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

    今天要同大家谈的，是“我们的两大难处”。原来我本拟为“两大苦处”，后来又改成“两大难处”。无论苦也罢，难也罢，反正是不好受的意思。所谓“我们的两大难处”是什么呢？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 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底下我解释这两句话：

    头一点————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这是一个矛盾。旁处的乡村工作，也许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在作一方面的或一项的改良工作、建设工作。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是枝枝节节的工作。他们本来不说社会改造，这便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说要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一点好事。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为什么呢？如果你（我们自己）承认现在的政权是一个革命政权，你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也就是他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那末，就用不着你再作什么社会改造运动了！你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他（现政权）改造不了。他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他，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他底下活动；那 末，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你不但在他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他，这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照例，政府和社会比较；政府最代表那惰性、不进步性的；而大凡新的潮流、新的运动、新的创造，都是从社会发生的。除非他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那个政权只代表惰性，不进步性的。比如苏俄共产党政府，那是一个革命政权；他所代表的是新的潮流、新的势力，他能够创造，能够完成革命。然而照一般的政权说，皆所未能。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求社会大改造，而实际上靠现政权作事，这是一个大矛盾！这个矛盾，以现在乡村工作的趋势看，像是更要加重的样子。在此刻，长江一带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讨论得非常热闹。这个名词，实不大妥当，可是他们都很喜欢用。究其所谓“政教合一”者，说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一面借行政上强制的力量办教育。尤其是办民众教育；一面拿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夫，来推行政府所要推行的各项新政。他们觉得办民众教育没有政府的力量为后盾，很难办，故要求政治力量来帮助；同时又感觉到，新政之推行不用教育的工夫，也很难推行得好，所以需要借重教育。这样一个内容，用“政教合一”这样一个名词；在南方闹得很热闹，大家很喜欢讨论，也有许多地方正在实验，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乡村工作果真变成这样，那还有什么社会改造可谈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个话，差不多是一个事实。在无锡我们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乃至去年在定县的一届年会，都可以看出其间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放宽点说：即令有，为数也太少；最多的，还是教育界的人。其他如农业家、公共卫生家，这样的技术人才倒有；政府的人也很不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有人出席；可是从乡村来的，代表农民的，真是凤毛麟角。即此可见乡村之不动。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 以外的人瞎嚷嚷，不但如此，我们试以乡村工作的几个重要的地方说：头一个定县平教会，在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即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也不敢担保。自然也有一些人觉得研究院，多少还没有劣迹，仿佛在这里也还不错，县长也很不坏，不走也好。顶多如此。或者他简直不表示，仿佛无成见，走也不留，不走也可以。真正的老乡，恐怕就是这个态度的。这个就足见你运动你的，与他无关，他并没动。此种现象，可以反证出我们是未能与乡村打成一片；让他知道我们是为他，而造成一种不可分离的形势。邹平定县是如此，河南镇平内乡一带也许比我们强一点；因为他确是地方人（彭禹廷先生等）自己起来的，真替乡村解除了不少痛苦。削平匪患，即其大而易见者。就是苛捐杂税，头几年他们也有办法抗不交纳。那里真有乡村自救自卫的样子。想像着他对于农民，大概比我们融和，可是有两点要注意的：一则像这样的例太少；而且我们也看不出乡村工作有按镇平这方式开展的趋势。再则，严格的讲，在镇平究竟乡下人动起来没有，也很难说；其地方领袖虽然很替乡村打算了，而到底同乡村融成一片没有，也很难保。从这些情形看，这又是一个大的矛盾！如果乡下人不动，那末，我们乡村运动算怎么一回事呢？这样能发生大力量吗？不能的！我们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乡村的要求，不能发动乡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

    总之，我所提出的这两大问题，也可算是两大矛盾、两大危机。如果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人当初就是作假，并不是真想干社会改造；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人的，则也无所谓危机；乡村不动就不动，你不动也碍不了我还照旧工作。可是你心里要不是假的，还当个真要求，那就真是危机了。你所苦心焦思地在那里干的，照这样下去，明明做不到，非失败不可的；这不是危机吗？可是现在我们不说是矛盾，也不说是危机，而只轻轻地说是两大难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还不承认它是两大矛盾，不看它为两大危机。我再三想，左右想，想了半天，只好说是两大难处。底下我要解释这是两个难处；而不是矛盾，不是危机；我对前途还是乐观，不认为要失败。这个解释，也就是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到底你能不能够从改造政治而完成社会改造呢？再一个问题是：你到底能不能代表乡村的利益，代表农民的要求，让乡下人动起来跟着你走，发生大力量而转移大局呢？

