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性与养 〔3〕

    世界上没有两个婴儿是一样的，即一切婴儿是彼此不同的，而任何婴儿相肖它本身父母的机会与程度，总要比相肖别家父母的机会与程度大些。这一类的基本的事实的发见是很容易的，初不待我们对于人类的天性有什么深刻的了解。

    这一类的观察虽然简单，全部优生的科学却就建筑在它们上面，就从它们推论出来；因为，假如每一世代之中，各式各样的父母都产生子女，都把子女教养成人，而各家子女在数量上的分配大有不齐，则下一世代的人口的成分和上一世代的势必有些不同。

    从这一点作进一步的推论，可知一个民族的品性，在短短的数百年之内，也可以发生很显著的变迁。

    一家之中，子女品性的不同，不必等到生育以后，成为婴儿，才看得出来；即在胎期以内，它们的活动便不一样，怀胎次数较多的母亲，类能感觉得到而加以辨别。及婴儿发育而为幼童，而能接受有系统的测验，则此种差别便有方法量算，并且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

    不过对于一个寻常家庭的父母，更容易辨别的是自己的子女在出世后所表现的种种差异。他们是在同一个家庭环境里养育出来的。这种环境，对于任何两个姊妹弟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做父母的大都知道，一家兄弟姊妹在形貌、才能、与成就上的种种差别，决不能从这种家庭环境的不同里，找到一个充分的解释。换言之，其间必有别的更基本的因缘在。好比一个子女的身心两方面的发育，他们也大都知道，无论你花费上多少教育或训练的功夫，其结果也自有一个限度。换言之，这其间也必有别的更基本的因缘在。

    就体格的品性而论，一般人大都承认一个儿童以至于一个成人的结构是由于先天的气质的推演。一个西洋婴儿的眼珠，有初生的时候是蓝色的，过了三五个月却变成棕色，假定父母的眼珠是棕色的话，大家也就视为当然，不以为怪。他们对于它的先天的气质，决不会发生疑问，更不会进而提出什么解释来，认为睛色的由蓝转棕，是由于摇篮环境的如何如何特殊，如何如何有利。总而言之，他们大都承认在儿童发育的过程中，各个品性的成熟而表现是有迟早的，一到成熟的境界它们自然而然的会表现；满了多少的月份，牙齿自然会透露；青年期过后，身材的高矮，骨骼的大小，也自然会完成，也许是高大的，因为家世一向是高大的；也许到了相当年龄，头发有一块要秃起来，因为在这个岁数，上一辈也表现过这个品性。

    体格品性的问题比较简单，但智能的品性要复杂些了。一样的发育，一样的有先天气质的关系，一样的有成熟与表现的迟早，但因为它们比较的抽象，有时候不容易明白的指认。因此，我们就值得用更精细的方法加以探讨。

    一九二八年，美国心理学者勃克斯（Barbara S. Burks）在加利福尼亚州做过一个研究。从上文讲的立场看，这研究是最有价值的。勃氏的对象是二〇〇个养子，就是人家抱养的子女，其中有出生后即经人抱养的，有的在周岁以内经人抱养的，平均抱养的年龄是三个月，至于抱入的家庭，就种族论，全都是白种人，就语言论，全都说英国话。在研究的时候，这些养子的年龄最小的是五岁，最大的是十四岁。为比较与对照起见，她又找了一百个自己有子女的家庭，或一百对自己生育子女的父母。自养的子女和本生父母是有遗传的关系的，而抱养的子女和义父母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但就后天的家庭环境论，则双方没有这种显然的分别，因此就可以作对照的研究了。

    换言之，假定智力的产生是由于三种后天的因素的协力活动，一是训练，二是父母的榜样，三是良好的环境，则只要家庭的情况一样的良好，同一年龄的养子在智力上对于义父母的相肖的程度，应当和自养子女对于本生父母的相肖程度完全可以相比。

