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意大利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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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那亚染病船只到达的确切日期————各种记录所述疫情惊人的相似————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对意大利疫情来源的记录————尤其是对热那亚和皮亚琴察的记录————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疫情的记录————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记录的疫情————意大利疫情的扩散：从比萨到帕多瓦、锡耶纳————彼得拉克信中关于帕尔马疫情的记录————威尼斯及城中的医生————波西米亚的学生记录了瘟疫后的荒凉景象

    1348年初，可怕的瘟疫传到了意大利。当时阿维尼翁的一份报告说，1月有三艘感染鼠疫的船驶入热那亚。但另一份资料显示，与此同时，有一艘船将传染从东方带到了威尼斯。瘟疫从这两个地方很快扩散到全国。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因有其特殊的信息渠道，对这场可怕灾祸初期的情况叙述最详尽。但近来有人认为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是上述将瘟疫从克里米亚带到热那亚的船上的乘客之一，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当时，意大利半岛诸多繁荣的大城市都有编年史来记载重大事项。疫情传播的情况，可以通过梳理当时非常详尽的编年史来了解。另外，薄伽丘在其《十日谈》的开篇中对佛罗伦萨遭受瘟疫侵袭后的惨状的记载，亦是广为人知。

    记录这场灾难的作者们性格各有特点，地域不尽相同，但他们描述眼前发生的事情时，遣词造句却多有雷同。详细查阅诸地关于这场灾难的记载时，这种现象不可不察。早就有评论认为，历史学家约翰·坎塔库津记录君士坦丁堡的可怕疫情时，引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但当时所有的记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思路、同样的语言。无论是恩格尔贝格[1]山谷中教士们简单的年志，还是圣丹尼斯[2]有宫廷气派的编年史，抑或公证员枯燥的技术性记录，都文字寡淡，难成谈资。无论是长于叙事的文豪薄伽丘，擅长表达的彼特拉克[3]，意大利某城有条不紊的编年史作者，意欲跻身历史学家行列的记录者，从医学角度记录此事的医生，甚至连那些拿黑死病这个奇怪话题当做主题写打油诗的蹩脚文人，关于黑死病的叙述并无二致，甚至看起来是在互相抄袭。对那些有“穷根问底”的科学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个绝妙话题。只有当我们审视关于疫情的所有证据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本质。黑死病所及之处，人人恐慌，不亚于一场世界性悲剧，即便是文学家的神来妙笔，也只能尽述此事之可怕。

    最重要的记录，也是时间上最早的记录，非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记述莫属，这里仅择要摘录。船离开卡法时————有的驶向热那亚，有的驶向威尼斯，有的驶向基督世界的其他港口————一些船员此时已经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一人得病便传染全家，抬运尸体去坟墓的人也会被尸体感染。“嗟乎，西西里，及汝等海上诸岛，此为上帝之审判！嗟乎，热那亚，且为汝之所为忏悔！于吾等热那亚及威尼斯人，上帝之罚已降。呜呼！船入港口之日，船员已十无其一！抵家之日，亲戚高邻，不辞路远，皆来访之。悲哉！亲邻皆为吾所染！言语之间，拥吻之际，毒自吾唇出，伤亲如飞镖！亲邻各自归，疫病染家门，不出三日死，入葬墓为邻。访病者之神父，问病情之大夫，皆染病而殒身。噫！死神！何其残酷！何其痛苦！何其邪恶！亲戚离散，父母不再相见，兄妹妻子，从此异途！呜呼哀哉！痛矣！欲逃无处走，欲留诚惶恐！”

    威尼斯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

    黑死病爆发前的热那亚港和热那亚城

    当发现就连死者的衣物也能传染疫病时，人们变得更加恐慌了。人们从热那亚附近的四个士兵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四个士兵在里瓦罗洛海边的一座房子里捡了一床羊毛床罩。当时，该地的人因病死光了。士兵带着床罩回了营地，晚上就盖着床罩睡了。次日上午，人们发现他们死了。仅有七分之一热那亚人幸免。据说，威尼斯一百个人中有七十多个死掉了，当地二十四名医生中有二十人很快就染病去世了。

    “但作为当地居民，我想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皮亚琴察上，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1348年那里发生了什么。一些热那亚人逃离了自己疫情肆虐的城市，来到了皮亚琴察。他们在博比奥停留并出售自己带来的商品。买东西的人和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全家人和许多邻居，很快便染病去世了。某死者想留遗嘱，便叫来了公证人、告解神父和一些证人。然而，第二天，这些人便埋葬在了一起。灾情如此之大，很快博比奥几乎所有居民都遭了灾。城镇里剩下的只有尸体。”

    “1348年春，又一个染病的热那亚人到了皮亚琴察。他找到了朋友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这个热那亚人死后，几乎同时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及其全家乃至许多邻居也很快死去。接着，疾病就遍布全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哀悼。疫情如此严重，人们都不敢呼吸。死者不计其数，生者放弃了希望，随时准备赴死。”

