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1912年6月，李大钊曾用饱蘸忧虑的笔触叙写过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景况：“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1)这段话出现于武昌起义八个月之后，但反映了随新旧鼎革而来的一个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促成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中国历史因之而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然而旧体制却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这种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惯性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新的体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制度的鼎革并没有终结新与旧之间的冲突。(2)于是而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3)。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重水复现象，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还是“乱党”

    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民国的名器。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但前者并不甘心于这种结果，后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结果。于是，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斗注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肉搏。

    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蔡元培专使一行

    1912年2月13日，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咨文的末端提出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此时尚未制定）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4)前两项意在迫袁远离旧势力的中心，“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第三项则想用法律来抑制袁世凯的野心，俾共和之基础巩固于“民权主义”之上。孙中山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5)，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前企图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努力。然而，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并荐袁以自代之际，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因而舍去政治，专心致志于实业。孙中山在正式解职的当天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6)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后，亦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7)注重实业固然是必要的，但却忽视了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的抗争，约法实施也就丧失了必要的监督机制和实力保障。

    与孙中山、黄兴不同，宋教仁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8)征诸当时的实际，这种判断无疑是清醒的。在宋教仁看来，民国取代帝国之后，政治斗争的方式也要相应地改变。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9)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力倡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后企图用合法的政党竞争来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努力。相比之下，宋教仁在那个时候显示出更倔强的政治进取精神。因此，“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唐解阁时，宋尊重阁制，联辞农林总长职，移住农事试验场。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10)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已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里得到392席，于议会政党之中居绝对多数之势。(11)宋教仁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自己所代表的力量。袁世凯曾想以巨金收买他，但宋教仁是个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的人，并不愿做袁世凯个人的私党。因此，当宋教仁要用自己所代表的这股力量“钳袁”的时候，阴险奸诈的袁世凯使用非法的暗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袁世凯的行为证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然而，宋教仁的血又从反面告诉世人：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民国的。于右任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盖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12)马君武在会上亦发表演说：“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无整顿中国之能力，见有能整顿中国者，辄以残忍卑劣手段暗杀之。若国民一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故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宋先生死后，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持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13)“宋案”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一度为袁所迷惑的革命党人终于看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于是，“宋案”直接触发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革命派为保卫民主共和而对袁世凯所作的武力抗争。就其实质来说，这种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有相当的规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个省区，革命派仍有很大的实力。但是，同辛亥革命相比，革命派又面临着时易势移的局面。袁世凯不是宣统，他践踏了民主共和，然而他又是民国元首。因此，他有着革命党人所没有的优势。一面越过国会，擅自以政府名义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 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积极备战，诛锄异己；一面又以160万元的高昂代价，暗助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企图击垮国民党。同时，袁世凯又以威迫利诱等手段，收买国民党一部分党员脱党，另组政团，分化其部门。但进步党并没有实力击败国民党。5月24日，袁世凯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

    宋教仁遇刺后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14)

