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庸讲儒学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则这个民族便无法存在和延续。中国民族，两千多年以来，虽然经过许多文化上的变迁，但大体上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所以，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

    儒家的根本精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仁”。《说文解字》说：“仁，相人偶也。从二人。”[1]这个字在西周和春秋初年，还没人特别提出来当作为学做人的标目。到了孔子，才提出来教弟子。所以《论语》一部书里，弟子问仁的话特别多，孔子许多不同的答话，对仁的义蕴，也发挥得最透彻。仁就是孔子的全人格，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民族共同的蕲向，也便是这仁的实践。

    《论语》里记孔子论仁的话，最简单扼要的莫如答颜渊的一句：“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去一己之私，复礼就是恢复天理之公。因为人性本善，人格本全，只为一己的私欲所蔽，陷于偏小而不自知，便有许多恶行出现。有志好学之士，欲求恢复此本有之仁，便须时时刻刻做克己复礼的功夫。及至己私克尽，天理流行，自己的本然，也就是人心之所同然，自己的全体大用，也就是宇宙的全体大用。则天下不期同而自同，不期合而自合，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但这为仁的功夫，只在日常的视听言动之中，并非在生活之外，别有所事。所以颜渊请问其目，孔子答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闲邪存诚”，是克己的根本功夫；学而时习之，也便是实习此事。到了大段纯熟绵密，便可以“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于君子的境界了。颜渊在孔门是最纯粹的，所以孔子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实颜渊的得力处，只是让一息不懈地做收敛向里的功夫。这才真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了。

    克己的功夫，第一在寡欲，《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说得最亲切。因为一切的欲，都是由躯壳起念。心为物累，便会沾滞私小，计较打量，患得患失，无所不至，毁坏了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德。所以孔子批评申枨，说：“枨也欲，焉得刚？”又说：“刚毅木讷近仁。”盖不为物累，便能洒脱摆落，活泼新鲜，使生命成为天理之流行，与宇宙同其悠久。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能克去外诱之私，便能深根宁极，卓尔有立，所以木有似于仁。孔子称赞颜渊，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心不外驰，自然有此气象。孔子和左丘明都是讨厌“巧言令色足恭”的，就因为他“鲜仁”，所以仁者必讷。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曰：“其言也，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因为仁是由力行得来的，所谓先难而后获，所以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到此才知一切言语，都是浮华了。

    克己的最后境界是无我。《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揣量，必是武断，固是固执，都是意识所行境界中的妄念，因为私欲作主，便尔执持不舍，攀缘转深，把一个活泼无碍的生命，弄得触处成障，而其总根源都由于有我。因为我是因人而有的，人我对立，便是自己浑全之体的割裂，缩小，割裂缩小，便是不仁。所以克己不但要克去外诱之私，而且要克去意念的妄执；不但要克去意念的妄执，而且要克去人我共起的分别见。到了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大用现前，人我双泯，体用不二，天理流行，这才真是复礼，真是得仁了。

    孟子教人在怵惕恻隐之发见处识仁，因为仁以感为体，他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寂然不动便是静虚，感而遂通便是动直。内外无隔，有感斯应，如水就下，如箭在弦，所以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敏。静虚之极至于无我，则死生得失不介于怀。动直之极至于自他不二，则不达于得仁不止。所以君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极从容自然的事。到此境界，只有内省不疚，是唯一大事，此外都无忧惧，心境自然坦荡平愉了。

    无忧无惧，便是知命乐天，孔、颜乐处在此。到此境界，岂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无人而不自得，圣人之从容中道盖如此。然究其极，亦只是做到了尽心率性，并非于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极高明亦不过道中庸而已。

    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来涵濡于这精神之中，养成了一种大国民的风度。那便是寡欲知足、自强不息、爱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全靠了这一副哲人精神为其自信力。发扬这一种精神，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责任，应该当仁不让的。

    周礼与鲁礼

    我们平常读《论语》，常常见到孔子对于周公是非常地赞美。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什么孔子要盛赞周朝呢？因为周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理想。中国的文化，自夏以来，一向是以农业为根据的，大禹会治水，便是一个说明。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朝的文化，是以农业为主的。殷朝的文化，特点是工商业，所以现在一般人，还称经商的人为“商人”。不过到了商的末叶，农业也很发达。周本来不是农业民族，但到了周变为农业民族。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一个民族，从游牧变为农业民族，这实在是文化上一大进步。中国自周起，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这对以后文化的发展有莫大的贡献。大概说来，凡是农业社会，其特点有四：（1）地址固定；（2）有家庭组织；（3）有宗法制度；（4）实行封建制度。

