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崩溃中的中国社会

    ————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我们旧的社会组织，是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但自西洋风气输入，逐代以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伦理本位社会乃被破坏。本来西洋近代一切全是从个人主义开发出来（蒋百里先生译的《近世我之自觉史》可参看）。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曾说过：西洋人在近代才有了“我”的自觉；从“我”的自觉，开出一切皆以个人为本位，对外抗争，向外用力的风气。此风气传入中国，恰好使固有的掉转过来；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心重，义务念轻。从让变为争，从情谊的连锁变为各自离立，谦敬变为打倒，对于亲族不再讲什么和厚，敬长尊师的意味完全变了，父子、兄弟、朋友之间，都处不合适；————旧日风气，破坏得厉害。而尤要者，因政治上的变动，使社会风气的变化更大且速；如辛亥革命与十五年至十七年的北伐，都使社会风气有更大更快的变化。

    再则由于政治的变动，而有法律的改定，————把西洋权利本位的 法律搬入中国，此影响于社会者更大。如民法中规定女子有承继权之后，兄妹打官司的很多；再如都市中保护私人法益为职业的律师，专代私人争取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完全露出争取的意味，实为从前社会所绝不曾有。

    又，社会风气影响于政治，将忠君之义打消。中国人原来团体关系不发达，团体意识不明显，只承认团体的代表（领袖），认不清楚团体，所以只有领袖与众人之间的相互义务，而无团体与份子之间的相互义务。现在对团体代表的义务观念取消，团体更不易维持。此种影响，让许多人藉着对领袖没有服从尽忠的义务之意，而发生政治上许多变动（例如军队许多倒戈的事）。二三十年来，政局变幻无常，信义丝毫不存，到处都充满了机诈与粗暴。所以一般老先生常引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形容现在的政治状况说，“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实在很对。此种粗暴、抗争、尚机诈，讲策略的风气，让政治上常常不安稳，酿成连年的纷乱。

    此种社会风气的变化，在我看，固受种种影响，例如因经济的进步，社会实质起了变化，因而引起风俗习惯的变化等等；但其主要的直接有力的，还是因西洋潮流输入而引起来的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少数人思想的变化在先，而引起了社会一般风气的变化。此思想的变化又从中国士人讲理的风气而来。我最感觉到中国读书人的胸中顶没有成见，顶能奔赴理想。我常说：中国人的长处，是勇于服善，对外来风气的接受，比任何民族都快。换言之：中国人并不守旧，在维新上最肯出力；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奔赴理想最力。中国革命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

    在我所说的许多话里，好像对于中国社会之崩溃很表示可惜，对于模仿西洋人的向外用力不赞成；此外我补充一句，即：我承认新风气的输入，是由于中国士人勇于服善之心理所引进；他所以很快的接受新的道理者，是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换言之，他在开始不知道中国社会的 组织构造为伦理本位、义务关系，与西洋根本不同；只为奔赴理想而引进了西洋风气，后此的影响，为他们所不及料。当初他们的心，是很纯洁的，只因缺乏考虑，很快的就接受了西洋的文化，此即中国社会破坏的开端。以开端如此，从可知其对于新的组织构造，也将不达成功不止；对于日后社会改造，将不达理想不止。这是一层。

    再一层：前面曾说，自西洋近代风气输入，让中国社会有两个方向矛盾冲突而破坏益烈。但尚不止此。更有乱上加乱的是：现在又进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因西洋此刻已走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前天（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大公报》载有英国政治家路易·乔治的话，他很叹息今人已一反古人之所为：古人爱自由，喜放任；今人则处处持干涉主义，讲统制，以团体为重，个人为轻，将古人所要求的一概摒弃。他所称古人，盖即指近代西洋人而言。中国先输入西洋近代的风气，已是闹不清而乱了；再来一个反近代的风气，更是乱上加乱！中国人今日已陷于完全没路走；这样，那样，怎样也不对，左右不合适。此刻中国社会，有两大自己矛盾之点，我们可以分两段去说：

    第一，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然而近几十年来，自外输入者，恰与其所需要者相矛盾————根据个人主义而来的分离自由的风气固无论；即后此而来共产主义，也是专讲斗争，分离反抗，适与要求团结的趋向相反。譬如，结合团体是分子对团体的一种“向心力”，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正在此；而西洋潮流过来，反增加了我们的“离心力”，这岂非矛盾！本来中国人此刻不能不想法往团体里去，以应付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输入的都是反团体的风气，因而使中国人一时倾向要团体，一时又倾向反团体，矛盾冲突，方向乃无由定。

    第二，大家都说中国以前是专制，直到现在，专制的余习尚深，那末我们就要矫正专制了。要想矫正专制，便要政权公开。其相联的一面，就是对个人的尊重————西洋近代社会，个人自由的建立，生命财产 的有保障，都是很可爱的。不似中国对个人可以任意拘禁，对财产可以随便捐派，枪毙人也不算事。至于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更说不到。这种专制余习的矫正，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都是我们所急于要求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又输入一种（反近代的）理论，就是：不讲专制，却大讲专政，不说专制而说统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个人的习惯尚未养成的中国，又大讲无限制的干涉主义，尊重个人的话又不时兴了；这实是一大矛盾！

    由于上述的两种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左一条理，右一条理，不但理与理矛盾，还有理与事的矛盾。理与事之不合，其例甚多，说起来也饶有趣味。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子弟与家庭的冲突。原来伦理本位的组织，尚未崩溃干净，财产仍属于家庭，子弟仍须受家庭保护。而子弟之在家庭，一方面根据新道理，不让家庭干涉他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又根据旧道理，要求家庭供给；这种理与事的矛盾，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再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主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现在的中国人，各人有各人的理，譬如，我站在伦理本位上讲理，你站在西洋近代思想上讲理，他又站在反西洋近代的潮流上讲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甚至于一个人可以讲三种道理，其实左右都没理。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为父者不知应如何为父，为子者不知应如何为子，为婆为媳者，不知应如何为婆为媳，在学校里先生也不好当，学生也不好当（学校常闹风潮即以此）；因而家 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因为如果大家都讲一个理，就不易起冲突；理太多了，则难免争论不合而相怪。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变乱相寻，讫不得安定。以中国此刻的乱，与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之乱不同也。历史上的乱，社会虽乱，各人之是非心则一，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因为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有一条理可讲，所以卒能规复旧辙。而现在想规复以前的治道，则绝不可得。在这左右来回的矛盾中，非有真正高明的眼光，深彻的认识，对中国伦理本位的道理有了解，能承认；对西洋近代的思想有了解，能承认；对反西洋近代的潮流有了解，能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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