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浦江清讲宋元古文

    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导论

    （一）以往对于小说研究的忽视

    小说是现代文艺中最蓬勃发展、势力最大的文艺类型。谈世界文学的人，认为古希腊文学的类型是史诗和悲剧，中世纪以圣僧文学为主，文艺复兴时代以但丁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17——18世纪是诗和散文的时代，19——20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小说在欧洲产生得晚，近代意义的小说书在英国和法国都只在17世纪产生。英国最早的小说家Danial Defoe（笛福）（1659——1730）的《鲁滨逊飘流记》[1]作于1719年，但论者又以Samuel Richardson（理查逊）（1689——1761）的Pamela（《帕美拉》）（公元1740年）为近代小说之祖。

    法国最早的小说家Prévost（普列服）（1697——1763），Marivaux（马里沃）（1688——1763），还有认为Madame de La Fayette（拉法夷特夫人）（1634——1693）的Princess of Cleves（《克莱福公主》）为最早的小说。这些都在17世纪以后。

    在欧洲，17——18世纪的人向来不看重小说，认为是消遣品，而且有不良的影响的，保守的家庭不让子女读小说，并且认为小说的笔墨是粗俗的、不高雅的。评论小说的著作也非常之少。Brunetière（伯吕纳吉埃尔）说过，在小说发生的最初两世纪，法国翰林院绝没有推举小说家做会员的。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在九流十家的最后一家，不在九流之内。那些书都散亡了，并且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小说。直到唐代产生了文言短篇小说（传奇文），到宋代以后有白话话本小说，但是流传到现代的也不多。宋元时期有些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元明之际产生了伟大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以后有《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几部大书。可是那些通俗读物，向来不为古典文坛所重视，是《四库全书》所不收的。在中国古典文坛，向来以诗和古文为正统。词和曲、戏曲也还有些评论和叙述历史的著作。小说的被重视，始于清末梁启超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更被重视。第一部研究小说历史的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后。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俞樾，在他们的笔记里有些小说考证材料。民国十几年间，蒋瑞藻收集小说考证材料著《小说考证》（中间包括有戏曲考证，小说是广义的）。此后研究小说的人就多了，但是除了鲁迅以外，也只有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二册（商务）、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部分，可以供我们参考。

    说到小说的作家，话本是说书人的集体流传的作品，拟话本的章回小说的作者也多数不是很有名望的文人。这使小说更被忽视。同时，它用俚俗的语言、人民口语的语言，描写社会人情世态，暴露社会现实，富于现实性和人民性，因而为统治者所嫉视、不敢正视。但正因为如此，它为一般市民所喜爱，实际上教育了人民大众。无论演史或小说，它们的势力不但达到识字的读者，并且通过说书艺术达到了一般文盲。小说和戏剧对于群众教育有同样力量，对于略通文字的人，小说的力量更大。

    （二）我们今天研究古典小说和小说史的意义

    1. 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受外来影响很多。但历史不能割断，了解过去，珍重民族传统，以便探求未来发展的道路。

    2. 阅读古典小说的优秀作品，继承文学遗产，从中学习小说创作的艺术和技巧。受古典小说影响的成功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赵树理等。又如《水浒传》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红楼梦》的现实性和结构技巧，对于文艺创作都有帮助。

    3. 了解古典时代的社会、人民的思想感情。

    4. 了解白话文（语体文）的发展，学习近代白话文，研究语言。

    在研究中应抱的态度，应是扬弃的，批判封建糟粕。旧小说里有不少无聊的东西，即便是几部杰出的著作，用现代的文艺批评眼光来看，都不能说是完善的作品。

    （三）东方文学的光芒————中国古典小说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

    在欧洲，小说发展得很迟。希腊时期有几部中篇小说，不很重要，有《伊索寓言》等。罗马时期与拉丁文学里有些故事书，也不占文坛重要地位。希腊、罗马有史诗，乃是小说而用诗体来写的，所以近代的小说，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的史诗”。既然史诗不用散文写，所以我们也不能称为小说。印度的小说书Panchatantra（《五卷书》）是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的总汇，共有五卷，来源有些是佛教的本生故事（Jātakas），而经过婆罗门教徒所编集的，在6世纪上半叶已经完成。用散文体，夹着些诗体。Kath -sarit Sàgara（Ocean of rivers of stories）（《故事海》）用诗体，22000 slokas（梵文诗对句），124章。作者是Somadeva（月天）Kashmirian poet（克什米尔诗人），约在1070年完成此书。他说该书根据Brihat-Kathā（Great Narration）

    （《故事广记》）（约在1——2世纪存在的书）。阿拉伯有《一千零一夜》，在13——14世纪完成的，而部分的故事远在此前。意大利Boccàccio（薄伽丘）的Decameron（《十日谈》），1353年出版，约与罗贯中、施耐庵同时（当时中国为元朝末年）。而中国的短篇小说，文言的传奇文活跃在9世纪。到978年宋太宗时，《太平广记》（文言杂记小说的总汇）编成。白话短篇小说话本12——13世纪已经有很好的创作，艺术技巧在Boccàccio之上。以上都可以说是短篇故事，大书也是由短篇串成的。

    再说长篇小说。日本紫式部（女）的《源氏物语》（宫廷爱情小说），六卷五十三回，约在1007年流布。中国的《水浒传》约在1360年由罗氏作，以后有人续订（郭刻本在公元1550年后）。《金瓶梅》1610年有吴中刻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7——1763），和Richardson差不多同时，而且《红楼梦》的艺术远超于理查逊著作。

    （四）中国小说史的分期、小说这一名词的意义和小说的种类

    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0年，战国到北宋初《太平广记》结集止，此期发展文言笔记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为近于近代意义的小说。

    公元1000年到公元1900年，古典的话本、拟话本、章回白话小说兴盛，为市民文艺。

    1900年后，开始受西洋日本文学影响，集纳主义journalism（新闻、报道），产生了期刊上分载的小说、翻译小说。

    小说的广狭两义：

    广义包括残丛小语、笔记、志怪搜神、琐事、杂言等，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甚至如《梦溪笔谈》，各种诗话等。也包括戏曲、弹词，如蒋瑞藻《小说考证》内所包括的。

    狭义指虚构的人物故事，fiction（虚构），如唐人小说、《聊斋志异》之类文言小说、白话章回小说、短篇及长篇。这是小说近代的意义。

    （五）中国小说的特点

    1. 由人民口头创作，转变为阅读文学，作者不止一人。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京本通俗小说》等，富于人民性。长篇巨构，历史发展非常明显。

    2. 一人作一书，如曹雪芹、吴敬梓等一生单作一书。人物多，包罗万象，寄托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3. 受佛教故事的影响，有因缘、楔子。

