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级，唯阶级统治乃可有强大之国权；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中国政治之趋于消极。正在其无力以事积极（非消极不可）。消极无为，盖所以善自韬养，保持其力。

    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的结果，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国家政府不必作事为好。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政治虽不必要，但教化则为必要；此所谓教化并不含有一个信仰，只是教人人向里用力。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如此，天子及代表天子之官与庶民之间，乃疏远而成一种无交涉状态，免得相碍、相冲突，而庶乎得较久之相安；真有所谓“无为而治”之概。（同前书八六——八七页）

    天下事每出于反面逼成，而不出于主观要求；若说是“无为而治”源于黄老哲学之理想，则误矣。

    由是可以晓得：此不要政治的政治，实源于其不像国家的国家————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此独非。中国古时创业之主有言：“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此盖谓不能以武力统治，而要必布德泽，兴教化。武力之用不来全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其理后详）；教化之所以必要，则伦理秩序有赖以维持。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请从两面分释之：

    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这问题比什么都迫切；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父子、婆媳、兄弟、夫妇等关系一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以及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种种都是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方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向外用，有了困难，要从外面去求解决。若对人则不然。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且尽我心；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也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

    二、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命运全在自求，则惟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虽君临天下的天子，曾也不能外乎此道（说已见前）。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果得如是，则各方伦理关系都好，各项事业又发达，便成了太平盛世。此其社会秩序，殆由社会自尔维持；无假于外力，而寄于各方面或各人之自力；是礼俗之效，而非法律之效；彰彰甚明。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于此正不可或少。

    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西洋之有识者，盖已多言之矣。（近二三十年，虽政治乱于上，而在下之乡村社会一样能过日子，不失秩序，是其一验。）

    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

    试求所谓教化、所谓礼俗、所谓自力，一一果何谓？则知三者内容，总皆在“人类理性”之一物。所谓自力，即理性之力。礼必本乎人 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的理性：是三者总不外理性一物贯乎其中。然理性又何谓乎？

    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的特点或长处在那里？我便回答：就在这里，就在能发挥人类的理性。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是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心理的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更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此其关键何在？以我所知，则为从早期的民族生活里就缺乏宗教，一直未有宗教成功。还有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理性伸展之一因；但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从缺乏宗教而来的。若问：中国缘何缺乏宗教？那我尚不敢说；但我知道：中国有了孔子以后，宗教便不会成功。

    人类文化每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其文化之统一、民族生命之开拓，每都有赖一个大宗教。宗教的衰败，只是较近的事情而已。其所以如此重要，殆为其有两种功用：一则人类文化浅的时候，社会关系亦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而分离涣散是很不好的；宗教于此则有其统摄团结的力量。一则社会生活总要赖一种秩序才得进行；但初民固难从理性得一秩序，抑且冲动太强，暋不畏死，亦难威之以刑；惟独宗教对他有统摄 驯服的力量。此两种功用，都从一个要点来，即借一个大的信仰目标来维系人心；所有人们在社会里的行为，其价值判断（是善是恶）皆以神、佛的教诫为准。但孔子在这里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dogmatic）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丧，最可见。）他尤不以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指点出义理来；并要你打破这些祸福、得丧念头，而发挥你本有的是非、好恶之心。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在欧洲多年，著有《儒家之合理主义》一书，他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国家权力等，并且也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多数等）当作一个理性的代名词用的时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超绝观念不合于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来中国人数千年好讲理之风。所谓“有理讲倒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什么也大不过理去”，从这些话看出他们的信念要求何等坚强！

    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中国儒书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思想。中国人理性由是而启，宗教乃不能入。在其他社会，两个宗教不能并容，在中国则两个宗教可以相安。常有人想把各家宗教调和沟通的。（如昔之沟合儒、释、道，近之混一佛、孔、道、耶、回。）他们每喜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的信理，间接的信教。但只是以反省与推理从正面开发理性还不足，儒家于此有其更大的贡献，是其礼乐运动。

    尝试分析：除自然灾害外，人类之自为祸者有二，曰愚蔽与强暴。此祸至今未已，而于古为烈。本可以说为祸于人类者，尚有一自私。但若真不愚蔽，也无自私；绝不强暴，虽自私也为祸小。总而言之，自私 之所以为祸，离不开愚蔽与强暴。让一步言之：文化既发达如今日，或者自私之为祸烈；古代人类文化未进，则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何以解此祸？只有开出人类的理性来。理性，一面是开明的————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强暴；故惟理性抬头，愚蔽与强暴可免。古时儒家澈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语见《礼记》），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的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虽后来“礼崩乐坏”，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进行，始终要靠礼俗。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居其文化之最重要部分。此即在西洋学者亦颇知道，例如孟德斯鸠《法意》（严几道先生译本）有云：

