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这是石越故意使用的西方名词。中国古代的“名家”其实质就是逻辑学，但北宋时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认可名家，甚至鄙薄名家。石越为了减少不利影响，所以提出了这个新名词。"></span>的意义。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地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抱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石越又与桑充国一起撰写了两个前言，一篇介绍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而且也有简单的标点符号，但是应用并不广泛，甚至还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抵制，所以断句不一引发的歧义，始终存在。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甚至引发了士林大辩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钱穆的断法，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话的意义顿时截然相反！凭借着《论语正义》巨大的学术声誉，以及类似辩论带来的震撼性影响，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风行于世。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在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说越熟，五人几乎已经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了。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印书坊”。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是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六人忙了个马不停蹄，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将一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了出来。石越因为过分耗费心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轻易当大官，便是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余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前书，先是集解释义，然后阐叙论语大义。其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一整套标点符号！