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地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份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地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下士子必读之书。”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石越默默听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后世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整部书虽然杂取二家释义为主，却也颇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同时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因此公平地说，这部书同时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体现。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这部《论语正义》因为以钱、程二家学说为本，所以自然也网罗了朱熹以降许多学者的卓见，在当时来说，完全称得上是极具创见的学术著作。

    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神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象也说不定的。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地流传开了。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比雕版印刷术要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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