    支那之圣贤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响，曰惟吾国安且治而已。夫如是，故欲其民之相敬，知其身之倚于社会而交于国人者有不容己之义务也，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而起矣。是以其民虽在草泽州里之间，其所服习之仪容殆与居上位者无攸异也。因之，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惩忿窒欲，期戾气之常屏而莫由生。（原译本第十九卷十六章）

    （前略）而支那政家所为，尚不止此；彼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此其大道也，幼而学之，学于是也；壮而行之，行于是也。教之以一国之师儒，督之以一国之官宰，举 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使为上者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为极盛。（第十九卷十七章）

    儒家的礼乐运动，殊未得彻底成功（此其理另详）；然已成就了不小：一面是种下了中国人的和平根性，一面是扩大并延续民族生命到现在。中国人的和平，世界共知，罗素倾服尤至。他说：“世有不屑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则中国人是已。”又说：“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为最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耻于用暴而勇于服善的雅量，正是从礼俗陶养出来的理性。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中，和平好像不是一个优胜的条件。民族历史上很少见武功，而迭次为外族武力所征服，以及今日国际上的屈辱，大约都吃亏在此。然而武功虽不著，疆土却日辟，文化所被日广，竟成了世界少有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此民族生命的扩大果由何来？又，外族武力的征服虽不免，却结果外族总同化于我们；以远古独创的文化，维持着三四千年不断的历史，此其民族生命延续力之强韧，更属绝无仅有。其故又安在？无他，中国人尽可失败，理性则总要胜利的。此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的文化，任何人类遇着都像是寻到了自己的家，如水归壑，不求自至，尤其从理性来的“天下一家”的精神，不存狭隘的种族意识、国家意识，自一面说，也许是中国人失败的缘由，然而毕竟从这里不费力地融合进来许多外邦异族。因理性的伟大，而中国民族伟大；————然而皆礼俗之效也。

    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不靠强力而靠理性，已如上述。但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于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 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士人亦曰读书人。“读书明理”是中国一句老话；其“理”字正指理性。宇宙间的理，我们可以粗分为二：一种是情理；一种是物理。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得来，偏于客观。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智、理性二词，通常混用不甚分；这里虽分亦非截然二物。大抵理智要冷静才得尽其用，就必须屏抑一切感情；而理性则离好恶即无可见。近代西洋发达了理智，中国古人则发达了理性。无论中国书、外国书，书里面总是讲了许多理；但持中国古书以与近代西洋书相较，一则讲的多是情理（忠、恕、信、义等），一则讲的多是物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显然异趣。盖所谓中国古书，实以儒书为主，士人都奉孔、孟为师。若说一句“读书明理的人”，正是说理性发达的人。

    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道理只在眼前，匹夫匹妇能知能行；而讲求起来正复无穷无尽，圣人难说到家。士人主持教化，启发理性，无非在这上边说来说去。尤其是“孝、弟、勤、俭”，可说是维持中国社会秩序的四字真言。自由、平等，或也为理性中应有之义，然以不甚用他的原故，就很少说到。

    秩序为众所共守，理性高于一切，教化事业随以尊崇。在昔士人已见尊于社会；士人而为师（实行其代表理性之职分），更是最高不过。《礼记》上说：“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本来文武百官，皆要北面朝君，君则南面而王；然当他遇着他的师，却还要北面事师，而师则南面。盖师严而后道尊，理性不可屈于权势也。试表之如图：

    大概中国原来的理想，君就是师，所以说“作之君，作之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政就是正，“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必再说政教合一。但事实难如理想，则争着不要权势压倒理性才好。于是有士贵、王贵之辩（见《战国策》），而士人立志就要为“王者师”。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秩序还是君主统治的局面，士人则介于君主与众庶之间以为调节缓冲。仿佛如下图：