    不过勃氏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她的对照的研究发见智力的所由产生，或两个子女间智力的所以不同，最大的因素还是遗传，假定一切因素合起来占一〇〇分的话，遗传要占到百分中的七五以至于八〇。

    家庭环境自然也有分，勃氏以为大约只占到百分之一七。但这也不算太少，我们认为不生子女或不抱养子女则已，否则我们应当替它们安排下一个最良好的家庭环境。不过若说只须改进家庭环境，遗传的智力便可以发生很大的修正或提高，那显然又是一个缘木求鱼的奢望。这一点勃氏在她的分析里说得很清楚 〔4〕 。事实上，做父母的人从自身的经验里也早就得到过同样的结论。

    家庭环境，比起遗传来，虽属次要，比起学校环境来，却又重要得多。至少就心理测验中儿童所表示的智力而论，我们可以说这句话。另一位美国的教育心理学者海尔曼（J. D. Heilman），在差不多的时候，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个研究，认为学校环境和儿童智力（以智力商数或智商为量断标准）的因果关系，即环境不齐的因，所能造成的智力不齐的果，在一切因果关系之中，所占不过百分之五。 〔5〕

    说到智力测验与测验中所用的智商，我们应当有几句话的解释。 〔6〕 智商所量断的虽不过是抽象的智力的一个方面，且所得的结果和智力的真相也未必完全符合，有时候并且可以差得很远，但大体说来，经过了许多年在几百万的儿童身上试用以后，它至少已经成为一个方便而现成的工具，儿童智力的水平高下，从此有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尺度，相当的粗疏虽有之，完全错误则不会。至少就比较上轨道的美国社会生活而论，我们可以说，智商的高下，大部分是先天的禀赋所决定的。

    这问题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来研究，就是用孤儿院里的儿童做对象。假定儿童的智力大部分可以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增损，则孤儿院里的儿童，比起院外一般的儿童来，彼此应当更见得相像，因为，孤儿大都从小进院，院中的环境与训练又如出一辙，而一般的儿童既各有各的家庭背景，其文化程度与经济地位不免大有分别，甚至于可以有绝大的悬殊。但研究的结果并不如此，即，孤儿院儿童的相肖程度并不比一般的儿童为高，间或有相肖之点，也并不显著。达维思（Robert A. Davis, Jr. ）研究美国特克萨斯州（Texas）各孤儿院里的一〇〇〇个孤儿，发见姊妹兄弟的相肖的程度和院外居家的姊妹兄弟差不多完全一样，换言之，孤儿院的环境尽管比寻常的家庭环境更少变化，兄弟姊妹的相肖程度并不因而增高。 〔7〕

    反过来，温菲尔特（A. H. Wingfield）的研究又证明一般的孤儿院的儿童，即不出自一家的孤儿，虽在院里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就各人的年龄而言，至少四分之一的生平是在院中度过的，任何两个年龄相似与住院年限相同的分子中间，也找不出有什么一贯的相肖的倾向。温氏的资料是从加拿大的许多孤儿院里得来的。 〔8〕

    总而言之，加拿大的孤儿院里的环境尽管相同，其所培植的任何两个儿童，比起街道上所邂逅的任何两个儿童来，并不见得更相像。特克萨斯的孤儿院里的环境也尽管相同，其所培植出来的弟兄或姊妹，比起寻常的弟兄姊妹来，也并没有教原来相像的程度发生什么变动。

    还有一种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就是拿私生子或法律上所称的非婚生子做对象。非婚生子大都是生后便遭遗弃而归慈善机关养育的，例如中国的育婴堂。在英国，就有人利用这种资料做过一个研究。他第一步是设法查明私生子的来历，即父母属于那一种职业；第二步是测验各私生子的智力。他发见自由职业与商人的非婚生子的智商，平均是一〇一，而工人的非婚生子的智商，平均只有九二。这差别又从何而来的呢？这些非婚生子不是生后就和父母脱离关系，而在同一的慈幼机关里长大的么？这个研究也另外找了一些伦敦公立学校的学童和它们的家庭做一个对照。而对照的结果是，属于上层社会经济阶级的学童的平均智商是一〇五，而属于下层的，是九六。换言之，无论所居的环境是家庭，抑或为慈幼机关，无论父母在不在一起，两种阶级的儿童，在智力上的差别是一样的，即，相去都是九分。上层职业团体的父亲所产生的子女智力总要高些，不管它们长大的环境是什么。

