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浦江清讲宋元古文

得令人毛骨悚然，鬼气森森，酣畅淋漓，生动灵活；也运用了起初不知是鬼，后来方知道是鬼的艺术手法，是鬼故事的上乘，是浪漫主义作品。不过就思想性而论，意义不多，没有清楚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归结到看破红尘，离尘办道，吴教授舍俗出家，云游天下。如果说有现实的成分，则是写出吴秀才的贫穷落魄，反映当时贫儒生活之苦和人生苦闷的情绪。但这个矛盾，作者并没有好好解决。

    《志诚张主管》描写市民生活与道德观念，很真实。开线铺的张士廉，六旬年纪娶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妾。此小夫人嫁一老人，在爱情上不能满足，对年轻的张主管暗中示好，死后鬼魂还苦苦追求他。张主管为人老实，不受诱惑，同时却也尽礼以待，终于不受其祸，足见商人伙计的道德准则。小夫人也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应该谴责的是那个年过六旬而娶年轻老婆的张员外。作品暴露封建社会的矛盾，颇有现实意义；也是烟粉灵怪类的代表作，同样结构极佳。

    《西湖三塔记》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亦属灵怪类。虽为《白蛇传》的一个祖本，但思想性不高。白蛇、乌鸡、獭三精是作为迷惑奚宣赞而终于被龙虎山奚真人所降服的妖怪来处理的，并无后来《白蛇传》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郑意娘传》，现存《古今小说》第二十四卷，题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实为宋人小说，也是鬼故事，而结构特佳，思想性、艺术性都高，很有唐人传奇风味。开篇入话用元宵词，说宋徽宗时汴京元宵节风俗，转入北宋亡国汴京破后，杨思温在燕山（即北京）看元宵，不免凄凉感叹，有故国之思：

    “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

    整篇小说等于一首抒情诗，凄凉哀怨。诉说乱离中夫妇相失、男女思慕，至于一生一死、阴阳相接而泣诉平生，此后男女相誓，幽明相随，而男的终于不能坚守而背盟的故事。女的遂施以报复。这也是悲剧。小说主要是写爱情的，然而有情人的失散系因战乱之故。而男子负心在当时社会也是很普遍的问题。

    这类小说一出现即质量如此之高，是十分可贵的。

    传奇类小说以《冯玉梅团圆》为代表。开始用吴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引起两个夫妇离散而复圆的故事，是喜剧。短故事作为入话，长的故事是正故事。故事背景是南宋初年福建建州范汝为起义，范侄希周救了冯忠翊失散的女儿冯玉梅，遂为夫妇。以鸳鸯宝镜为聘礼，夫妻和顺。此后范汝为军被韩世忠镇压下去，乱军之中夫妇分离。冯玉梅自尽未死，为冯忠翊所救，父女重逢，玉梅矢志不再嫁。冯公升官至都统制，遇广州守将差指使贺承信送公文，玉梅窥见，疑即建州范郎君。冯公私问之，始吐真实，知已投岳飞部下。出鸳鸯宝镜为证，夫妇重复团圆。此篇写悲欢离合，属传奇小说类。在反映现实深度上不如《碾玉观音》《郑意娘》，但其中写范汝为起义并未歪曲，称范为“草头天子”，说他“仗义执言，救民水火”，也写了起义军中的人物范鳅儿（希周）的真诚性格。

    《菩萨蛮》有说佛成分，但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

    《拗相公》把王安石作为题材，写他罢相判江宁府，从汴京到江宁一路旅途所见。有人认为这是失败的作品，歪曲了历史人物。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小说中的王安石性格是执拗的。在隐姓潜名赶路途中，他亲自遇到许多困难，皆其新法所致，亲自听到人民痛骂新法，痛骂王安石。这一话本，不是演史，乃是小说，是政治性的讽刺作品。主题思想是反映宰相施政，不亲民，施虐政，受人民唾骂，有强烈的反抗性。所写有北宋丞相卢多逊事、王安石事，创造典型，亦写出王安石的高傲性格。当然将此全加之于历史人物王安石是不对的。这主要是因为南宋时代人们痛恨蔡京一辈绍述派人物，连带恨及王安石。此应是南宋末年的作品，小说中有佛教思想，但也非说佛话本。

    《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风格质朴的作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难入门类。小说绍介[17]婚姻风俗，描写一个女子有口才，说话出口成章（像快板）而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她有强烈的反抗性，而只能逃入空门，这正是作者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其中快板式的语言近于韵文，应以唱说为主，突出表现了词话的特点。

    公案类话本以《错斩崔宁》为代表。此篇在《醒世恒言》中则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此回书亦有入话，用一短故事说戏言之祸，引起正故事。作者垂戒勿戏言，书末又有“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似在强调出言谨慎，以故事作为鉴戒，作为处世之道的教训。可是作者在开首一首诗中，又提出人心叵测、世路艰难的主题，不免纠缠牵扯，不够清楚。其实这都是次要的，并非本书的主题。本篇的主题是描写一个糊涂公案（公案，即刑事案件），一个冤狱，故以“错斩崔宁”为主题，作者明白地插入了一段文章：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居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这使人联想到窦娥的唱词“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段说书人的评论道出小说主题。这一主题具有现实性，因为封建社会冤狱多，清官少。此类公案小说不仅因故事吸引听众，而且也因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受到欢迎。

    此篇揭露出当时社会的实况、社会矛盾。

    刘官人的没落，临安附近即多盗贼、剪径的人，小娘子得知被典卖而信以为真，大娘子被抢……都反映了南宋时代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穷苦。大娘子、邻居、糊涂官促成了冤狱，而冤狱的得伸，却是偶然的事。在现实中，冤狱的昭雪毕竟也是少数。

    小说无性格描写，也无主角。贯穿小说的是情节，真是无巧不成书，但是情节太巧了。小说不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是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作者着意安排的，小说的吸引人正在这里，而其缺点也在这里。

    此故事原系话本，但此回书已用“看官”字样，可知是为了读者而改写的了。

    小说在清初经朱素臣改写为戏剧《双熊梦》，今天又改编成《十五贯》，主题为反官僚主义。可见此话本影响之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山亭儿》，此故事托于唐代襄阳府之事，实亦宋人话本。后入《警世通言》，题为《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醉翁谈录》以此入朴刀类。由此可见说公案与朴刀赶棒的关系：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杆棒一作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篇末说，此话本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此回书情节曲折，也暴露了社会现实。至于孝义尹宗，襄阳尚有他的庙宇，可见系民间传说已久的。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性格较鲜明，比《错斩崔宁》为优。

    《沈鸟儿画眉记》，现存《古今小说》，题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情节更为曲折离奇，但也是当时社会中可能有的。其中二子杀父一段尤惨。暴露社会现实，人的生命一无保障。《错斩崔宁》与本篇皆有两道结论不同的圣旨，这是对于朝廷的嘲讽。且破案者皆出于百姓而非清官，可见宋元时代的官吏的糊涂了事、官僚主义。

    《杨温拦路虎传》是赶棒的代表作，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杨三官人）是杨令公之后代，同《水浒传》里的杨志。笔墨也有仿佛《水浒传》处，例如他和马都头使棒，在岳庙里和山东夜叉李贵比棒，赢了利物等，写得生动。后世小说《水浒传》正是此类小说的汇集。但全篇结构不严谨，脉络不甚清楚，有的人和事未得到交代。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风格看，也系宋人话本。主题不够明确。