    其所以如此者，盖事实上君主权势之高是定然的，但实不可使他与民众直接见面；武力最好是备而不用。在君主一面说，他越用武力自己越不容易安稳；实不如施温情，兴教化，以理性示人。在民众一面说，所需要者原为勤俭的鼓励与情谊的敦笃。权势若能为他们调剂不平（例如限制土地兼并之类），则是很好的；但此颇不易，且恐有相反的结果（增加不平）。那末，权势还是收起来的好。此时唯有借重士人，一面常提醒规谏君主（说已见前），要他约束自己，薄赋敛，少兴作，而偃武修文；一面常教训老百姓要忠孝和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如是，就适合了双方的需要而缓和了他们的冲突。不然的话，君主发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起，造反也很容易。

    士人就是向这两面作工夫的。从这工夫究竟于理性开发条理到怎样，且不谈；然而中国人的消极、忍耐、相安性由此养成，武剧总少演了许多。集团生活不但缺乏，并且成了禁忌；个性聪明却得了不少发展机会。文化的创造走艺术天才的路子，而无科学积累之功。但于天下太 平之余，终免不了天下大乱（秩序破坏）。

    辛　周期的乱

    治世虽亦恒有，但终免不了乱；而且一治一乱像是周期循环的。此乱又何自而起？这就是“人心放肆”的那一句老话。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这在经验阅历多的老年人感觉得非常敏锐而清楚的。盖中国旧日所以为治之道，原在一种自反的精神，人人向里用力（说已见前）。放肆便是力向外用，悖乎治道，安得不乱？此放肆可于三方面见之：君主一面、士人一面、众庶一面。其所以流于放肆，殆有从乎事实所不得不然者。试分别言之：

    一、君主一面————凡创业之主，多半来自田间，知道民间疾苦；自己又很聪明，知道如何自处，如何处人，故能安众庶。及至传了几代下来，天资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女子之手，于外边的问题一切隔膜，甚至如晋惠帝问告歉岁者曰：“胡不食肉糜？”之类。这时虽有谏官、讲官，也无所用。昏淫暴虐，重刑恣杀，横征苛敛，一味向外用力，而不知自反。试检史乘，几乎成一定之例。

    二、众庶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众庶的子孙渐渐繁殖起来，人口加多；而生产技术无进步，生产不能增加（这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定的）；一遭天灾（这是农业社会所最怕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此时决不能再向里用力了；再向里用力，为生理所不许。若上面君主昏暴，官逼民反，下面有野心家煽动，则饥民变为流寇，殆也为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独君主、众庶到一定时候各要有问题发生。即在士人亦然，承平日久，爵禄弥觉可羡，熟软侧媚者日进，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士风士习浸浸偷敝，于君主不能谏诤，所谓教化也虚应故事。他们方贪慕于外，一心作官，不自检束，如何能尽其指点旁人向里用力的职分？验之历史，例不可逃。

    如前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者，至此乃君主、士人、众庶三面都落到向外用力，社会秩序自不能维持，天下大乱。大杀大砍一阵之后，皇帝就推倒了，人民也死伤无数。久之，大都都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人心厌乱。此时再有创业之主，出来收拾残局；隐居不仕之士，也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怀，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也已减少好多；那末，不久又可规复治道，天下太平。但承平日久又要乱。乱久又治，治久又乱；社会构造的效用这样一断一续，遂成为历史上周期的一治一乱。

    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分析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其中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而人生应付问题的态度也有三不同。其中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之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在人生第一问题下，当以第一态度应付之；在第二问题下，当以第二态度应付之。西洋近代文明，盖人类处于第一问题下，发挥第一态度，而创造出来的；而中国过去文明则为人类文化之早熟，于人生第一问题未得解决，遂发挥人生第二态度。此其故，盖以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来，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说已见前）。数千年聪明才力之用，在此（人的问题，向里的态度）而不在彼（物的问题，向外的态度）；文化之发育，社会秩序之形成，在此而不在彼，显然可见。然这里不免有两层牵掣：

    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人眼向前看，自是开初一步；及至转回向里用力，乃更大进了一层。反省、节 制、自己策勉，所需于心理上之努力者实甚大；而不反省、不节制、不自策勉，乃极易易，不成问题之事。

    一层是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也同时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参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一六六页。）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

    有此两层牵掣，于是就有两个结果：一是数千年的中国人生，时形其两相牵掣，而文化便有许多暧昧不明的地方，让人家看不清楚。一是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一治一乱交替而叠见。所以要想明白中国历史上周期的乱，还要如上为根本探究才行。（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