    4. 故事连属，虽分章回而前后相连不断。

    5. 用第三人称。缺乏第一人称的小说书。作者化身为书中人物。

    小说的起源与发展（前400——1000）

    （一）战国到汉末（前400——200）

    小说的起源，在于人民爱听故事，这是劳动生产后的娱乐。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口头流传的故事。非现实的玄想，诞生了神话、传说；现实生活的渲染，产生了英雄故事；琐屑平凡生活中得到的体验和道德教训，成为鬼怪、异闻类故事；寓言、讽刺故事则总结了人生的智慧。故事反映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因为没有民间文学的发展，古代人民中间流行的故事便失散亡佚了。神话和传说偶然见于巫史的著录，如《山海经》《天问》等。民族的英雄、氏族祖先的神话传说，如黄帝、禹等的非凡的故事，这些是可以作为史诗的材料的。在西晋初年发现于汲冢的竹书中，有《穆天子传》，写周穆王周游四海事，而所叙多据神话传说。其中穆王见西王母一段，颇具文采。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文字孳乳既多，字汇丰富起来，主要原因是掌握文字的已经不只是王室，也不限于贵族，庶人也求学。社会上的阶级经过一个翻动，士的阶层兴起，所以先秦诸子蓬勃兴起，他们的著作里有些短故事的穿插。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是长篇大论，要做王者师，为统治阶级写的，著书的目的是献给君王，大术在于治国平天下，各有一套本领。但是没有大学问的，编了些与政治无关的小书，接近于民众的，那么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小说家”。据《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宋子》《黄帝说》《虞初周说》等一共有十五家。那些书比之《庄子》《墨子》等要不成系统，但都是杂家杂说，说了些小道理，并非都是故事书。例如《青史子》讲到胎教等。而《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是汉武帝时虞初所作，其中必定保留有许多古怪传说。可惜这十五家都不存在了，只有一鳞半爪见于他书所引。

    这些书为什么称为小说家，且要将它们收入帝室书目呢？《艺文志》的撰述者班固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同时期的桓谭在《新论》中也曾经说过：“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时的小说家并非职业的说书的，在当时没有职业说书的人。

    道听途说，民间流行着许多故事传说或者格言、寓言，以及不正确的历史、地理等知识，是小知识，无论哪一方面，是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

    但是民间有许多智慧。有意义的故事，就为著作家所吸收，而先秦诸子文章之所以活泼，引用许多故事性的寓言、譬喻是一个原因。

    《列子·汤问篇》有《愚公移山》和《夸父逐日》两个故事，这当然不是列御寇自己一人编造的。（《列子》是战国西汉年间书。）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聚室而谋，要把它们移到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山海经·海外北经》亦有此。）

    第一个故事表示人力可以克服困难，可以战胜自然，移山是有效的。但是人类有子孙生命无穷，这是家族主义。最后又有天神帮忙。山是障碍的东西，可以去掉，名为“愚”不愚。

    第二个故事则说人力徒劳，夸父无功。太阳不可追逐，自然力大。但是他死后化为邓林，可以避阴，其志亦不可没，也有深意。

    《列子》里面又有甘蝇善射，教弟子飞卫以小观大之术。数年，飞卫尽其术，乃谋杀甘蝇。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于地，而尘不扬。其后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请为父子，刻臂以誓。

    又有魏黑卵杀丘邴章，邴章子来丹谋报父仇。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来丹闻卫孔周得殷帝之宝剑三，乃委身于孔周求其一，得宵练剑。昼则见影而不见光，夜则见光而不见形。以之三斩黑卵，三击黑卵之子，皆不觉而支疆。此为中国剑侠小说之最古者。

    其他小故事见于《韩非子》《庄子》《晏子春秋》等的很多。

    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楚策》。

    大蛇负小蛇的故事见于《韩非子·说林》。

    蜻蛉黄雀之喻见《战国策·楚策》。

    鹬蚌相争的故事见《战国策·燕策》。

    桃梗与土偶语的故事见《战国策·齐策》。

    皆近于童话寓言，可惜非常简短，都包含道德教训及战略。

    可能是先秦古籍而富于小说意味的有《燕丹子》（保存在《永乐大典》中）。孙星衍录出，收《平津馆丛书》及《岱南阁丛书》。《四部备要》亦有。三卷。燕太子丹欲报仇，谋刺秦王政。谋之于田光，田光荐荆轲。以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入秦。刺秦王，功不成。所描写详于《史记》荆轲传，太史公作荆轲传，必有所根据，可能即《燕丹子》之类野史。《燕丹子》中有荆轲易水上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有秦王姬人歌“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一歌。其一为《史记》所采，其二则《史记》所无。

    此书描写细腻，近于宋以后的演史家。可见英雄故事，先秦可有。秦始皇之暴虐为人民所愤，而荆轲之侠义是为人民所歌颂悲怜的。

    两汉方士，多造小说。假托东方朔所作者有《十洲记》与《神异经》，继《山海经》而荒诞过之，由巫术信仰到神仙虚说。《十洲记》有描写昆仑山的长篇文字。山为仙人所居。刘向有《列仙传》。此外又有《汉武内传》等，皆谈神仙。

    唯赵晔所作《吴越春秋》，记伍子胥事，颇可观，是野史中的佼佼者。

    神仙方士思想的兴起，反映极权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厌世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同时又拍合[2]帝王的好神仙求长生。

    古来以君神合一，此时有凡人皆可成仙的平等观念。

    （二）魏晋南北朝（200——600）

    曹植好读小说、异闻，他的《洛神赋》即采用了神话题材。《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他初得邯郸淳时甚喜，特意洗澡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然后问淳：“邯郸生何如邪？”颇有与之比试才能之意。史载邯郸淳“博学有才章”。他著有笑话集《笑林》，撰集了许多俳优滑稽故事，是现存最早的笑话集。这些故事在成书前当已流行，所以为曹植所熟知。

    此时期有干宝的《搜神记》，非常重要。有些民间故事保存在其中。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元帝时为著作郎[3]，著《晋纪》三十卷，集异闻为《搜神记》二十卷。二十卷本见于《津逮秘书》及《学津讨原》。另有八卷本见于《汉魏丛书》，非干宝书，后人所作。

    干宝生活在320年左右，当时文学渐趋骈俪，而史官惯用散笔，不尚夸饰。哲学思想趋向老庄，并参佛教。正史所记是关于政治上、军事上的人物，笔记中可以述民间琐事。《搜神记》文章质朴无华，且多记民间琐事，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帮助。其书首记神仙，次述怪异，皆正史所不能容纳，而干宝认为民间传闻虽不足征信，亦可记录下来，以广博闻也。此书驳杂，也非有意为小说，无聊之处很多，有价值的也还不少。篇幅都不长，均简短。现挑选几个故事来看：

    （1）盘瓠故事：盘瓠是高辛氏时的五色神犬。高辛氏宫中老妇人耳疾，医为挑出一虫，养于盘瓠中，化为五色神犬。时戎吴强盛，高辛氏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盘瓠衔戎吴将军头来。群臣认为畜类，不可以官，又不可以妻。少女以为不可失信。王惧而从之。少女从盘瓠至南山。产六男六女，盘瓠死，自相配偶。于是开蛮夷之区，而盘瓠为蛮夷的祖先，其俗祭盘瓠。（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卷十四）