    《雨窗欹枕集》中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与《董永遇仙传》，均宣扬佛教思想，缺乏现实性。

    讲史家的话本

    关于讲史家的记载，《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说五代史等。《夷坚志》也记有南宋茶肆中说《汉书》的事实。《梦粱录》还特意提到，有王六大夫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的盛况。但宋人原作话本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日所见，都系元刊本和元人改编的。讲史家的话本比较简陋，不像小说话本经过才人加工，因而不及小说话本细致。

    一、《新编五代史平话》

    在北宋时即有说五代史的尹常卖。北宋距离五代最近。此战乱动荡的时期，人物众多，战争热闹，民间传说亦富，故为可以吸引听众的讲史之绝好题材。

    今存话本，号称宋本，恐是元刊本。（由其俗体字的式样决定之。）

    （曹元忠谓原是宋巾箱本，董氏诵芬室据以影刊。）刊于元，而编撰人或为宋人。原为十卷，梁、唐、晋、汉、周五代，各有上下两卷，今残存共八卷，其中梁史、汉史各缺下卷。各卷书名标云：“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于宋讳，不能尽避。）

    平话不分段落，而每史前有目录标出大纲节目，用六言七言标节目。（即为后来回目之始，较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分章并标某某处第几者已不同，此无第几之次第。）

    书中文辞文白夹杂，尚通顺。其中夹有散文表章、书札及五七言诗句，尚简洁雅驯，叙述简单，不细致，缺乏心理描写、人物刻画。

    书前引子从伏羲画八卦讲起，至唐太宗命袁天纲推测国运止。接下正文，首叙黄巢起义。像黄巢那样一个人物，这部小说没有能够写得很突出，反而把起义的叛将朱温作为正面人物。甚至把黄巢与朱温始亲终离、两人决裂的原因写成黄巢要调戏朱温的妻子张归娘，不成，张氏告知朱温，因而使朱温叛离，大大歪曲了黄巢这个形象。这是讲史者不能摆脱正统观念[18]所造成的。对于石敬瑭的献媚契丹、在契丹的扶植下建立一个王朝一无贬辞。把契丹人也写得很好，并无民族意识。据此看来，此本当非北宋时宋辽对峙成敌国时所说，而是南宋人或蒙古统治下的汉人据五代正史、野史材料及民间说书流传故事而重编的。

    此书又多迷信成分，常有白兔、白狐，或留诗句，或作人言。

    写平民做皇帝，但有真命天子的观念。

    此书写刘知远与郭威的出身，较为生动。刘是流浪汉，随母跟慕容氏，后来流浪；遇农村中地主李长者，入赘，与李三娘结婚；遭受三娘两兄的压迫；三娘辛苦生子；刘与三娘离别，发迹后与三娘复合，并报复二兄。此段故事为《刘知远诸宫调》及《白兔记》所盛传，情节与戏曲文学大同小异，唯没有岳小姐招亲事。郭威为农民出身，诨名郭雀儿；为柴仁翁所招赘，妻柴一娘，也与其兄柴守礼、柴守智不合；后来投军发迹。两段情节，大致雷同，但后来郭威事隐，而刘知远、李三娘故事则广泛流传。这两节写得比较细致生动。

    此书叙述战争，无生动场面。比之《三国志平话》，文笔较雅洁而缺乏艺术上的创造。此书大事本正史，点染若干传说，虽是野史，同正史还距离不远。

    二、全相平话五种

    1.《武王伐纣平话》 三卷

    2.《七国春秋平话》（后集） 三卷

    3.《秦并六国平话》 三卷

    4.《前汉书平话》（续集） 三卷

    5.《三国志平话》 三卷

    此五种平话，皆无名氏所作。中国已失传，是在日本发现的。原为蝴蝶装[19]，每页上面有图，下面为文字，故称“全相”。扉页标“至治新刊”（至治，元英宗年号，1321——1323）或“建安虞氏新刊（建安，今福建建阳）”，可知为14世纪的刊本，是大众通俗读物。各书均不分章回，但每图有画题，亦等于回目作用，与《五代史平话》相似。唯《五代史平话》无图，此五种有图，有连环图画意味，为“绣像小说”之最古者。这些平话（历史小说）现存的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有后集必有前集，有续集必有正集，其他像《开辟演义》《列国志传》《隋唐志传》等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所叙历史故事，在元代也必有平话，惜已不存。

    《武王伐纣平话》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中有狐狸精化为妲己的故事：纣王在玉女观进香，悦玉女形貌。此后命天下进美女。苏护进女，驿中为狐狸精所杀。狐狸入妲己尸中，被进献。纣王宠妲己，引起朝野战争。又有姬昌收雷震子、姜尚垂钓遇文王故事。书中写纣王暴虐，施炮烙、置酒池肉林等，迫害姜皇后及太子殷交（郊），迫害姬昌、伯邑考，武王伐纣，描写颇为生动，而神话意味浓厚。此书为后来《封神传》一书所本，足见《封神传》来源之古。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既标后集，当尚有前集。此三卷有小标题曰“乐毅图齐”，中心故事为乐毅与孙子战斗的一段。人物有乐毅、田单、孙子、鬼谷子等。所写为战国时代历史的片段————燕、齐交战史，战争激烈复杂。

    《秦并六国平话》标“秦始皇传”，实际上是从秦灭六国叙起至秦为汉所灭为止。书中写六国的不齐心，不能一致抗秦乃至为秦所灭。中有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故事。揭露秦始皇的暴虐、荼害人民。

    以上两书内容为后来的《东周列国志》所包括。当时春秋战国的讲史话本可能是齐备的，而此不过是残存的两种。两书中多写战阵，比《三国志平话》还野。

    《前汉书平话》称为续集，小标题为“吕后斩韩信”，此三卷亦只是当时说汉书的话本的一部分。书中叙汉刘邦灭秦、灭楚以后杀戮功臣，即吕后斩韩信，刘邦杀彭越、英布的故事。英布曾射中刘邦一箭，此后被杀。刘邦看英布头，英布双目睁开，一道黑气，冲到高祖。高祖遂病。此书极叙三人被杀之惨，揭露刘邦、吕后的残暴无遗。说韩信归世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说英布头能把高祖吓病。足见人民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拜，对于统治者残暴的无限愤怒，这代表了说书者以及一般百姓对于历史人物的爱憎，是同情于被压迫者的。唯本书内归罪于吕后者多，责刘邦者薄。其中萧何赚韩信一段，亦为歪曲。

    以上四种，史事大都取材于《史记》，取轮廓加以创造，采用野史，而讲史家造设者多。

    《三国志平话》在五种中最为重要，为后来《三国演义》所本。虽不能说包括北宋以来说三分话本的全部内容，至少能代表宋以来说三国故事的梗概。

    此书文笔通俗朴质，文言部分不多。

    此书开始有因缘（楔子），是为后来《三国演义》所删去的。讲史家说汉光武帝刘秀春天三月三日赏御花园，知道是洛阳黎民所修，乃与民同乐，开放花园。有一书生司马仲相秀才在园中喝酒读史，愤愤不平，大骂秦始皇暴虐，筑长城、焚书坑儒。忽有人请去，奉上王冠，至报冤之殿，断阴间冤狱。遇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控诉汉高祖杀戮功臣。司马仲相宣汉高祖吕后至，得玉带敕，断汉高祖复生人间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韩信得中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三人分汉朝天下，蒯通复生为诸葛亮，司马仲相复生为司马仲达。此段故事为小说家所捏造，说明汉末三分天下的因缘，乃是当初刘邦杀戮了三个功臣之故，其间虽有果报循环的观念，但是也说明了人民对于刘邦杀功臣的憎恨之情，而且是接上了《前汉书平话》。