    “墓地不够用了，人们挖沟来埋葬尸体。经常是夫妻、父子、母女，哎，都是一家人啊，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邻近的镇子和村庄也是如此。一个叫奥韦尔托·迪萨索的人从疫区回来，去小兄弟会的教堂里留遗嘱，他叫上了一个公证员、几个证人和邻居。这些人加上其他人共六十多个，都在很短时间里死去。还有多明我会虔诚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尔迪，一个小心谨慎博学多知的人，一个瞻仰过我主墓地的人，与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还有那德才兼备的小兄弟会修士————皮亚琴察人贝尔托兰·考克斯阿多察修士，与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奥古斯丁修会的隐修院七人死去，加尔默罗修会七人死去，圣母玛利亚会四人死去，皮亚琴察地区六十多名显贵及堂区主持人死去。贵族们也有许多人死掉，年轻人更是大量死亡。”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接着举了许多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疫区亲眼所见的例子。病人独自在屋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无人靠近。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也躲得远远的。医生没有去诊病，神父满心惧怕，颤抖着主持教堂里的圣事。那些强忍高烧痛苦的男男女女，祈求有杯水喝，他们哀嚎着想得到照顾，但无人敢靠前。父亲不敢触碰儿子的尸体，妻子不敢为丈夫操办葬礼，更不敢跟着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去墓地。没有祷告，没有葬礼，即便是最高贵的公民，也没有丧钟为其敲响。不分日夜，尸体仅是被带到瘟疫爆发时挖的墓坑里埋掉，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病人的房子随即废弃了，空空如也。门关着，没人在意，当然也没人敢进去。

    这便是瘟疫刚进入意大利时的景象，加布里埃莱·德姆西亲眼目睹了瘟疫造成的影响及大量的死亡，看到了疫情的飞速扩散。有人可能觉得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关于受灾城市恐怖景象的描写太夸张，这些景象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但就细节而言，他的描述是真实的。他对疫情主要特征的描写，意大利甚至欧洲其他地区许多独立目击者能作为佐证。所以，说他的描述只是文学性的描述，好像并非如此。

    佛罗伦萨的疫情因薄伽丘详实的记述而广为人知。这个繁荣城市的死亡状况之烈，竟使欧洲一度将该病称为“佛罗伦萨的瘟疫”。瘟疫爆发前一年（1347年）春天，当地经历了严重饥荒。虽然九万四千人得到了官方救济，但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仍有四千人因饥饿而死[4]。当地人因1347年的饥荒而变得虚弱无力，碰到瘟疫时必将更加容易感染。1348年春，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薄伽丘写道：“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药物力量，在治疗瘟疫方面都毫无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瘟疫本身就是致命的，也可能是因为医生们（医生的数量，将庸医及女性冒牌医生也计算在内，是非常大的）查不清病因，从而开不出治病良方。染病之人几乎无人生还，病人一般都在症状初现的三天内死去，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出现。染病的人会将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并且疫情之严重与日俱增，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不仅与病人谈话会染上疾病，离病人太近，甚至仅仅碰一下病人的衣服或病人摸过的东西也会染病。”

    诗人彼特拉克与平民

    黑死病来袭，活着的人集体出动埋葬死去的人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如果不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话，我所讲的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如果瘟疫的情况不是诚实可靠的人讲给我听的，我都不敢将之诉诸文字。我要讲的是该瘟疫致人死命的特征。不仅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传染，人或动物如果触碰上病人的东西，也会染病并在很短时间内死去，这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但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专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贫苦人刚刚死去，人们把他的衣服扔到大街上，正好两头猪经过，它们就用鼻子拱衣服，叼着衣服晃。不到一个小时，这两头猪就倒地而亡了。”

    “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尽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样，但有一点相同：自私自利，毫无仁慈之心。人们避免接触病人，避免接触病人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

    “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克制，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头。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节制地饮美酒、享美食，在家中以音乐或其他娱乐自娱，从不去听外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其他人则认为纵情享乐才是防病良策，他们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们一个酒馆接一个酒馆地欢饮，或者去那些因主人遗弃而任人出入的住宅里痛饮。尽管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但他们非常小心，不会靠近病人。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人间的律法亦或上帝的律法已经无人执掌了，因为执掌之人或死或病或孤立无援。于是，人人都任性而为。”

    “另外一类人则取其中。他们既不像第一类人那样节制饮食，也不像第二类人那样肆意放纵，而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他们出去时会手持香花芳草，不时闻一闻，因为他们觉得空气都被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玷污了。”

    “还有一类人，冷漠无情。他们说逃离才是最保险的治病良方。基于这种想法，大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男男女女离开了城市，放弃了财物，抛弃了房舍和亲人，逃到了农村，好像上帝的愤怒只会将惩罚降临在那些城墙之内的人，所以不能留在那块必死之所。”