    这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传说与图腾故事。来源甚远，故事亦有种种，此为一种记载而已，并不见得有诬蔑意义。

    （2）蚕马故事：蚕神是马。此故事很美。是农民中间的传说，可以见到农民珍视蚕种，认为是神马与女子恋爱的悲剧所产生。其道德教训：勿轻视畜类，畜类和人一样有感情，有能力，有益于人。

    （卷十四）

    （3）鸟妻：豫章新喻县一田夫种田，见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藏去一毛衣，一鸟不得去，留为妻，生三女。后使女问父，得毛衣，飞去。三女亦飞去。（卷十四）

    很好的童话，惜太简短，无发展。

    （4）吴王夫差小女紫玉的恋爱故事。（卷十六）

    这是阶级不同的悲剧。有情致。较长。

    （5）东海孝妇条：太守枉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又孝妇名周青，死时立誓血缘幡竹而上标。此为《窦娥冤》之本事，最古之传说。于公理此狱云。（卷十一）

    （6）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囚韩为城旦。凭得妻书，自杀。何氏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求合葬。王怒勿听，埋之，冢相望。生连理树，树上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卷十一）

    此反映封建主的残暴，民间夫妻被拆散。人民的愿望托于神话，是悲剧。敦煌石室中的《韩朋赋》也记载了这一民间故事。

    （7）燕昭王墓前的斑狐幻为书生，见张华，辩才无对。张华与门客雷焕谋，以燕昭王墓前千年华表木燃之，以照书生，显原形而伏，乃烹之。此为狐精故事，是较早而情节曲折者。（卷十八）

    （8）孝子董永妻织女故事（卷一）。敦煌有《孝子董永传》。

    （9）范式（巨卿）、张劭（元伯）为死友。元伯卒，式梦见元伯告以葬期。式素车白马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4]而柩不肯进。待式至，执绋[5]而引，柩乃前。（卷十一）

    （10）秦始皇时王道平与唐叔偕女小名父喻者恋爱。道平被差征伐，九年不归。女家以女别嫁，三年不乐而死。道平归，哭于女冢。女魂出，道平开冢复活。（卷十五）

    又，晋武帝时，河间郡男女私悦，许相配。男从军，积年不归。女被父母逼嫁，不得已而去，寻病死。男还，哭于冢，发冢，女苏活。（卷十五）

    此类故事，反映当时爱情不得自由，与《华山畿》故事约略同时，但天从人愿耳。

    又有陶渊明所作《搜神后记》，凡十卷。其中故事如：

    （1）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为邻人所养，躬耕力作，得大螺，归贮瓮中。螺中出女为炊煮（乃天汉中白水素女）。见形乃去。于是乡人以女妻端。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卷五）

    （2）桃花源记故事：有两条。其一，与《桃花源记》文字稍异，注明渔人名黄道真。文末无南阳刘子骥数语。其二，刘之字子骥，好游山水，采药至衡山，见一涧及石囷。或说囷中有仙药。子骥其后寻访，不复知其处。

    或《搜神后记》非陶渊明作，而陶所作《桃花源记》乃偶并此二条为一也。

    又吴均有《续齐谐记》。

    （三）隋唐五代（600——1000）

    1. 唐传奇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只产生了些谈神仙、鬼怪、琐言、杂事、笑林的书籍，其中有些很可宝贵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没有得到很好的加工制作和处理，反映社会现实也不够。篇幅又很短促。连篇累牍的冥报和冤魂的故事，受了民间的鬼报冤和佛教思想影响，也充满了迂腐的道德教训。直到唐代，文言短篇小说方始发展到最高峰。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这话是正确的。例如干令升[6]在《搜神记·序》上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前边又说：“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那么干宝作《搜神记》竟是补史之阙，采录些神话传说，而他自己搜集异闻竟是相信鬼怪的。他并不是有心创造虚构的小说，否则他可以更添饰情节，写得更生动了。《搜神记》的故事是民间所传，是朴素的，只有轮廓。到了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才是有心的创作。

    唐代文人笔底下的小说，故事总是离奇曲折的，不平凡的，有浪漫好奇的作风，无论长短。所以后来称为“传奇”文。在当时只称为“小说”，或者称为“杂记传”。“传奇”两字是裴铏所作几篇小说的一部集子名。以后文学史家借用他的书名作为唐宋这类文人创作的小说的总名称，称为唐宋传奇。（鲁迅编有《唐宋传奇集》，在他的小说史里也特立一章为“唐之传奇文”。）

    这类传奇文的突然兴起和突然兴盛，分析起来可有几种原因：

    （1）继承六朝神仙志怪，如《搜神记》《续齐谐记》等类书中的短篇故事，创造发展，增长篇幅，主题更集中，情节更曲折，例如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等，都是单篇杰作。

    （2）由于古文运动，使散文得到合理地发展，促进记事文的发达。古文名家如韩愈、柳宗元等都试作小说。韩作《毛颖传》，柳作《种树郭橐驼传》和《河间传》，诙谐讽刺。

    （3）由于进士制度，文人练习笔墨，投文谒见前辈以求推誉。赵卫彦《云麓漫钞》卷八：“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4）从隋朝开始，进士制度是文人向上爬的途径。文人的来源比较广泛，接近下层阶段[7]，不完全是贵族门第出身。他们都经过漫游、浪迹江湖的阶段，见闻广，生活经验丰富些，所以有得写，所以多知这些江湖异人、豪侠故事。也由于长安洛阳多妓女，进士们和妓女交际往来，多知道些女性，所以能写出哀感顽艳的爱情小说，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5）由于唐诗的发达，诗和散文结合，唐人小说充满诗意。既叙事，又抒情，富于感染能力，又有具体形象，可以补诗的境界所不足。《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确实如此。有些小说和诗歌是互补不足的，例如有元稹的《会真记》，便有李绅的《莺莺歌》（杨巨源亦有诗），元稹又有《会真诗》；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又有陈鸿的《长恨歌传》。诗和散文结合，使得散文更美化。唐代文人都能诗，他们笔下的散文自然是非常流丽，这些都是改革俪体文而开创新文体的尝试。

    文言小说，唐代到了高峰，宋人就不及。直到清代也只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争一日之短长。

