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游国恩、萧涤非讲汉代古文

    贾谊和汉初散文

    /游国恩/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余，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后为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绝非伪书。

    贾谊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说：“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为了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他提倡“农本”，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贾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贾谊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过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上篇主要叙述秦国力量的强大，是全文的关键。它用渲染、比衬手法显示秦国的声威。如写六国人才众多，“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史记》作‘叩’）关而攻秦”，结果却为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但就是这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却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经过这一比衬，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威力，足以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果不向农民做些让步，即一点“不施仁义”，那只有失尽民心、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从各方面来阐明民心的作用，读完中篇，人们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心一失，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样，上文对强秦的夸张又起了加强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过秦》篇在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见《汉书》卷四十八。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它的一个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例如《数宁》篇说：“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作者还敢于大胆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加强其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强烈的特色。

    例如《时变》篇：

    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

    对于富人豪强的横行霸道，作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的。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新书》后六卷的“连语”“杂事”大都属于这一类。其语言浅显，叙述也较生动。贾谊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语言富于形象性。他的文章风格对唐宋的政论文是颇有影响的。

    贾谊又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他的《吊屈原赋》为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例如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那个时代，作者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他的《 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此二疏原为一文。《汉书·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事，故知二疏原为一篇）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做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余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1]。《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伟大的历史家、散文家司马迁（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扫除之隶”“闺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晩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倶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做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轲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才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画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班固的汉书（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由于《史记》的杰出成就以及它的历史记载截止到汉武帝时代，后来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皆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班固的父亲班彪有鉴于此，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后传”仍是递续《史记》的，不能独立成书，但它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汉书》独立成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同样对后代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时史汉、班马并称，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幼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二十三岁，父班彪死，还乡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解释，明帝阅读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许，召为兰台令史。过了一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续成的。章帝时，班固升为玄武司马，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窦宪得罪后，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六十一。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诌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功夫，不能完全看作抄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2]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两汉民间乐府

    /萧涤非/

    《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此汉民间乐府所由来也。

    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后人每标举汉赋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今举“不歌而诵”之赋与之校衡，亦为不类。善夫《通志·乐府总序》之言曰：“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真卓见也。《诗薮》亦云：“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此岂所谓“似不从人间来”之辞赋所能比拟哉？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据此，则汉世相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间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搢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唯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历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约作《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更历五百年，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然其散佚，盖亦多矣。呜呼！孔子定诗，首列《二南》，《论语》所引，《国风》为多，而两汉经生文人，乃弃此如遗，视若无睹，三百年间，曾无专集，良可痛惜也。

    汉乐“古词”，其正确之时代，本甚难断言，今姑就一己所见，依作品之风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别东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大抵西汉之作，朴茂直梗，东汉则趋于平妥。准斯以观，傥亦庶几乎。

    西汉民间乐府

    揆之事理；证以班书所录吴、楚、汝南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周谣歌诗，秦歌诗，以及淮南、南郡、雒阳、齐、郑等诸歌诗之篇目，西汉民歌，其数量当远过于东汉。唯今则适得其反。在三十余首古词中，吾人能确认其为西汉之作者，不过寥寥数首而已。

    （1）《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按此篇始载《宋书·乐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为正声。当为传世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

    （2）《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3）《蒿里》：

    嵩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是二歌盖作于汉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经李延年润色增损，以武帝之世，乐府始大倡七言也。要为西汉文字无疑。

    薤露一名，始见《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蒿里”者，《汉书·武五子传》：“蒿里召兮郭门阅。”师古注：“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纪》：“太初元年十二月高里。”注引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呼为下里者也。字则为蓬蒿之蒿。或者既见泰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误以高里为蒿里，混同一事。文学之士，共有此谬，陆士衡尚不免，（按指陆《泰山吟》：“梁甫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况其余乎！今流俗书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则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为死人里之通称，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东汉已不仅为丧歌。有用之宴饮者，如《后汉书·周举传》：“商（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暱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风俗通》云：“时京师殡、婚、嘉会，皆作櫆，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櫆，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会》诗，而云“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所谓悲歌，当即挽歌，则知流风所及，至魏犹未泯。于此，亦可见二曲感人之深矣。

