦尔35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时代的回顾
这一章说明了元中期的统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时机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建设性变化。在元中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很少受到外来战争、征服战争和民众起义的干扰，因为元中期诸帝从忽必烈手中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平的帝国，而他们又放弃了扩张政策。此外，他们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还保持对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他们没能巩固他们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争斗。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残酷而易变。在39年中，有9个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时间只有4. 3年。9个皇帝中的6个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309]不仅皇帝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政府的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一次帝位争夺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竞争者有人是汉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经常摇摆。
虽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竞争者没有汉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显然不可能成功地夺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带来朝廷政策的大幅度变化，甚至影响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国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蒙古人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与汉地间的紧张关系及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后忽必烈时期的帝位争夺。
元中期权臣的兴起在蒙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建立官僚体制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虽然远未达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诸王权力后得到更多权力，而诸王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权力。频繁的帝位争夺削弱了皇权，对希望夺得帝位的人来说，官僚的支持亦远比依靠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权力因此而更加膨胀。结果不仅是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脑手中，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邻部人伯颜、玉昔帖木儿和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旧蒙古那颜一类，在新皇帝即位后，他们都表示出绝对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是一个过渡型的例子。虽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 * *
[1]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自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4]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24——28页。
[5]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6]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7]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8][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9][653]《元史》，卷18，第381页。
[10][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11][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12]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13][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16][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18][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20]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21][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22]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頫：《赵孟頫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23][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24][653]《元史》，卷18，第383页。
[25][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26][653]《元史》，卷20，第440页。
[27][653]《元史》，卷18，第386页。
[28][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页。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页。
[33][653]《元史》，卷21，第447页。
[34]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 1年法典复原》，第108——109页。
[35][653]《元史》，卷18，第388页。
[36]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海盗》。
[37][653]《元史》卷21，第449页。拉施特说有11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30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页。
[39][653]《元史》，卷21，第449页。赃罪12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46。1b——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7，11b——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465页。
[42]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3][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4][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 9万两，银6万两，钞360万锭。见[653]《元史》，卷19，第417页。关于赏赐予政府收入的关系，见[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页。
[47][653]《元史》，卷19，第402页。
[48][653]《元史》，卷18，第387页；卷19，第417页；卷20，第426页。
[49][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09——410页；[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页；卷209，第4650页。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642]《元朝征缅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 W.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4——129页；[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56——58页。
[53]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页 ；[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页。
[54][653]《元史》，卷22，第477页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镇的时间误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页。
[56]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卷，第128——130页；[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页。
[57]关于1303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页。汉文史料见[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页。研究成果，见[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页。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页。
[59][653]《元史》，卷22，第477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页。
[60][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页。
[61][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302页。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页。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页；[653]《元史》，卷21，第459页；亦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第48——53页。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页。德寿为卜鲁罕之子是一个推论。虽然《元史》，卷114，第2873页称皇后失怜答里是德寿的母亲，但拉施特、杨瑀和陶宗仪都说德寿是卜鲁罕之子。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19页；[648]杨瑀：《山居新话》，13b；[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第76页。波斯编年史《贵显世系》说铁穆耳汗有四个儿子，长子名为Qung-taisi，显然意为“皇太子”，就是指德寿，但是没有指明他的母亲。见[167]路易斯·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6页。关于德寿与卜鲁罕的关系及德寿之死的研究，见[866]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穹庐集》，第69——89页，特别是第83——84页。
[65]关于1307年的帝位继承危机，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2——17页；[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6——30页。
[66][653]《元史》，卷22，第477——479页；卷24，第535——536页；卷114，第2873——2874页。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2910页。
[68]关于阿难答和他的家族，见[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3——328页。亦见[873]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
[71][612]刘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72][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8——30页。
[73][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第36页。
[74][653]《元史》，卷22，第477——478页。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页。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关于〈元史·诸王表〉的一个考察》；[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49——351页。
[77][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页；卷23，第524页。
[78]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41页。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页；卷23，第509、516页。
[80][653]《元史》，卷22，第481页。
[81][653]《元史》，卷22，第501页。
[82][653]《元史》，卷22，第504页；卷23，第527页。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页。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页；卷23，第517页。
[85]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页。亦见[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22页；札奇斯钦：《元代中都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18期（1987年），第31——41页。
[86][653]《元史》，卷22，第488页。
[87][653]《元史》，卷23，第510页。
[88][653]《元史》，卷23，第516页。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页。