    《虬髯客传》，写唐开国时的英雄故事，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在这三位英雄背后，写李世民的为天命所归。是豪侠故事，而有真命天子的思想。此篇一作张说撰，一作杜光庭撰。《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以人生如梦、道家出世思想为主题。《枕中记》传李泌或沈既济所撰，写有名的黄粱梦（吕翁点化卢生）故事，后为马致远剧本所本，亦借作全真教道家的祖师的故事。《南柯太守传》为李公佐所撰，把人生的富贵功名比于蚁穴中的争斗。反映当时文人看破功名，是社会不安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所写。思想消极，而讽刺意味很深，在热衷功名的人们身上浇冷水。譬如说吧，卢生本来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是接近劳动人民的，但是他有往上爬的英雄思想。他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壮适，犹勤畎亩，非困而何？”他看重出将入相，而以勤畎亩为苦。吕翁给他一个枕头，他便身入枕中，得偿所愿。得娶清河崔氏女（婚于高门），举进士，出将入相，竟为同列所嫉害，下狱，几死。幸得救，年寿而死。死时梦醒，逆旅主人方蒸黍未熟。然后悟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唐代文人爬不上去的非常多，爬上去而跌下来不得全终、迁谪至死者，也非常多，这些都是现实的。《枕中记》故事，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引《杂宝藏经》卷二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及《大庄严论经》卷十二中素毗罗太子娑罗那的故事，均同。鲁迅小说史引《搜神记》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此记实是合佛道两家传说而融合虚构，极尽其妙者。作者沈既济，又作有《任氏传》，写郑六遇妖妇，后知乃狐。其后又遇之市，谓郑六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讽刺不少。而此妖狐居然能使郑六享受夫妇美满生活，并拒绝强暴，讽刺意味更深。作《南柯太守传》的李公佐，写淳于棼梦入宅南古槐树底蚂蚁洞中，做槐安国王驸马，做南柯太守，经历险难，度过一生，乃是一梦。末后假托李肇作结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唐人小说兴于中唐，凡此皆反映安史乱后，国家由盛而衰，朝廷中多斗争，文人的厌薄名利、避世思想。李公佐又有《谢小娥传》，记女子复仇事，反映当时商业发达，而江湖中多盗贼。小娥父为富商，而父、婿均为盗所杀。《聂隐娘》（裴铏作）与《红线传》（袁郊作），反映当时藩镇间互相兼并猜忌，阴蓄刺客。虽是剑侠浪漫故事，也暴露现实社会。

    《莺莺传》中有门第阶级、礼教爱情冲突的现实问题。

    《李娃传》解决这矛盾成为悲喜剧。

    《霍小玉传》暴露这矛盾，成为悲剧。

    这三篇使读者多同情于女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使娼妓的感情、人格被人所推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

    其他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铏的《裴航传》，都是积极的浪漫主义题材，情节曲折，动人听闻。

    传奇文是受俗文学影响的。如《李娃传》即因当时流传有“一枝花”故事而写作的。其他采取、融合民间故事的也必不少。同时，唐人传奇也影响了俗文学的发展。如元稹的《会真记》，到宋代有说话人说“莺莺传”的，诸宫调及杂剧更据此作《西厢记》。《太平广记》（公元978年）为唐前小说的总汇，宋代小说人采取其中材料编造短篇小说就很多。

    2. 唐人的俗文学小说话本小说虽始于宋代，唐代已有萌芽。

    在中唐，《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多。”自注：“乐天每与予从游，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本即李亚仙郑元和故事。说故事者是谁，注文太简，无法明了。说话甚长，已有一定艺术水平，可证唐代社会中已有说书艺人，在人家第宅中供应说书作为消遣。这是讲短篇小说，是宋代小说派的渊源。白行简的《李娃传》或是听说话人说此故事而写成的，未必是白行简写成后使说话人说书也。在唐代此李娃成为郑公子的正妻，在事实上或不可能，亦小说家言耳（至多纳为妾而已）。张政烺有《一枝花》考证，见《申报·文史》（民国三十七年[8] 6月26日）。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也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此当是说春秋故事的。

    从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可能唐代已经有“说三分”的。此为宋代演史派的滥觞。

    唐代宫廷中亦有讲史官，敷演史事，以后宋代更发展，民间讲史，往往有供应宫廷者。

    唐代寺庙有俗讲。元和末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溆最有名。俗讲是用通俗韵散相杂的底本，演说佛书，有讲经文（唱经文）、变文、押座文三类。押座文似引子，讲经文或唱经文是长篇，变文是短篇的一段故事。寺院俗讲后为宋代说经派的祖师。

    赵璘《因话录》卷四：“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指《文溆子》）。”

    本来佛经是诗和散文夹杂的。经中多偈，需要用声调来唱，名梵呗，唱经动乐器。同时佛经中原本也多譬喻和因缘（缘起），是小说成分。文溆僧的俗讲，耸动听众。原为宣传佛教，却带有极大的娱乐性，为迎合仕女心理，故事也中国化了，离经叛道了。听者买椟还珠，只在听故事，不厌倦，正如后世的听做法事。僧人借此求多得布施。讲经文如《维摩经讲经文》《佛本行集经讲经文》等。变文中多转变为中国故事，开后世弹词、说因缘一派。

    在敦煌发现的还有通俗的故事赋、词文等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写卷，如《韩朋赋》《燕子赋》《季布骂阵词文》《季布歌》《伍子胥》《孝子传》等，是否唐代寺院俗讲文学的一部分，不能断定。似为受僧侣们影响而产生的俗文学。

    《韩朋赋》见敦煌写卷伯字第2653号。较《搜神记》韩凭妻故事为曲折。说韩朋出仕宋王处，其妻贞夫寄书，甚有文辞，为王所得。梁伯出计，使王使人到韩家骗取来王所，迫为妃。贞夫曰：“鱼鳖在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庶人之妻，不归宋王。”梁伯曰，贞夫爱韩朋，为韩年少有风姿。宋王遂打韩朋，落其二齿，使衣破衣，板筑清凌之台，使贞夫见之。贞夫望见韩朋而悲，寄书射于韩朋。朋得书自杀。贞夫亦自杀。宋王出游，找贞夫不见，唯得青白二石。石又生桂树梧桐，伐树，变成双鸳鸯（按，其中贞夫跳台事，竟不明白，似有落漏）。

    说话与话本

    （一）什么是话本

    话本就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人就是说书的人。“话”有故事的意思。《东坡志林》说到“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说古书叫作讲古话，这是宋人的俗语。话本是民间文艺作品，乃是白话小说的滥觞，白话小说的祖先。

    说话人说书讲故事，他们是有底本的。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并不见得印出来。如果印了出来，就变成供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成为小说书。不过撰作的人，不为人所知，而且多数是好几代的创作，不是一个人所编造的。

    说话人是职业的说书人。职业的说书人，在唐代已萌芽，只是记载缺乏，在宋代都市中非常活跃，史料记载详细。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话本，宋、元两个时代很难分别。讲史家话本刊于元代的多，向来称为宋刊的，近人考订恐是元刊。小说家的话本，刊于明代，但可确知为宋元旧本，而且多数是宋代说书家所说的故事，所以合称为宋元话本小说。

    此类话本材料不多，却很重要，为后来伟大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么多的白话古典小说的源头。

    所谓宋元时代，实际此类话本故事当属于12——14世纪这一时期。开始是人民口头创作，原为师徒相传的底本，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和市民识字者的增多，而后由书坊编印成书，于是发展为阅读的话本文学。