    在这里，原告成了被告！醉心专制的巨奸大憝代表着四万万人民；而为四万万人民争民主共和的元勋却重新变成了“乱党”。自后人视之，这不过是袁世凯的大言不惭。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话却显示了一种严酷的对比。比之南北武力之悬殊，这种对比更加可怕。从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到9月12日四川熊克武被迫离职取消独立，载着“乱党”之名的赣宁之役不过两个月就失败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李烈钧、柏文蔚、许崇智、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革命党人，其中黄兴、陈其美、纽永建、何海鸣、岑春煊等五人被列为“宁沪之乱”的“首魁”。至此，民国的开国元勋成了袁世凯的通缉要犯。身历此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满怀悲愤地离开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这个结局包含着双重的悲剧意义：一、革命派用鲜血和头颅创建了民国，但袁世凯取得名器之后，“民国”却容不得革命派；二、革命派为四万万人求民主共和，但却没有为自己寻找一块可以立足依托之地。因此，斗争一旦失败，他们只得循着过去的轨迹流亡于异国他乡。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个月，袁世凯即用丘八威迫议员，由国会选举而成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放国民党京师本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证书会章，并通饬各地警察厅长及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行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15)这样，国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1914年1月正式解散了国会，2月又相继解散了各地自治会及各省议会，5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公布了经过增修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质上已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12月，袁世凯又抛出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无限制，并有权推举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以至无穷”。“袁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他在全国恢复了相当程度的秩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至少在中国得到和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所得一样大的权力。”(16)当民国丧失了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时候，民国便只剩下一具躯壳。其时，距离中华民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时间。袁世凯不但排除了国民党，而且丢弃了“袒袁”的进步党。在专制主义的权力面前，任何政党都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这短短的不足三年的时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们亲见了革命的成功，又目睹了民国的夭折；他们体会过胜利的欢欣，又亲尝了失败的痛楚。由此产生的种种反应因人而异，但又都真情毕露。戴天仇曾狂呼：“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17)表现了一种愤激的意气。《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则在法理和武力的比较之中表达了更深刻的反思：“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皆肩比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18)同他们相比，宁调元、苏曼殊流露的是欲说还休的悲凉和酸苦。宁调元是很有思想的人物，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狱中书感》云：“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秋兴》云：“汉家陵阙对西晖，南眺潇湘烟雨微。眼见红羊成浩劫，若为黄鹄竟高飞。畏蛇畏药何时了？为雨为霜此愿违。起视东南生意尽，几人田宅拥高肥。”在悲凉和酸苦之中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怀。他在另一首《秋兴用草堂韵》中的两句诗“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雨秋风江上舟”，则反映了辛亥后一代人的迷茫与怅惘。苏曼殊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哀：“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资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态。而曾经忝列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在目睹民国初年政坛的种种黑幕和丑恶的社会现象之后，终于幡然悔悟，对自己做了严肃的解剖和虔诚的忏悔：

    戴季陶

    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之用全失；其禽，腾跳奔突归其自由。耗力小，百端冲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处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己，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19)

    黄远生

    黄远生并不是随波逐流、趋势附炎的小人，但他却写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反映了在袁世凯专制独裁之下一个良知未泯者灵魂的苦痛。

    在同一过程里，那些被迫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而在失败和挫折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组织革命团体，“共图三次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成了中华革命党，追随于黄兴之后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两个团体皆以反袁为己任。但国民党一分为二的背后，却是山重水复所带来的彷徨。这种彷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彷徨。但他们被袁世凯目为“乱党”，又说明他们仍在不妥协地为中国社会寻求新的出路。

    二、两种复辟势力

    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翻滚。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承天建极”；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于这种命运，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于是，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这是两个呼之欲出的幽灵，它们寄生于民国而又与民国为敌：一个企图复清朝之辟，一个力谋复帝制之辟；一个拥戴溥仪复辟，一个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具体对象不一，但它们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

    溥仪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主以及与之相称的全套帝王礼仪。按《关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仍拥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元巨款，养尊处优于北京皇宫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统年号，称皇道朕，依然可以称孤道寡地颁布上谕，英文教习庄士敦，还穿着补褂，在“南书房”行走，民国政府还要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在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之后，这里还满是19世纪留下的灰土和尘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完整地保存着前清的皇朝体制。溥仪后来回忆自己的师傅陈宝琛时说：

    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20)。

    这是一种怀着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迹的孤臣孽子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给他们伺机而动的希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共和民国在一切旧势力的进攻和腐蚀之下，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就使那些力主“还政于清”的孤臣孽子和宗社党更加跃跃欲试。溥仪说：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21)

    袁世凯要复的当然不会是清朝之辟，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不过是那些醉心于清朝复辟者的一厢情愿。但袁世凯的姿态却使他们感到兴奋，一时复辟声浪大播。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紫禁城中又出现一种新的“响城声”：“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思维，并从袁的失败中看到了清室复辟的希望，坚定了王朝复辟的信念。