    书中次叙汉灵帝时黄巾起义。张角医道从孙学究来。孙学究患癞疾，自杀，投地穴中，得天书医道，传徒众。张角复传数万人。以后是黄巾起义。

    此外，此书内说到刘、关、张平黄巾立功后，因朝廷赏罚不公，埋没功劳，愤而至太行山落草。后来汉帝杀十常侍，以十常侍首级去招安刘备。此故事虽荒诞不经，也可表现人民对于朝廷赏罚不公与奸臣弄权的仇恨。同时也说明说书者出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太行山为当时忠义军的根据地。水浒故事原也有水浒英雄在太行山落草的说法。此为说书者本色。人民把刘、关、张当成了自己时代的草莽英雄，并希望英雄能为国家所用。而说忠义书者大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杀奸贼以招安英雄。

    这一段与司马仲相断狱均十足表现宋代讲史家的风味，但因其距正史远而为后来的《三国演义》作者所删。“三言”有单篇小说题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当时说书者根据者少，而出于编造者多。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关公斩颜良文丑、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长坂坡、黄盖诈降、赤壁鏖兵、诸葛助风、关公单刀会等，《三国演义》中主要情节，这书里已具梗概，唯较为简陋而已。有好些故事是《三国演义》所没有的，如黄鹤楼故事。有些则与《三国演义》有差异，如说诸葛亮本是一神仙，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写蒋干到东吴，见黄盖，盖言蔡瑁投降，无偷书事。同时在此书内张飞比关羽更重要，张飞的性格和《三国演义》里的不同。如古城聚义一段，叙说张飞占住古城，自号“无性大王”，立年号曰“快活年”，是人民口头传说中的张飞，显出一个草莽英雄的本色。张飞听得关公来到，大叫：“叵耐鬍汉，尔今有何面目！”跃马持枪直取关公。十足表现其莽撞与有正义感的性格。此回书虽然简短，写得生动。在话本小说中，人物性格是通过无数说话人长期逐渐生长形成的。

    此书无回目，但某些段故事有标题，如“张飞独战吕布”“关公刺颜良”“曹公赠袍”“关公千里独行”之类，即是回目。也有说“名曰‘古城聚义’”“名曰‘十鼓斩蔡阳’”等，亦为讲史家的回目。又，开始往往用“却说”，结尾往往有“诗曰”，也可以知道段落。文中多插诗句。

    书中多误字，如“糜竺”为“梅竹”，“马 ”为“马 ”等（建安虞氏刊本）。此书颇简陋，系坊间刻本，非说话人底本之详者也。

    我们比较《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可以见到话本小说的渊源与发展，也可以见到《三国演义》如何就民间所传的话本加工而成为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进一步了解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三、《宣和遗事》

    《宣和遗事》〔又题《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此书原定为宋刊本，但亦有可疑之点，以定为元刊本为妥（原本见士礼居丛书中）。大概是宋人所编，经过元人有所增益的。版本有几种，略有出入〕，此书分几个部分，文笔不一，有取材于不同的书本（野史）拼凑而成的痕迹。此书叙说北宋末年徽、钦两朝的史事，到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为止。涉及时间不长，描写比较细致，是一部白话的野史。开始有讲史家的通例，开篇先讲治乱兴亡的大道理，并从唐尧虞舜夏商周讲起，直到宋朝。接着细致写宋徽宗一朝的荒淫事迹。宋徽宗佞信林灵素，佞信道教（中有真神仙吕洞宾出现的情节），任用蔡京、王黼等，兴花石纲之役，骚扰百姓，引起方腊起义。此下接叙梁山泊英雄故事。此为今存水浒故事见于话本之最早者。此段文字与下面一段宋徽宗幸李师师的细致描写，均为小说家的笔墨。所以《宣和遗事》实是结合讲史与小说家两派的话本，而由一个无名文人所编集的。后半部主要叙述金人入侵，汴京失陷，二帝及后妃被掳北去，受尽种种耻辱，情形十分惨酷。徽、钦帝到北国的情况，有近于日记的记载，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书中说是汉人而归于女真的一个看守阿计替所记述，好像是真事，其实是小说。此部分大体上出于相传是辛弃疾所作的《窃愤录》（一名《南渡录》或名《靖康纪闻》《南烬纪闻》，无名氏所作笔记小说），亦可证明《宣和遗事》是杂凑成书的。

    此书文字半文半白，通顺，描写细致，各部分均有一定艺术性，是通俗文学中的佳作，也是足以代表南宋市民思想观点的文艺作品。

    《宣和遗事》中的水浒英雄故事，是很重要的。有以下重要情节：

    1. 杨志、李进义等押送花石纲，杨志卖刀；

    2. 晁盖、吴加亮等劫取生辰纲，“酒海花家”的酒桶为线索；3. 宋江杀阎婆惜，宋江得天书，梁山泊三十六位英雄聚义；4. 宋江受招安。是水浒英雄故事约在南京末年所流传的梗概，为后世《水浒传》的蓝本，也是缩本。书中写徽宗、李师师一段，暴露统治者的荒淫。徽、钦二帝被掳北去的一段野史传闻，是残酷的故事。此书揭露了北宋末年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及由此造成国破家亡的后果，也尽情描写了统治者自食其果的惨状及女真人的残暴，使人叹息痛恨，激起爱国思想。这表现了作者对北宋末、南宋初这一阶段历史的愤慨情绪。

    此外，具有爱国思想的还有《中兴名将传》《复华篇》，惜不传。

    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节选）

    一、从《会真记》到《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出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