    政治方面，自君主以至诸侯，多为血统关系。社会组织的伦理，便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有人曾把西洋的封建制度，来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的社会，大体上说，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家庭亦然。所以中国的社会，不能以法治，只可以礼治。因为这种制度，系建立在人与人的情感之上的。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不同便在于此，维系中国社会的，并不是法，而是礼。周代的社会组织，是以此为根据的。根据这一点，便将一切制度，建立在宗法伦礼的“礼”上。我们知道，周代的婚礼，是非常隆重的，说中国不重视女权，从过去看，实属不然。例如男子当娶，必须到女家亲迎，并且还要替女子赶车，这些都是尊重女子的表征。现在也有人说，这是掠夺婚姻的遗迹。倘若论周朝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能熔各代文化于一炉，给予新的意识。这是周的特点。而且礼乐相联，造成一个统整的社会制度，这实在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便是奠定以后各代文化的基础。直到周东迁以后，周朝文化的熔合性的光辉，才逐渐减退。其中只有鲁国，尚能保持周代文化的整体。周以后，鲁人保留周代文化为最多。春秋以后，人们仰周之余威，便视鲁为具体而微的“周朝”。故后人常以周公和孔子相提并论，实因孔子与周，有文化上的共鸣的缘故。

    周朝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从重礼义一变而为重利害。这个时候，人的本性，日趋于下。孔子当日看到此种情形，甚为担忧。因为当时的社会，存在三大危机：（1）统一的政权崩溃；（2）国内社会组织的混乱；（3）文化的变化和变质。

    孔子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而谋安定，是因为过去周礼所表现的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此后即变为反常的发展。那么，人的精神上的礼法，便要从动摇而至于崩溃。这种情形在孔子时代极为显著，这便是孔子急于作《春秋》的动机[2]，以为文化既已逆转，则人类将恢复到历史兽性的时代。为了扭转此种丑恶现象，唯有恢复周朝的礼乐。但这不过是一个理想。因之退一步主张恢复人性，认为人性可以恢复，则天下尚有可救，所以孔子晚年的思想，多从哲学上发展，尤以读《易》为主。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年研究哲学，启发人性，即以“仁”为中心。到了孟子，主性善，不唯把孔子的哲学发扬光大，而且除“仁”字之外，更加“义”字，便成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学，于是中国文化从“礼乐”而为“仁义”了。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学在官守时，提倡礼乐尚有依据；学在私门时，既无以兴礼乐，则唯有讲“仁义”而已矣。这便是由周公到孔子的这一段变迁。

    孔子与颜渊

    孔子是最不容易讲的伟大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及中国文化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历代人对孔子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反对孔子也由来很久，在《庄子》《墨子》书里，就有反对孔子的学说。一个伟大的哲人，看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认识也就不同。比如讲孔子就可以有：（1）孔子与周公；（2）孔子与颜渊；（3）孔子与孟子；（4）老子与孔子。四种讲法，我取第（2）种。

    宋人程、朱，喜欢谈“寻孔颜乐处”。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宋朝以后的人，喜欢将孔、颜连在一齐来讲，这是很可注意的。

    孔子一生的志愿，是使周公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非常重视鲁国。他全部学问的中心问题，注重在礼。我们只要读《礼记》的《曲礼》《檀弓》，便可见礼的条目很繁琐，尤其是丧礼，墨子就是反对孔子的礼。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是说礼的繁琐。孔子处在当时的环境里，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便想用一种教育方法，实现政治的理想。孔子在六十岁以前，是从事政治，注意教育，六十岁以后，整个献身在教育事业上。弟子三千，成名就有七十二贤。在弟子中，只有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其他弟子不如颜渊那样被孔子赞叹不已，所以孔、颜合看，是很能得到真相的。

    我们上次讲周代文化，同农业自然是非常地接近。就好似工业文化同机器是接近的。农民终日在田里，人与自然来比，自然太伟大，人太渺小了，所以人没有力量同自然争衡。中国人靠天吃饭的观念便来于此。愈觉得自然伟大，愈觉得个人渺小，这样就产生宗教，宗教观念再演变，就成为后来的哲学。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产生的，照道家的思想来看，自己既然渺小，就该一事不做，任天而行，这样自然就是我，我就是自然，自然与我合而为一。儒家则不然，是扩大自己的人格以求同天，而《易经》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使是孔、颜的共同点。

    庄子对孔子批评得最厉害，他也是反对孔子最激烈的人物，另一面却赞美颜渊，庄子在《人间世》讲颜渊的心斋那一段文字，非常重要。在这里，孔、颜同天的精神，又是道家所承认的。