    （4）《鸡鸣》：（相和曲）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按汉作多“缘事而发”，此诗必有所刺！云天下方太平者，微词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贷，况正当此乱名之时乎？故戒荡子以不可轻犯法网。乱名者，谓善恶无别，尊卑无序，即下文所叙僭越诸事。《尔雅·释诂》：“协，服也。”柔协，犹柔服。《左传》：“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盖谓优柔姑息，为乱名之渐。《汉书·外戚列传》：赵昭仪“居昭阳舍，……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注云：“切，门限也。沓冒，其头也。涂，以黄金涂铜上也。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若车之形也。其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门玉堂唯皇家为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刘王者，汉同姓诸侯王也。郭门王，则郭门外之异姓诸侯王也。陈沆云：“汉制，非刘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甓，而僭效之者则郭门之王氏也。郭门，其所居之地。鸳鸯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贺传》：“贺到霸上，旦至广明东都门，（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是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陈氏以为所居之地，盖得之。凡此，皆诗所谓“乱名”之事。

    朱乾《乐府正义》云：“本言其僭侈，言外有尊本宗，抑外戚意，此诗人微旨。”说甚有见。按西汉外戚，势最猖獗，故《汉书·王商传赞》云：“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而就中尤以三王之一，五侯家为最僭侈。《汉书·元后传》：“河平（成帝）二年（公元前26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谓之五侯。”此事在当日，度必轰动天下，为世艳羡也。《传》又云：“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灃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此五侯之僭侈，固尝触天子之怒者。《传》又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注：皆仿效天子之制也）其奢侈如此！”此五侯之僭侈见于民歌者。又刘向《极谏外家封事》云：“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王凤）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此五侯之僭侈，见于宗室大臣之奏疏者。与诗所咏甚切合，疑即为五侯作也。

    又王凤于五侯，本属同产，凤卒后，以次当及平阿侯谭为大司马，乃凤以其不附己，因以死保从弟音以自代，致谭、音二人搆隙。其后，曲阳侯根复阴陷红阳侯立，致立被遣就国，皆兄弟相忘之事也。要之此诗必有所刺，其所表现之时代，亦为一骄奢僭侈之时代，而求之两汉，厥为五侯之事，适足以当之，则此篇固亦西汉末作品也。

    （5）《乌生八九子》：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句格苍劲，迥异寻常。黄鹄二句，与《铙歌》“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又篇中言及上林苑，上林苑当景、武之世，多养白鹿狡兔，为游猎之地，并足为作于西京（长安）之证。

    此篇为寓言，极言祸福无形，主意只在末二句。《文选》李善注：“古《乌生八九子》歌曰：黄鹄摩天极高飞。”是作“唶我”一读。朱嘉徵云：“唶音借，叹声，一音谪。嚄、唶，多辞句也。”陈祚明曰：“唶字，读嗟叹之音。”李子德曰：“唶，托乌语以发之。白鹿、鲤鱼不用唶字，极有理。”是诸家又皆作唶字一读也。按《史记·滑稽列传》：“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又《外戚世家》：“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又《汉书·东方朔传》，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又《后汉·光武纪》[3]：“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注云：“唶，叹也。音子夜反。”则知汉人原有此种语法。作唶字读，似于义为长。我秦氏，我黄鹄，盖乌与黄鹄自我也。此类汉乐府中多有之。如《豫章行》：“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则白杨自我也。《蜨蝶行》：“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则蜨蝶自我也。《战城南》：“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则死者自我也。《白鹄行》：“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吾，亦白鹄自吾也。所谓“我人民”“我黄鹄”者，亦犹《汉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匈奴传》）又“我丈夫，一取单于耳”（《李陵传》）之类。

    《毛传》：“善其事曰工。”彊，彊弩也。睢阳，古宋国地，汉为梁所都，梁孝王尝广睢阳城七十里，其人夙善为弓，故云。苏合，西域香也。

    （6）《董逃行》：（清调曲）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

    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

    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得一命延！”（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四解）

    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按别有《董逃歌》，为董卓时童谣，见《后汉书·五行志》，与此无涉。吴旦生《历代诗话》引《乐府原题》，谓《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朱嘉征[4]亦谓此方士迂怪语，使王人庶几遇之，或武帝时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为公孙卿辈所作。按《史记·封禅书》：武帝时，李少君、栾大等以方术见，少君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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