    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不过举其大者而言之；其实不止此。仔细分析起来，我们的矛盾、危机很多很多；细心一点的人都会看出。例如乡村运动者，自己不能合为一个力量；各有其来历背景，各有其意见主张。那末，期望它来改造社会又如何能行？因为没有一定的方针要求，就不成功一个大力量。这个问题也很不小，连前两个问题合起来，也可说我们的三大问题。此三大问题排列出来就是：

    一、与政府应分而不分；

    二、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

    三、彼此也不能合而为一。

    乍看去，三大问题有一于此，乡村运动便不会成功；何况三者具备？可是我不是这样看法，我只说是我们无法避免的难处；而此一切难处均有其所从来。在这里尚不见其是我们的矛盾，尚不能断定我们的前途！在我看，我们一切的难处，是从三层来的：

    第一层，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的；

    第二层，乡村运动之起，在社会旧秩序被推翻以后；

    第三层，中国旧日社会散漫流动，缺乏阶级，现在则更加混乱失序，依然不成阶级。

    上列三大问题都是从这三层来的。这三层都是早经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讲过的意思。凡是于从前所讲能体会在心，则此刻稍加指点，不难明白。

    第一层，“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必须认清的。此点认清，则知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也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民族对外的意思虽然常常有，而工夫到底还在如何自救。因此像外国那样革命斗争的阵势，非常缺乏，分不清楚。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实。我们常常处于这囫囵整个的问题之下 （说民族、说文化，均见其为囫囵整个的），是最不好办 。所谓难处，大半就难在这里了。这是一点。又因其为“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对内的问题小，所需的破坏工夫就小，而主要的在有所培养进步。换一句话说，全需要建设工夫和教育工夫。而这种工夫和有所破坏推翻正相反；那是自下而上，这是自上而下 。中国的革命，大多数老百姓是被动。自过去的变法维新、两次革命，以至今日乡村运动，均不免自上而下。许多难处，由此而生。这是一点。凡事要破坏容易，要生长进步则是快不来的。这能慢不能快， 也是我们工作上发生困难的由来。这又是一点。

    第二层，“乡村建设运动之起，在社会旧秩序被推翻以后”；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多少还有点自下往上的样子。现在连这一点也没有，则阵线更不明。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多少还需要破坏工夫， 现在唯有建设工夫、教育工夫，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更是能慢不能快的。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就难办了。

    第三层，“中国旧日社会散漫流动，缺乏阶级，现在则更加混乱失序，依然不成阶级”。这就是在此社会中，没有两面不可躲闪的冲突，同时也没有相联一致的势力。谁与谁都不是仇敌，可是谁与谁也不是一家。如此，则上下依违，友敌分合之际，自不能不有许多难处了。（以上三层，总起来只是一回事）。

    试根据以上三层，来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所以与政府当分而不分的，实为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不以某阶级为背景，而是民族文化的改造。我们固然自负是革命的，政府也未尝不革命。今日的政府，不正是革命党的政府吗？他们不早曾做过激烈的农民运动吗！不过落到今日，你说他还能完成革命则不配；你说他妨碍革命，那也不然。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 。这就是因为不是社会内部问题，缺乏阶级背景，所以空间上的彼此对立不显著。而因为问题是外来的，外面世界变化很快，问题自身一时一时演变不同，则虽同一党派对于问题的反应自也不能同。请看孙中山先生一手领导的革命团体，前后四十年变化多少次。即以最近的国民党而说，北伐前和北伐后简直判若两党。说他们在当初就非革命的或假革命的，那是冤屈他；说他至今还能担负革命任务而完成中国革命，那也是过奖他。假若是社会内部的阶级革命，断不会如此。唯其是从外引发的囫囵整个问题，势必一时有一时的反应，谁也不能看得很远。现操政权的国民党，好像已经完了其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一段使命。今后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工作，要靠乡村运动，而他能从旁协助，即为最善的尽力。此其所以然，分析下来有三点：

    第一点，现在的政府，我们简直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我不否认它想干好事，但它自身已无方针 。大约世界上的好法子，它都想要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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