    还有一条更有趣的研究的途径，就是用双生子或孪生子做资料。最初做这种研究的人便是优生学的祖师，英国的戈尔登（Francis Galton）。在以往十多年以内，继续在这方面做研究的人很多，所得的结果，在量与质上，都有很大的进步，远非戈氏的时候所可比拟了。

    日常的观察早就告诉我们，孪生子实在有两种，一是寻常的孪生子（ordinary twins），一是所谓妙肖的孪生子（identical twins）。寻常的孪生子实在就是一对同时出生的弟兄，或一对姊妹，或一对兄妹，原来成孕的时候，有两个卵细胞和两个精细胞同时遇合，后来也就并行的成胎，同时的产出。不过出生的时候尽管相同，彼此却并不因此而更加相像。它们相像的程度事实上和寻常的兄弟姊妹没有分别。妙肖的孪生子却另有一种来源。发育学或胚胎学家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受精的卵细胞的两半，并且是两个对半。因此，彼此的性别总是一样的，都属男性，或都属女性，并且彼此是惟妙惟肖，有时候连它们的母亲都辨别不出来。这种惟妙惟肖的状态包括身心两方面的一切的品性，有一对例子在同一天内掉落它们的乳齿，另一对例子在同一天内开始生同样的一种病，有时候它们并不住在一个地方，而这一类事故的发生却依然在同一时间，遥相呼应。

    戈尔登根据这种资料，发为理论说，假如环境真能改变一个人的先天的性格，则所谓妙肖的孪生子，即由同一受精的卵平分而来的孪生子，出世以后，理应越来越不相同，因为彼此的环境总不能完全一样；如其在两个地方分别长大的话，这不同的程度理应更大；再如年事渐大，在事业的场合里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活动范围，此种差别的程度理应越来越显著。反过来，寻常的孪生子，既由不同的卵细胞与不同的精细胞分别结合而成，其先天性格的根据打头就不很一样，或很不一样，如今出生以后，如其在同一家庭里长大，享用同样的食物，结交同样的一批亲戚朋友，接受同样的教育，两人的性格岂不是应当越来越相像。再约言之，如其一人的本性可因环境而轻易转移的话，前者应越来越不同，而后者应越来越相同，如其不然，即前者依然很相同，而后者依然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则我们可以知道，环境移人之力终究是有限的，至少就先天性格而论，它是不能引起多大的变化的。 〔9〕

    做孪生子的研究，自来有两个方法，一是查看与比较孪生子的生活史，不但要在两种之间作比较，并且要在每一种每一对的彼此之间作比较。这是戈尔登所用的方法。二是运用标准化的测验来量断其同异的程度，这是后来大多数作家所用的方法。无论我们用那一个方法，其间总有一部分不准确的地方，即总有一些所谓“错误的边际”（margin of error）。

    何以总有一部分不准确的地方？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就在所谓妙肖的孪生子，其先天的禀赋也不能完全一样。上文说它们是由同一受精的卵对分与平分而成的，不过这对分的对字与平分的平字还需要解释。成孕以后，卵细胞原是要分裂的，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以至于成胎；分裂而不脱离，则第一度分裂的结果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左右两半；妙肖的孪生子大约就是从分裂而又脱离来的，脱离以后，固然彼此分别的发育成一完整的人，但左右之分的根基却始终存在。 〔10〕 这种根基究属显明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彼此脱离的迟早了。假如脱离得早，比如在一分二，二分四的段落里，则妙肖的程度高；如其脱离得迟，则因左右两半在未脱离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分化，前途妙肖的程度就不免降低。脱离也有不完全的，即左右两半有一部分始终黏连，假定能发育完成的话，就成所谓牵连的孪生子，西洋称为暹罗式的孪生子，以前中国人看作一种怪胎，并无名目。 〔11〕 牵连的孪生子，比起一般不牵连的来，其妙肖的程度要低，就因为脱离发生得太迟，以至于无法完成。