    《会真记》写张生为人美风容，内秉坚孤，年二十三，未近女色。游于蒲之普救寺。时军乱，军人掠蒲，崔氏孀妇止于寺。崔氏妇，郑女也。张生亦出于郑，续亲为异派之从母（疏的姨母）。崔氏妇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托。张与蒲将善，请吏护之，不及于难。郑德张甚，饰馔命张，出子女欢郎及莺莺。莺莺辞病，崔氏怒，强而后可，见礼。张惑其色，以游词导之，不对。私礼红娘，红娘欢之，因媒氏而娶，张不能待。婢出一计，谓莺喜文辞，盍为喻情诗以乱之。张缀春词二首，莺报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因攀杏花逾墙，认为莺莺召之。莺责以礼义，词义严正，谓：“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言毕，翻然而逝。张绝望。数夕，红娘携枕至，莺莺来，度一夜。张疑梦，赋《会真诗》三十韵，遂安于西厢者一月。其后张生之长安，不数月复游于蒲。莺独夜操琴，张窃听之，愈惑之。张生复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愁叹崔侧，崔阴知将诀，谓：“始乱之，终弃之，因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其后张志亦绝。张认为崔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别有所娶。适经所居，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崔终不为出。赋一章：“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又赋一章，以谢绝之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会真记》是一篇动人故事，元稹写来，文笔优美，情节曲折细腻。据后人的考证，可能是元稹自己的恋爱经验，而托之于张生的。今日尚可存疑。同时期的唐代诗人李绅有《莺莺歌》，白居易也有些诗篇，为元稹的莺莺故事而作。元稹的《会真记》是一篇爱情小说的杰作，不过这篇小说的结局，不能使人满意。一对情人，始合终离，始乱终弃，张生另有所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张生为什么要抛弃莺莺呢？他自己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说他一时感于崔氏之美而有才，此后又懊悔，认为不足为其德配，为始乱终弃作辩护。这是文过饰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男人在得到爱情之后，不尊重女性，为了婚姻的功利企图，另娶别人而已。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唐代文人看重婚宦，讲究门第。莺莺可能是低微出身的歌妓一流人物。因为《会真记》的“真”是神仙的“仙”，唐人称妓女也为“仙”。说莺莺是妓女是不对的。莺莺出身富有家庭，门第未必高，是小家碧玉。照《会真记》所写：（1）郑老夫人介绍女儿见张生，以谢其救护资财之恩，此事如属高门闺秀，是非礼的，所以莺莺不肯见，而母亲强之；（2）张生惑于莺莺之色；（3）莺莺与张生偷情，往来一月，张生出去后又回来，复有来往，老夫人未曾加以干涉，置之不问，看来颇有使莺莺嫁张生之意，如果张生得举；（4）张生考试失败，留京不回，他们通过一次信，莺莺颇有表示绝望而有情之意；（5）张生忍情不去娶她，她先嫁人，张生其后别有所娶；（6）后来张生又因其夫而要会她，她不见；（7）文中说，“张生自是惑之”，“以是愈惑之”，又认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张生认为一时惑于色不能自持，遂有此事，其后克制自己，“时人多许为善补过者”。张生因文战不利，功名未遂，而崔氏遇合富贵，不知其变化，是尤物。他不敢要，要了非福，他们的结合是不幸福的。

    这里可见，（1）作者对于礼教和爱情的矛盾，指了出来，无所偏袒，抱客观主义，没有强烈的反抗性，竟使读者对于张生也有同情心，此乃元稹自述其私事之故，没有自己深刻检讨，批判不够，回护自己。（2）但是，写莺莺十分可爱，是一完人，她一方面维持礼数，一方面有深情；在封建时代，女子地位低，她谦抑，自我牺牲，也不肯强嫁张生，她也没有强烈的反抗性。（3）唐代尽管比较自由，但私情也是不被礼教所容的。（4）这故事除了诗文点缀外，乃是真有其事，是真实的，这种事情在唐代社会中可能发生得很多。（5）女子有才色，能操琴、作诗，比较普遍，唐代歌妓均能之。（6）以《会真记》和同时的《霍小玉传》相比，《霍小玉传》故事是悲剧，大责备李十郎负情，此因十郎考试胜利，另选高门，与张生文场失意不娶莺莺大不相同。《霍小玉传》将爱情突出来写，表现女性的美德，赞赏女性人格之美，《霍小玉传》思想性比《莺莺传》高。

    张生前后人格不一致，偷情时是才子作风，而此后又有迂腐的道德观念。当时士流对于张生的“忍情”是惋惜的，但却不加以严厉的责备。唐代文人认为私情是不好的，他们虽惑于才色，但不是以此论嫁娶。这类的事，虽然是传奇艳遇，但并非空想。《聊斋志异》虽然写在清代，但那些人和事在唐代社会是可以实际发生的，这是人性、人情所不能已。礼教是束缚人性的，礼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张生薄情而人不以为非，便是明证。张生认为女子有才色，是尤物，必妖于人，那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那时代的金科玉律。而对于莺莺来说，是一个悲剧。

    《会真记》起初在士大夫阶级里流传，以后走向民间通俗说唱。北宋时期文人赵德麟（令畤）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以咏其事，赵氏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因之，他用十二支《蝶恋花》曲调，比附《莺莺传》以歌诵其事。作为通俗说唱文学，于故事并未改动，且甚简略。

    在北宋、南宋之间，有杂剧《莺莺六幺》，用大曲歌舞故事，想来也是简短的一折，故事未改动。而《醉翁谈录》中的传奇小说话本《莺莺传》，其内容如何不可知，可能已有所发展了。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一大创作，把始合终离的一个不完整的爱情故事改造成为爱情胜利的团圆结局，已经体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他把士大夫阶级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完全能够代表市民阶级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

    这个故事，按照市民的道德观念，应该有两个结局。一是张生中举以后别娶，莺莺报复他的负心，如王魁桂英、秦香莲、赵五娘、《霍小玉传》式的；一是张生始终如一，如《西厢记》的结局。民间流传，对这故事，采取了后者的方式，把爱情与婚姻统一起来。

    宋元社会更看重女性贞操。莺莺并非妓女，元代戏曲、话本中对妓女的才子佳人故事，尚给予团圆结局，对于崔、张，更乐于作合。这样不但莺莺可爱，张生亦成一鲜明的爽朗乐观的形象。与《会真记》原文相比，更其光辉灿烂了。这样，一篇文人的进步作品，一篇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作品，到了人民大众手里，有了更高的、更活泼的发展，成为一部杰出的民间文艺作品、说唱文学。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因袭董西厢而产生的，但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是抄袭。诚然，没有董西厢的基础，王西厢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但王西厢毕竟比董西厢跨进了一步，有它的创造性。

    王西厢因袭董西厢是很多的：（1）王西厢的基本情节已为董西厢所有，说明王实甫取材于民间说唱本以创造此剧，非直接取材于《莺莺传》。（2）王西厢在辞章上因袭董西厢亦不少，比读两种可知。如王西厢第一本第一折，张生唱《油葫芦》《天上乐》二支，描写蒲州附近的黄河气象阔大，此从董西厢改进；第二折描写张生见到红娘，有“胡伶渌老不寻常”之句，说灵活的眼睛，董西厢有“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鸰那些儿掉”，又有“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一双渌老”。“鹘鸰”“渌老”皆金元时代俗语，本不易懂，可见王西厢有所本。又如莺莺送别一节，董西厢有“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为王西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所本。

    比较董、王西厢，王西厢有改进处：（1）董词俗语、方言多，王词更为典雅；（2）董作于法聪与孙飞虎战斗一节写得太多，冗长支蔓，离题远，而王作更为集中主题。说唱文学重铺叙，戏剧重结构，主题集中；（3）人物性格，王西厢完整，董作张生、莺莺皆有软弱可笑处，如张生失望上吊为红娘扯住；张生与莺莺同时在法聪房里要上吊，为法聪策划救出；董作写张生思之：“郑公，贤相也。……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怕得罪他，意在退让，皆与人物性格不符。