    （二）汴京和临安的京瓦伎艺

    宋代说话人中的四个家数（小说、说经、演史、合生）在唐代都已有渊源。不过到了宋代发展得更兴盛，这是和市民经济的繁荣分不开的。北宋的都城汴京[9]和唐代的长安面貌不同。长安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是贵族和大官僚们聚居之地，寺院势力也大。达官贵人生活豪华，歌伎应酬贵族，应酬进士们。庶民娱乐场所少，有也不发达。这种背景，发展了传奇小说那一类的文学。而汴京商业繁荣，平民抬头，娱乐场所多。贵族官僚的生活也有平民化倾向，士大夫出入庶民场所不以为异。如宋徽宗喜欢微服游行，赵明诚、李清照常到大相国寺买碑帖书画。宋人生活习惯同近代没有多少分别，同唐以前大不同。此乃是贵族阶级崩溃以后的新兴形势，经过中、晚唐及五代形成的。自然，士大夫入平民游艺场所不过是偶然光顾。而说话人的对象是一般市民，包括小商人、军人、小知识分子等。宫廷和官僚要听说书，大概是另有供奉和宴乐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皇城东南有桑家瓦子、北瓦、中瓦，出旧曹门有朱家桥瓦子，此外还有保康门瓦子、新门瓦子等，这些都是小商业发达的繁昌之区，是庶民汇集之处。

    据周密《武林旧事》载，临安便门外有便门瓦，候潮门外有候潮门瓦，嘉会门外有嘉会门瓦，荐桥门前有荐桥门瓦等。

    各色伎艺人包括说书人在内，便活跃在瓦子这个区域。瓦子是平民市场，是百货买卖和酒楼、茶肆、勾栏等娱乐场所荟萃之区，是上下各阶层所乐意涉足的。《东京梦华录》把各色伎艺人记载在《京瓦伎艺》条内。京瓦就是京城的瓦肆，它犹如长安的草市，只是更其繁荣而已。京瓦伎艺即是市民的娱乐。当时商人、手工艺者都有行会组织，他们常以茶肆为聚会场所。说话人便活跃在瓦市的茶肆中。论到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杂耍的艺术，本是各地方人民大众所创造，不过他们的发展是靠了都市繁荣。市民有经济力量能够供养这一班为市民服务的诸色伎艺人。宋元俗文学的发达便是建筑在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记载：有孙宽、孙十五等，讲史；李慥、杨中立等，小说；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南宋临安的繁华，比之汴京更有过之。南方经济本来超过北方，江南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又在强敌压迫下，便出现了畸形发展的都市繁荣。临安的茶坊更为发达。第一流为士大夫社盟会场，第二流为商人、劳动者、游艺人所聚。

    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说话人分四个家数。《武林旧事》中所开名单，演史家有二十余人，小说家有五十余人之多，皆举其有名者，而可能都是同一时代人。

    在两宋时期，说书业并非只在两个都市里活动。大凡经济繁荣的城市，当然有说书的人，如扬州、成都等，不过记载缺乏而已。只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几部笔记保存了可贵的宋代社会史料，都是记载都城的繁华的。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有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一段，说郓城县有东京新来的行院（歌妓）白秀英在勾栏里说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白秀英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可见像郓城县那样的小城市也有说唱故事的人，在做场面。虽说《水浒传》是小说，而且是元明之间人所作，其描写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却颇为真切。这也可以作宋代社会史料看。双渐赶苏卿故事在宋代甚为流传，所谓“风流蕴藉”，与西厢故事同属浪漫的爱情故事。这里明说话本，可能是小说家的话本，小说一名词话，可以夹唱，但也可能是诸宫调的本子，水浒作者混称话本。

    此外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是说农村说书的。盲人说唱琵琶记故事，在浙江山阴县附近。〔此诗一本作“身后”“听唱”。或引作刘后村（克庄）诗。但陆游集中有之，而刘后村集中未检得，待查。〕洪迈《夷坚支志》丁集卷三：“吕德卿偕其友……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可证明说书在茶肆中。嘉会门是当时临安的一个城门。

    （三）说话人的家数

    《东京梦华录》并未提到说话人分若干家数，此因简略之故。而《都城纪胜》与《梦粱录》则大同小异，说说话人分四个家数，各有门庭。因为古书没有标点，而这两书文章不很讲究，分划得不清楚，所以研究小说史的便有好几种分划法。其中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分划得最好。赵景深、孙楷第与他意见相近。但鲁迅只用《梦粱录》，不用《都城纪胜》，有所省略，今参用两书，做以下划分：

    1. 小说，一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10]、发迹变态[11]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2. 说经，谓演说佛经。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

    3. 讲史书。谓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4.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等。

    （鲁迅在1项下，略去说铁骑儿。3项下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4项下略去商谜）

    另，陈汝衡《说书小史》分：

    1. 小说，一名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

    2. 说公案————搏拳提刀赶棒、发迹变态之事。

    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

    3. 说经。说参请，说诨经。

    4. 讲史。

    此说亦可参考。盖略去合生与商谜，认为非说话人也。但据《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市童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等语，则合生亦有故事。赵景深谓合生始于唐中宗时，戴望舒引施蛰存语曰：“合生为阿剌伯Hajan一字之译音，意为故事。”然唐时以歌咏为主，兼以舞蹈，或与宋代作为说话中一派的合生不同。又据《醉翁谈录》，则说公案亦在小说门中。

    《武林旧事》未分四个家数，其卷六《诸色伎艺人》所列名单中与说话有关的有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弹唱因缘、说诨话、商谜、合笙七项。

    弹唱因缘亦是一派。它以弹唱为主，此与后世之弹词宝卷有关，内容多涉道家神仙下凡等事。

    《醉翁谈录》（罗烨编）卷一，舌耕序引中《小说引子》一段，注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为此，他只分小说、演史、讲经三个家数。合生、商谜性质不同，不用此引子也。

    （四）小说和讲史的区别

    说经一门，沿着唐代和尚们的俗讲而来，渊源很早，到了宋代，渐不占重要地位。在发展上看，小说和讲史最为重要。二者的区别是：

    1. 讲史依据历代史书，说得很野，但主要人物皆为历史上的人物。民间艺人加工改造历史人物，形成历史人物野史化。中间穿插故事都属演史家所编造，师徒相传，创作了历史小说。小说家或依据前代志怪传奇，或依据社会新闻，而不据史传，故事的创造不受限制，可以脱空捏造。在周密《武林旧事》所记说话人名中，小说家最多。正如《梦粱录》所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作‘提破’，此处‘捏合’比‘提破’好）。”小说的故事更允许虚构成分，有典型性格，更能描写社会真实，因而更富文艺性。

    2. 讲史是长篇的。一部书要讲个一年半载。小说都是短篇的。一篇故事，只讲一回、二回，即一天、二天内讲完一个故事。可能说书的根据底本再为敷演，讲说七八天也讲完了。此后又须另换一个故事。