    第二点的困难是，各种心理测验的方法虽然有用，却并不十分精确。一对妙肖的孪生子之间，相关（correlation）的程度当然很高，但此种高的程度，据测验的方法所能量断到的，大抵等于在一两年以内，先后量断同一个人所得的相关数字一样。 〔12〕 这或许可以表示心理测验的可靠性，而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对孪生子彼此之间的变异性，或彼此的同异。

    第三点，即使一对孪生子是真正的维妙维肖，而在遗传的气质上也几乎是完全一样，外界的影响必然的多少要引起一些变动。例如，二人之中，出生必有先后，而先生的在开拓产门的时候，势必经过更多的困难，因而多一些受损伤的机会。再如，在子宫里面，彼此所得到的养料也许不很一样。又如，在儿童时期，它们也许生过不同的病。到了春机发陈 〔13〕 的年龄，二人之中也许有一个染上有细菌关系的病，因此直接影响到发育的快慢与成熟的迟早，而间接影响到它的终身的人格。又如，两人本来是极相肖的，但因为个性的要求，因为“立异为高”的一种心理的趋势，彼此也许竭力向不相同的路上走，因此在浮面的态度与行为表示种种的差别。再如，研究孪生子的人，在他们的资料里发见过，有的孪生子，在遗传的气质上显然是几乎完全相同；但因为婚姻的经验不同，以致在后来的生活与事业上表示很大的区别，二人之中的一个也许娶上一个意志很强的妻子，事无巨细，在在受妻子的统治，甚至于不能不以妻子的兴趣为兴趣，妻子的主张为主张，自己的人格与行为倾向反而退居背景；而其它一个孪生子却没有这种限制。例如德国的学者朗兀（Johannes Lange）就研究到过这种例子。 〔14〕

    因此，我们对于各种标准化的心理测验方法不能存太大的奢望；假如我们以为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性与养对于人生的分别的贡献就可以有很精密与准确的量断，那是在事理上非失望不可的。不过，大体说来，我们得承认，个人生命史的研究以及心理测验的结果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们，要靠环境与训练的力量来改变以至于克服遗传的差别，是不可能的。满了十五岁的一对孪生子，就许多例子平均了说，无论在任何一个品性之上，比起一对满五岁的孪生子来，并不见得更相像，即使学校教育在这些品性之上，用了特别的课程，加上了十年八年的训练，它们的相肖的程度也并不见得会变本加厉；换言之，相肖的程度，原先是那么多，终究是那么多，环境与训练不能有所增损。但无论妙肖的孪生子彼此相肖的程度如何，比起一对寻常的孪生子来，总要高出许多，这显然又不是环境所能解释的，因为无论那一种孪生子，一对之中的两个人，所处的总是同一个家庭，我们很难说妙肖的孪生子的家庭，比起寻常的孪生子的家庭来，所供给的刺激更相同，因而更可以促进相肖的程度。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两种家庭是无法分别的，正因为在一般父母的眼光里，这两种孪生子就根本不容易分，假如一对寻常的孪生子是同性的话，做父母的就说不明白它们究竟属于那一种；不过心理测验的结果可以很明白的把这一点查考出来。