    董、王西厢的故事差不多一律，把决绝变为团圆，肯定张生、莺莺、红娘为正面人物，郑氏、郑恒、孙飞虎为反面人物。王实甫《西厢记》与《会真记》相比，人物情节发生很大变化：张生是尚书之子，莺莺为相国之女，门当户对；彼此一见倾心，十分顾盼。真的爱情，定于初见，很像小说里写的浪漫派；孙飞虎包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郑氏说明谁能救莺莺，许配他，因此张生、莺莺的结合属于正义的一边；张生救了他们一家，郑氏以崔相国在时崔将莺莺许配郑恒为由悔婚；张生气愤而病，莺莺托红娘问病，张生寄柬，红娘传简，莺莺酬诗约见，责以礼义，这是受《会真记》的影响，莺莺顾忌礼教，表现女性心理矛盾，礼教与爱情的矛盾完全体现出来，以后酬简私奔，是强烈反抗礼教的，这是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红娘反责备郑氏失信一段，为剧中主眼，词严义正，大快人心，她是不受礼教束缚的健康的女性，一个不识字的丫环，通透女性心理；张生进京考试，反映科举时代看重功名，而莺莺惜别表示女性重爱情；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终以团圆结局。

    元稹《会真记》面世以后，从士大夫走向民间，经过历代人民大众和文人的创造，到董、王西厢的出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而且做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董西厢过去不受重视，不太流行。王西厢被人看作出于董西厢，文辞也有抄袭，而影响却超过董西厢。实则应该看到，从董解元的说唱文学到王实甫的戏剧文学，改变了一个文学类型。有些地方，可以抄袭，大部分要自己创造。此所以董西厢反被湮没之故。

    西厢故事历来在小说、戏曲、说唱艺术中的发展，概说如下：

    1. 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唐代《太平广记》及近代各种选本）。

    2. 北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侯鲭录》，刘刻《暖红室汇刻传奇》本附）。近于抒情诗，并不铺叙故事，不团圆。

    3. 两宋说话人的底本《莺莺传》，小说家传奇类，所说内容不详。

    4. 南宋官本杂剧中的《莺莺六幺》，内容不详，以大曲铺叙故事。

    5.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6. 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北杂剧五本二十折。

    7. 南《西厢记》，李日华、陆采（天池）二人皆有作品。现在昆曲所唱的几出，是根据李日华本，由俗人删改的。李本保存北《西厢记》之处甚多，改北词就南曲。陆本不上舞台，文人制作。此两本皆见《暖红室汇刻传奇》中《西厢十则》。

    8. 卓珂月《新西厢》、查伊璜《续西厢》等。

    9. 今地方戏中，如越剧改编的《西厢记》。

    10. 今苏州人说书弹词中的《西厢记》。

    从故事内容看：

    1. 元稹《莺莺传》，不团圆，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同。

    2. 董解元《西厢记》，团圆结局，以后王西厢一直沿续下来，遂成定局。

    二、《西厢记》的结构

    《西厢记》采用五本杂剧相连而构成一个长篇巨型的剧本，在元人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西厢记》虽然是长篇剧本，但是与南戏或后来的传奇有别。《西厢记》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这二十折可以分划开来，是四折一楔子，合乎杂剧体例的五本。其中遵守着元杂剧的体例，而稍稍加以变化，有末本与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 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张生唱————末本戏。

    第二本 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红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莺、红分唱————旦本戏。

    第三本 楔子（红唱），一、二、三、四折皆红娘唱————旦本戏。

    第四本 楔子（红唱），一折（末），二折（红），三折（旦），四折（末），此本变化较多，莺、红、张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戏。

    第五本 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红），四折（末、红、末、旦、红），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变化，第四折以张生主唱，而插入旦、红分唱几支曲子。

    《西厢记》整个剧本主要角色是张生、莺莺、红娘三人，其中张生主唱八折，莺莺主唱五折，红娘主唱七折。三个主角，分配平均。

    元剧中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本，例如《曲江池》《倩女离魂》《青衫泪》《张生煮海》等等，均以女性为主角，是旦本戏。主要因为受元剧体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类爱情剧本，选择女主角主唱，来得细腻，可以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现恋爱的情绪，动人心弦。这种安排是适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为爱情的对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没有主唱的部分，显得被动而无力。《西厢记》不是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而使张生和莺莺都作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戏可演，使观众充分看到张生热烈地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热情的反应，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面面俱到。红娘为主角中的辅导角色，为相国女儿展示爱情所必需的活泼、生动。《西厢记》所再现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没有遗漏。《西厢记》的结构是立体式的，它变平面的抒情歌剧为主体的两方对照，更有戏剧性。

    以情节而论，《西厢记》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别曲折复杂，假如要以一本杂剧四折一楔子来写，也是可能的。不过由于董西厢的创造，已经把这个故事发展为一个巨型的说唱本了，描写得特别细致了，所以必须采取五本的长剧，方始能够达到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采取了这样一个长本戏的形式，使张生、莺莺、红娘三个角色来分别主唱，又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厢记》的结构作为文艺理论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个定律的证明。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创性之一。

    《西厢记》五本：第一本写张生见到莺莺，一见倾心，引起热情地追求，这是故事的开端；第二本写孙飞虎包围普救寺，崔家陷入困难的境地，赖张生设法退兵，老夫人许婚而又变卦，这是故事的发展，是热闹的剧情、紧张的场面；第三本展开生旦双方心理活动的具体的描写，莺莺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充分表现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闺秀，对于爱情有强烈要求的矛盾心理，是静的场面，而巧妙地以红娘主唱，关联双方；第四本是全剧的顶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终于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达到胜利，《送别》《惊梦》完全是抒情；第五本是余波，以团圆结局。此本较为平弱，但也是必需的。董西厢已有此结局。非此，故事不完全。全剧结构谨严，引人入胜，无冗淡之处，胜于明代传奇，竟有一折不可少之感。

    三、《西厢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西厢记》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个剧本，从王实甫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西厢故事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爱好的。不过向来一般人爱读《西厢记》，因为它是写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王实甫的辞章华美而已。贾仲明吊王实甫云：“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金圣叹推王实甫《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而切去它的团圆结局，至草桥惊梦为止，对前四本也不少改窜。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传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的，归结成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厢记》不曾当作淫书，是他的进步，而是把它当作闲书，当作非现实的东西，是文人才子梦境的书！

    向来古典文学不少优秀的作品，伟大的创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正统派批评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诗经·国风》里面充满了健康的爱情诗，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诗。

    《西厢记》在旧社会，或被看作淫书，或被看作闲书。《西厢记》不是一部淫书，因为《西厢记》里面的爱情是真挚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是平等的，一对一的，爱情与婚姻是统一的。《西厢记》不是一部闲书，因为并不单是提供勾栏里面演出娱乐消遣的东西，这里面有血有泪，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如何地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喜剧效果。《西厢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文艺创作。《西厢记》有浪漫主义成分，因为莺莺的美貌多才，张生的才学和热烈追求，红娘这一个丫头角色，以及孙飞虎的包围普救寺，郑恒的触阶自杀等，都是不太寻常的。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人物性格都是真实典型，而情节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没有巧合和离奇古怪的部分。

    《西厢记》以才子佳人为主角，这是采取了前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元人杂剧的爱情剧，从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取材，男女主角以才子佳人为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爱情还没有被取为题材（直到明代小说），这是时代的限制。《西厢记》中有“才子佳人信有之”的曲文，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剧。因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越来越趋于公式化、概念化，而《西厢记》反映了生活真实，是追求人性解放，不庸俗的。事实上，爱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权，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发下一个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张生、莺莺的故事不过树立了一个斗争的典范而已。