    3. 小说，一名“银字儿”。“银字”为管乐上名称，此必因小说夹有弹唱、吹唱之故。又小说一名词话。今小说话本往往夹有诗、词、歌曲，当时入乐歌唱。即所谓“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同当今上海说书的“弹词”“小书”差不多。不过据话本看，基本上是说的，诗词夹入不多。不像上海的以韵文为主或说唱并重。（《西游记》明刊本中多韵文，还是小说古制。）

    讲史的话本，一般均称平话，恐即是评话。不夹歌唱，如当今上海的说“大书”，只用一个醒木，但凭口说。所谓评话，乃是书中夹有诗句，评赞古人是非得失之意，即评论古今之意。

    在宋元时代有此两家分别，后世说书业中也还分别着。可是明以后文人所作小说，亦多长篇，变成章回小说了。又明代文人亦渐泯灭界限。如《尧山堂外纪》：“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已不知小说、平话之别。

    （五）说话人的出身和思想

    说话人似乎很杂。有和尚们说佛经，有书生们说书史，有书生及一般市民书卷较少而生活经验丰富的说小说，有道士们弹唱因缘。有男的，也有女流，也有歌伎。但是他们同属于“伎艺人”一个阶层。与唐代不同，随着说话场所由寺院变为瓦肆，说佛已退居不重要的地位。单说小说和讲史两家，则有儒生及一般市民。此类儒生，不是进士们、举人们，而是略通书史，并未中过进士的。可以想象得知，所谓张解元、刘进士、陈进士等皆是美称，犹之秀才、贡士、书生之类，未必实为进士、解元也。

    此类称书生、进士、贡士者在《武林旧事》名单中都属于演史一门。演史门要敷演历代书史，书本的知识较多，故以书生为重。而首列乔万卷，当推其博学耳。但此类人中亦有宋小娘子、张小娘子等，为女流。北宋时代说三国者为霍四究，说五代史者为尹常卖。常卖是宋时俗语，《云麓漫钞》卷七：“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市中自唱曰常卖。”此说五代史者当初或曾做过小贩，故而得此名称。则演史家亦非均是书生出身。而在科举上失意的或根本绝意功名的文人、落魄的读书人，到瓦子里去说书，当然也是在经济上很贫穷的。

    至于小说家，则是社会下层的市民。他们舌辩滔滔、谈论如流，书本知识不多，而接触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丰富。但是照《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上说，也要熟悉《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绿窗新话》等书，要知李杜韩柳诗句、欧苏黄陈才词，似乎也要相当高的文化。观小说家中颇多俚俗名字，如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粥张二等，恐原是卖故衣、卖枣、卖粥的小贩，其后改业说书的。

    伎艺人的地位在封建时代是低微的，属于市民阶层。他们为了市民娱乐，所创造的是市民所喜爱的文艺。至于听众，那么从皇帝、贵族起，下至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士兵都包括在内。有御前说书人。《武林旧事》特为注出以抬高身份，此则先在市场中说小说，有名后偶尔供应内廷，当非专为御前说书。所以这类文艺，绝非宫廷文艺而是市民文艺。

    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是小市民的思想意识，也有封建思想。因为那个时代是封建时代，封建思想统治着、制约着人们的头脑。可是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就有反封建的、民主的思想的萌芽。他们谈爱情故事，是反礼教的；他们说公案，是替人民控诉冤狱、希望有清官的；他们讲发迹变态朴刀赶棒，宣扬武艺、称赞草莽英雄；他们讲书史、评论古今，反对杀戮功臣的、残暴的统治者，歌颂人民所喜爱的帝王将相。他们刻画市民形象，描写市民生活，真实而不歪曲，能反映社会现实。因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是接近人民大众的。

    同时，他们免不了有宿命论，出世思想，封建道德如忠、孝等观念。

    （六）话本的取材和编制

    说书的人，需要先有一个底本，这些底本是师徒相传的。最早有创制的人，由他一人说，此后传给徒弟，渐渐又加穿插，加以增删变化，所以话本原是口头文艺，好几代传下来，没有定型。同一部书，各人所说，各地所说，都有不同。

    话本的取材很广。讲史家取历代史事，取材于正史及野史。他们尤其喜欢战争变乱时期，如三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唐末五代之类。太平盛世，无话可说。变乱时代，人物众多。战争、英雄故事，人所乐道，也是人所乐听的，比较热闹。讲史家虽标榜正史，如演说《汉书》、三国之类，其实说得很野，往往取一段有趣味的史事，加以敷演，结合许多野史、民间传说的材料。我们看《三国志平话》及《五代史平话》即可明了。不仅限于前代史事，即当时历史事实，亦可取材。《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条：“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即是讲南宋初年抗金英雄如岳飞、韩世忠等故事的。咸淳为南宋度宗年号（1265——1274），距离南宋初年有一百年左右。王六大夫能自编自说，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小说家的取材多根据前代小说。《太平广记》《琇莹集》等其中多爱情、神仙、灵怪故事，可以取材。从《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列话本篇目看，题材来自唐人传奇的很多。此外还有捏合历史人物加以敷演或根据民间传闻故事铺叙，乃至凭空创造的。取材于社会新闻的，亦必有之。小说类话本必定很多，但散失亦多，今存宋元话本不过数十篇而已，多数连篇目也未留下。

    最初，话本是说话人自编的。后来师徒相传，因袭前人话本，增删敷演，不尽自己编书，否则来不及应付。演史家尤可，如果小说家每天要讲故事，一年得预备二三百篇小说，哪能这样丰富呢？比如演剧，一个剧本可以演几回。又如弹词，靠唱，不全听故事，重听也不厌。小说就不行。例如《碾玉观音》，只能两天讲完。讲完又得换别篇，在一两个月内，不能再讲这篇，否则听众听腻了，知道这些人是鬼，便没有意味。《武林旧事》记说小说的有五十二人，一个人讲百篇，也有五千篇，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他们所讲必定也重复，靠增插、靠说话艺术吸引听众，但其中粗制滥造、无聊的一定不少。有些未经艺术加工就随时代淘汰了，留到后代刊印出来的，总是精品杰作，又经过名手编订的。

    后来有了分工，文人撰作话本，长于说书者说。南宋时说书者有书会组织，如雄辩社，内中也有才人，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专业编书而不说书。说话受人欢迎，书坊开始刊印话本，书坊托人，取说书家的底本进行加工编撰，并加入插图，这使一些话本得以存留至今。

    （七）口语的提炼

    说话人以口讲说故事为技艺，精益求精，善于谈说。所用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的语言。京都说书的主要以汴京、临安的普通话为标准，所以说书人对语言起提炼作用。说话人的话本可以是半文半白的，可以是纯粹白话的。半文半白是因求简略之故。话本的发展为近代口语的小说文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文学语言的新路。