    溥伟

    在这股复辟势力中，既有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也有以善耆（肃亲王）、溥伟（恭亲王）、升允（原陕甘总督）、铁良等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势力，还有以劳乃宣、梁鼎芬等为代表的前清遗老。他们绝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对紫禁城心向往之。他们分居于青岛、大连、旅顺、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或租借地，公开反抗共和民国，并与外来势力勾结，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22)这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但比这种非常不协调的社会现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于紫禁城之外的宗社党徒和其他前清遗老。他们身在租界而神驰于康乾同光之间，食民国之粟而缅怀帝国之恩。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租界，在清季曾被革命志士用为躲避缇骑缉捕之地，在民国却被前清遗老用为寄托复辟之所。对于后者，这有点像是历史的嘲弄。

    民国取代了清朝，但又给反对民国的清朝复辟势力留有周旋的余地。所以，清室复辟活动自“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23)。与这个复辟实体相互倚伏而又相互排斥的是，麇集于袁世凯周围的另一股汲汲以谋帝制的力量。这是一些学识、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的文士和武夫。他们为袁世凯的实力与权势所吸引，他们又煽炽了袁世凯的帝王之想，拥着他从专制跨向君权。徐世昌说：方南北和议之际，“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当南方迎袁专使到京后，“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事后宣称部队哗变，系因索饷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24)。这是一个源头。于是而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请愿团”和“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张勋

    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25)两场历史丑剧。虽然这两场复辟丑剧很快灰飞烟灭，但历史中的丑剧又常常蕴含着迫人深思的内容。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佐命元勋和旧朝的孤臣孽子。而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洪宪帝制”的祸首之一梁士诒说过：“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26)他的话表达了这种心态。一个西方外交官在护国军起事后评论说：

    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原先在他们看来使袁世凯拥有皇帝权力的帝制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因此许多人都压制住内心的怀疑和恐惧，但是当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聚集到新的旗帜之下，各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27)

    这个过程是难以用个人的品格来解释的。复辟的丑剧既显示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可鄙和可憎，又显示了旧的社会心态感染下不止乎一二人的晕眩和迷失。于是而有所谓“自筹安会发起变更国体之议，二十二行省计四百兆生民响应云集，投票公决，咸恭戴我皇上万世一系，并奉以完全主权，万众一心，山呼雷动。由是而军政两界，而国民代表，而绅学农工商各社会，相继以请愿书上矣。群情爱戴之诚，望若云霓，归如流水，有沛然莫御之势。”(28)这些来自各省吁请袁世凯登极的请愿书，固然不能用来说明当时的全部实情，据说其中“大部系由北京的一小撮顾问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29)。但忠顺的奴才并不罕见。如陈宧，当他奉命带兵入川平乱的时候，“向项城辞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礼。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据说是喇嘛对活佛的最敬礼”(30)。王朝已成为历史之后，与王朝相应的礼仪及心态却未曾改变。

    汤芗铭、陈宧及北洋大大小小的军阀无论矣！曾是一代巨人的康有为，在背负着儒家的十字架遨游世界的过程里深深忏悔戊戌变法之孟浪。他带着这种感情千里奔赴“丁巳复辟”，并在不成气候的复辟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直至复辟失败，他虽已暮色苍茫，也还在眷恋着被赶出紫禁城的清逊帝。巨人变成了侏儒，变成了“大言不惭之书生”(31)。君宪主义者杨度则通过为袁世凯谋帝制而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谋，希望借助袁世凯而实现一展抱负之想。他因力倡君主立宪而成名，又因“洪宪帝制”失败而名裂。但这种结局却成为杨度转折的起点。他抛弃了君主立宪而走向孙中山。

    人们常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既胜利又失败的革命。说它胜利，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么好做了，“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32)。而还有那么多人主张复辟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三、军阀割据在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被一种武力拥上台的袁世凯又被另一种武力逼下了台。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他一身而维系的那种专制主义统一也倾覆破碎了。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于是，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统一尚未来到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一、在他们手里，本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的武装、军队变成了一己私有之物；二、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人们常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目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其实，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阀武装。因为湘军和淮军不完全是他们的私人军队，还得听命于清朝政府。他们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地盘。李鸿章做了多年的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多由湘军将领担任，左宗棠似乎以福建为地盘，但这些地盘不同于后来军阀的地盘，清朝政府还是可以随时调动的。追溯历史的渊源，从八旗绿营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军阀，湘、淮军不过是个中间环节。那个时候的军制改革包含着后来产生军阀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条件，而这种条件并没有在上一个世纪出现。在袁世凯没有做皇帝，没有塌台之前，还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形势。已经存在的各股军阀势力之间的纷争，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袁世凯死后，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军阀手中。因此这个脆弱的同一体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正是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势下出现的。