    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的主题是爱情。爱情也是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题目。欧洲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十年战争为了男女爱情的争夺。中国《诗经》里面也多情诗。后来中国诗的发展，和民歌距离远，成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工具，因此在正统派的诗里面，充分反映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士大夫的生活。政治是重要的题材，大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很少写情诗。散文方面，尤其是古文，文以载道言志，很少写爱情的。古典文学在这方面显得贫乏，主要由于：（1）中国封建社会礼教严，男女接触很少，没有社交，没有交际；（2）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士大夫文学，作者没有爱情生活，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生活，就写不出东西来。俗文学，也是市民大众文学的戏曲、小说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非常之多。所谓言情之作，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是其中突出的。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来自人民大众，原始社会中就有情歌、舞蹈；《诗经·国风》、汉乐府的情歌都很健康；《楚辞》湘君、湘夫人的情歌，缥缈空灵，爱而不见，情志缠绵的；南朝乐府中的民歌，如《子夜歌》《懊侬曲》等，都以男女欢爱、诀别为内容，是天真的。而此时产生的宫体诗，不免有轻艳。唐宋小曲由妓女歌唱，都是言情之作。元代散曲有许多采自民歌，或由通俗文人所作为妓女歌唱，庸俗的也不少，色情、秽亵的部分也不免。狎客妓女的接触，缺乏精神上的恋爱，因此情歌就流于色情。所谓风流，原本是一个好名词，后来成为偷香窃玉的代名词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在旧礼教的统治下，青年男女没有公开社交的机会，爱情成为一种禁忌，婚姻不自由，必须服从礼教，或者是买卖式的，或者是掠夺式的婚姻，给女性以压迫和迫害。《西厢记》反对这些。老夫人是代表封建礼教的典型人物，把一个女儿“行监坐守”，提防拘系得紧，只怕她辱没了相府门第。莺莺处在精神牢狱里面。《西厢记》描写了在旧礼教压抑下的女性，如何地想挣脱这精神牢狱的枷锁。孙飞虎是想用暴力欺压女性、企图实行掠夺婚姻的反面人物。豪强掠夺，尤其在金元时代异族统治下，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西厢记》里的莺莺、张生、惠明是向掠夺、残暴的统治势力斗争的。老夫人在普救寺被围时，无可奈何，说要把莺莺许配给能退贼兵的人，但是孙飞虎退了，她又反悔起来：“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如何？”这是她的自私自利，不遵守信义，把婚姻当作一件买卖的事。事实上是她看不起张生，只看见他是一个穷秀才。张生和莺莺有了私情之后，经过红娘的说服，她才无可奈何地把婚姻许了，但是要张生上京去赴考，表现了庸俗的功名思想。

    在唐人传奇里有著名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托之于妓女和妖狐。名门闺秀，礼教森严，不能有爱情的举动，一般文人也是不敢写的。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是不平等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西厢记》却不同。莺莺不是妓女，不是妖狐，而是相国的女儿。作者更为大胆，更能达到反封建的效果。它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指出其软弱性，是可以动摇的。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俗名“拷红”。红娘对老夫人一段话，义正词严，又晓之以利害：“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兵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这是威胁而带恳求的话。

    红娘的机智、勇敢，救了张生、莺莺二人。红娘说服老夫人的话，是代表作者和观众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批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西厢记》的反礼教、反宗法社会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宋元社会，作为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是虚伪的儒家思想，即程朱理学思想，还有佛教的宗教势力。《西厢记》蔑视圣经贤传，看轻功名富贵，向儒家思想斗争。同时这个浪漫的男女偷情的行动，在一个佛寺里发生，把一座梵王宫，化作了武陵源，给佛教的统治势力以无情的讽刺。

    《西厢记》的艺术性：

    1. 故事情节的安排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长至二十一折，均为必需的情节，不支蔓冗沓。是一部建立纯粹爱情婚姻关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如《拜月亭》《牡丹亭》等长本的爱情为主题的剧本，加入别的题材太多，有不必要的杂乱的感情。

    2. 人物的刻画，赋予鲜明的形象及其真实性。人物的性格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发展的。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悲欢离合情节以吸引人。如《荆钗记》《春灯谜》《风筝误》等离奇变幻，故意造设。《西厢记》非在写事，而是写人，展示人物心理变化，极其成功。

    3. 辞章的华美。《西厢记》辞章美丽似“花间美人”。因为戏曲是歌剧，歌曲部分很重要。王实甫的文学修养高，语言有其特殊的风格，俏皮、诙谐、大方、泼辣、有变化，雅俗共赏。《西厢记》题材是美的，而王实甫又把辞章美化、理想化，而文笔又服从内容的要求，不追求辞藻的泛美，《西厢记》的美是天然的美，语言和人物性格是协调的。特别精彩的是《送别》一折。整部《西厢记》是一首长诗。《西厢记》是歌剧，也是诗剧。王实甫是戏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创作比之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高。

    《西厢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取材于唐人传奇，爱情为主题，一见倾心的爱情。莺莺的美貌、张生的痴情、普救寺的环境、孙飞虎抢亲的情节、中状元的团圆结局，整个故事好像一篇抒情诗歌，风格接近李白的风流、浪漫、豪放。是李白型，非杜甫型。王实甫的风格，非关汉卿的风格。当然《西厢记》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的。

    四、《西厢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西厢记》在戏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当时的演出详情不得而知，但它为人所爱读，它是早期的完整的长本剧作，影响到《牡丹亭》《红楼梦》，是作为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流传下来的。到了明代，李日华、陆采根据王西厢改编为南《西厢记》演出，一直流传到现在。弹词中也有《西厢记》唱本。曹雪芹《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黛玉与宝钗对《西厢记》的态度不同，显示出反抗派与正统派、性灵与道学的差异。《西厢记》是抒写性灵的自然的佳作，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它空前，但不绝后，《红楼梦》比它更进一步。《西厢记》的生命力是永久的。

    《西厢记》的缺点。《西厢记》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爱情，太细致。今天看来有不健康的成分，有某些色情的部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戏曲才子佳人题材的限制、市民趣味的限制的结果。今天地方戏、京剧中的《西厢记》已有不少改进。

    关于《西厢记》的版本，现在找不到元代刻本，然明代刻本很多。最早的有弘治本《西厢记》，有带图的，有附西厢诗词文的。中间当然会有改动，整理较好的有二种：暖红室翻刻本、王伯良校注《西厢记》。此外还有毛西河校注《西厢记》。现在的本子，比较好的是王季思校注《西厢记》。

    白朴与马致远

    一、白朴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1226——1312？），河北真定人（初本隩州人。隩州，金置，属河北东路，今山西河曲县）。约与关汉卿同时，为元剧前期作家之一。元剧四大家，一云关王马郑，一云关白马郑。马是马致远，白是白仁甫，郑是郑德辉。

    白朴之父白华为金哀宗时枢密院判官，军政大计，多出其手，亦时遭书生之妒，无所迁引（《金史·白华传》）。

    仁甫生于1226年。蒙古伐金，金主出奔河北时，仁甫七岁。赖元遗山挈以北渡，初居山东，数年后父子卜居滹阳。及长，博览群书。有文才，尤善词曲。仁甫中年以后南下，曾至岳阳，至建康（在公元1280年，即至元十七年庚辰，宋亡后一年，蒙古统一中国之第一年），时年五十五岁。六十六岁春游杭州西湖。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到扬州。暮年北返。1312年八十七岁，游顺天。此后无事迹可考。其生卒年应为1226——1312（？）。

