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浪漫

    文学便是文学，谈不到派别。

    只能说有两种精神存在于文学之中：古典与浪漫。除此以外，更没有第三种了。

    文学的对象是人性。人性，虽是千门万户，令人目迷，它的基础，说来却简单，只有两个，保守与维新。表现在文学之内，保守性便成了古典文学，维新性便成了浪漫文学。自从，在十八世纪末叶，浪漫运动发动了以来，一直到现在，文学的“主义”虽是日新月异，它们却都逃不出“维新”两个字的范围。中国旧时有一句常用的四字评语，“独辟蹊径”，拿来作一切浪漫文学的标志，那是再妥切不过了。也可以拿来用得的，辜勒律已的两行诗：

    We were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

    Upon that silent sea！

    以前没有人，这大海无声

    我们是第一遭冲入！

    古典文学，严格的讲来，应当分为两种，狭义的与广义的。狭义的古典文学只能上溯到罗马，上溯到卫吉尔（Virgil）；要广义的，希腊文学才能包括入古典文学之内。荷马（Homer）他们一生在写着古典文学，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好像莫里哀（Molière）的那个中等阶级的绅士一生在说着散文，他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样。

    不错，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是指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上的坟典而言。不过，如其那样，卫吉尔便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在精神上，实在是与法国的拉辛（Racine），巴娄（Boieau），英国的多莱登（Dryden），坡卜（Pope），约翰生（Johnson）相同。并且，犹利辟地斯（Euripides）也是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把他认为一种古代文学中的坟典；然而，在精神上，他正是浪漫的。

    在中国讲古典文学，可以不必蹈入西方的覆辙，只限于希腊与罗马的文学名著；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必只讲狭义的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的“存在理由”（Raison d’étre）便是人性不变。虽说语言，思路是大相径庭的，那篇荷马的《伊里亚特》（Iliad）内的亚吉里斯（Achilles），他的那一怒以及那一怒在他人与自己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那部爱司基勒斯（Aeschylus）的“奥列司提亚”（Oresieia）三联剧内的克莱坦臬司特腊（Clytemnestra）与奥列司提斯（Orestes），他们的复仇之念以及那复仇之念所发生的影响，那篇索浮克黎斯（Sophocles）的《伊第拍斯帝》（Oedipus the King）内的伊第拍斯，他的好心不得好报，不自知的陷入了灾难，那篇犹利辟地斯的《迷第亚》（Medea）内的迷第亚，她的妒于移爱，愤于夺爱而下了恶辣的手腕；这各种活跃的人性，具体而微的或是更易方式的，在现今的世界上，在我们的肉眼前，岂不是仍然存在着么？

    古典文学有一种特征，摹仿。卫吉尔的《伊尼意得》（Aeneid）是摹仿荷马，他的田园诗是摹仿西奥克利特斯（Theokritos），他的农事诗（Georgics）是摹仿希西阿德（Hesio-dos）。在卫吉尔以后，古典文学中的这种例子，到处都是，无须枚举。事物都有它的正面，反面；摹仿也不外乎此。鱼目混珠，鹦鹉学人，这些，当然的，是摹仿的劣点；不过，像卫吉尔那样在摹仿中仍然创造出了新的、个人的文体，在旧的体裁中仍然加入有新的题材，这也是摹仿的优点，不可一概抹煞。在浪漫运动的初期，奥司欣的诗风行一世，有许多浪漫作者来摹仿这个传说中的开尔忒古诗人。在《傀儡家庭》中，易卜生仍然奉行着三一律。美国有自由诗的作者将自由诗的起源上溯到希腊。这还只是说的自觉的摹仿；至于不自觉的摹仿、暗示、印合，那更是每个作者都逃不了的。

    摹仿本是文化之形成内的一种要素。没有它，人类也不能在如今演化到这种程度————当然的，如其仅仅只有它，人类在将来的不能希望有进化的。

    采用古代的题材，这也是古典文学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希腊悲剧作家由神话与传说中采用题材，拉辛用了犹利辟地斯的《希坡利特士》（Hippolitus）一剧的题材作成一篇名著《菲德尔》（Phedre），他的其他各剧也是采用的希腊的题材，哥德（Gocthe）的《浮士德》，就中的题材也有一部分采取自古代。人性本是不变的，那种洋溢有人性的古代题材，后人自然是可以采用，并且应该阐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题材岂不是采取自古代的么；经过了他的阐发，古代的骨殖，生有血肉的，都复活成了人，并且，经过了他的“迈答斯的摩触”，这些在胸中澎湃有人性的人物，好像是铸成了金像似的，将要光彩到永远。

    中庸，这也是古典文学作者对于题材的态度上以及处理题材的方法上所有的一种特象。希腊人不是盛称着“黄金的中端”么？因为希腊文学成了后代的古典文学的感兴的源泉，于是这种态度也便浸淫入了一切后代的古典文学。进一步说，古典文学本来是像一个人的中年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内，人是已经背负有几十年的经历，这一番的经历已经踏穿了他的青年的幻梦，已经挫顿了他的猛烈的火势；于是理智，中庸便成了他的中年时代的立身处世的工具、态度。他这时已是明于世理了，不论他是只要像一般的人那样，度过一个顺遂、平凡、既无高度的幸福，亦无高度的苦恼的生活，或是，幻梦虽然踏穿了，高洁的理想仍然无损的，并且更显豁的存在着，火头虽然扑下了，那一股热烈仍然在燃烧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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