    先讲孔子。要认识孔子，应该由历史着手。那时，国际变迁非常激烈，孔子便生在这恶劣的社会环境里。他不是鲁国人，他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氏。以我的推算，他是从宋国迁到鲁国，不过已有七十多年。只要读《礼记》的《檀弓》就知道孔子对宋国的感情比鲁国还深。孔子一直到死也没有忘却他是殷人之后，却微服而过故乡，因为他的观念同当时人不同。孔子着眼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他最高的理想是“仁”，在《论语》里，孔子对“仁”发挥的意义最多。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早年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四十岁开始收弟子，曾和鲁昭公到齐国避难；五十岁时，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后做到司空，再升为大司寇，有夹谷之会摄相事。孔子在政治上、外交上成绩是卓越的。又派子路为季孙氏家臣，隳三都，借此削弱三家的力量。鲁定公对孔子言听计从，其后齐人归女乐，孔子便周游列国。在卫国住得最久，因为卫国保存着周文化，在礼乐方面的收获很大。陈国是很小的国家，但接近楚文化，孔子到陈后，又想到晋国而未成。他的旅行可以说是文化的考察。由五十岁一直到六十岁都是在外边游历，回国以后，七十三岁卒于家。《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最主要的著述，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欲明孔子各方面的成就，非细心研究《论语》不可。

    在《论语》里，有一段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道理精深博大，不容易讲，他给我们清清楚楚的启示：做学问的功夫，要自己向内，才能有所成就，不应向外驰求。在孔门弟子中，能拳拳服膺于“仁”的只有一个颜渊，他只管自己教育自己，充实自己。孔子赞扬他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失。”另一个弟子子张，他的精神是向外发展的。曾子这样批评他：“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仁矣。”孔门的教育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呢？即是立于礼。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即是判别事物的力量，已经通透于事理，无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知天命即宋儒所谓“见性”。“六十而耳顺”，朱注谓：“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种境界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亦礼也。这种境界很高，很不容易达到。圣人达到了这种境界，人的生活同自然合而为一，到了这种境界，时间与空间都没有了。圣人的生命，虽然不能永远存世，而大地一日不绝灭，圣人之道就永存于世。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你一天得道，就是你一天没有死。同宇宙一样地不会消灭，这种最高境界，不是渺小、自私的人所能达到的。可见圣学之不容易学，就在于此。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只有好学。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终日不息的好学精神。

    宋儒训学为效，王阳明则训为觉，程朱、陆王的异同就在于此。朱子一生的学问，就是在格物穷理，即“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孔子好学，没有一分钟、一秒钟的放掉，这便是自强不息。不息的意义是自然宇宙本来具有，生命流行本来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停息的。譬如电灯片刻性熄灭，我们就感觉不方便。人的身体也是片刻不停息，人应该这样教育自己，假如以为力量不够就不努力向学，这便是生命的哀息。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克服自己的懒情，发愤自强自立，这样就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功夫。孔子不许人有一秒钟的偷懒，在孔子眼中不允许有丝毫的夹带，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要透明、透亮，没有一分隐藏。在孔子弟子中，也只有颜渊深知孔子的伟大，师生彼此心心相印，最为默契。有一天，颜渊感慨地叹了一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颜渊赞扬孔子的话，很不好懂。按照文意的次序，应该分为三段来讲————

    第一段：“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第二段：“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第三段：“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深知每个弟子的程度，因材施教，慢慢地引导上路。弟子在未做学问之先，心量并不开阔，故先教以博之。这里的“文”是指“六艺”，教人最先尽量去博学，在博学方面已做过功夫，再继续做的功夫。就是把所学的消化，变成自己的能力，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孔子全部学问，只有颜渊懂得最透彻，也只有颜渊身体力行，颜渊会用功，愈用功而愈知道孔子的哲理是圆的，上下四方都照顾得到。他的学问是绝对的，也就是博大精深，丝毫不能苟且。颜渊日夜不息地用功，也没有达到孔子的境界，可是他的学问真有所得。真正会用功的人，才能体会到颜渊说的道理。他这一段话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立体的观念是向上的。孔子是这样赞叹他的：“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对颜渊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真正认识颜渊，也只有颜渊真正认识孔子，宋儒程朱理学家喜谈“寻孔颜之乐”，就在这种师弟[3]契合的地方。

    一个富人，他没有人生乐趣，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坐的豪华汽车，仍终日怅怅不乐，因为他的乐是向外的。真正懂得乐的人，要深刻了解生命是不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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