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1913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 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 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1924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 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1929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有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1929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 经常发生磨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请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1930年10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 很是高兴。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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