    黎元洪

    护国战争之后的中国，是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军阀官僚体系的天下，“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政客”与“名流”大都依附于军人。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据统计，小站练兵时，大小参谋队官有58人。在民国初年，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两个总统，3个总理，10个陆军总长、次长，两个巡阅使，23个护军使、镇守使，以及众多的师长、旅长、团长。这些人组成了所谓“北洋袍泽”。当时人说：“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33)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北洋将领“多袁旧人”却是事实。西南军阀则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而来。(34)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人还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充当过革命的角色。如唐继尧，早先留学日本便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参与策划和组织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与护国运动。但在同北洋军阀的武力对抗和纵横捭阖中，他们自身也变成了军阀。他们以其自身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山重水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是就军阀的本质而言，他们对近代社会的破坏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又各有其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段祺瑞

    （一）北洋军阀始终操纵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及稍后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35)其内部的勾结与对峙，主要是围绕着争夺中央政权而展开的。西南军阀以滇、桂、黔系为主体，包括川、粤、湘系在内。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始终是地区性的。就军阀的地位而言，它是从属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军阀晚。

    （二）西南军阀大多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北洋军阀一开始就是以镇压革命运动起家。这个差异与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因素有关。在近代中国，新兴力量首先是从南方开始，而后由南向北。单就辛亥革命来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四川保路运动，都发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国。二次革命期间，反袁的力量主要在江西、江苏等地，也是南方。护国战争还是以南方为基础，从南方发动的。近代新的生产力、革新力量都从南方兴起，然后向北方推进。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两大体系的内部组织结构，固然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这种由血亲、同乡、同僚、故旧、师生等关系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把持军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说，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皖系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其主要血亲不下五十人，“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军权、政权、财政等，组成一个倪氏统治安徽的大集团”(36)。桂系军阀集团由其首领陆荣廷家族及其妻弟兼把兄弟谭浩明家族为主体，“结成封建宗法性小集团，实行封建把头式的家长制专制统治”(37)。直系、奉系、滇系、晋系、黔系等军阀集团莫不安插家族、姻娅、同乡、同僚、故旧，分布要津，带有明显的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但从总体上说，北洋军阀具有更浓的封建性，南方军阀具有稍多的近代性。

    （三）由于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故而二者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不完全一样。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皖系、奉系与日本相勾结，直系与英美关系比较密切。西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不太明显。就这一点而言，西南军阀的罪恶比起北洋军阀来要小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把二者、二者内部的各派军阀以及各个军阀头目区别开来。

    近代军阀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大概言之，可以归为四类：一、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二、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如冯玉祥；三、在国内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这部分军阀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受过近代军事训练，使用近代武器，指挥近代军队，带有更多的新质；四、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如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前者原是东北的红胡子，后者出身于绿林。五光十色的军阀头头的出身，是中国近代社会才有的。它既包含着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含着传统以外的成分，由此产生的新旧杂陈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特色。军阀都迷信武治，因此，军阀的时代是愚昧统制文化的时代。然而武治又并非全然没有意识形态。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都主张尊孔读经。山西的阎锡山倡办过“洗心社”，他主张的是周公孔子之道；湖南的赵恒惕则发出“以湘治湘”、“联省自治”的口号，搞地方宪法，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前者未必相信周孔，后者未必崇奉欧美。不统一的割据混战局面产生了不同的群体利益，不同的群体利益需要不同的观念。这个过程又以变态的方式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军阀头目的各种来源和光怪陆离的意识形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他们因此而具有种种古代军阀所没有的特点。

    阎锡山

    从护国战争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雄，自成派系。或控制数省以为己有，或盘踞一省称“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称“...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