    “但瘟疫的进程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阶层，都毫无例外有人感染。每个阶层并不是所有人都死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命。那些首先抛弃其他人离开城市的人，现在深受折磨却无人照料。我更要讲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们如此恐惧，以至于兄弟分道，夫妻相离，父子互弃。病人只能从那些仍在行善的人那里得到帮助，或高价雇佣仆人来照料自己，但这些仆人只能做些递东西或留意一下病人在什么时间离世之类的活计。即使花钱，也不一定能雇得上仆人，那些因贪财而受雇的人经常付出生命的代价。富人孤独无助地离开了世界。无论何人死亡，几乎都没有朋友来挥泪送别。尸体只能雇人抬到墓地。这些人将停尸架扛在肩上，匆匆赶到最近的教堂，然后把尸体送到墓地，没有任何仪式。”

    “至于下层人士，当然还有许多中层人士，境遇更加凄惨。这些人中染病的数以千计，但无人照管，大部分都死去了。有些在大街上咽了气。有些人家门紧闭，当尸臭散发出来，死讯才为人所知。邻居要和自己能找来的帮手清理这些人的房子。每天上午把尸体抬出门去。两三具尸体放在一个停尸架上运到墓地。没有人跟在后面送葬，没人掉泪，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境地，死个人和死个动物没什么差别。即便是朋友也照样欢笑作乐，女性不得不先学会保命再论其他。”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一部分人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这幅图描绘了一个满是惊恐的妇女拉醉酒丈夫回家的场景

    一名瘟疫患者在瘟疫的牵引下来看医生

    “墓地不再够用。于是人们挖了沟，将数以百计的尸体像船上的货物那样排成行，每层尸体中间稍微撒上些许泥土，直到沟被填满。周边农村的景象和城市里相同。贫苦的农人及其家人，缺医少药，孤立无助，在路边、在田野中、在自己家里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像头牛而不是像个人那般死去。农村人和城市人一样，慢慢变得放荡不羁，得过且过。他们觉得末日随时会到来，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如何增加自己的财产，甚至会将之吃光用尽。牛羊被赶出家门，在无人收割的田地里游荡。夜幕降临时，它们会自己回家。”

    据估计，1348年3月到7月，仅城市里的死者就超过了十万。

    薄伽丘接着写道：“无论多么华丽的房屋，多么庄严的宫殿，都已经没有人烟。多少高贵的家庭全家罹难！多少财富遗留下来却无人继承！多少男男女女，正青春年少，上午被伽林、希波克拉底、埃斯库拉庇乌斯[5]一样的名医断为健康无比，中午还在和朋友欢宴，晚上却和朋友在另一个世界用晚宴了。”

    有人可能会怀疑，薄伽丘笔下所述的佛罗伦萨的惨烈疫情要么是出自想象，要么是为了讲述其《十日谈》中的故事而写的文学性引言，其记述没有过硬的事实基础。不幸的是，其他权威作者会用大量细节来证明薄伽丘这个佛罗伦萨诗人的生动描写是真实的。佛罗伦萨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之一是著名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6]。他的弟弟马泰奥·微拉尼继承了其历史事业，他的编年史开篇就是对瘟疫的记录。马泰奥·微拉尼见到的人员死亡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他告诉他的读者，自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祸了。根据其记录，瘟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米兰和伦巴第北部的阿尔卑斯地区幸免。瘟疫在各地都持续五个月之久，处处可见父母抛弃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好像只有异教徒和野蛮人”[7]才像他们那样冷漠无情。至于佛罗伦萨，几乎没人愿意照顾病人。许多人从这个遭瘟疫袭击的城市逃离。佛罗伦萨的疫情从1348年4月持续到9月，马泰奥·微拉尼认为，佛罗伦萨及周边五分之三的人都死于瘟疫。至于瘟疫对幸存者的影响，马泰奥·微拉尼记录道，按常理，经历如此严重的天罚之后，人们本应该变得更好才对，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们不再劳作，“沉溺于享受继承而来的俗世财富。”瘟疫结束之后，条件好的意大利人变得懒散放荡，暴饮暴食，举行宴会，在酒馆吃吃喝喝，花钱大手大脚，衣服花样随心所欲，说变就变。穷人则变得懒散，无意劳作。要知道，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本应该有足够的事情去做[8]。

    当时所有意大利城市的记录都有这样的故事。在比萨，可怕的瘟疫持续到1348年9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个成员死亡。许多人家全家死光。城里每周至少有一百具尸体被抬到墓地，那些敢去病床边探视亲友的人恳请过路人帮忙埋葬尸体，但没人敢上前。“帮我们把尸体送到墓穴吧，”他们哭喊道，“这样等我们死了也会有人抬啊。”《比萨编年史》中这种因瘟疫导致的可怕的突然死亡，在同时代记录者笔下并不鲜见。上午还好好的一个人，傍晚就被抬到墓地了[9]。

    教堂牧师为瘟疫死难者祈祷并安慰死难者的亲人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

    一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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