    美国耶鲁大学格塞尔（A. Gesell）与汤姆孙（H. Thompson）两氏所合作的关于孪生子的研究是时常被人征引的，因为他们用了一个很新颖而能发人深省的方法，叫做“同孪生子对照法”（"method of co-twin control"），即，研究的时候，把孪生子之一作为实验的对象，而其余的一个则放在一边，作为对照之用。他们的研究资料是一对快满一岁的妙肖的孪生女；他们费了六个月的功夫，一方面努力训练孪生女的一个专做两件事，一是爬短梯子，一是玩方木块，目的当然是使她在动作的协调上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其它的一个，即所谓同孪生（co-twin）女，则一件都不让她学，不让她和梯子木块有丝毫接触的机会，一直到六个月过后，才让她接受同样的训练。两人之间，一个训练得早，训练得多，一个训练得迟，训练得少，但双方的成就是否因此而有不齐，这便是两氏所以作此研究的目的了。后来两氏又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对孪生女的语言学习（即日常用字的逐渐增加）。

    格、汤二氏的观察证明了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天性或遗传在这种孪生子身上所安排着的行为的模式，到了相当的时候，自然会相当的发展出来，或到达正常应当发展的年龄，自然会正常的发展出来，拉长了看，或统扯了看，无论我们费上多少的训练功夫，也是不相干的。这一对孪生女，尽管一个多六个月的认真的训练，而一个缺六个月，但功能上的渐进的生长可以说是完全相肖的，因为双方的成就终究是一样。 〔15〕

    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上文的讨论里事实上早已逆料到过。一个人的才能到了什么年龄才发展，是天性所安排的，这才能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有何等的造诣，也是天性所安排的，特殊的训练不能有很多的左右。想用特殊的训练或努力来增加一种才能，并不产生任何显著与永久的结果。

    上文引过的德人朗兀所做的另一种研究也曾经引起过学术界的特别的注意，因为他所引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品性是很多人一向以为并没有多大的遗传的基础的，就是犯罪性。他一起研究了三十对的孪生子。在每一对里，总有一个是曾经因犯罪而下过狱的，然后他进而调查其余一个，即所谓同孪生子的历史，看双方相肖到什么一个程度。三十对之中，有十三对是曾经诊断为属于妙肖的一种的，而这十三对的历史恰好十分相像，即十三对之中，双方都因犯罪而入过牢狱的有十对之多，仅有三对是只有一方有牢狱的经验。其余的十七对是寻常的孪生子，他们的历史便大不相同。十七对之中，双方同属罪犯的只有两个，而一方属罪犯的则多至十五对，其它一方绝无干犯法纪的行动。就大体而论，两种孪生子的环境既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可知彼此犯罪性的强弱不同，又不得不归结到遗传的倾向上去了。 〔16〕 所以即就犯罪性一端而论，遗传也未始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总结上文，养子的研究和孪生子的研究，是比较的最足以发人深省的，对于性与养的关系，也无疑的是最可以教我们满意的一些论证。一般人总以为只要环境良善，教导有方，天赋的差别或弱点不难从根铲除，我们看了这一类的论证，便知道是不确的了。这一类的论证所支持的决不是这种世俗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比较新的见解，就是遗传与天赋的差别是一个人前途成就的强有力的因素。

    这一类的论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教我们对于许多别的不同方式的研究，可以作更确定的解释；学者在着手研究的时候，对于性养的关系，原无定见，一旦研究得有相当结果以后，发见性的关系，至少就个人的发育而论，要比养基本得多，因为有这一类的论证作参较，也就觉得这样一个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了。例如，一般做父母与教师的人总以为儿童的智力是和体格上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的，因此，只要把儿童的一般的健康增进以后，把营养的质量改正以后，把发着炎的扁桃腺与其它类似的病态割除以后，儿童的学业以及一般的行为自然会有显著的进步。我们知道这又是不尽然的。

    智力的薄弱与体格的缺陷确乎有相当的联系，详见下文第三章；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种联系的来源大都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它们事实上是发乎同一个源头，就是不良善的遗传气质。就普通的例子而论，好几个精细的研究已经证明外界的影响对于儿童的身心状态，所能发生的联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小。例如在美国，摩瑞（Annabel M. T. Murray）曾经就儿童生长与营养和住家状况的关系做过一度研究，所谓住家状况指的是房间的多寡，有一间的，有两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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