    （八）现存的宋元话本

    从北宋开始到元末明初章回小说作者的兴起，中间说话人的说书事业兴盛不断有三百多年，话本数量依理应有很多，实际流传至今者却极为稀少，原因是：

    1. 说话人的底本，师徒相传，或书会才人所编，原是抄本，且无定型，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当时亦有专利性，不愿公开。由书坊刊印此类话本实始于南宋时期，为时较晚。

    2. 元蒙灭宋，中原文化蒙受损失与摧残，战乱中话本被毁。元代印刷业又不如宋代发达。

    3. 此类市民文艺，刊本简陋，文字俚俗，得不到藏书家的重视。书坊印出后虽大量流行，但只是一时，未能很好保留，就随时代而淘汰了。《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项，抄集尚多，而大典在清代亦散失，平话门数册，无一存世，极为可惜。现存有些话本是日本藏书家所保存的。

    4. 有些小说内容被认为有伤风化，不为封建礼教所容，还有一些作品触犯统治阶级，因而不能保留下来。

    讲史类话本失传的，如南宋咸淳年间王六大夫讲过的《复华篇》《中兴名将传》，二者均有爱国主义思想，可惜未传下来。后世的《说岳全传》可能根据了一部分南宋话本所流传的材料。

    在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举了许多小说类话本的篇名，可惜大部分未流传下来。如其中有《莺莺传》，可见当时已说西厢故事。另外尚有《李亚仙》《崔护觅水》《芭蕉扇》（可能是西游中的铁扇公主事），属于朴刀杆棒的有《戴嗣宗》《青面兽》《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等，还有妖术类的《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等。有些话本更不知名目。它们未经艺术加工，就随时代淘汰了。

    今存宋元话本有：

    1. 说经：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2. 小说：

    《京本通俗小说》

    《清平山堂话本》

    《雨窗欹枕集》

    “三言”中的宋元旧篇

    3. 讲史：

    《五代史平话》

    《全相平话五种》

    《宣和遗事》

    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十七章，缺首章与第八章之前半部分。日本高山寺旧藏，归三浦将军所有，是巾箱本[12]。另本藏德富苏峰处，为大字本，较巾箱本所缺尤多。书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字样，此为临安书肆，应为宋椠本[13]。鲁迅先生认为或系元刊，因为此书铺至元代亦可能尚存在也。此说固可通，不论宋刊元刊，这个话本的时代应该是较早的，是宋人的话本。它的体制比较古：

    1. 分章（即分节）标题称“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天王宫第三”，等等，是佛经体例。

    2. 文字简洁，散文部分是略带文言笔调的白话文。正如佛经体例，当时亦即为白话文，但非纯粹口语，文言也是通俗文言。

    3. 称为“诗话”，因为中间夹有诗句之故。全书只夹七言诗句，不夹入词。甚至作为唐人俗讲话本看，亦无不可。

    此书性质介于说佛与小说之间。今宋人说佛门话本不传于世，此本或即说佛门之话本，较小说家所说为长，是一中篇小说。

    唐玄奘法师至印度求取佛经，回国后展开佛经翻译事业，此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亲身经历西域、印度许多国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亚洲交通史、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之一。他的一生史实有慧立、彦琮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叙甚详。至于佛教徒所装点附益的种种故事和民间传说最早就见于这本取经诗话。以后更变化成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小说。

    此书所以重要，因为是小说《西游记》的滥觞。

    此书叙玄奘去西天取经，遇猴行者，护送到西天。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但是他打扮着做一个白衣秀才，见和尚施礼，对话，并以诗对答。他神通广大，能做法术，抵敌妖法，如化新妇为青草之类，又能使老虎肚中生出猕猴。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章内，说猴行者少年时曾在此做贼，偷吃蟠桃树上蟠桃，吃一颗享年三千岁。此时为了唐僧，他又取蟠桃。蟠桃三颗落入池中，猴行者取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即在池中出来一个孩儿，三千岁，他不用。又敲五下，出来一个孩儿，面如满月，五千岁。行者说，不用你。又敲几下，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枝乳枣，当时吞入口中。（未言是和尚吃，还是行者吃？）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此为《西游记》偷桃及吃人参果所本。）

    书中并未大力宣传佛经，只是写取经路上冒险的奇异经历。玄奘经过狮子林、大蛇岭、九龙池、鬼子母国、女人国……历尽魔难，取回佛经，富传奇性。此书尚有深沙神，即沙和尚，但无猪八戒。书末最后一章述王长者故事，乃唐僧回国后的故事（此为《西游记》所无）。王长者后妻孟氏与其婢春柳，趁王长者出行，定计思杀其前妻之子痴郎（那）。先使其入钴[14]中，用火烧之，不死。其次又用铁钩钩断其舌根，此儿又无恙，会言语。又使其入库中，闭门欲使其饿死，又不死。最后使其登楼推堕水中。王长者回，法师等七人赴长者斋，法师说今日不欲他食，思得大鱼。长者遂为买鱼，得大鱼。法师自以刀剖开，长者之儿从鱼中出。长者抱儿惊喜倍常。

    此书故事性浓厚，实际上非宣扬佛教，而内容与佛经中故事颇为类似，实为中印文学结合的成果，可以定为说佛俗讲之话本也。

    小说家的话本

    小说一门在宋代说话人中是最为活跃的。当时小说门的话本必定很多，因为一天、两天讲一个故事，如果连续讲一年半载需要大量的话本，而况小说业中在一地方说书的人数也不止一个。（有时讲一篇故事不止一天、两天。例如《西山一窟鬼》有云，“变作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似乎可以讲十数回。但照此篇话本内容看，似乎难以讲十几天。）可惜流传至今的不多，现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三书中，共有三十余篇。此外“三言”“二拍”中尚有些宋元旧本。总数不过四五十篇。（“三言”“二拍”中需赖考证。）

    此三书，一为影元抄本（？）清人刊，二为明中叶刊本。今前两种皆有重印本。

    《京本通俗小说》现存卷第十至第十六。全书原有多少卷，作者何人，今都不可考。现存《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七卷为缪荃孙（江东老蟫）《烟画东堂小品》所影刊。尚有《海陵王荒淫》《定州三怪》（过于破碎）未刊。《海陵王荒淫》另有铅印本，而亚东所排《宋人话本八种》中亦印入。但此回或谓抽自《醒世恒言》者。《定州三怪》见《警世通言》。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文云：“就平话丛刊的进化史迹看来，元代而会产生那么篇幅至少合有十余卷以上的内容纯粹且又编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说》，实是不可能的事。”“而集合了许多小说杂著成为一部丛书的，也到了嘉靖时候，方才风气大开。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尚是各种自为起讫，没有分卷的。”“缪氏的‘影元抄本’云云，不过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想，绝不是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从内容上考察，这几篇确乎是南宋说话人的底本，看不出搀入元以后人的手笔。这也是很奇怪的。