[90]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489页。
[92][653]《元史》，卷23，第513页。
[93]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1ib——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页；卷17，第366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676]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95]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23，第515——520页；卷93，第2370——237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第139——140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元代经济史研究》，第57——59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68——69页。
[96][653]《元史》，卷23，第520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18——120页。元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9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4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页。
[99][653]《元史》，卷22，第488页；卷23，第513页。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页；卷175，第4091、4094页；[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页。
[101][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页 ；[653]《元史》，卷176，第4168页。
[102][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页。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105]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115]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19][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12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121][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123][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124]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125]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71]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126]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页。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页。
[131]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页；[628]《元典章》，卷9，7a。亦见[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页。
[133]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页。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页。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页。
[137][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页。
[140][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77——378页。
[141][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页。
[142][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页。
[143][653]《元史》，卷94，第2402页；卷205，第4578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4、233页。
[144]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页。
[145][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页；卷94，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1——32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页。
[146]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08页；[751]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卷，第151——159页。
[147][653]《元史》，卷93，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页。
[148]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见[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页。
[149]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伯父忽鲁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150]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页）。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
[151][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页。
[152][653]《元史》，卷25，第566页。
[153][653]《元史》，卷176，第4112页。
[154][653]《元史》，卷175，第4073页；卷179，第4153——4154页；卷180，第4164——4165页；卷205，第4578——4579页。
[155][653]《元史》，卷26，第579页；卷205，第457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2a；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156][653]《元史》，卷26，第589页；卷205，第4579——4580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ob——11a。
[157]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7页）。但是，阿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铁木迭儿与他们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158][653]《元史》，卷26，第594页。
[159][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160][653]《元史》，卷31，第639页；卷138，第3324页。
[161][653]《元史》，卷27，第597页；卷31，第693页；卷116，第2902页；卷138，第3325页。
[162][653]《元史》，卷25，第575页。
[163][653]《元史》，卷25，第572页；卷31，第693页。
[164][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165][653]《元史》，卷27，第598页。
[166][653]《元史》，卷27，第598页；卷112，第2822——2825页。
[167][653]《元史》，卷207，第4600页。
[168][653]《元史》，卷27，第623、626页。
[169][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卷179，第4154、4151、4157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6a；卷16，2a；卷18，4a。
[170][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
[171][653]《元史》，卷27，第605页；卷136，第3303页；卷176，第4112页；卷205，第4580——4581页。
[172][653]《元史》，卷26，第585页；卷174，第4061页。
[173][653]《元史》，卷187，第426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欧阳玄：《圭斋集》，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7页。关于小云石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174]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1a；[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3，61b；[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0——245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73页。
[175][653]《元史》，卷27，第599页；卷116，第2902页。
[176]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页。
[177]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178]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元史》，卷136，第3300——3306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179][653]《元史》，卷27，第602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硕德八剌编造的“谋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页。
[180][653]《元史》，卷27，第603页；卷136，第3301页；卷175，第4075页。
[181][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
[182][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页；卷124，第3046页；卷136，第3304页；卷205，第4581页。
[183][653]《元史》，卷175，第4074页。
[184][653]《元史》，卷28，第626——627页；卷183，第4220页。
[185]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186][653]《元史》，卷28，第625页；卷175，第4079页。
[187][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188][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6a——9a。
[189][653]《元史》，卷28，第630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190][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191][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192]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陈高华：《元大都》，第74页。
[193]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页。
[194]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195]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页；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页。
[196]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4b——5a。
[197][653]《元史》，卷114，第2876页。
[198][653]《元史》，卷29，第642页。
[199][653]《元史》，卷27，第606页；卷28，第621页。
[200]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人封王，见[351]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予》。
[201]见[653]《元史》，卷28，第632页的例证。
[202][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页。
[203][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也孙铁木儿的卒年和生年还都无法确定，因为在《元史》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记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但是他在1328年去世时所记岁数为36岁（《元史》，卷29，第637页；卷30，第687页）。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记中认为1276年的生年是对的，应将他去世时的岁数改为53岁。见[842]《元泰定帝寿年证误》。我没有采纳高文德的意见，而是采用了慕阿德和李则芬的意见，他们认为《元史》所记“至元十三年”应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误。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103页；[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481页。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生于1263年（《元史》，卷115，第2893页），从生理上说他不可能在13岁时就有了一个儿子。第二，也孙铁木儿据说出生在“晋邸”（《元史》，卷29，第637页），而甘麻剌在1292年才被封为晋王。第三，也孙铁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称为“哥哥”（《元史》，卷29，第638页），在海山之子图帖睦尔的一份即位诏书中，则称也孙铁木儿为“叔父”（《元史》，卷32，第709页）。海山生于1281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1285年，也孙铁木儿作为他们的族弟，不可能生于1276年。他应该生于1293年。死于1328年，享年35岁。