    白朴在元朝似未曾仕，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明孙大雅《天籁集序》）。王国维《元戏曲家小传》云：“后以子贵，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

    著有《天籁集》二卷（词）及杂剧十六种，散曲见《阳春白雪》等。杂剧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裴少俊墙头马上》二种，以《梧桐雨》最为有名。

    《梧桐雨》为历史剧，写帝妃故事。剧取唐明皇、杨贵妃的一段为大众所熟悉的故事。取材于《长恨歌》《长恨歌传》，唐史及其他唐人笔记中材料（似未采《太真外传》），自己剪裁，演为此剧。此为后来洪昇《长生殿》所依据，有开创之功（当时还有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亦叙明皇、贵妃故事）。

    楔子叙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大败，失机将斩，被张守珪解送长安取圣旨。唐明皇赦了他，贵妃收为义子。明皇欲以为平章政事，为杨国忠所阻，遂任他为渔阳节度使。而安禄山与杨贵妃已有一段私情，所以他到渔阳后便练兵秣马，有反叛朝廷的意思。

    第一折，七夕乞巧。宫廷场面。唐明皇与杨贵妃对牛、女两星盟誓。（此从《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二句诗来。后为《长生殿》之《密誓》一出所本。）

    第二折，安禄山入寇。明皇与贵妃在御花园中小宴。贵妃吃着四川所进贡的鲜荔枝，登盘舞霓裳羽衣舞。李林甫奏禄山入寇。明皇慌急无计，遂决定幸蜀。（从《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二句来，为《长生殿》《舞盘》《惊变》二出所本。）

    第三折，入蜀途中至马嵬驿，士兵哗变。杀国忠，赐贵妃死。

    六军马践杨妃。（从《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二句来，为《长生殿》《埋玉》一出所本。）

    第四折，禄山乱平，明皇返京，在西宫中养老。思念杨妃，挂起真容，十分伤悼。睡梦中梦见杨妃，醒来依然寂寞，孤家寡人一个。听秋雨打梧桐，倍觉凄凉。此折意境与马致远《汉宫秋》末折“闻雁”相似，描写雨声最为美妙。（从《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句来，为《长生殿》《哭像》《雨梦》二出所本。）

    明皇、贵妃故事，为诗歌词曲的题材，是普遍的动听的。此剧以简短的四折，首尾完整，全剧均很精彩。论结构，有宫廷场面，有动乱场面，前热闹，后凄凉，都有戏情。其中惊变、埋玉剧情紧张，比之《汉宫秋》人物多些。论辞章的高雅活泼，不亚于《汉宫秋》。此剧揭露帝妃的淫乐生活与其悲剧的结果。末后一折抒情意味浓厚。作者同情于贵妃的死，明皇也作为正面人物。全剧仍以爱情为主题，而结合历史。但与《汉宫秋》相比，两剧效果不同。《汉宫秋》中昭君那样一个纯洁而被牺牲了的女性，值得歌颂而同情，因而汉元帝的闻雁一折，达到悲剧的效果。而《梧桐雨》首先点出了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把她丑化了。如此，贵妃便死不足惜，明皇哭妃也不能博得观众的同情。所以作为一个爱情悲剧是不完整的，这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同。写私情为《长生殿》作者洪昇所非，加以删削。《长生殿》后出，超过了白仁甫的剧作。白作在元剧中仍有一定的地位。

    《墙头马上》叙唐代裴行俭之子少俊与皇族小姐李千金的恋爱故事。两人墙头马上，四目相觑，各有眷心。约定幽会，为嬷嬷闯破。后来放他们私奔成亲。匿居于裴家花园七年，生下一双儿女。其后为父亲所发觉，逼令离弃，而留下其儿女。千金归家守节，少俊状元及第得官后接她回家，公婆也去赔罪，双方取得谅解。此也是写青年男女私行结合而遭受父亲压迫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新鲜有味。其中跳墙一节颇似《西厢记》，而此剧出于《西厢记》后。

    二、马致远

    马致远，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他大约与王实甫同时，务官是监酒税的官，非大官，亦非小吏。是高级知识分子，比之关、王两人，读书必更多。其作品文辞高雅。本人爱慕陶渊明，故号东篱，以隐士自命。大概做过一任官吏，即退隐家居，肆志词曲。所作散曲甚多，其《秋兴》散套脍炙人口。任讷辑为《东篱乐府》。《尧山堂外纪》录其《夜行船·秋思》一套，称为元人第一。又有《天净沙》小令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最为有名（或云此无名氏作）。他加入元贞书会，为一书会才人。元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云：“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元贞，元成宗年号（1295——1296），是大德之前一个年号。元贞大德年间，为元剧作家最兴盛时期。马致远既加入元贞书会，则生活在1300年左右，至1300年尚未卒也。亦是第13世纪的作家，卒年约在1320年左右。

    马氏有杂剧十四种，今存七种，而以《汉宫秋》为代表作。《太和正音谱》列元人作家以马致远为第一，评其词“如朝阳鸣凤”，言其不同凡响。又臧氏《元曲选》，首列《汉宫秋》。此剧亦为元剧的代表作。马致远剧作风格与关汉卿不同，是文人游戏之作，辞章极美，但现实性差。有浪漫主义风格，甚至颓废成分。其人有潇洒出尘之想，所作杂剧或为神仙故事，如《陈抟高卧》《黄粱梦》《三醉岳阳楼》《三度马丹阳》《误入桃源洞》是也；或为高人逸士故事，如《酒德颂》《踏雪寻梅》《孟浩然》是也。其富丽堂皇如《汉宫秋》，文人牢愁如《荐福碑》《青衫泪》，皆偶一为之，而便臻上品。

    《汉宫秋》是一历史剧，也以帝妃为题材。采取民间所流传的昭君故事，距离历史事实是很远的。王昭君，名嫱，实有其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女入选后宫。其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和亲的策略。事见《汉书》《元帝纪》及《匈奴列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又有之，而稍加渲染，谓同时出嫁匈奴者有宫女五人，而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云云。毛延寿者，见《西京杂记》。谓元帝以昭君故而斩画师数人，毛在内。亦小说也。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昭君常为乐府歌曲之题材，而琴曲、琵琶曲中皆有《昭君怨》。乐府有《昭君怨》。变文有《王昭君变文》。杜甫、王安石、欧阳修皆有咏昭君之诗。其家在湖北秭归（《后汉书》谓南郡人）。昭君与西施，皆为历史上美人之代表。

    马致远取此题材为剧，得普遍的爱好（关汉卿亦有《汉元帝哭昭君》一剧，今不传），他又加以很好的处理，有创造性的场面。此剧为末本戏，汉元帝主唱。

    在历史上王昭君是一宫女，赐给服从汉朝的南匈奴单于为妃，是和亲政策。昭君和元帝素来没有谋面，只有在遣嫁时召见过一次。剧本中的王昭君则是汉元帝妃。第一折写汉元帝在宫中月夜闻琵琶声，寻声而至昭君所居冷宫，一见惊其美貌，即与定情。这是一幕富丽堂皇的宫廷场面。第二折元帝正宠幸昭君，而匈奴入寇。此因画师毛延寿逃到匈奴，把美人图献于匈奴王，故使之来侵，指名要昭君和番。文臣武将，一筹莫展，劝元帝割爱。元帝大骂文武百官，但也无可奈何。昭君自愿和番。谓：“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请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为了国家大计，不能不行。帝妃两人，都难割舍。由于外力的压迫，拆散鸳鸯。第三折送别场面。此折歌曲最美，与《西厢记》送别折，可以并传。第四折汉元帝一人寂寞汉宫，梦见昭君，闻雁凄凉。昭君行至黑江头跳江自杀。匈奴愿意讲和，送奸人毛延寿来。元帝命将他斩首，以祭明妃。此折文辞亦佳，凄凉之至，与《梧桐雨》末折意境相仿。