    《碾玉观音》属烟粉灵怪类，是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的第一篇，独分上下两部分，比较的长，乃是上下两回书，预备在两天内说完的。这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文章优美，已经是加工制作过，不是粗糙的底本了。

    这是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入话”，引用许多名人诗词，互相关联钩串而出，极有情致。凡小说开始都有入话。《京本通俗小说》中，以此篇与《西山一窟鬼》最好，都用诗词作入话，是有机的、剥茧抽丝式的，不堆砌，不肤泛。而此篇为宋人小说中入话最讲究、美丽的一个。这是引子，未讲本文以前，先唱诗词，伴以乐奏。词在宋代是唱的，七言诗入乐歌唱也非难事，所以小说有“词话”的别名。

    三首春词《鹧鸪天》，前两首未提作者姓名，无考。小说所引诗词，往往无考，乃是当时流行传唱的俗词，未入文人选本。黄夫人亦不知何人，未必是有名作者。王荆公诗，未必可信，待查。其余诸人诗也都靠不大住，乃是搬了些名人出来。曾两府是曾布（？）。苏小妹词乃是相传的苏小小词，见《钱塘佳梦》小说，也见《阳春白雪》前的大曲苏小小词。是宋人词。《黄金缕》就是《蝶恋花》的别名，因欧阳修一首词而得名。王岩叟是宋哲宗时人。集了这些春词，组织关联，极尽艺术上的巧妙。正所谓最畏小说人，能顷刻间捏合，顷刻间提破。可以想见当时弹唱此入话作为本文开篇之引人入胜。因此入话，连接到咸安郡王的游春，于是进入故事本身。

    本篇用“碾玉观音”作题目也很好。用诗句作回目，最初开始于说书人的招牌，而古本尚不用诗句作回目。这一题目，只是俗称，并非作者自拟的标题。题目不说明白故事内容（明人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则点明故事内容），使人不可捉摸。实则玉观音并非主要情节关键所在，全篇小说属于当时所谓“灵怪”类。讲个鬼故事，出神入化；其艺术特点，在于非讲完此故事不知秀秀与其父母在后半部实是鬼而非人。这种Suspension（留下悬念的宕笔法）为吸引人、动人的艺术。（即卖弄关目，直到最后方始揭露。）

    这篇的主角是秀秀养娘和崔宁，属于虚构，可是中间有三个南宋初年的历史人物。咸安郡王指韩蕲王韩世忠，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皆抗金名将，而当时被闲废着的。小说家讲故事，要使其逼真，配合历史上人物似更为有据，这是所谓“顷刻间捏合”。当时有说《中兴名将传》的，所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尤为听众所熟悉。这故事背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说书的时代，应该也在南宋，不会迟至元代，否则咸安郡王、刘两府等官员称谓不易习知。

    说书人尽管讲着一个鬼故事，中间渗透着当时社会的生活气息。它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阶级矛盾。秀秀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中，是裱褙铺璩大夫（待诏）之女。而璩大夫不能不把他心爱的女儿卖给王府去做养娘（女婢），他说：“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府。”这一半是惧势，不能不如此说；一半是实情，可见其生活穷困。当时朝廷南迁，大批贵族官僚需要婢女，竟可以指定购买良家女为婢。

    秀秀被卖入王府，便开始其不幸的、不自由的生活。秀秀与崔待诏是很好的一对，都青春美少，都属于手工艺阶层，爱好自由生活，而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当初郡王有过一句话，引起了他们天真的情爱（精神上的）。于是在一个失火的晚上，偶然遇到，秀秀便决定跟着崔宁跑，很大胆地提出了做夫妻的要求。这里，秀秀所以决定要走这条路，为了爱着崔宁，为了找寻自己自由幸福的道路，厌恶自己在王府的生活（她愿出身于一个手工艺的家庭），为了郡王虽然有过那句话，将来也未必认真实行，说不定要有变故，或者留在府中不嫁，或者随便给别人。

    他们的私奔是情有可原的，是博得我们同情的，然而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悲剧。已经远走高飞，还是不能逃过封建统治者的魔爪，为多嘴的郭排军所发现，报告给郡王。秀秀被郡王打死，埋在后花园中。此后秀秀的鬼魂，仍旧跟着崔宁，并且报复了郭排军。

    这篇作品写出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强暴，手工业者的被压迫，下层人民无论男女，生活都不自由（包括婚姻的不自由在内），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性，更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作者的爱憎倾向始终在同情秀秀与崔宁方面。这个悲剧具有必然性、典型性。因为封建力量之强大，手工艺者还依附封建地主而生存着，不足与之抗衡。

    人物性格的描写，也相当地成功。秀秀坦率、善良、有勇气，敢于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变鬼也跟着崔宁，可见她爱情的热烈，死后还要团圆。她变鬼又报复了破坏她自由幸福的郭排军，具有坚强反抗与复仇的精神。她的形象是鲜明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崔宁，善良、老实而怯懦怕事。郡王，脾气暴躁。郭排军，朴实而多嘴，不识利害。

    璩公璩婆听见了女儿被打死，非但不伸冤，反而投河死了，可见一般小民害怕郡王到如何地步。小说家只是暴露社会现实，他所说的是真的、可信的。甚至“鬼”，那听众也不是完全不相信的。作者说鬼是一形式，主题是爱情婚姻问题，并非迷信恐怖的鬼魂。说话人没有借以劝世教训人的地方，似乎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在今天看来是应该批判的，在当时是指单为了民间的娱乐，有进步性，因为并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果他有教训，只教训了像郭排军那样搬弄是非、口不谨慎的人。至于作者为什么不使秀秀报复咸安郡王呢？一则作者受时代限制没有看出主要矛盾；二则韩世忠在南宋人民心目中是抗战[15]英雄，不过是性如烈火、脾气不好，大家也还崇拜他，所以不多加贬辞。

    说鬼故事，最为灵奇，大众爱听。这篇的技巧在乎隐藏了主角已经死去变成了鬼的事实，最后方才暴露。中间说：“秀秀道：‘自从解你去临安府断罪，把我捉入后花园，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赶我出来。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赶将来同你去。’崔宁道：‘恁地却好。’讨了船，直到建康府。押发人自回。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就有一场是非出来。因晓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轻易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这闲事怎地？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时，就隐恶而扬善了。”这一段很巧妙地使读者不疑秀秀是鬼，故事才能进展。到最后暴露，不但秀秀是鬼，连璩公璩婆也都是鬼。情节曲折，布局留有悬念。

    在《京本通俗小说》中，同样属于灵怪类的尚有《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两篇，都很好。《西山一窟鬼》入话优美，引用名人词，互相关联，艺术手腕亦高。作品叙述一位吴教授[16]同一个朋友（王七三官人）在（杭州）西湖西山游玩，遇着一阵大雨，天晚不能回家，在山路上避雨，遇见许多鬼。连吴教授的妻子、婢女都在那里，也都是鬼。此篇写得令人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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