[204][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
[205][653]《元史》，卷32，第709页。
[206][653]《元史》，卷29，第638——639页。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诏书中，只有泰定帝的诏书是用汉文白话体写的，它显然是从蒙古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表明在也孙铁木儿即位时，身边没有汉人文士。武英殿版《元史》所载该诏书的文言体全文，是后来翻译的，见[795]张元济：《校史随笔》，112a——113b。
[207]《元史》，卷29，第639——641页。也孙铁木儿可能与仍然忠于硕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员有一个秘密协定。以张珪为首的大臣曾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一封密书，请求他继承帝位并且处罚谋叛者。见虞集撰《张珪墓志铭》，载[623]《国朝文类》，卷53，17b——18a。相关段落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8，12a中漏载；亦见12b——13a所记大都官员对刺杀事件的最初反映。
[208][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页；卷175，第4075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0b——21b。
[209]此后，甚至谋叛者被籍没的家财亦被给还其家，见[653]《元史》，卷29，第649——650页。
[210][653]《元史》，卷29，第639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26a——28a。
[21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页。
[212][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页。
[213][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页。
[214][653]《元史》，卷29，第640页。
[215][653]《元史》，卷29，第643页。
[216][653]《元史》，卷29，第643页；卷30，第680页。
[217][435]佐口透：《十四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3——178页。
[218]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219][653]《元史》，卷29，第646、647、649、651页；卷30，第669、670、672、677、678、679页；卷117，第2910页。
[220][653]《元史》，卷29，第644、646页；卷175，第4076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2a——b。亦见[192]崛江雅明：《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第240——250页；[713]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汗廷的关系》。
[221][653]《元史》，卷29，第640、641页；卷172，第4027页。
[222][653]《元史》，卷29，第644页；[615] 虞集：《道园类稿》，卷33，16b——18a。
[223][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7b。
[224][653]《元史》，卷29，第648页。
[225][653]《元史》，卷29，第653页。
[226][653]《元史》，卷30，第678页；[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一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第149——151页。
[227][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289、294——295页。
[228][653]《元史》，卷30，第669页页。关于琐南藏卜，见[166]韩百诗：《〈元史〉卷108〈诸王表〉译注》，第137页；亦见[779]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一文中关于白兰王封号的讨论。
[229][653]《元史》，卷202，第4521页。
[230]关于1328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页；[851]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页。
[231][653]《元史》，卷31，第694页；卷32，第704页；卷138，第3326页。
[232][653]《元史》，卷31，第693——694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233][653]《元史》，卷32，第703页。
[234]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页。
[235]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儿人速速商讨后，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页。
[236][653]《元史》，卷32，第704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史》，卷32，第707页；卷182，第4194页；卷176，第4112页。
[237]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8页。
[238]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57——58、61——62页。
[239][653]《元史》，卷31，第694——695页；卷32，第704——705页；卷138，第3326——3327页。
[240]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3——74页。
[24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页。
[242][653]《元史》，卷32，第705——715页；卷138，第3326——3331页 ；[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
[243]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页；卷137，第3314——3317页。
[244]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3——216页。
[245]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鲁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页。
[246][653]《元史》，卷31，第696——697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页。和世及其追随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行的说法，和世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元史续编》，卷10，15a。
[247][653]《元史》，卷31，第701页。
[248][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页。
[249][653]《元史》，卷40，第856页。
[250]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30页。
[251][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页。
[252][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页。
[253][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页。
[254][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页。
[255][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50页。
[256][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57][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
[258][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
[259][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页。
[260][653]《元史》，卷110，第2792页；卷124，第3058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6，11b——12a。
[26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281页。
[262][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263][653]《元史》，卷34，第762页。
[264][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予》，第65——67页。
[265][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页。
[266][653]《元史》，卷139，第3352页。
[267][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页。
[268]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269][653]《元史》，卷32，第740页；卷34，第759、761页；卷35，第776、778、789 793页；卷36，第803页。
[270][653]《元史》，卷38，第816页。
[27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43页。
[272][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273][653]《元史》，卷31，第700页。
[274][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27页。
[275][653]《元史》。卷34，第755页。
[276][653]《元史》，卷184，第4238页。
[277][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页；卷139，第3352页。
[278][653]《元史》，卷33，第739页。
[279][653]《元史》，卷34，第763页。
[280][653]《元史》，卷34，第765页。
[281][653]《元史》，卷93，第2369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页。
[282][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页。
[283][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284]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73页。
[285][653]《元史》，卷33，第730页；卷172，第4028页。
[286][653]《元史》，卷34、第763、770页。
[287][653]《元史》，卷34，第768页；卷72，第1791——1792页；亦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页。
[288][653]《元史》，卷34——36。
[289][653]《元史》，卷34，第767页；卷103，第2643——2644页；亦见[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国的蒙古遗俗》，第174——176页。
[290][653]《元史》，卷30，第686页；卷38，第823页；卷83，第2086页。关于汉人守丧习俗对色目人的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页。
[291]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页。
[29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页。
[293]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页。
[2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页。
[295]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
[296]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页。
[297]对《经世大典》最深入的研究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亦见[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25——3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9——14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7——69页；[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110页。
[298]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13——18、33——78页。
[299][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20页。
[300][653]《元史》，卷181，第4178页。
[30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页。
[302][653]《元史》，卷34，第754——770页。《元史· 卜答失里传》的译文，见[77]柯立夫：《1335年张应瑞的汉蒙文碑铭》，第35——36页，注35。
[303][653]《元史》，卷34，第756页；卷38，第815页；卷114，第2877页。
[304][653]《元史》，卷34，第774页。
[305][653]《元史》，卷35，第790页；卷36，第802页。
[306][651]权衡：《庚申外史》，1a——b；英译本，第27——28页。
[307][653]《元史》，卷38，第815页。
[308]关于懿璘质班，见[653]《元史》，卷37。
[309]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9. 3岁，与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8. 2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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