    这是悲剧。以爱情结合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爱憎分明。虽是元帝主唱，但昭君形象比《梧桐雨》中的杨贵妃要完整、美好。昭君是被歌颂的人物，她农家出身，纯洁、贞烈，是有爱国思想的。红颜薄命，此为民间所热爱的人物。汉元帝亦非反面人物。一个风流天子，多情而无能，是悲剧中的人物。恩爱不终，是由于外患，也是被压迫的。他们的美满恩情，是被奸人谋害，暴力毁坏的。匈奴王，代表外力，但也还有良心。毛延寿为奸人，反面人物，最令人憎恨。文武百官则成为讽刺的对象。

    在汉朝，国力开张。汉元帝遣嫁宫女，是为了使南匈奴归顺朝廷之故，并无入寇之事。此剧虽取材历史，实为宋朝的朝廷政治写照。它是历史剧而有现实意义，它产生在元代，广大人民受蒙古贵族统治之时，暗中宣泄了爱国主义思想。剧作鞭挞毛延寿那种私通外国的小人，骂文武百官的无用，歌颂王昭君，同情汉元帝，思想性比《梧桐雨》高些。

    四折的结构安排都好，辞章也十分华丽。第一折境界华美，第三、四折愈来愈凄凉，富于感伤成分，反映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而人民在异族压迫下的悲哀的命运。代表宋元社会的时代特点，也代表了马致远的感伤情绪和消极思想。此剧可谓昭君故事在文艺作品的最高成就。

    《荐福碑》，在马致远剧本中称佳作。剧为知识分子命运之恶劣做有力的控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宋人原有此语。此故事原流传人口，非马氏所造作。原来的故事简单，只有范仲淹遇一寒饿书生，救济之，使其拓荐福寺碑，售于京师。纸墨已具，而一夕雷轰其碑。此剧更多曲折。说秀才张镐，是范仲淹之友，未遇，范给予三封书信，使投洛阳黄员外、黄州团练副使刘仕林、扬州太守宋公序。张镐投第一信，黄员外害急心疼而亡。至黄州，第二信尚未投，刘仕林病故，他把第三封信搁下不投了。宿于荐福寺中，寺僧收留他，劝其上京赴考，要拓颜真卿碑文以为路费。不料刚议此事，半夜雷轰寺碑。全剧主要情节如此。以后虽然遇到范仲淹，又得赴考，中了头名状元，但此剧基本上也是悲剧，结局是非现实的。剧中有不少精彩部分，可取的是作者为一般文人的命运多舛写照，发泄牢骚。剧中说“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讽刺当时现实，封建社会埋没真才。

    《青衫泪》取白居易《琵琶行》的题材，加以改造。叙此商妇原为长安名妓，名裴兴奴，与白居易原来相识。《琵琶行》明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剧却作为原来相识，且有感情。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裴兴奴被卖与浮梁茶客刘一郎为妻。第三折写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元稹，听到船上琵琶声，听出是裴兴奴的指拨。于是相会弹曲。裴兴奴乘茶商醉卧，跟了白乐天私逃：“我教他满船空载明月归。”此折最好，浔阳江头一段，辞章优美。末折奉旨成婚，使裴兴奴认出白居易一节，有幽默味。全剧情节尚为动人，文章亦优雅诙谐。是游戏之作，非现实的。

    《陈抟高卧》，第一折，陈抟在汴梁城竹桥边卖卜，有赵匡胤与其结拜之交郑恩同来卜卦。陈一见即识天机，此二人一为真命天子，一为五霸诸侯之命，一龙一虎。第二折，赵匡胤既即帝位，命使臣党继恩到西华山陈抟隐居处，请其出山。第三折，陈抟上朝，辞官。第四折，郑恩已封汝南王，奉御命带御酒十瓶，御膳一席，宫中美女十名，寅宾馆管待希夷先生（陈抟）。宫女歌舞劝酒，陈抟不理会，贪眠打盹。郑恩闭门而出。明日天明，郑恩复来，见陈抟披衣据床，秉烛待旦。遂奏明皇上，盖一道观，使陈抟住持，封为一品真人。

    此剧有可取处。如第三折上朝辞官，《滚绣球》曲云：“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裀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贫道呵]本居林下绝名利，自不合刬下山来惹是非。不如归去来兮。”又如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半生不识晓来霜，把五更寒打在老夫头上。笑他满朝朱紫贵，怎如我一枕黑甜乡。揭起那翠巍巍太华山光，这一幅绣帏帐。”有现实性，文笔亦佳，但有出世思想。

    《黄粱梦》系四人合作，李时中，曾经做过工部主事，加入元贞书会，他的地位与马致远不同。红字李二、花李郎则为教坊中人。此剧略取唐人《枕中记》故事，而改去人物。把吕翁点悟卢生的故事，改编为钟离权度吕洞宾的故事。大概是根据全真教中的传说的。梦中十八年，邯郸道客店中黄粱刚熟。

    《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等皆演道教故事，所谓神仙道化科。剧作思想性差，有消极出世思想，人生如梦，看破红尘，含宗教意味。神仙思想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混浊。宋末元初，不少人逃于黄冠。唯当时元代三僧四道，道教亦被利用做统治的工具，所以也很难说有进步意义。艺术性也并不高。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今通译为《鲁滨孙漂流记》。————编者注

    [2]“拍合”应为“迎合”。————编者注

    [3]著作郎，负责编修国史的官员。————编者注

    [4]圹，墓穴。————编者注

    [5]绋，古代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编者注

    [6]干宝，字令升。————编者注

    [7]“阶段”应为“阶级”。————编者注

    [8]即公元1948年。————编者注

    [9]北宋都城为开封，称为东京。后金人攻破开封城，改称为汴京。————编者注

    [10]朴刀杆棒，朴刀也叫博刀，杆棒也作赶棒，是两种武器。这两个说话小说类的分支主要是讲持刀弄棒的人物故事，故用两种武器名命名。————编者注

    [11]“变态”应为“变泰”，后同。————编者注

    [12]巾箱本，一种书型短小而方便携带的书册，可以装在巾箱中，故名。巾箱是古人用来装头巾的小箱。————编者注

    [13]宋椠本，指书的宋代刻本。椠本，用木板雕字印刷的图书。————编者注

    [14]钴，温器，指用于加温的容器，类似锅炉等。————编者注

    [15]指南宋抗击西夏、金朝的战争。————编者注

    [16]教授，宋代对私塾先生的尊称。————编者注

    [17]绍介，即介绍。近代以前常用“绍介”，之后使用越来越少，至五四运动时使用频率有所上升，今已不用。————编者注

    [18]即封建正统观念。————编者注

    [19]蝴蝶装，将纸上有字的一面对折，以中缝为准对齐所有书页并粘贴而成书的一种装订方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